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爲“炫豪車=愛國”的人，並未脫離大多數人的思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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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來上海旅行，一羣人爲了向韓國來客炫耀“中國有錢”“中國強大”，開着豪車炸街，這無疑可以列入“迷惑行爲大賞”。因爲以文明世界正常人的腦回路，即使不從文明角度思考問題，僅僅權衡利弊，也找不出這種行爲到底有啥好處。

炸街的到底是不是富二代還有待確認，因爲“要想富，先低調”，尤其是當下，很多有錢人即使本來不低調，也要被迫低調。有人推測炸街的多數是租豪車騙流量的網紅，也有一定可能性，或者二者皆有。

於我而言，這是一則地獄新聞，不過讓我感覺“地獄”的不是那羣炸街的人（不管他們是富二代還是流量網紅），因爲他們始終是極少數，如果沒有受衆，他們自己就會在無聊中撤退。“地獄”的是那些專程跑去叫好的街頭圍觀者，那些在網絡上將“炫豪車”視爲“愛國行爲”的人，那些自己996甚至已經失業卻嘲笑韓國人喫不起水果的人。

有人又會說，這些叫好的看客也是少數人，大多數人不都覺得“炫豪車”的行爲很幼稚嗎？

我對此也持保留意見，因爲這些現場或是網上叫好的看客，並沒有脫離這個社會大多數人的思維框架。

我對車一向不講究，純粹將之視爲代步工具，但我知道很多人不是這樣，甚至見過租着很舊的房子，然後買了輛奔馳，每天半夜調個鬧鐘，下樓兩三趟觀察自己的車有沒有被刮花的人。大多數人對豪車的態度仍然是“羨慕”，花掉幾年甚至多年收入買輛豪車的行爲並不少見，相比之下，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世界前列的那些國家，比如荷蘭、比利時、德國，即使是郊區的中產階級別墅，最常見的也是高爾夫這樣的入門小車。

將車作爲“面子”的一部分（不管是個人的面子還是“國家”的面子），即使到了今天，在這個社會上仍然是相當普遍的心態。馬上要過年了，雖然經濟不好，但租豪車回老家擺闊的人還是會有，畢竟租了好幾年，這事兒不能斷。而且這個羣體的存在，恰恰說明老家有這樣的土壤，有無數以車子衡量他人的人。

同樣，馬上就要過年了，那些關於山東的體制內段子又要刷屏，諸如“不孝有三無編爲大”“沒編制的工作都算不務正業”“開着帕薩特回老家，在車尾箱拎出幾桶魯花牌花生油，一定得是單位發的”……當然，這其實不是“山東特色”，中國各地都是這樣，無非是有的地方比較嚴重，有的地方非常嚴重。

大多數中國人對他人的價值衡量都是功利化的：他住什麼樣的房子，開什麼車，做什麼工作，他的父母是幹什麼的，他是不是官二代或富二代，他每個月掙多少錢……

在婚戀市場上（“婚戀市場”這個詞已經充分說明社會的極度粗鄙），很多所謂的“條件好”都顯得特別可笑，比如我見過一段控訴，一位母親說現在的年輕女孩子都不踏實不本分，理由是自己的兒子條件那麼好，居然找不到合適的結婚對象，“我兒子沒到三十歲已經是副科級了，這麼好的條件去哪裏找，談了幾個都散了，這些女孩子到底在想什麼？”

他們從未想過，戀愛也好，婚姻也好，普通朋友的相處也好，是否適合的標準不只是你幹什麼工作，有沒有體制內身份，也要看人品、才華、智識，也要看是否有趣。哪怕是最低條件，也得看是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工具人、機器人。

如果僅僅用工作、金錢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將興趣愛好、情感趣味都視爲“多餘”，這種價值觀跟那些將“炫豪車”與“愛國”畫等號的人真的有區別嗎？我認爲一點區別也沒有，恰恰是這樣的社會土壤，纔會批量製造炫豪車的人。因爲在大多數人的成長過程中，對他們的評價標準都是功利化的，他們對世界的評價標準同樣是功利化的。所以他們對個體是否成功的判斷就是掙多少錢、做多大的官，對國家的判斷就是GDP和戰狼。甚至可以說，在這種氛圍下成長的人，如果不能實現認知的改變，那麼根本就配不上文明世界的正常生活。

很多人都說，現代人物慾太強了，張嘴就是以前如何如何節約。我很反感這種論調，因爲老一輩的節儉並不是基於真正的文明認知，而是一種“窮怕了”的應激反應，無數人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從這種應激反應和心理問題中走出來，以至於走向病態的節儉。至於當下人的強烈物慾，其實也是匱乏感導致的應激反應，他們急於用房子、車子和身份來顯示自己在這個社會獲取的安全感，但這顯然是脆弱和可笑的。在我看來，真正的節儉是從小就擁有體面的生活但不追求物質，從小就能享受文明世界的各種成果，繼而返璞歸真。

“炫豪車”之所以讓我感覺是地獄新聞，還因爲那些叫好的看客在我眼中異常可怕。將“炫豪車”等同於“愛國”，智識之低下已經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這樣的人太容易被忽悠被煽動（事實上他們也正是被忽悠的“成果”）。他們很容易陷入集體癲狂的狀態，就像當年那代人一樣。

早上刷朋友圈，見到有人又轉發了江小燕的故事，驚覺她已經86歲了，也不知道是否依然在生（希望她更加健康長壽）。

江小燕被視爲瘋狂年代的人性之光。1966年，傅雷夫婦自殺身亡，傅雷長子傅聰身在美國，傅敏則在北京勞改。其他親屬對這對“反革命夫婦”早已“劃清界限”，避之不及，無人去認領骨灰。

與傅雷夫婦素不相識、僅僅讀過傅雷譯作的江小燕挺身而出，冒着巨大危險，冒充傅雷養女前往領取骨灰，併爲之處理後事，後來江小燕還爲此遭遇審訊。

多年後，回國的傅聰得知此事，便找尋江小燕，希望表達謝意。江小燕一再拒絕，僅僅接受了傅聰寄來的一張音樂會門票，並在回信中寫道：“我認爲您完全可以不必在精神上感到有某些責任，但在當時，完全是我個人的動機和想法……作爲子女的你們想了卻這件事的迫切心情我是理解的。但並非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必須酬謝或以語言表意，處理某些事情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聽其自然……”

1985年，46歲的江小燕終於圓了大學夢，並在拿到本科文憑後開啓了自己的編輯和教師工作。

1998年，爲了避免以訛傳訛和人爲拔高，江小燕難得寫了一篇文章，詳述此事並更正了一些對她拔高的傳聞，後以《我爲何保存傅雷的骨灰？》爲題刊載於《書屋》雜誌。

早在1958年，即將高中畢業、品學兼優的江小燕拒絕學校的要求，不肯檢舉揭發被打爲右派的老師，反而爲老師辯護，結果自己也遭批判，畢業政治品德鑑定爲“差”，無緣大學，也找不到工作，待業十五年之久。但江小燕寫道：“我仍然說，並未後悔，因爲一個人內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換不到的。”

而在傅雷夫婦一事上，面對傅聰和傅敏兄弟的感激之心，江小燕寫下了一句讓我感動至今的話：“我既然能在他們惡運覆頂之際爲之申訴，當然也能對他們今天的聲譽日隆視若無睹。”

是啊，在別人落難時伸出援手，在別人風光時淡然離開，這纔是高貴的人性。但在現實中，絕大多數人都反向而行。我敢擔保，很多人暗地裏會說：“江小燕太傻了，1958年的時候檢舉老師，自己就能上大學，不用待業十幾年，畢竟老師已經成了右派，你罵她幾句也不算什麼。收留傅雷骨灰，風險多大啊，值得嗎？不過風險越大，利益也越大，爲什麼不跟傅聰兄弟要點回報呢？爲什麼不借這個機會讓自己變成名人，反而長期隱姓埋名呢？”

這纔是社會的真相，也正是這樣的社會，纔會將“炫豪車”等同於“愛國”，纔會將“有編制”和“有錢”視爲最重要的擇偶標準，他們豈止不懂文明，他們連“人”到底是什麼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