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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不是第一個,更不是唯一一個知道真相的人,但她是最早將這個真相向全社會和全世界公開的人。此後 27 年,一直說到生命的盡頭。
從事後來看,河南省衛生廳不是不知道真相,他們只是沒有公開這份 1993 年的鄭州 CDC(疾控中心)的研究報告,發現了 542 例 HIV 的陽性。這個數字是當年全國匯總數字的兩倍。而這份報告在當年沒有能夠刊出,結果是兩年之後,周口醫院的王淑平醫生不得不去北京向中央政府反映,河南的愛滋病已經出現流行之勢。
1995 年,河南開始全面清理血站,但是沒有向社會公開原因。不公開的結果是血站轉向地下,徹底失控。農民不知情繼續賣血,病人不知情無法治療,這導致 1995 年成為疫情蔓延最嚴重的一年。
佑安醫院的張可醫生曾經把這個問題向當地反映,一位官員對他說沒關係,過兩年死完了就沒事了。死者能為自己作證的方式只剩下墳墓,所以高耀潔能夠找到真相是跟著墳頭找的,她稱為“打黑洞”。
2000 年,死亡高峰期出現了,但這個時候,幾乎所有知情的人都已經被噤聲。向北京報告河南愛滋病的王淑平被開除,第一時間報導疫情的本地記者張繼承被開除,發現文樓村疫情的桂希恩教授被驅逐。桂教授勸過高耀潔,說不讓說就不說了吧,高醫生說你比我年輕 10 歲,我再不說就沒有機會了。桂教授說那他們會打擊你的,高醫生說那我就拼上這條命。
2000 年秋天,高耀潔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和紐約時報的採訪,向國內外公開了這場疫情。第二年八月,在內外壓力之下,中國衛生部公佈河南文樓村疫情,舉國投入 20 多個億,建起了 400 多個血站來控制血源性的傳播。
此時距離高耀潔發現第一個病例過去了 5 年。5 年是什麼概念?這是 2002 年,我採訪時任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的記錄,他說從 1995 年到 2001 年,6 年當中,中國愛滋病感染人數每年增長 30%,100 個人當中有 70 個是通過血源傳播的。他說如果這個勢頭沒有攔住,2010 年中國會有 1000 萬愛滋病患者,危及整個民族。
2003 年的 11 月,我去了河南柘城縣雙廟村,寒冬的淩晨,雨雪交加,一群孩子睡在涼席上,沒有棉衣,地上的鞋濕透了。那個屋子裏一共有 52 名艾滋孤兒。我的新聞線索來自高耀潔。
這些孩子能被人看見,是一位退休醫生單槍匹馬在黑暗中打出的洞。當年年底,高耀潔入選了央視的感動中國人物。那是 2003 年,中國的公共衛生領域兩次前所未有的大公開,是兩名醫生掀開的,蔣彥永、高耀潔。
2023 年,我們同時失去了他們。有人說那既然 2003 年之後,高耀潔已經是一個央視的感動中國人物了,這不光是一個道德評價,也有一定的政治標杆,那她說的平臺還不夠嗎,為什麼還要到國外去說。
我拿我的節目來做例子。2003 年這期節目,我們進村的時候是在淩晨 4 點拍的,天亮之前撤走。為什麼?因為我的同事之前進村之後被非法拘禁了 7 個小時,押送回北京。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地點只能寫中原某村,連希望觀眾捐贈的地址都不能夠寫。
節目播出之後,沒有任何官員承擔責任,反而所有的社會捐贈,包括央視 5000 名員工捐贈的一共 100 萬,是被地方政府收走了,用處如何,我們無法再跟進。
這就是我的工作,很多事情沒有完成,但是高耀潔要完成。中原紀事拍攝的就是這個過程,很多輸血感染的病人,他們到法院訴訟不予立案,所以高耀潔決定要收集 100 個這樣的病例之後向社會公開。
2007 年,張靜亞的病越來越重,但她的母親已經找不到高大夫了。高耀潔家的電話和網路被切斷了,因為美國一家國際組織要給她頒獎,所以她被軟禁在家中。直到此事被國際媒體曝出,之後希拉裏多次寫信,胡錦濤批示讓高耀潔領獎。
就在這個春天,13 歲的張靜亞去世了。在領獎臺上,高耀潔穿著一件黑底白花的衣服,是愛滋病人做了送給她的。她說:“我要為千千萬萬死難者服喪。”
有人在發給我的爭議當中說,高耀潔領完獎之後不是順順當當回國了嗎?她沒有受到迫害,為什麼日後要出走呢?
高耀潔從美國領完獎回國之後,不是直接回河南,她直接去了上海幹什麼呢?是找了一位律師,然後公證了一份檔。這檔當中,就是她著名的三不原則:不接受現金捐贈,不成立組織,不加入團體。
她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她去美國領獎之前,河南省紅十字會找到她,希望她能夠在海外為河南募捐。她回來之後,省政府官員找到她,說希望出版一本書,叫《河南的愛滋病今昔》,反映今日成就。希望她能夠掛名,稿費都歸她。
這些事情她都拒絕了,用她自己的話說:“我這個人不識抬舉,獨立是有代價的。” 一個人出了名之後,有的時候不做什麼事比做什麼事還難,付出的代價還大。
她的終生一直沒有接受過任何捐贈,花的都是自己的錢,獎金、稿費。辦公室就是她的家,幫手是她結了婚 52 年的丈夫,怕她幹又怕她累著,所以幫她幹,直到他 2006 年因為癌症去世。
就是這麼一個家庭,連一根繩子都捨不得買,把 100 多萬的獎金和稿費用在愛滋病人身上,用來給各地的病人和孩子寄雜誌和材料。一包 8 本,這樣捆成捆,坐在收廢品的三輪車上,到郵局免費寄到各個地方,說窮人沒有錢。
這樣的書,她寄了 5 批,到最後沒有任何動靜。2009 年 4 月份,她拿著存根到郵局查詢,才知道書全都被扣押了,哪來的命令?回答是:“你別問了。”
風燭殘年,萬不得已
一個月之後,因為法國政府要給她頒獎,她的電話和網路又被切斷。這一次,高耀潔走了,她說:“風燭殘年,萬不得已。” 她沒有說話的地方了。
她去世之後,我跟她的傳記作者林世鈺討論。我說:“什麼人會在 80 多歲一個人去異國他鄉,無親無故,就為了一個說話的自由?” 林世鈺告訴我一件事,她說高耀潔小學畢業,母親不讓她念書,她拿了一支粉筆,在門板上寫下:“命歸西天魂自由”,然後懸樑自盡。
被人救下來之後,才有了繼續上學的機會。不自由,毋寧死。她說:“不是這樣的人,做不出這樣的事。”通常人出國,是為了讓自己的家人過得好一點,但是高耀潔是因為出國,跟她的家幾乎決裂了。
2007 年,她出國領獎之前,即使在胡錦濤已經批示之後,她的兒子在壓力之下,不得不跪下來向她磕了三個頭,求她不要去。高耀潔老淚橫流,她寫了一張條子,說:“本人行為,本人負責,與我兒子無關。”
這個兒子在他 14 歲的時候,就受母親的牽連,在文革中在監獄服刑三年。做高耀潔的兒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說她女兒在受母親牽連丟掉工作,遠走異國他鄉之後給她母親寫過一封信,說:“你在走讓國人謾罵的路,你會在孤獨淒涼中死去。”
很多人也責備過這個孩子,但是我在《中原紀事》這個紀錄片當中,才第一次聽到這個女兒的聲音。就是這個女兒,在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母親帶著她去醫院,被人群圍攻,她個子太矮了,沒法擠進去,看不到人們在對她媽媽說什麼和做什麼。
將近 5 個小時之後,她媽才脫身,然後領著她去了一家飯店,要了一碗餛飩。就在吃這個午飯的時候,她媽媽吐血了,最後只能做了胃切除。這就是那一天被毆打的結果。
這個孩子的一生,一直在這樣的痛苦恐懼屈辱,甚至自責當中度過。這不是母親的錯,也不是孩子的錯,但是孩子能責怪的,卻只有母親。
一個人耄耋之年,獨居異國他鄉,語言不通,談何容易。我看到這張紙條上寫她在醫院的時候,連喝一杯熱水都很困難。
但是美國 14 年,高耀潔寫了 10 本書,她不止寫愛滋病,她寫國共內戰、土改、大躍進、大饑荒,寫下一個醫生眼中將近一個世紀的中國史。
她說:“如果不書寫成冊留給後代,我對不起歷史,於心有愧。”
如果你對別人的痛苦無動於衷,你就不配稱為人
黎安友教授對我說: 高耀潔終生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只是盡一個醫生的天職,那就是說真話。
有人說高耀潔已經跟時代脫節,她所思所想所說,跟當時當下沒有任何關係。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2020 年,94 歲的高耀潔就不會在 2 月 7 日的深夜寫下這首詩。
高耀潔出了書之後,版稅一概不要,都抵成書寄給國內的大學,想留給後來的研究者用。從美國寄一本書回去是 36 美金。有一段時間,她每個月的生活費是 86 美金,所以她穿布鞋,補丁衣服,捨不得扔剩飯,但她還是不接受捐款,不加入任何團體和組織。
高醫生這種幾乎是道德潔癖,有的時候會近於苛刻,給身邊人很多的壓力。我在跟黎安友教授談話的時候,他告訴我說,他甚至沒有敢告訴過高耀潔自己曾經離過婚。他說她身上有舊時代的道德,是一個非常乾淨的人。有的時候她看現在的事情未必客觀,但是她很真,她不說違心的話。
這就是為什麼,紐約時報在高耀潔去世之後的評論中說,她反對在愛滋病防治上推廣避孕套的觀點,讓不少專家不滿,但即使反對她的人也尊敬她。這麼剛烈的印象,很容易給人一種不近人情之感,但是有一次,高耀潔的一個護工撿了很多的那種用過的飲料瓶放在家裏面,準備將來賣。有客人就擔心說招蟑螂或者對老人的健康不好,想跟護工打招呼讓她拿走。高耀潔說,不,她說:“我想了很久,窮人不容易,我同情受苦的人。”
當年,高耀潔印刷的防艾(滋病)小報的報眉上印著一句話:“如果你對別人的痛苦無動於衷,你就不配稱為人。”
高醫生一直想回國,直到 2016 年得了肺炎之後,她的肺纖維化了,必須 24 小時吸氧和得到護工的護理。2018 年,她的兒子來看過她一次,待了一天就走了。臨走之前,中國人不習慣擁抱,他就貼了一下自己母親的臉,說:“媽還是那個味。” 他們母子倆都哭了,因為知道這次可能是永別。
最後幾年,高耀潔幾乎沒有走出臥室,她頭腦還清楚,但是被身體困住了。她說,只有做夢的時候,她永遠在跑,跑日本人的轟炸,跑國共內戰,跑文革的時候去監獄探望兒子的路,總是壞人在追,她越過很多河溝,跑得又饑又渴,腳上腿上都是泥,最後總是跑的腳抽筋才醒。
有一次她生病住院,林世鈺去陪護她聽到她做夢的時候“啊啊”的叫,就摸摸她的頭髮安慰她。外面是紐約的雨。
高耀潔的最後幾年是寫書撐著她活,所以,林世鈺刻意地拖著她最後一部書稿,想做的慢一點。到 12 月 6 號,她實在拖不過去了,就把書稿發給了高耀潔,4 天之後,高醫生去世。
高醫生說過,她希望死後不要有任何儀式,只是將骨灰和老伴的骨灰混合後撒入黃河,順流而去,那是她的家,她的來處。
所以,今天我們就以這個紀錄片,以她熟悉的中原的天空、大地、村莊和她最牽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