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被“雖遠必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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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雖遠必誅”考
前一陣，因演員王星在泰緬邊境妙瓦底被綁架一事，重又引發了輿論對所謂“戰狼”的反思。維舟就有一篇《戰狼的神話》（“無聲無光”公衆號2025年1月17日），認爲“戰狼”式的“保護海外公民”理念，實際上源自西方，見於羅馬帝國，見於大英帝國，但在中國政治傳統中卻是沒有前例的。
他的這個看法，雖事出有因，但從歷史來看，我以爲是不周到、不妥帖的。
首先，“戰狼”式的理念乃至實踐，在中國史上確是存在的，此即網絡輿論中所豔稱的“雖遠必誅”。其原始修辭出自西漢陳湯上書漢元帝的話：“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書·陳湯傳》）當然，此種“戰狼”理念的出發點，並不重在於保護公民權利，而更重在於宣示帝國威望。
另一方面，西洋過去的“保護海外公民”理念，縱使有，也無非是表面文章。所謂“我是羅馬公民”（Civis Romanus sum）、“我是英國公民”（Civis Britannicus sum）的原則，看似冠冕堂皇，實質上也是宣示國家威望的一種修辭罷了。如維舟所引托馬斯·巴賓頓·馬可黎的話，英國人“屬於一個不習慣接受失敗、屈服或恥辱的國家”，“他們知道，他們雖然被敵人包圍，被汪洋大海和大陸隔絕而孤立無援，但誰也不能損害他們的一根毫毛而逍遙法外。”這一宣言，與其說是彰顯英格蘭人的權利，不如說是彰顯大不列顛的榮譽，跟我們祖先的“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又有多少差別呢？
還有重要的一點，“戰狼”式的行動，受限於遠程性、機動性和祕密性，往往只適宜採取小規模的突襲方式；而這種突襲方式之得以施行，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技術的優勢，尤其是武器的優勢（武俠小說裏的描寫除外）。在近代以前，是冷兵器對冷兵器，敵我的軍事技術差距相對較小，要以少勝之是極之困難的，加之運輸技術的限制，要實踐遠程的“戰狼”行爲就更是難上加難了——無論中外都是如此。直到近世以來，熱兵器取代了冷兵器，西方纔獲得了對非西方族羣絕對優勢，才易於實行“戰狼”式的突擊行動。最顯著的事例，恐怕要數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殖民者：科爾特斯率領五百士兵就征服了阿茲特克帝國，皮薩羅就是憑不足兩百人就征服了印加帝國！這最可體現熱兵器對冷兵器的壓倒性優勢。
總之，在熱兵器時代以前，尤其是輪船時代以前，“戰狼”式行動在任何國族裏都是難以實行的，片面地強調中國古代沒有“戰狼”，並不那麼公平。
以中國史爲例，長距離而又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如西漢李廣利遠征大宛（中亞費爾干納，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如唐代高仙芝遠征小勃律（今克什米爾西北部）和怛羅斯（在今帕米爾高原），如明代東征朝鮮以抗擊日本，皆代價慘重，是極少出現的。一般所說的“雖遠必誅”，往往只指涉那種以極少數兵力進行突襲的模式——甚至包括暗殺、偷襲和不宣而戰等勝之不武的手段。而即便如此，堪稱“雖遠必殊”的事例中，也屈指可數，可以說只是偶發事件。
這方面的史事，我原來留意到的有五例：
西漢傅介子出使樓蘭（今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宴席上襲殺樓蘭王；
西漢陳湯假冒朝廷詔令遠征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攻殺郅支單于；
東漢班超出使鄯善（即樓蘭），半夜襲殺北匈奴使者；
唐代王玄策出使五天竺（印度），借吐蕃、泥婆羅（今尼泊爾）之兵擊敗中天竺國；
明代鄭和在第三次下西洋時偷襲錫蘭（今斯里蘭卡），擒獲其國王（按：就這個問題我曾專門寫過一篇《進擊的鄭和》，稍後重發）。
——還要說明一下，陳湯“雖遠必誅”的雄辭雖然漂亮，但即使漢朝方面，對其行動也是有爭議的。漢元帝下詔封賞甘延壽、陳湯兩人時有言：“雖逾義幹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漢書·陳湯傳》）也就是說，是因爲他們的勝利符合帝國的利益，才獎賞了他們，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逾義幹法”的——“逾義”是對外而言的，指其行動違反了國際信義；“幹法”是對內而言的，指其行動假冒了國家號令。可見對於陳湯此舉，漢室也自知有不光彩的成份。
出於這一立場，我原本是想寫一篇《“雖遠必誅”考》，梳理所知見的“戰狼”事例。不過，我略作搜索，發現網上早有一個題爲《中國歷史上五大“戰狼外交官”：“雖遠必誅”的陳湯只能排第三！》的帖子（“以史爲鑑說”公衆號2021年2月13日），已悉數列出了我以上五個事例。其所述雖甚淺顯，缺乏原始史料的支撐，但畢竟已列出了清單，再做同樣的題目已乏新意。於是，才靈機一動，改爲寫這一篇《被“雖遠必誅”考》。
所謂被“雖遠必誅”，就是“雖遠必殊”的反面，就是外國人在中國王朝境內所實行的“雖遠必誅”——這當然是“戰狼”史學不會討論的問題。
這種被“雖遠必誅”的史事，我留意到的有三例。
前兩個例子發生於唐代，主角是阿拉伯人，地點是廣州。
衆所周知，唐宋時代是阿拉伯人自印度洋來華貿易的全盛期，其規模極爲可觀，當時外商聚居於廣州的“蕃坊”，傳聞最多時達十萬之數，這是他們敢於在我們“地頭”起事的歷史背景。
阿拉伯人的第一次“雖遠必誅”，發生在武則天時代的光宅元年（684）。據《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載：“廣州都督路元睿爲崑崙奴所殺。元睿暗懦，僚屬恣橫，有夷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之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羣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莫及。”同事又見《舊唐書》的《則天武后本紀》、《王方慶傳》及《新唐書·王綝傳》。其中《王方慶傳》載：“……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互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可見是中方官員貪腐，對外商侵凌過甚，都督路元睿又不作爲，遂激發阿拉伯商人的反動——史料所說的“崑崙（奴）”，即阿拉伯客商的黑奴，當來自非洲。是黑奴士兵之蠻勇，自古已然，難怪當時就有以“崑崙奴”爲主角的劍俠故事了（見裴鉶《傳奇》）。
除了以上傳世文獻，據仇鹿鳴《路氏家族與唐前期的嶺南經營——以〈路季琳墓誌〉爲線索》一文（《紀念岑仲勉先生誕辰13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路元睿之子路季琳，就是當時與路元睿同時被殺的“左右十餘人”之一，其墓誌也留下的記錄：“既而鬼瞰高明，神虧福善。尊府君爲崑崙所刺，君乃投身蔽刃，徒搏爭鋒，彼衆我寡，出其不意，鬥窮力屈，誓不全生。兇手既加，因而遇害……”這一文本恰可與傳世文獻印證，甚爲可貴，但自然不會涉及“元睿暗懦，僚屬恣橫”的事了。
阿拉伯人的第二次“雖遠必誅”，發生在唐肅宗至德二年（757）。據《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載：“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同事又見《舊唐書》的《肅宗本紀》、《波斯傳》，《新唐書》的《肅宗代宗本紀》、《波斯傳》，內容無異，茲不贅述。此事件的起因，文獻未有說明，但揆諸情理，恐怕跟前述殺路元睿事件無異。不過，前面殺路元睿事件，仍屬於小規模的偶發行動，而這一次行動則更加升級，竟至於圍廣州城而強攻，逼得刺史狼狽逃竄，其規模之大可想而知，必定牽涉了極爲衆多的外來人羣。
關於事件裏外來人羣的出處，學界有不同看法，或認爲來自廣州本地的外商，或認爲來自援唐平叛的阿拉伯軍隊，或認爲來自海南島的海盜。過去美國漢學家薛愛華就持第三說（見《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程章燦、葉蕾蕾譯，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59－60頁；《珠崖：12世紀之前的海南島》，程章燦、陳燦彬譯，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139頁）；近年劉寶、張小貴的《唐肅宗年間“大食波斯同寇廣州”考》（《暨南史學》第十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廉亞明的《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海南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也都支持此說。海南島是“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中國的門戶，當地寓居的西亞人羣衆多，他們與寓居廣州的外商本就是同聲同氣的，則廣州的外商若聯合他們發起暴動，確是合乎情理的。
至於史料裏與“大食（國）”一同行動的“波斯（國）”，應指原波斯帝國的族羣，他們實際上是阿拉伯對華貿易的先行者；在大食（阿拉伯）稱霸西亞之後，他們的商業集團在西亞之外——包括東南亞乃至中國——仍有遺存，也就是成了波斯帝國的遺民，是完全符合一般歷史情勢的（參[印度]哈迪·哈桑《波斯航海史》，徐弛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129頁）。
第三個例子發生於明代的例子，主角是日本人，地點是寧波。
明朝後期，正當日本戰國時期，幕府衰微，諸侯各自爲政，其對華貿易也互爲競爭。嘉靖二年（1523），大內氏、細川氏兩大諸侯分別到寧波貿易，細川氏的商船本來晚於大內氏的商船，但憑着華裔宋素卿居間行賄，反而後來居上，大內氏一方遂怒而火拼，是爲著名的“寧波爭貢事件”。
據以往學界的研究，此事見於明代鄭曉《吾學編·四夷考·日本》：“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貨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先令閱瑞佐貨，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仇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又《明史·日本傳》載：“嘉靖二年五月，其貢使宗設抵寧波。未幾，素卿偕瑞佐復至，互爭真僞。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素卿於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爲驗發，宗設怒，與之鬥，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素卿竄匿他所免。兇黨還寧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璡，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沒。”可見此事之起因，也是由於中方官吏因貪黷而偏袒一方，與唐朝那兩次事變的性質是類似的。
當時中日貿易，實行所謂“勘合制度”，日本商船要有明朝方面授予的“勘合”，即蓋有印信的文書，才能來華貿易。嘉靖二年這次貿易，日本方面稱爲“第九次勘合”，大內氏獲得了“勘合”三道，遂派去了三艘船，而細川氏只獲得“勘合”一道，遂派去了一艘船（參[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44－545頁）。因此在兵力上，大內氏一方對細川氏一方佔有優勢，故而敢於一怒拔劍。不過，他們以三艘船的兵力，不僅擊潰細川氏一方，更橫行寧波一事，視當地官府如無物，確也可見其戰鬥力的強勁。
關於這次“寧波爭貢事件”的後果，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有段敘述：“嘉靖二年，倭黨互爭貢，遂起釁，相攻殺，掠寧波，以至紹興。自是浸淫于于兩浙江淮閩廣之境，縱橫出沒，所至虜掠一空。至四十四年，餘患始息。殘破郡邑殆以百計，東南素稱富庶，至是爲之衰耗。”他的意思，等於是將“寧波爭貢事件”視爲“倭寇”問題的開端，是過於簡單化的。事實上，恰恰是明朝方面鑑於此次“寧波爭貢事件”，遂有意抑制乃至禁絕日本來華貿易，如此一來，反而迫得沿海賴此謀利的中日商民鋌而走險，使偶然的擾亂成了長期的動盪，對東南沿海地區造成了毀來性的破壞（參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98年影印本，第170－171頁；陳登原《國史舊聞》，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三分冊第80頁；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第五章，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民國55年版）。儘管如此，這也仍足以說明“寧波爭貢事件”的影響之大。
此外，“寧波爭貢事件”裏的宋素卿，在中日關係史上也是很值得重視的人物。據我所見，晚近的研究似以陳小法的《宋素卿與日本》一文最爲詳細（《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第五章，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簡單地說，他是由於父親與日本人做生意虧了本，被拿來抵債，遂使他成了“歸化”日本的中國人；而因爲他對中國語言和社會的熟悉，又順理成章地爲日本方面重用，做了來華貿易的重要媒介——借用現在的網絡語言，正可謂“帶路黨”了！
以上阿拉伯人襲擊廣州、日本人襲擊泉州這三次事件，少數的外國人居然能所向無敵，縱橫於禹域之內，在他們來說自然堪稱“雖遠必誅”了。這又何亞於我們的五大“戰狼外交官”呢！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三次事變，背景都是外商來華貿易，而當日起事的阿拉伯人、日本人皆能全身而退，並非偶然。除了其成員剽悍能戰之外，也因爲他們本是客商，諳熟於交通往來，而廣州、泉州都是港口城市，他們一擊而中，就能迅即乘船撤退——有如今日通過直升飛機進行遠程偷襲。這是他們得以成功地“雖遠必誅”的歷史背景。
這幾次被“雖遠必誅”的史事，自然會讓中國人看得不太自在。對此，我想應該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古代，中國人對外確曾有勇武的歷史，包括“雖遠必誅”的光榮範例；然而，有報有還，中國人也有被“雖遠必誅”的不光彩範例。“雖遠必誅”也好，被“雖遠必誅”也好，既是真正發生過的歷史，我們就都應該直面。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總是善與惡並存、勝利與失敗並存、光榮與黑暗並存的，對於自己的歷史，我們可以表彰善的、勝利的、光榮的，但也不能掩蓋惡的、失敗的、黑暗的。
第二點，在今日語境來說，官方的立場要符合“政治正確”，要避免“沙文主義”，故而當年我們祖先對外的“雖遠必誅”，是不宜公然鼓吹的；另一方面，堂堂“天朝上國”，當年也曾被別人“雖遠必誅”，又是極沒有面子的事，“戰狼”的擁躉們自然也是不願面對的。不論“雖遠必誅”，還是被“雖遠必誅”，這兩種歷史都讓我們尷尬，故而都被我們的歷史學所忽略——即使有所探討，也只限於單純的史實層面而已。
我所以寫這篇《被“雖遠必誅”考》，其故在此，其用意在此。
既然有《中國歷史上五大“戰狼外交官”》這樣的帖子，也應該有一篇《被“雖遠必誅”考》纔是。這纔算得上歷史的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