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橋底居民們的新年

CDT編輯注：本文在“水瓶紀元”公衆號上已不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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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的廢棄共享單車匯聚在此，裝着紙殼、塑料瓶的塑料編織袋堆放在人行道上栽種的樹間，靠裏的花壇旁走幾步就有一套墊子被褥，大推車上堆放着生活用品、涼蓆和一年四季的衣物。這些是街友們的全部家當。

2024年的最後一天，一溜大紅燈籠好似門簾，紅紅火火從路邊店鋪大張旗鼓躥進路人眼裏，紅包春聯剪紙擺得擁擠，年味四溢，廣州塔的燈光秀三百六十度宣佈着2025年的到來。

廣州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兒童醫院院區在廣州最繁華的北京路步行街附近，這裏是另一個世界。沒有炫目的高層商場，矮樓獨棟居多，家家戶戶門邊牆上釘着“天官賜福”的紅木牌和香爐——古老的光孝寺坐落在兩條街外。而一旁的人民高架橋下，水順着亂糟糟的電線往下滴，地面濡溼，橋墩上則貼有“嚴禁在高架橋底露宿或堆放物品”的藍牌告示。

五顏六色的廢棄共享單車匯聚在此，裝着紙殼、塑料瓶的塑料編織袋堆放在人行道上栽種的樹間，靠裏的花壇旁走幾步就有一套墊子被褥，大推車上堆放着生活用品、涼蓆和一年四季的衣物。這些是街友們的全部家當。

晚上十點，王大姐和她的丈夫已經矇頭睡去。喜慶的氣氛打擾不了他們，但這天有些不一樣。推車上放了白饅頭、罐頭、礦泉水、橘子，那是不知名的好心人送來的新年禮物。有三四個街友一起包了餃子，風捲殘雲後，剩下沒煮的餃子白白胖胖地躺在砧板上，昏暗雜亂裏很是顯眼。

欠薪和討薪

許誠和他的小狗還沒有回來。

我在前一天晚上遇到了他。他身形高大，寸頭，五官狹長扁平。他穿暗紅色衛衣，枕着書包在粉色被子裏刷手機，身下淺黃色的墊子已經破損，露出裏面的棉花。這條粉色被子是他從身後的垃圾站裏撿回來的，原來的被子被偷了。他把被子用繩子綁好扔進珠江，讓江水沖刷掉污垢，再提起來搭在石欄上晾曬。

許誠今年32歲，甘肅天水人，在外打工十九年。他自稱，祖父是民國大學生，教他寫七律寫詞。他上學早，十歲就讀完了小學，但家裏窮困，初一沒讀幾天就被拉到新疆給家裏幹活，父親開大貨車，他幫忙上貨卸貨。

他閒暇時在一本線圈本上寫詩，封面是水墨畫，印着張繼的《楓橋夜泊》。他寫了一首名爲《自省》的詩：“鑽營求高祿，竭慮爲金石。見利攀親故，逢迎趨勢之。凡凡皆如此，芸芸趨弊之。千機謀塵俗，泯然無省思。古有君子棄，何以不能求。傷懷非國事，悲慨憤家思。”

因爲不讓上學，他和家裏慪氣，十三歲從阿克蘇“扒火車”，逃票前往廣東打工。生活有富足的時候。他在一個老闆手下開車送貨，到水泥廠、鹽廠、迪廳。他清楚地記得，最多的時候老闆一個月給了12800元，那是2009年。

直到他將手裏的四十多萬元投進開燒烤店，遇到疫情，情況急轉直下。“錢全賠了，一輛本田車賣了九萬，冰箱也賣了，拿去還債。”隔離耗掉了他最後的積蓄，“在珠海隔離花了四千，去濟南祭祖又被隔離花了六千，在深圳租房一個月花了一萬多，食物很貴。”

他回到工地打工，又遇到欠薪。工地賣力氣時薪二十元，有時候會連續幹一天一夜。許誠不能拒絕，工錢是一年一結的，走人就拿不到工錢，年尾結錢也不會結清，總要留點，以便拴住工人來年繼續幹活。他找包工頭說了很久，只做半年，從2023年的3月做到8月，但最後只拿到一千，還有三萬元至今沒有拿到，幹活時，他腳被釘子扎穿，包工頭也沒給他醫藥費。

廣州城投大樓前睡着十多位討薪農民工。其中一位農民工張興告訴我，他們在這裏坐了半個月，警察安排他們住了幾天賓館，他們在城投大樓的大廳睡了兩天，被趕出來後睡在門口，前一天去派出所做了筆錄。

他們中有來自四川的、廣東的，被拖欠一億工程款，討要了三四年。工程是在珠海的一個養老院項目。

提起回家，張興說，自己身上連火車票錢都沒有，回家不拿錢出來還要找親戚借錢，怕被人恥笑。他的灰藍薄襪腳跟處已經被穿破了，裂成一條一條的。旁邊一個農民工在手機上玩鬥地主，手機屏幕脫出去，電子元件露在外面。

城投大樓位於政府辦公樓集中區域，對面就是廣東省財政廳倉邊路辦公大樓。廣州越秀區人民法院離城投大樓不到150米，緊鄰一系列配套司法機關，廣州司法局法律援助大廳、廣州公證處、廣州市公民無犯罪記錄證明辦理處、廣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

晚上八點十分，城投大樓工作人員已經下班，大廳燈光暗下來，地上的工人不見了。原本工人佔據的地方整齊地站了四五排人，十多個人站成人牆將門口走道擋住。

小偷和防身刀

許誠也幹過外賣和快遞，但都幹不長。“送外賣危險，總是超時，不闖紅燈就超時。送快遞也不好，幹過一個多月，拿了快遞說沒拿，丟了要你賠，不好乾。”他在客村送外賣時，電動車停在樓下，丟了兩次，一次交警沒收，一次被人偷走。

他開始四處找零工活計。到東莞長安鎮的工廠，他不滿招聘和實際工作內容不符，“說的開叉車，其實是流水線”，當場想走，但身份證被以辦廠證的名義收去。幹了半天活，他“爬上樓頂，上百人圍觀”，威脅工廠歸還身份證，拿到一百元的工錢才走。

許誠騎自行車從東莞到廣州的路上撿到了這隻小狗。

他在東莞租單間住了快半年，月租一千多。每月電費好幾百，他覺得電錶被房東動過手腳。押金也被扣了，他覺得被坑了，不想再租房，於是睡到了路邊。他現在有時去給人搬貨，一天一百多，去北京路溜達順便撿些塑料瓶，也能入賬十元錢。

他出去幹活，小狗就留在街邊，周圍的街友會喂些菜飯。談話間，外賣送到了，是他給小狗點的米粉。它嗅嗅，沒喫，許誠伸出手指點點它的頭，“一會兒給你買雞腿喫”。

他打算年後去浙江找活，“那裏不欠薪，只在廣東被欠過”。如果自行車不被偷，他現在可能已經在去浙江的路上了。“騎了幾個省都沒被偷，在這裏被偷了。”許誠憤憤道。他指了指旁邊的一羣人，說“這裏小偷特別多”。

另一個撿廢品的街友幫他撿回來一輛共享單車，他怕再被偷，花十元買了一條鎖，把車綁到路燈柱子上。他的手機也被偷過，他現在晚上不敢睡覺，整夜警覺，白天才能睡個安心覺。爲了提醒其他人注意財物安全，他在電箱上刻：“流浪漢偷手機，這裏乞丐偷外賣”、“小偷開會處”。

黃譯是2024年“聖誕劫”物資援助活動的統籌。這個援助活動最初由粉酷樂隊發起，已接力持續兩年。志願者穿上“聖誕老人”的衣服，去申請被“打劫”的人那兒收集捐助物資，在平安夜前發到街友手上。

“聖誕劫”的志願者們會穿上“聖誕老人”的衣服，去申請被“打劫”的捐助人處收集捐助物資。

他觀察到，廣州街友羣體包括建築工人、拾荒者、殘障人士等不同類型的人羣。有一些街友會結成小團體，可能會哄搶物資或轉賣所得物品，因此志願者們會特意去找落單的街友，他們往往比聚集的街友更需要幫助。前者住的地方不固定，行李更少，且通常只拿自己真正必需的。

許誠說，他不願意和“那些人”湊到一塊兒，所以找了個靠邊的地方睡。但他也不準備遠離他們，因爲他們是“護身符”，人多勢衆，城管不會把他們輕易趕走。城管有時候也會網開一面，讓他把東西清走，等拍完照交差再放回來。

警察經常過來“問東問西”，許誠抱怨：“查一遍就好了，天天查。” 他猜測，警察不是來抓小偷的，是來查犯罪逃逸的人，“抓流浪漢沒有用，抓了連五百塊罰款都交不起。”他說，膽子小的偷流浪漢的，膽子大的偷電動車，有人過來收這些來歷不明的物品。

他也被偷過隨身物品。他確信是“那個湛江胖子偷的”。扭打到派出所，他亮出了用來防身的30釐米長刀，被警察沒收。“湛江胖子”沒履行簽字賠償的承諾。許誠說：“經過這些事，我這幾年心態有很大變化，以前爲自己考慮，現在不在乎了，這些人誰惹我，我一刀幹了他。”

他從書包裏拿出五本書給我看，有一本《資治通鑑》。他說，原來有十幾本，不好帶，扔掉了一些。2024年的最後一天，他一大早就出發去了白雲山，16公里，騎了兩三個小時，中午到達。他牽着小狗，爬山看風景，玩到半夜才騎回來。

身份證、單車和自由

黃大叔睡在一個售賣聽力器的店鋪玻璃門前。這裏關門早，他經常來。他把一輛共享單車放倒在自己旁邊，阻擋路人靠近。他枕在一堆衣服上，近乎光頭的短寸頭露在綠色被子外，紅色加絨衛衣兩臂矇住臉，墊子是明黃色的，兩條襪子攤在臺階上，灰撲撲的鞋子放在一邊。耳旁有一瓶指甲蓋大的風油精，他塗在臉上防蚊子。有時他也會把風油精滴進牙齒縫裏緩解牙疼。

他今年六十歲，流浪到廣州兩個月。他送過報紙，也在政府裏“打過雜”。他回憶，那時候村裏沒路，得靠他徒步把基層選舉的投票箱搬到村子裏，還幫着收過農業稅，但因爲被拖欠了工資，一氣之下不幹了，九十年代出來打工。

他是從2018年左右開始流浪的，騎着單車天南地北地跑。他曾經從福建騎到北京，想進長安街，卻因爲沒有身份證進不了，失望下騎到了天津。

他遺失了他的第一代身份證。一開始，他沒覺着這是什麼問題，“以前沒身份證可以貸款，花幾千塊一萬就可以開個小店鋪”，也不知從哪一年開始，打工的地方都要看身份證，開網上店鋪也開不成。

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幫他問過老家的鄉鎮，沒了下文，他也不再懷有能補辦的希望。他覺得，如果能有一個身份證，他就可以做一點小生意，不會在地上睡，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軌跡，實現生命的價值。

還在打工的時候，他去書店看書，想“一天做工渾渾噩噩的，爲什麼會這樣子？”他想，“人不能做太多無聊的事，不能作惡多端，要有善意。”

他每到一個城市都會去圖書館和書店。但在廣州很少，圖書館不允許帶行李進去，他就放在單車的簍子裏進去看書。冬天過完，他會把臃腫的衣服全都扔到垃圾桶。他喜歡夏天，一套衣服天天洗，可以空手進圖書館。

他愛乾淨，不願意撿廢品，白天喫一喫光孝寺的齋飯或者好心人派送的盒飯，看看書，去江邊想想人死後意識會去哪裏，這樣度過一天。

在我們談話期間，有一隻拳頭大的肥碩老鼠貼着臺階向我們跑過來，被我的驚呼聲嚇走。流浪的生活改善了他的身體。他說，打工的時候，宿舍裏工友打牌抽菸，二手菸吸多了，他得了急性支氣管炎，流浪後，外面空氣好，病自己好了。

疫情在他的印象裏甚至比現在更好，新冠病毒沒能感染他，而封控讓街頭安靜下來，車水馬龍消失了，街邊沒人走動，睡覺清靜。他沒有身份證也沒有手機，不做核酸，騎單車從一個省到另一個省，行程卡也追蹤不了他的足跡。

天一亮，他就離開露宿的地方，把衣服、墊子和被子捆好帶上，騎一輛沒鎖住的美團單車滿廣州逛，“亂轉會開心一點”。但不巧，我見到他的這一天，這輛美團單車被美團公司“收回去了”。

騎不了單車的日子是無所事事的，他覺得這樣很快會得精神病。他說，他不會在廣州待很久了，來年想再找輛單車出去“亂逛”。

“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人民高架橋下的人民北路，我的目光被兩面寫滿字的白板吸引了。這些“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字跡屬於左大叔。

他戴着黃色的安全帽，上身的綠色衛衣寫着“中國供銷合作社”，坐在橋墩底部的突出的石墩上，大聲播放着收音機。這是他花了幾十元從電子城買的，伴隨他的空閒和睡夢時光。白板插在大推車上，隨他在廣州城巡遊。路過的老人看到，咧開嘴，笑起滿臉的褶子，朝他遠遠豎起大拇指。

左大叔今年六十多了，在廣州流浪了近十年。他是湖北應城人，讀過高中，當時六百多人考，錄取率不到20%，他沒考上大學。後來他留在村裏做農技員，教農民農藥怎麼用，什麼時候該插秧、打藥。兩年後去武漢打工，認識了一個開書畫培訓機構的孫師傅。他經常去孫師傅那兒看教書法，孫師傅看他是打工人，沒讓他交錢，他免費學了一年多。

九十年代，他去了深圳打工，做過裝修工、搬運工、保安，五十多歲時“沒有了生活的熱情”，到廣州撿廢品。他長睡的地方在中山八路的一個公廁旁，“掃地的是我的一個老鄉”。他像寫住址一樣把睡的地方背後的商鋪仔細寫在泡沫板上。“寫字是我的一個愛好。”他說，“連附近派出所五十多歲的警察都誇我的字寫得好。”

他寫的大多是習主席的講話。左大叔自稱“崇拜習主席，人品各方面都一流”。他很欣賞“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提法：“世界上有一千多個民族（注：實際是兩千多個），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人，不管是民還是官，都是八十億分之一，都是平等的，不能幹壞事。”

他舉了一個例子向我解釋他的想法。他在中山八路撿瓶子時，有個三十多歲的靚仔路過他，對着他啐了一口，他回應：“你人很漂亮，但心很骯髒。”他覺得，人要“不忘初心”，這個初心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心。“仁者愛人，仁的兩橫是平行的，這代表着人人是平等的。”他說：“撿廢品也是上班。”

和我從其他街友那裏聽到的不一樣，他告訴我，他和警察“日久生情”，沒有被驅趕過。“新時代，新思想，新作爲，新擔當。”他振振有詞，不滿我對警察的刻板印象，“你怎麼思想守舊，警察比你笨些嗎？你悟性很差。”

我問，“街頭生活還適應嗎”，他說，降低期望值，就提升了幸福值。“習主席說過，要讓人民羣衆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現在基本有保障，不像加沙、烏克蘭那樣在戰爭裏，幸福感就是餓不死。”

從五點到六點，等了一個小時，他口中的“阿彌陀佛”騎着電動車來派飯了。那是一箇中年男性，也許是光孝寺的義工，電動車腳踏板上疊了兩摞白色飯盒。左大叔接過飯盒打開，今天有長豇豆、白菜、胡蘿蔔、豆腐。“阿彌陀佛”用眼神問我要不要，我擺擺手。

我離開後，左大叔站起來，隔着車流向我揮手：“年輕人，不負韶華！業餘時間再來視察！”

“不想成爲工具”

分佈在不同地區的街友生活來源有差異。光孝寺附近的街友大多不用擔心捱餓，寺廟、教堂或附近飯店會在固定時間沿路派發盒飯。珠江上的海印橋、廣州大橋、獵德大橋下也有街友們的蹤影，他們有的睡在行軍牀上，從江裏撈魚果腹。

網傳廣州大橋下有外賣員搭帳篷露宿，在視頻平臺上受到關注後被清理。我在海心沙亞運公園見到了路大哥，他就是近期被清理人羣中的一員。他說，大橋下住的不僅有外賣員，也有許多無業的流浪人員，還有像他一樣的日結工。他記得，流浪的有一對母女，女兒二十多歲。他買了飯會分給她們，但不知道她們現在到哪裏去了。

我是在人民高架橋下的一個垃圾站裏見到王大姐的，她在尋找墊在地上的布。她身高不到一米五，短髮蓬亂，額前紮起一隻小辮防止遮擋視線，滿口只剩三顆歪斜的黃牙戳在牙牀裏。她告訴我，她是梅州人，今年38歲，一直和丈夫靠撿廢品爲生。我們在最深處的黑色垃圾桶裏翻出了泛着潮氣和尿騷味的布料，塞進袋子往回走。

她睡在街頭，“晚上12點從高架橋上會往下噴水”，她和丈夫找了個水噴不到的地方。她和來往的居民們友善地打招呼，“他們經常給我們送東西”。她說，和丈夫撿廢品一天可以掙三十元。我問，月經來的時候怎麼辦？她說，會買衛生巾，但已經好多年沒有月經了。她的丈夫在一旁抽着煙。

阿花是連續兩年參加“聖誕劫”活動的志願者。她的觀感是，廣州氣候比較溫暖，適合街友過冬，女性街友比較少。“在街頭的這種弱肉強食更明顯的環境之中，女性街友往往安全風險更高，容易成爲性暴力的受害者，例如強姦，或被迫用性交易換取必需的衣服食物等。”她談到，“流浪多年的女性街友很少。”

政府和市民對街友的態度相對寬容，“但我們和幾位街友的交流中得知，街邊也會有噴頭，是一些店主要求相關機構安置的，防止他們睡在店門口。”阿花說。很多街友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內容可能半真半假。一些街友在街頭生活了多年，有自己的社交網絡和生活方式，他們中有些並不願意接受幫助或“迴歸社會”，更享受目前自由自在的生活。

公園的草地上扎着許多帳篷，有遊客野餐慶祝生日，路大哥和周圍閒適的氣氛有些格格不入。他戴一頂黑色鴨舌帽，穿藍色珊瑚絨睡褲，脫掉洞洞鞋，背對陽光和廣州塔，盤腿光腳坐在光滑的石質長凳上，講着劉強東和奶茶妹妹故事的AI男聲從手機裏傳出來。

他騎一輛山地車，兩側把手掛了被子和一年四季的衣服。把手上還有一把大鎖，用來鎖汽車輪胎大概都綽綽有餘。這把鎖花了他一百多元，一般鉗子剪不斷。他說，其實以前是騎電動車的，晚上綁在路邊的防護欄，第二天起來不見了。他懷疑是把防護欄從白色塗成黑色，又把它從黑色塗成白色的城市維護人員拖走的。

他的活動範圍不大，只在廣州市內轉悠。他會去快餐店買十幾元的飯喫，懷念城中村裏3元一杯的奶茶，“海心沙這裏30塊錢都買不到一杯奶茶！”他前一天做日結賺了八十，早上五點睡到下午四點纔起來，這一天目前還沒花一分錢。

他頗爲得意地提起當年，如何因爲太帥受女孩追捧，被高中校外幫派威脅退學；如何二十出頭出來打工，油頭粉面摩絲皮鞋，卻棄置女孩芳心一頭鑽進遊戲裏。“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語帶黯然。他現在的生活和“三和大神”差不多，做日結，拿到錢去玩遊戲，錢花完了，再去做日結。

我問他，想沒想過找個固定的工作。他說，做十塊錢只能拿到一塊錢，一年到頭不停上班也剩不了幾個錢，錢交了房貸，房子還只有七十年產權，“我不想成爲別人的工具”。

*張興爲化名，感謝風油精對本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