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武漢：五年前沒有說完的故事

CDT編輯注：原文在“水瓶紀元”微信公衆號上已不可見，截圖和PDF版本仍在微信上流傳。獨立媒體“水瓶紀元”在其Substack上寫道：“‘水瓶紀元’是由一羣從機構出走的女性媒體人志願組建的報道平臺。我們希望在substacks上自由地傳播文章，不再受審查限制和算法綁架。” 請點擊這裏閱讀原文並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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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編輯注：原文在“水瓶紀元”微信公衆號上已不可見，截圖和PDF版本仍在微信上流傳。獨立媒體“水瓶紀元”在其Substack上寫道：“‘水瓶紀元’是由一羣從機構出走的女性媒體人志願組建的報道平臺。我們希望在substacks上自由地傳播文章，不再受審查限制和算法綁架。” 請點擊這裏閱讀原文並訂閱。

我們曾經擁有過的紀錄、創作和發聲的權利，又是如何在轉變的治理模式中逐漸流失？記憶是我們應有的權利，它值得我們爲之努力。

當下正值“武漢啓封”五週年。

啓封只是一個時刻。在“武漢疫情”這件事上，組成紀念的並不是某個時刻、某一天，而是很多心碎時刻，很多人的忌日，傷痛綿延許多日夜……幾年之後，仍然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

五年前你在做什麼？聊起這個話題並不容易，時間並非以數字標記，而是無序地從每個人嘴裏跳出來，“鍾南山講話的那天”、“封城的那一天”、“過年那一天”、“李文亮走的那一天”，事件成爲回憶的刻度。

最初，在北京一家報社工作的記者趙慶夏回武漢過年，他瀏覽了一些消息，又問了自己在武漢同濟醫院的朋友。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可能像非典？再嚴重也就是非典那樣了吧？”他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打了一些電話，但沒有對報道工作抱有很大的期待，那是一種“自我審查”的慣性：“（報社）日常就是每天都會有一兩條‘禁令’，有時候叫‘報道提示’，比如說什麼東西不要做，什麼東西要按照什麼方式做，一些事情可能只能轉載、不能做原創報道”。

記者王勝男同樣從北京回武漢過年。那時候，她還在一家商業公司支持的特稿編輯部工作。12月初，她第一次報了題，編輯部起初的反饋是“這個事情不太重要”，過了半個多月，編輯部的回覆變成了“再觀望一下”。她放棄了工作，回到武漢過年，那天是1月21日，啓程前，跟她同行的朋友退掉了票。列車向南開，路上沒什麼人戴口罩，她帶了一本《鼠疫》，作家加繆在1947年展示的那個世界，鼠疫爆發，政府卻不承認疫情，城市被封鎖，無人自由進出。

很快，王勝男會知道，書裏看到的世界，正在變成現實。

時任《人物》雜誌記者龔菁琦還記得，她是2月10日進入武漢的。編輯部在羣裏問：“有誰能去武漢？”問了好幾個人，最後名額落到她頭上。“編輯發出邀約壓力也很大，我做出決定壓力也很大……武漢的現場不像地震或者天災……你不知道武漢是地獄還是什麼”，她頓了一下又說，“其實那個時候，（我）已經覺得武漢是地獄了”。

疫情往前再十年，龔菁琦曾經在武漢上大學，身份證的地址留在了武漢，武漢疫情爆發的時候，她靠着這張即將過期的身份證在武漢下了車。她對武漢的印象是各種充滿死亡氣息的場景：

去往武漢的高鐵上，一整列車上只有兩三個人，乘務員不講話，車廂裏沒有任何情緒，“這些人好像被迫地，出於各種原因，不得不坐上這輛車，去一個最恐怖的地方”。同事來接她，司機穿着防護服，那身白色的、把人包裹起來的衣服還不像後來那麼普遍出現，“司機看你一眼，嚇得死，好像死神來了”。

五年後，經過數不清輪數的清零、隔離、核酸檢驗和行程控制之後，人們幾乎要忘記，在最初的時候，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只是未知的病毒，它只意味着傳染、發熱和死亡。

藝術家阿菜一口氣講下來都是——“那個武漢二環路上奔跑的野豬”、“跳橋的人”、“無法和父母最後告別的年輕人”和“自殺的養蜂人”……

所有受訪者都會提起李文亮去世的那個夜晚，準確來說，是最早聽到醫生正在搶救的2020年2月6日，而不是被留在記錄上的2月7日。

Miyoko（受訪者要求使用的常用名）再想起疫情，首先想起來的是這一天。這個曾經在北京上海的廣告公司工作的廈門姑娘，在疫情期間組織起一個民間志願團體，名字叫“武心援”。李文亮去世的時候，她和夥伴們已經做了半個月的物資對接工作。李醫生的去世令她深受打擊，她說：“像撞南牆一樣，你做了很多，卻好像無法改變什麼，也換不來一個代表正義和‘好’的那方被保留下來的結果。”

也是那個夜晚，一百多位年輕人在口罩上寫下“不能、不明白”，將自己的臉龐和抗議的聲音交到互聯網上，希望引發一些改變。一位參與其中的年輕人說，“疫情發酵和惡化，與言論管控脫不了干係”。另一位參與的年輕人除了在口罩上寫字，還舉着一張白紙，上面寫着，“言論自由”。

五年之後，水瓶紀元回訪了一些記者、藝術家、志願者、關心公共事務的普通人，來談論我們的疫情記憶，以及五年來的經歷。

這些故事在五年前未被充分記錄，在當時滿城的死亡與未解的疾病面前，也難以佔據注意力。我們相信這種回憶是有意義的——民間自發、互助和信任的力量是如何幫助人們度過最絕望的時刻，我們曾經擁有過的紀錄、創作和發聲的權利，又是如何在轉變的治理模式中逐漸流失？記憶是我們應有的權利，它值得我們爲之努力。

救人與自救者

“我覺得，人不應該那樣死去，人不應該沒有尊嚴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記住的死去。”

春節聯歡晚會是華人春節記憶的最大公約數。2025，蛇年春晚，分會場之一在武漢。七分多鐘的鏡頭裏，武漢的經典小喫、地標性建築輪番出現，官方用力塑造家國團圓、英雄城市的形象，演員和明星們跑過武漢的大街小巷，背景音響起，“時間會帶走一切，也會治癒一切”、“再難的坎，喫一碗麪，也就過去了”。

那是一種被規劃好的集體回憶：封城、逆行者、勝利、重啓——從苦難中涅槃的“英雄城市”。

但在這段歷史裏，還有另一種秩序，從未進入宏大敘述。它不靠文件、不靠號令，而是由凌晨志願者的車隊、社交羣組中不斷刷新的表格、接力的求助帖構建而成。

除夕夜的景象打破了很多年的慣例，災難發生時，甚至感受不到決策層的存在。一位武漢市民說，那一年的除夕夜，她以爲武漢是地圖上不存在的城市。一個記者在微信羣裏轉述採訪對象的原話：“爲什麼現在都是民間在籌措物資，政府呢？”

非虛構作家、媒體人李海鵬在微博上批判：“武漢正在發生的事情真是太離譜 ……交通切斷之後，班車沒有？醫護人員基本保障物資沒有？撫慰性質的年夜飯沒有？落實到責任制的領導慰問沒有？黨組織送溫暖沒有？拜年沒有？虛情假意都沒有？我真是目瞪口呆。”

“每天都有很多條求助信息發到我這裏，一個比一個慘，每一個人都留下了姓名、住址、聯繫電話，說求求記者救命”。五年前的1月30日，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的記者王嘉興在朋友圈這樣寫道。

武漢進入混亂無序的狀態，但最先動起來的，是沒有資源、沒有權力的普通人。

王勝男始終記得封城期間的一個夜晚，凌晨夜裏兩點，她在一個武漢本地的朋克樂迷羣裏發消息：她是記者，想出門看看，有沒有人能載她一程。三點左右，一位大哥回覆了她，確認了地址，然後跟她約定好，第二天早上五點可以來接她。

第二天，她在小區門口見到那位大哥，“精神很差，看起來就是一夜沒睡”，甚至“車一度開偏了”，王勝男試着寒暄，她內心有很多疑問，但對方不太回應她。後來她才知道，武漢封城之後，送口罩的卡車只能停在市郊加油站，許多本地人用私家車在夜裏接駁，把口罩一批批送進醫院。大哥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清晨，王勝男陪着他送了一批口罩，既有給醫院的，也有給私人的。那個場景讓她感到荒誕，“這麼大的醫院，竟然也是靠普通志願者支撐的 ”。

那天之後，王勝男暫時放下了報道的工作。從她開始做記者起，特稿教會人“關心人”，以人爲尺度丈量世界，但在2020年的武漢，她在報道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裏穿梭，只感受到無力。“作爲記者，你原本一定要去挖掘這個人的動機，爲什麼做這個事情，但當時，你什麼都問不出口，你知道人在那種情況下，就是會去做這件事。”

“已經沒有太多可以做的了，你也改變不了什麼，不如出去當志願者”，由此，她進入了“武心援”。

“武心援”的工作伴隨了武漢疫情從爆發、封城到解封。起初，志願者們做了許多對接防疫物資的工作，以緩解物資的緊張，隨着疫情發展，問題指向“無法被收治的病人”和“被擠壓生存空間的非新冠患者”，“武心援”的工作重點轉向上報病人信息，後來“武心援”又做了心理疏導的工作。

“武心援”的志願者總是分工明確。在一個羣裏，一個人專門刷微博超話，記錄每一條求助信息，包括名字、電話、症狀、地址，填進表格。另一個人負責打電話回訪，確認情況是否屬實、有沒有解決，再更新狀態。其他人則不斷匹配資源、建立聯繫。不同的羣承擔不同的功能，信息流像血液一樣流動着。

王勝男印象深刻的一個羣是用來對接牀位信息的，醫院裏的工作人員會私下告訴志願者當天的剩餘牀位和可能新增的牀位數量。“那個時候（說）等社區安排（牀位），那些人根本等不到的”，王勝男說，她去一家醫院門口採訪，“門口大廳堆滿了人，有些人身上披着塑料袋，真的是很慘很慘的狀況”。

也許因爲她拿了相機，臨走的時候，一個男人主動上前來搭話，傾訴欲特別強。他的父母均已感染，社區無法接收，他把父母拉來了醫院，但始終等不到牀位。“他問我，你是不是記者，你們能不能呼籲一下？”

“武心援”的發起人之一Miyoko是福建人，她過去的工作經歷和公益行業毫不搭邊，她回憶，最初一起合力將”武心援“運轉起來的幾位夥伴，也都不是相關行業的。她們介入疫情是在封城前半個多月，當時國內主流媒體關於“不明肺炎”的消息很少，但微博上和海外媒體上都有一些信息可尋。

從那時候開始，Miyoko和幾位網友一起，從海外購買防護物資。她本科學的對外漢語專業發揮了一些作用，一位自稱在廣東省海關行業工作的夥伴快速釐清了物品清關需要的信息，一位在武漢的紅酒商人提供了他的車隊來運送物資。後來，隊伍漸漸壯大。

Miyoko說："志願者們意外深入其中，看到了比普通人在電視上看到更觸目驚心的內容。我做這件事不求任何回報，我覺得，人不應該那樣死去，人不應該沒有尊嚴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記住的死去。我那時候只是覺得，多救一個人，無論能救到什麼程度，去做就好了。”

許多“臨時上場“的民間志願者提到，自己最初只是被“卷”進漩渦裏的。那是一種混亂與危機時刻的公民自救。重慶大學的新聞系學生梅浩宇曾經幫一線記者找防護物資，他簡單列了一下記者們缺口罩的情況，留下了自己的電話。

後來收到口罩的記者之一王嘉興說，他原本沒有對求助信息抱有期望。但人們的熱心腸在那個時刻實在過於洶湧，2個小時內，梅浩宇收到200多條好友申請，想幫上忙的人包括快遞公司的員工（當時物流已經停運）、捐口罩的、願意在武漢開車去送物資的司機……這些人很快組成一個逾400人的微信羣，梅浩宇不得不繼續做對接人，那一年，梅浩宇22歲，還未曾有過社會經驗。

當時媒體也對“民間志願者”羣體做過普遍報道。物資缺乏的階段，動員籌措物資的既有普通個體，也有大學校友會、明星後援會這樣的組織。封城後，後續的保障措施卻沒有跟上，有超過4000名武漢司機自發組成了志願車隊，幫助運送物資、送醫護人員上下班。考慮到醫護人員擔心感染家庭不方便回家的情況，數百位武漢酒店業內人士自發組成了“武漢醫護酒店支援聯盟”，爲醫護人員提供住宿。蓬勃的民間力量不僅有熱情，也有高效的執行能力。封城第一週，酒店聯盟就合計爲6056位醫護人員提供了超4萬個夜間的住宿。

光的裂隙最終閉合

《發哨子的人》發出後不久就遭到刪除，但憤怒的人們用英語、法語、德語等幾十種語言接力傳播。在這樣一場席捲全網，轟轟烈烈的行爲藝術中，有人說，“我的母語正在我的祖國流亡”。

新聞環境在最近十幾年間不斷惡化已經不是祕密。但武漢疫情早期，記者們仍然捕捉到一絲光亮。趙慶夏的記憶裏，“從封城開始，有那麼幾天，至少我沒有收到任何‘禁令’”，起初領導還在觀望，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其他媒體的壓力”，“領導就突然開始催我們，說你們趕緊去（採訪）”。

在那個時期，媒體的口徑也不是天然統一的。1月19日，武漢市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表研判意見：“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力不強，不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隨着各項防控措施的實施與落實，疫情是可防可控的。”

隔日，《財新週刊》刊出了對香港病毒學家管軼的專訪，管軼通過媒體表達，希望官方不要一昧強調“可防可控可治”，而是要講清楚“如何防控與治療”，不要“人爲誤導”，“現在不是比誰官大、比誰權力大，真正要具有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態度”。

1月26日，當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最緊張的防護服在武漢市得到了全面的緩解”時，王嘉興從醫院發回的報道是《武漢部分醫院仍然喊“渴”》。

王勝男是武漢人，在海外唸了書，又回內地媒體工作。爲了尋求更大的報道空間，她聯繫了一家在海外的媒體，回到武漢，她做的第一個題目是“確診名單之外的人”，官方公佈了一份新冠肺炎死亡名單，社會上卻普遍反應，未確診的死亡人數也許遠超統計數據。

當時，記者願意最大程度爲了公共利益去共享素材，一位的市場化媒體的記者同行甚至直接交給王勝男她自己的採訪錄音，“可能她有很多內容寫不了，那個時候，大家都不太在乎個人（利益）”。

作爲獨立記者，王勝男也感受到“限制”，她表達，她很羨慕當時有編輯部支撐的記者，過了前面的時間，沒有“新聞採編權”記者難以進入核心場所進行報道，“採訪對象也像消失了一樣”。

武漢疫情期間，《財新》、《冰點週刊》、《三聯生活週刊》、《人物》以及《南方週末》等媒體都派駐了三四人的記者團隊到武漢，撐開了專業報道的空間。受訪的記者都會講到，那是一種很痛苦，但仍然能感到蓬勃力量的時期。

硬核、專業的調查報道在當時仍有存在空間。王嘉興的同事、冰點週刊記者楊海在武漢待了兩個月，《白皮手冊與綠皮手冊：新冠肺炎診斷手冊之變》和《武漢早期疫情上報爲何一度中斷》都回答了武漢何以至此。《財新》則在《新冠病毒基因測序溯源：警報是何時拉響的》中還原了疫情初期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信息流動與權力博弈。

宣傳系統很快有所反應。2月4日，《新聞聯播》中，中央宣傳部新聞局局長張小剛說：“中宣部已調整300多名記者，深入湖北和武漢一線進行採訪報道”。2月5日，國家網信辦宣佈查處違法違規網站平臺及賬號，其中包括“虎嗅”和“穀雨實驗室”，原因是“違規自採”和“傳播關於疫情的不實消息”。

“騰訊·大家工作室”在發佈一篇名爲《武漢肺炎50天，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的文章後，這個集中了最龐大的專欄作家羣體的平臺註銷了賬號。在當時，針對公共媒體平臺直接的封禁銷號行爲，還不是那麼普遍。疫情之後，輿論管控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龔菁琦進入武漢的時候，醫院已經度過了最初極度混亂的半個月，她得以去跟醫生們見面。她的醫生受訪名單上，其中一個是中南醫院影像科副主任張笑春。

張醫生曾以“一個一線影像醫生的大聲疾呼”爲名，在朋友圈呼籲使用CT影像作爲新冠肺炎/COVID-19的主要依據，而不要迷信核酸檢測。張醫生的雙親在武漢都感染了肺炎，但因爲核酸陰性無法被收治住院，在接觸的病例中，她也發現核酸假陰性的情況很多，許多病例的CT掃描卻呈現毛玻璃陰影或實變影。她還呼籲政府徵用酒店或學生宿舍用於隔離治療，而非任由生病卻未確診的患者居家留觀。

張笑春的呼籲是奏效的，在不久之後公佈的第五版新冠診療方案中，首次將CT掃描的影像特徵作爲診療依據。

有官方背景的《長江日報》將張笑春作爲典型報道，稱她爲“第一個公開質疑核酸檢測可靠性”的人，那篇文章的副標題是《“敢言”最寶貴》。但龔菁琦告訴我，在她前去採訪張醫生的時候，作爲一個大聲疾呼的人，她的處境實際上是微妙的。

我無法查看龔菁琦關於張笑春的報道，這和龔菁琦的另一篇報道有關。

龔的另一個採訪對象是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艾芬。艾芬是李文亮的同事，李文亮最早發到微信羣裏提醒同學注意安全和防護的病例，正是艾芬拍下的照片。艾芬告訴龔菁琦，她作爲傳播源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厲批評”。

在報道里，醫生說：“我整個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評你這個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個武漢市發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個人破壞了。我當時有一種很絕望的感覺，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麼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於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當於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爲一個臨牀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麼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麼了？”

接受採訪的時候，艾芬所在的武漢市中心醫院是武漢市職工感染最嚴重的醫院之一，有四位醫生離世。艾芬的名字後來已經家喻戶曉，她的那一句“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我，‘老子’到處說”如同火苗，點燃了本來已經高壓許久的社會。

《發哨子的人》這一篇報道，成爲龔菁琦職業生涯中最無法繞開的部分，報道發出後不久就遭到刪除，但憤怒的人們用英語、法語、德語等幾十種語言接力傳播，後來還衍生出火星文、甲骨文、拼音、表情包文和《黑客帝國》代碼瀑布等版本。在這樣一場席捲全網，轟轟烈烈的行爲藝術中，有人說，“我的母語正在我的祖國流亡”。

艾芬醫生的報道，是《人物》雜誌2020年3月刊封面《武漢醫生》的一部分，龔菁琦和她的同事們採訪了五位武漢醫生，雜誌封面圖片早已經面世——由五位醫生的眼睛和口罩共同構成。《人物》首先在公衆號上發佈了醫生關秀麗的報道，然後是第二篇，艾芬，然後，兩篇報道都從網上消失了，三月刊實體雜誌和剩餘的三篇報道，再也沒有出現過。

爲李醫生抗議

“我們希望製造點浪花，於是號召了這樣一個拍照抗議/紀念運動”，那是一種今天罕見的行動策略，公開傳播，希望參與者“發送到儘量多的社交平臺並號召他人蔘與”。

李文亮醫生死亡的夜晚，或許是疫情期間網民憤怒濃度最高的一個夜晚。

憤怒的原因之一，是他早在12月30日就在微信羣裏提醒同學做好防護，提醒信息被當作謠言而遭到派出所訓誡。憤怒的原因之二，是他去世的夜晚，網友懷疑其死亡時間不斷被修改，王嘉興和另一位記者當時在醫院留到了最後，面對反覆傳出的不同版本的死亡時間，他感慨，“人沒有說話的權利，也沒有死亡的權利”。

憤怒積聚成行動。

年輕人張維和顏森林是同一個樂迷羣的羣友，整個晚上，羣裏的朋友都很憤怒，想要做一點什麼，“不能讓這件事悄無聲息消失在歷史長河裏”。

參與者之一張維記得，最開始，他拍了個照，在紙上寫下——“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他對這句話的理解是，“疫情的發酵和惡化和言論管控是有關係的”。他覺得自己應該帶個頭，有人帶頭了纔會有人更多人蔘與。

經過討論，這個紀念與抗議活動很快成型，那條羣公告寫着：“我們希望製造點浪花，於是號召了這樣一個拍照抗議/紀念運動”，活動希望參與者在口罩上寫下諸如“言論自由”、“不能，不明白”之類的話，舉一張紙包含更多訴求或寫下對李文亮的紀念。

那是一種今天罕見的行動策略，公開傳播，希望參與者“發送到儘量多的社交平臺並號召他人蔘與”。

那個活動號召出現的時候，顏森林不記得大家有沒有聊過“安全”的問題，“互聯網都會留下痕跡的，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肯定是有風險的，只是需要一個發泄的出口，可能沒有想很多，尤其是一羣人在一起，做了就做了”，顏森林說，羣內倒是討論過，用舊口罩比較好，那時候，口罩仍然是稀缺的。而且，口罩能擋住人臉。

羣友和網友們的反應很熱烈，投稿郵箱裏，照片像雪花一樣飛來。很快就拼成了一張100個人的合照。

顏森林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教會他和世界打交道，早在疫情之前，他就時常和夥伴一起爲校內外的不公維權，質詢校方不合理的做法。2019年，因爲喜歡的歌手李志在中國被無故封禁，他還申請了信息公開。

他始終覺得，“李文亮只是一個普通人，做了一個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善意地提示了周圍人，警察約談他之後，他也沒有反抗，只是像普通人一樣乖乖簽了那個東西，他的身上，有普通人恐慌的地方，也有普通人會擔心的地方”。

抗議與紀念活動沒多久，年輕人們就遭到了現實的打擊。顏森林在老家的家人接到派出所的電話，警察告訴他，“不要在網上亂講話”。張維也經歷了同樣的遭遇。他們無法確切統計，但相信“羣裏有三分之一的夥伴都收到了當地派出所的警告”。

那之後的五年，顏森林從學校畢業，做了兩三年公司法務，又回到律師行業，從實習律師做起。工作之外，他仍然關心社會，豐縣“八孩女”、和順縣“收留”女碩士事件，他都在自己的微信上發出了申請信息公開的公開信。

但像那個夜晚一樣，把自己的臉和反抗的聲音完完全全交到互聯網上的事情，他沒有再做過，很多時候用申請信息公開的方式關心社會，是他認爲“在法律框架內，相對能保證自己的安全”的途徑。

再講起五年前的夜晚的勇氣從何而來，他說，當時更年輕，大學還沒有畢業，很多羣友還在上學，或者剛畢業不久，做起事情來會更加沒有顧忌。疫情造成了整個社會的高壓狀態，需要發泄的窗口。他繼續補充道：“可能也跟羣的氛圍有關係，羣裏鼓勵自由表達。”

樂迷羣早在疫情之前一兩年就成立了，張維告訴我，他們都是“腰樂隊”的粉絲，這支樂隊的音樂速來被外界解讀爲蘊含政治與現實的隱喻，因此聚集起來的歌迷都有同一種特性：關心現實，在乎公義。大傢什麼都聊，音樂，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年輕人總是很相似，有很多力氣憤怒，羣也總是“炸”。

羣聊最活躍的時候是2019年的夏天，彼時香港正在爆發“反送中”大遊行，相關的信息在防火牆內遭到屏蔽，但微信羣裏討論很火熱，有人直播搬運信息，有人討論“勇武派”的行爲是否值得支持。微信羣組在一個月內連續“炸”了三次，但也有了快速拉起新羣的經驗。後來羣裏的管理員們商量出新規，每個成員都必須加一位管理員，管理員會專門列一個標籤給羣員，炸羣之後，能快速重新拉一個新的羣。

那也是當時的社會氣候所允許的，封號是常有的事情，對言論的審查也很嚴苛，但人們還有力氣反覆討論，而不是像後來，“輿論空間不斷收窄，大家的敏感性不斷提高，漸漸會覺得，這件事好像開始不能做了，那個詞好像不能說了，風氣逐漸形成”，張維感嘆。

搶救不正確的記憶

“從每一位逝者家裏取一盞燈，像路燈一樣高高掛起，骨灰埋在燈柱下面，形成燈火墓園，永不熄滅，永久紀念”

藝術家阿菜和朋友們協作了一個名爲《新冠肺炎互助手冊》的共享文檔，他認爲那是人們（尤其是不重視防疫的中老年人）需要的東西，這份手冊鼓勵人們帶好口罩，做好清潔和消毒，那是武漢疫情還未爆發之前。

和阿菜一起協作文檔的有二十多個夥伴，朋友拉來朋友。在羣裏，大家一起分享信息，一起哭，安慰彼此，在憤怒的時候發很多表情包，由於羣友們所在的時區不同，羣裏幾乎是24小時不間斷地有消息冒出來。阿菜說，“那段時間，我真的看到了一種公民社會的雛形，大家各司其職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很快地，“帶好口罩”不再是一個問題，人們的注意力被呼救聲、敲鑼聲、死亡的信息搶走，羣裏的夥伴們網上的碎片信息全都放在了這個文檔裏。起初他們並沒有明確目標，也意識不到那是在留存“不正確的記憶”。

阿菜記得，微博那時還是網絡求助的主戰場，許多自稱身處武漢的人上網求助，有的求牀位，有的求藥。但求助貼下總是有很多謾罵，“（那些評論）說，這是假的，武漢根本沒有這麼嚴重”。

這是文檔名字的由來，人彷彿被困住了。武漢、武漢周圍、整個中國，每一天都在發生新的事情，文檔內容也隨之延展：起初是“一牀難求”、“死亡人數”、“醫護困境”，後來內容越來越多，“民生百態”、“官方百態”。

很難說這樣一項記憶搶救工程是否是成功的。五年後，文檔已經無法打開，我只能從舊文裏找文檔碎片。在當年5月的一篇報道里，阿菜說，《受困的人》裏收錄了500多條求助信息，追蹤回訪的時候，有73組求助信息裏的人已經不在了，他用的單位是組，因爲有些家庭失去了不止一位成員，甚至有人全家喪生。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記錄。我和阿菜一起看了截圖保存下來的《受困的人》的目錄，那些目錄標題包括：1%，無症狀和復陽感染者，非新冠患者的生存空間，醫護困境，前線她們，拿雞毛當令箭，不合時宜的擬人……

有一些詞語，幾乎令我們立馬想到裏面最可能的內容是什麼。“不合時宜的擬人”一定提到了關於共青團在2020年2月推出的虛擬主播“江山嬌和紅旗漫”，以及建造雷神山火神山醫院時，直播中被“萌化”爲“嘔泥醬”、“藍忘機”的施工車輛形象。

還有一章的標題是“武漢人、湖北人、中國人、人”，阿菜猜測，裏面的內容，與當時對新冠患者的歧視有關。武漢疫情最初爆發的時候，海量湖北人的身份信息以表格的形式在網上瘋傳。4月份開始復工復產，一些用工市場傳來“不招聘湖北人”的聲音，連最高檢都發聲制止“嚴禁歧視湖北籍勞動者”。在海外，也有留學生訴苦，自己遭到了歧視。

阿菜一直以藝術行動關懷現實。2019年，他曾發起一箇中國版“三塊廣告牌（出自美國電影“三塊廣告牌”）”的行動，抗議性取向矯正治療，三輛紅色大卡車上上噴印着標語“爲一種‘不存在的疾病’治療”、“《中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仍然保留‘性指向障礙’”以及“19年了，爲什麼？”。車輛駛過上海，也開去過北京，在鳥巢和新浪微博總部打卡抗議，到微博總部的原因是，那一年，微博對同志話題的管控越來越嚴格，無故封禁了“Les”超話。

在“被歧視的武漢人”的信息流裏，阿菜說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過去他不知道如何跟更多人解釋“少數”這個概念，但那時候他懂了，“少數是不斷被定義的，你任何時刻都有可能變成不被喜歡的少數，你是武漢來的，你就有可能變成被歧視的少數”。

回頭去看，誕生於2020年的許多藝術行動，都是直指問題本身的，不需要彎繞，也不需要隱喻。藝術家李佳寶在疫情期間編排出一支“甩鍋舞”，她拿着平底鍋跟着節奏搖擺。在作品介紹裏，她寫道：“隨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很多社會政治問題也愈發凸顯，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官員的推卸責任、甩鍋現象。這反映出我們當前社會政治機制的問題，也是這次疫情蔓延的原因之一。”

那一年清明節前後，殯儀館、真實的死亡數字成爲禁忌話題，藝術家“堅果兄弟”向網友徵集了42個“新冠公墓”的方案。有人提議，“從每一位逝者家裏取一盞燈，像路燈一樣高高掛起，骨灰埋在燈柱下面，形成燈火墓園，永不熄滅，永久紀念”，還有網友提議，將逝者的骨灰撒在武漢的櫻花樹下，由櫻花樹時代生長延續和紀念。

李佳寶還發起了一個《清明·逆時針行走》的項目，人們可以在這個線上網站中模擬回到2020年1月的洪山禮堂（武漢兩會召開地），藝術家將1824個人在洪山禮堂前的行走軌跡製作成了虛擬雕塑，留在了各大地圖網站的街道實景上。

不是要跟政府對着幹

“一方面是看到體制的問題，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認體制的優越性，在很短的時間裏動員這麼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武心援”在武漢疫情中做的最後一件事，是籌劃了一個線上公益音樂會——“共飲長江水”。音樂會是爲了給疫情中失去父母的小孩籌一點款，做一個告別。Miyoko說，也“爲了找一個臺階下”，武漢即將啓封，關於疫情的敘事，已經逐漸變成了“勝利”，辦音樂會，是不是可以說，“（我們這些志願活動）不是跟政府對着幹的”。

Miyoko解釋這種擔心，“這不應該是我們去做的，這是官方的失責，是官方沒有救急措施，所有人都像無頭蒼蠅一樣，那麼多人死於非命。其實我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悄悄做的。”

五年前，關於是否要接受媒體採訪，讓“武心援”被公衆看到，團隊內部曾經有過不同的意見，另一位夥伴提議，也許媒體報道之後能讓事情被更多人關注。Miyoko堅持拒絕了，她覺得未來的不確定性太多，“你不能保證未來會怎麼樣，如果你是個有工作的人，你大不了離開那個單位，但是很多志願者都是在學校唸書的學生。”

音樂會得到了很多支持，武漢本地的知名音樂人張瑋瑋、馮翔、張尕慫等人都錄製了自己的歌聲，武漢之外，廣州的樂隊“祕密後院”也發來音樂視頻，背景是“江湖邊”小酒館。

許多曾經被幫助過的人也在音樂會中出鏡了。包括那位在著名的“敲鑼女”，爲了救家人，她在陽臺上敲鑼了影像震撼了許多人，成爲武漢疫情早期混亂現實的符號之一（後來，敲鑼女在微博上公開譴責方方，圍繞她的故事，又多了一層複雜性）。還有一個嬰兒，是封城前幾個小時出生的，出生二十天後被確診爲皮羅綜合症，呼吸和餵養都困難，武漢彼時已經找不到手術資源，“武心援”的志願者幫忙打通了離開武漢去往南京做手術的通道，卻卡在了醫院內部的轉院手續上。

那件事情最終解決的契機，是一位體制內的記者“悄悄”發給了Miyoko一份該醫院內部的聯絡方式，Miyoko打通了電話，裝作“北京來的記者”，解決了這件事。隔天，小孩被送出了湖北，抵達南京的醫院得到了治療。

王勝男在武漢疫情後期意外加入了一個紀錄片攝製組。導演是一個偏體制背景的老武漢人，疫情爆發後，他聯絡了自己許多合作的攝影師，幾乎所有人都以各種理由推辭掉了，只有一個年輕的姑娘隻身來到了武漢，王勝男在醫院門口偶遇了她，加入了她的拍攝工作。

拍攝一直持續到那一年年中，但最終沒有成片。官方發現了這個未經報備的紀錄片工作組，找導演談了一下，導演沒有再冒險，拍攝完成的素材成了一堆無人處理的史料。王勝男回憶，事實上導演的拍攝想法是非常“中立”的，“一方面是看到體制的問題，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認體制的優越性，在很短的時間裏動員這麼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導演靠自己的地方積累讓攝製組進入了許多基層社區。“我一直對於體制內的人的想法很好奇，有一天拍攝社區，社區書記說，‘沒什麼，我們辛苦一點是應該的’”，但當攝像機推到那位書記的手部特寫，王勝男看到，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手是緊緊捏着的。拍攝期間，王勝男看見社區的混亂和無力，“所有人都是把任務下壓，到基層社區，其實社區沒有能力，很多人來社區門口罵他們，往門口吐唾沫，那個社區書記後來跟我說，他覺得自己是個罪人，那個人跪在這裏求他，但是他只能把他趕走”。

身陷囹圄的人

“我就是希望中國有更多的年輕人站出來，不是說我們說幾句話就反黨了”

王勝男記得，在武漢疫情期間，“未經允許”自發來到武漢做記錄的公民記者、攝影師的身影還很多。

有一天，她在一家醫院門口遇到一個年輕的小夥子，找他藉口罩，那個年輕人自稱以前在央視做主持人，疫情之後自發來了武漢，做一些記錄。王勝男帶他回酒店，給了他一副護目鏡，幾個多的口罩，“同行都很不容易”。作爲回報，年輕人幫他開了幾天車。他們在車上聊天，王勝男已經記不住具體的細節，只記得年輕人總是在談論對社會不公的憤慨，王勝男覺得他“有點偏激”。

在一個找不到牀位的阿姨家裏，她還遇到一位自稱是律師的女人，女人不斷跟那位阿姨說：“你要去社區爭取你的權力”。王勝男那天原本計劃拍攝這位爭牀位的阿姨，她計劃被打亂了。

她後來才知道，那個醫院門口找他藉口罩的年輕人叫李澤華，他在通過YouTube直播武漢發生的事情，直到2020年2月26日，警察來到他的住所，開門前，他架起直播，拍下自己被帶走的時刻，他說：

“我無愧於我自己，無愧於我的父母和家庭，也無愧於我畢業的中國傳媒大學，也無愧於我學的傳媒，我也無愧於這個國家，我沒做過任何對國家不利的事情，我李澤華，今年25歲，我也想向柴靜一樣去到一線，也想在04年的新聞環境之下，做出《北京抗擊非典》那樣的片子，或者在2015年放出《穹頂之下》被全網封殺，我認爲那是有價值的……

我爲什麼要從中央電視臺辭職，我就是希望中國有更多的年輕人站出來，不是說我們說幾句話就反黨了，我知道理想主義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經破滅，靜坐已經根本沒有任何作用了。現在的年輕人上B站，上快手抖音，刷着各種社交媒體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經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他們覺得現在所得到的歷史的結果就是他們所應得的……”

兩個月後，他再次通過YouTube講述當時被公安帶走的原因。他是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爲由被傳喚，在經過24小時的問話之後，所長告訴他，決定不對他進行處理，但需要安排隔離。

而王勝男在社區遇到的那位自稱律師的女人叫張展。張展本是來自上海的一名律師和基督徒，她曾經因爲參加維權活動並參與修訂律師管理辦法的簽名活動，被註銷律師執業證。張展在2020年2月起以公民記者身份，前往武漢追蹤報導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因此在5月遭捕後，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刑滿出獄3個月後，她再次以“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以備份被刪除文章而聞名的網站“端點星”後來變成“端點星案”。2020年4月19日，武漢啓封不久，在北京工作的網站志願者蔡偉、陳玫、蔡偉女友唐紅波三人失聯，後經證實被警察帶走。一年之後的8月13日，案子在北京市朝陽區溫榆河法庭宣判，網站志願者陳玫與蔡偉被裁定“尋釁滋事罪”罪成，判刑一年三個月，那時，兩人在朝陽區看守所已被拘禁480多天。

真的解封了嗎？

“所有人都知道，流調，只是一個藉口，但當這件事成爲一個合理的理由，公權力可以借用這個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我原本想從武漢解封那天聊起，但王勝男說，解封於她並不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時刻。從3月開始，憋悶了兩個月的武漢人已經在捕捉解封的蛛絲馬跡，在地鐵站工作的遠方親戚在朋友圈表達倒計時的興奮，微博網友說，“今天好像聽見家門口地鐵動的聲音”。

天氣變暖了，油菜花開了，報道任務沒有那麼重了，一些同行開始組織去踏青，另一些同行在聯繫單位買票離開武漢，直到解封，所有人都陸續走了。王勝男辭掉了北京那份媒體的工作，突然之間，“你不用趕着去哪裏，你也走不掉，這是你的家，你走不掉，也離不開”。

武漢之後，人和媒體都有不同的命運，《南方都市報》那年的“最美逆行者”——一組援助武漢的廣東醫護人員的肖像照——獲了當年的中國新聞獎，並在城市空間中隨處可見，掀起了一場宣傳工程。那一年十月，北京召開了“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Miyoko早就換了手機，沒有導入舊手機裏的相冊，她不想再看到任何和武漢有關的照片。

《武漢啓封》成了王嘉興職業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也拿到了“穀雨獎”，這也許是中國最後一個民間特稿獎項，不久之後，“穀雨獎”也再不更新。那是王嘉興做記者的第四年，跑過一些重要的新聞現場，但武漢發生的一切讓他更快速的成長了，編輯不再爲他大段改稿。回到北京後，他先是隔離，確診了抑鬱症，輪崗休息了半年，又回《冰點》寫了一些稿子，再後是辭職，離開這個行業。

王嘉興說，一直到很久之後，封控的形態幾經變換，他才意識到，疫情如此深遠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在當時，你是意識不到這件事的歷史意義的——你以爲，頂多就是非典。”

“非典”應該被稱爲SARS疫情——事實上，那是應急管理中信息公開制度成爲常規的起點，也是“新聞黃金時代”的起點。而新冠/COVID-19帶來的社會治理，朝向了相反的方向。武漢疫情期間，“中宣部派人去武漢，所有在武漢的媒體都有一個領導，密集的時候每天開會，不密集的時候兩三天一次，主要是傳達一些精神”，趙慶夏說。

疫情之後，趙慶夏注意到，疫情期間的輿論管控手段成了常態。在記者的工作中，他最直接的感受是，疫情之前，熱點突發事件的“窗口期”還有兩三天，那是一個深度報道記者工作效率的極限，“疫情之後，我感覺這個窗口期縮短了，不到一天，甚至是八到十小時”。

武漢疫情暴露了中國長期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欠賬，一些記者在此之後試圖把醫療報道和公共衛生報道作爲專業志向，但記者們迎來的，是爲數不多的、僅剩的醫療健康領域的專業媒體接連消失：2022年10月，丁香醫生旗下公衆號“偶爾治癒”團隊解散。2023年7月，《八點健聞》全網賬號都被封禁。這些媒體因爲其醫療和調查報道專長，在武漢疫情早期都有亮眼表現，是巨大恐慌中人們求知若渴的可靠消息來源。

對於創作者來講，一些傷害是隱形的，難以清楚講述的。

阿菜講述了武漢疫情之後，他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2021年的春節，阿菜和朋友們驅車試圖去到某一個公共事件發生的現場。但在賓館，敲門聲響起，門外的人要求對阿菜和一行朋友進行“流調”。流行病學調查原本是傳染病防控中的專業詞彙，卻在新冠疫情之後進入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裏，人們的行動軌跡被盡數掌握。

阿菜說：“所有人都知道，流調，只是一個藉口，但當這件事成爲一個合理的理由，公權力可以借用這個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應採訪對象的要求，趙慶夏、王勝男、張維、阿菜爲化名）

記者手記

五年足以忘記許多事情，也可以重新談論許多事情。

2022年，李文亮醫生去世兩年半之後，10月6日的《紐約時報》視覺調查團隊揭示了李文亮死亡時刻的重要細節。李醫生的一位同事，當晚曾到訪過他的搶救室的醫生，接受了《紐約時報》的採訪，考慮到安全問題，《紐約時報》稱呼他爲B先生。他說，“這件事始總會在大衆的視野裏消失，但我始終覺得，被忘記也好，總該給這個世界留下點什麼”。

《紐約時報》公佈了李醫生生命最後一段時間的住院文件，包含治療方案、病程記錄和醫囑。根據病歷，醫生對李文亮的搶救持續了七個半小時以上，但他的心臟一直沒有重新跳動。病情資料中有一份2020年2月6日晚上9點10分左右的心臟彩超報告，顯示他的心臟在那時已經停止跳動。B醫生說：“我覺得李文亮醫生在2月6號9點鐘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就已經死掉了……按照正常流程的話已經是可以宣告死亡了。”

B醫生還透露，醫院領導層要求醫療團隊使用人工肺，因爲他們想向公衆表明醫院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搶救，但B醫生的看法是，那時候上人工肺是“對屍體的褻瀆”。

這份報紙，被人貼在了紐約中央公園西側96街入口附近的李文亮紀念長椅上。這個長椅當時剛剛設立不久，是世間唯一的李文亮紀念碑，銘牌上刻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又過了三年，2025年2月，李文亮父母的視頻首度在一個微信視頻號上流出，面對前去探望的人，李文亮的母親淚流滿面，講起兒子去世的當晚，醫院曾經派車來接，但始終沒有見到兒子最後一眼。“我說你接我們來幹什麼啊？連我兒子一眼都不讓看…你這太沒有人性了吧…你說我咋（怎麼）不遺憾呢？”

五年前，Miyoko曾經拒絕了所有的媒體採訪。此刻，她願意接受採訪的原因之一是女星大S去世，“（這件事）會更讓我覺得生命很無常，（疫情期間）做得很辛苦，或者已經過去了，可是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好像那些事情變成一個傷痛都去除了，變成官方施展巨大能力的東西，可是個體的痛苦，遺留的痛苦，好像就沒人關心了，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就像當初很多人都不應該死於非命”。

她提到婁燁的《一部未完成的電影》，這部意外拍攝於疫情期間的片子拿到了2024年臺灣金馬獎最佳影片。製片人上臺領獎的時候說，“這是我們作爲創作者，作爲電影人，對這個尚未完成的時代的一點記憶和紀念”。電影因爲獲獎得以在臺灣的電影院上映，許多福建人依靠“小三通”特地去到金門馬祖的電影院看電影。Miyoko說，“雖然這個在國內不能放，但是總歸是有人在記錄，總歸是有人在記得這個事情。”

李文亮被葬在了九峯山烈士陵園，和他一起被安葬的還有彭銀華、柳帆等因爲抗擊新冠肺炎犧牲被評定爲烈士的人。多位前去悼念的市民發現，進入李醫生所在的烈士二區，需要上交暫存手機、登記姓名、戶籍、號碼等信息、由陵園的工作人員帶領才能去給李醫生掃墓，工作人員有時候好聲好氣，“如果別人都像你們這麼配合，也就不需要費力了”；有時候是冷麪呵斥，“身份證寫清楚，要覈對的！”——五年之後，我們沒有了自由掃墓的權力。

我打開了我自己五年前的石墨帳戶，我當初轉載過的文件都還留在列表裏，和武漢疫情相關的公開文檔超過20個，每一個名字都是一種困境，每一種困境背後是無數絕望的人。

這些表格的名字是——《在漢露宿求助登記表》、《受困的人》、《個人救助歸類表》、《0125前線記者物資需求文案》、《新冠肺炎：內地傳媒深度報道選編（持續更新）》、《湖北省滯銷蔬菜信息》、《哨聲 版本圖鑑》、《農村防控補短板》、《關心疫情下的人類_籌款＋資源_文案框架》、《我們與救助的距離》……

五年之後，我已經無法打開其中任何一個文檔。我無法確認關閉這些公開文檔是不是文檔擁有者的行爲。成立於2015年的石墨文檔定位爲中國的Google Docs，在武漢疫情期間，許多求助信息和事件存檔通過石墨文檔得以公開傳播。Miyoko還告訴我，當她們使用石墨文檔來對接信息的時候，一位石墨的公關人員主動私信了她，贈送了石墨的會員，以期更方便地傳播信息。

與此同時，另一則舊聞是，2020年的6月，武漢疫情趨於平緩沒多久，藝術家“堅果兄弟”發現，自己因爲往石墨文檔裏添加“李文亮”的名字，個人石墨賬號遭到封禁，也無法導出存在裏面的文檔內容。他試圖維權，客服回覆的理由是：“發佈鼓吹大量集體維權的文檔”，“您的內容涉政治敏感”。

“疫情帶來的影響，好像和病毒本身一樣，看不見，摸不着，無跡可尋”，王勝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