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下沉年代：破產的城市精英與失敗的人生重啓

CDT編者按：11月22日，獨立中文雜誌《莽莽》發佈了題爲《中國人的下沉年代：破產的城市精英與失敗的人生重啓》的報道，作者爲Xiaochuan。文章記錄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在經歷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騰飛後，如何面對裁員潮、內卷和不確定的未來。幾位受訪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貸後被公司裁員，有人賣掉房子卻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求職環境中屢受打擊，有人歷盡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卻收到HR發來的“霸王條款”。在經濟緊縮和外資撤離中國的背景下，勞動者面對企業的議價權日益縮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讓普通人難以對經濟走勢做出準確判斷，成了被“時代的灰塵”擊中的人。以下爲文章的節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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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編者按：11月22日，獨立中文雜誌《莽莽》發佈了題爲《中國人的下沉年代：破產的城市精英與失敗的人生重啓》的報道，作者爲Xiaochuan。文章記錄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在經歷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騰飛後，如何面對裁員潮、內卷和不確定的未來。幾位受訪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貸後被公司裁員，有人賣掉房子卻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求職環境中屢受打擊，有人歷盡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卻收到HR發來的“霸王條款”。在經濟緊縮和外資撤離中國的背景下，勞動者面對企業的議價權日益縮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讓普通人難以對經濟走勢做出準確判斷，成了被“時代的灰塵”擊中的人。以下爲文章的節選內容：

毫無預兆的失業徹底打亂了李嘉明的規劃。在原本的人生暢想中，作爲畢業於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學霸，擁有一份在互聯網大企業的光鮮工作， 在一線城市買房、買車，將來把孩子送去國際學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兩次的國外旅行，是李嘉明規劃中的完美人生軌跡。

但遺憾的是，現實捆綁着他墜向了完全相反的軌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線城市房價罕見地出現了多年來的第一次鬆動，彼時的他，以爲自己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機遇，於是毫不猶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錢包，以單價每平米12萬元人民幣的價格“上車”（注：中國互聯網術語，買到房統稱爲‘上車’）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這套房子位於李嘉明公司附近，爲了擁有它，他們首付了425萬元人民幣，接下來每月需償還2.2萬元人民幣的貸款，還貸時間30年。

出生於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碩士畢業後，便搭乘中國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東風，進入一家總部位於某東部沿海省份的互聯網公司當程序員，初入職場的他，年到手工資便有30萬元人民幣。當時，中國政府尚未出臺層層管控措施去限制資本的“無序擴張”，因此兩年後，李嘉明成功跳槽到發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聯網巨頭公司，並和當時還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塊搬到了這家企業總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資相較最初畢業時，也漲了一倍，達到了近60萬元人民幣。

李嘉明一直以爲這種節節高升會是人生的常態，直到裁員到來。

在陳晨被正式下達裁員通知前，外企撤出中國的趨勢已愈發明顯。據媒體報道，僅在2023年11月，便有多家外企撤出中國，例如思傑系統宣佈退出中國市場的所有商業交易，並裁撤南京研發中心的所有員工，趨勢科技因地緣政治撤出中國並裁撤大部分員工，德州儀器裁撤中國微控制器（MCU）團隊並將原微控制器產品線全部遷往印度。

2024年6月至7月，包括美國互聯網巨頭微軟、日本本田汽車以及日本製鐵在內的多家全球知名企業均採取了裁撤在華員工、調整在華業務甚至直接關閉中國辦公室的舉措。8月，IBM一夜之間關閉了中國的研發中心，據經歷此事件的員工表述，3秒鐘內，便有超過1000名員工被裁。而疊加上下游產業鏈的裁員規模，IBM此番的裁員舉措導致了數千名中國員工陷入了失業境地。

“世界正在通過這種方式來與中國劃清界限”，陳晨說。

爲了避免陷入這種困境，程亞男在2023年11月，即她失業的第一個月， 便和丈夫下定決心將他們位於上海郊區的唯一住房給賣掉了。

“房價降得太快了，我先生原本不同意賣房，想着等以後房價回升的時候再賣，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就業市場的位置，這種清醒的認知不允許我賣房的行爲哪怕再多等一天”，她說。

最終程亞男以比購入價低70萬的價格賣掉了房子。對於她而言，70萬人民幣是她和丈夫兩人的工資在扣除家庭必要開支和孩子的教育經費後，需積攢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擁有的財富。

程亞男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學院，作爲某偏遠省份縣城中學第一個被複旦大學錄取的學生，她當年的高考成績在家鄉引發了轟動。在村子裏的人看來，程亞男已經魚躍龍門，成功實現了階層的躍遷。

如今再回想高考中榜時的歡欣雀躍，程亞男不僅感慨：“十年猶如黃粱一夢，到頭來我什麼都沒能留住。我又重新回到了出租房，同時還失去了工作”。

而失業後的狀況也確實如她所料，求職之路充滿了坎坷。失業半年，程亞男在多個求職APP上投了不少於1000個職位，工資期待一降再降，但收到的回饋卻寥寥無幾。

“很多HR會問我孩子幾歲了，在得知我女兒才兩歲還沒讀幼兒園後，很多人就再也沒理過我，我猜測他們是擔心我會在孩子身上耗費太多精力，導致無法將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獻給公司和工作。還有的HR會直接詢問我是否會要二胎，即使得到否定的回答後，他們也不會再理我。中國女性在職業市場受到的歧視和遇到的困難是外界根本無法想象的”。

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實現再就業基本不可能了，我今年已經45歲了，沒有哪家（中國）企業會再要我，不管我的能力有多強，都無濟於事，大家只要35歲以內的”，王旭明說。 而35歲門檻，即辭退年齡超過35歲的程序員的做法，恰恰同樣源起於華爲。

“所以這倒是個什麼世道？處處作惡的公司居然可以在中國活得這麼好，更糟糕的是它還引發了其他企業的效仿，然後直接導致了劣幣驅逐良幣。當牛做馬，真是當下中國的時代精神”，李嘉明感慨道。

但據路透社報道，2023年中國的法拍房數量同比增長了43%。但對於具體的增加數量，因爲中國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同的研究機構出具的數據也不盡相同。其中，中指數據顯示，2023年全年包含住宅、工業、商業等法拍房掛拍數量爲79.6萬套，而緯房研究院、國信達數據的統計結果是53萬套。甚至有消息稱，曾擔任重慶市市長的技術官僚黃奇帆曾在內部會議中指出，中國當前的法拍房規模已經達到了400萬套。

對於這些數據，某知名房企研究院的一位資深研究員表示：“很多人對這一數據不以爲然，但如果我們結合中國人口規模和家庭成員模式，不難發現，僅2023年中國便有上百萬人陷入了失房困境”。

房子是精英們最後的堡壘，失去房子，意味着他們被擠出了原本的人生軌跡。

（節選。請訪問《莽莽》的網站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