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5年，被轉向的人生

重案組 37 號是新京報社會新聞部所設立的一個賬號。

免責聲明：為了便於閱讀，本站編輯在不違背原文含義的前提下對內容進行了適當修改。特此聲明，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站僅作為資訊展示平臺，旨在幫助讀者更全面地瞭解歷史真相。

我們新開啟了更專業的知史明智 PRO 版本(免費)，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移步https://pro.histfacts.com/，如果對您有幫助請收藏並幫忙推薦，謝謝！

CDT編者按：重案組37號是新京報社會新聞部所設立的一個賬號。

聞到竹筍和椿樹芽的味道，張玲知道，這是春天。而當窗外響起花炮聲，意味着自己又捱過了漫長的一年。

新京報記者｜左琳 秦冰

編輯｜楊海

校對｜張彥君

終於拿到判決書了。37歲的張玲期待着，自己能就此遠離那場噩夢。

在鄉下的10年裏，她每天都被農活包圍，打油菜籽、餵雞鴨、做飯、照顧6歲的兒子，生活平靜庸常。只是偶爾，身體會不自覺地露出異樣。

只要待在封閉的房間，她就頭疼得厲害；有時會突然躥出一股無名火，想摔東西；看見陌生男性，會下意識想躲開。村民發現，這個忽然出現的女人，10年來都沒離開過村子，也沒有人來看過她。

直到2024年4月15日，湖南常德的民警在比對“失蹤人口”信息時發現，“張玲”這個名錄在沉寂多年後出現了新動向。隨即，她被民警找到，再次與外界連接。

“從2010年起，我被人關了將近5年。”在派出所裏，這個小麥色皮膚、衣服洗到褪色的村婦告訴警察，自己曾是一名大學生，家在常德市區，接着講出了自己“消失”的經歷。那是第一次，她事無鉅細地回憶自己如何被一名叫鍾鵬的男人囚禁、侵犯，又是如何逃出來被人收留，並留在鄉下，過上跟失蹤前全然不同的生活。

10天后，4月25日，桃源縣警方將此立爲刑事案件。鍾鵬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因過追訴期未被起訴）。5月28日檢察機關以涉嫌強姦罪，批准逮捕鍾鵬。10月15日，桃源縣人民法院作出判決，鍾鵬犯強姦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

案件之外，在桃源縣公安局、婦聯的組織下，張玲與父母分離14年後終於再次相見。桃源縣婦聯也計劃爲張玲現在的家庭提供資金補助，給張玲介紹工作機會，幫助她早日融入社會。

張玲（化名）被囚禁的地方 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離家

在母親鄧潔的記憶裏，2010年1月22日原本是個普通的日子。

早上7點多，女兒張玲像往常一樣去上班，臨走前告訴媽媽，發了工資就給她買新衣服，語氣透着歡喜。

女兒很懂事，鄧潔和丈夫張忠凱都這樣認爲。夫妻倆在常德市區開了家早餐店，從早忙到晚，張玲打小就自己上下學、做飯，照顧自己也照顧弟弟。

張忠凱很驕傲，女兒長得漂亮，又乖巧聽話，讓鄰居們豔羨——一定程度上，女兒是夫妻倆的一種體面，被他們一直精心維護着。爲了讓女兒變得更好，從她小時候起就儘可能安排好一切。

長大後，這些安排開始關乎人生道路的選擇。大學讀什麼專業，家裏人先拿主意。畢業後，張玲想多去一些地方，有意做導遊，但家人擔心她會曬黑、容易捱罵，就介紹她去做辦公室文員。工作剛落定，家人就給她打扮，安排相親。

“嚴點也是爲她好，對女兒就是要多操心一些。”鄧潔和張忠凱覺得，這些和帶張玲單獨去玩，在筆記本電腦剛興起時捨得花幾千塊錢買給她一樣，都是愛。

張玲感激父母的付出，也努力回報，但她從來都沒告訴過父母，他們的愛有時也會變得沉重。

“從小到大，我想的都是怎麼再變好一些，讓父母滿意，讓他們更喜歡我、認可我。”逐漸地，這成爲張玲的一種壓力。

2010年大學畢業後，按照家人的安排，張玲回到常德工作。她在單位附近租了房，刻意保持着與家庭不近不遠的距離。

但在父母眼裏，女兒離他們近了，聯繫卻沒有變多。她不常回家，通話也少，有時候女兒的事問多了她還會不耐煩，“有些反常。”

很快，父母發現，張玲突然在單位做起賣日用品的小生意，還時不時提到，自己很羨慕在南方做生意的舅舅賺了錢、條件好。女兒突然表現出的野心讓他們警惕起來，那是傳銷最猖獗的時候，老家有人因爲傳銷人丟了、錢沒了。

“我真怕她去搞傳銷。”鄧潔說。

擔心女兒出事，鄧潔不再允許張玲獨自在外住，然後在早餐店附近租了個房子，每天讓張玲的弟弟接送姐姐上下班。

在張玲的解釋裏，做小買賣是她想賺些零花錢，但這無法說服父母，反而讓他們更加懷疑。再往後，張玲發現，自己的房間總會被家人亂翻。

失蹤前一個月，這種擔心和懷疑達到了頂峯。那天，親戚們把她堵在房間裏，十幾個人圍住她，強迫她看反傳銷影片，逼她交出頭目的電話，他們拆下了張玲的手機卡，查了一通，卻什麼都沒發現。親戚們七嘴八舌地教育她不該沾染上傳銷，張玲想解釋，但沒人聽、沒人信。

“他們都是長輩，我不能吵。”數落聲中，張玲甚至感到一陣眩暈，委屈、壓抑、煩躁積在胸口，讓她難以呼吸。

緊接着，一個強烈的念頭襲來——“我要離開這裏。”

她找到了鍾鵬——當時的男朋友介紹認識的“路子很廣”的中年男人——對方告訴她，自己在長沙有人脈，可以給她介紹一份高薪工作，到時帶齊所有證件，先到桃源縣漆河鎮會合。

2010年1月22日，帶着對未來的憧憬，張玲搭上了去漆河鎮的汽車。

如果漆河鎮碌廠橋村的村民留意，或許會在那天看見，50歲的鐘鵬帶着一個年輕女孩回來，她皮膚白皙，臉上有一對酒窩。

那天是臘八，天氣很冷，女孩穿了一件天藍色羽絨服，緊身的絨褲塞進長靴。她跟着鍾鵬上了二樓，再沒出來。

張玲（化名）的父母還保存着她的照片，她失蹤的那幾年，母親總會拿出來看看 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牢籠”

張玲就這樣消失了。那天下午，鄧潔沒有等到女兒回家。家人查看監控，發現張玲進入單位，後來獨自打車離開，手機信號最終停在桃源縣陬市方向，之後便一直關機。

最初幾天，鄧潔和張忠凱還想象着女兒只是去朋友家小住，但直到春節都不見張玲蹤影。他們拜託女兒的朋友一有消息就告訴自己，結果一通電話都沒等來。這是從沒出現過的情況，正月十五左右他們決定報警。

這時的張玲，已經被鍾鵬鎖在屋裏30多天。

事發當天，鍾鵬帶張玲來到一處院子前。那是在村子的角落，院牆邊上就是田地，四周幾乎沒有鄰居。院子鐵門緊鎖，裏面有棟二層小樓，張玲注意到，小樓的所有窗戶外都用鋼筋封着。小樓的大門和樓梯間也上了鎖，鍾鵬依次打開，帶張玲上了二樓。

囚禁張玲（化名）的二層小樓 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剛走到一間小屋的門口，鍾鵬立刻變了臉，往日和氣的模樣消失，肥胖的圓臉生出一種她從未見過的猙獰。張玲來不及反應就被鍾鵬一把推了進去，然後搶走了她的包和手機，拔下電話卡。木門被猛地關上，接着是落鎖的聲音。

就像被扔進籠子的小鳥，她本能地砸門、大喊，手腫了，嗓子啞了，都沒人回應。聲音太大，鍾鵬就威脅要弄死她，埋在後山，沒人會知道。她忘不了鍾鵬說這些話時的眼神，透着一種捕食野獸般的兇殘。這讓她瞬間失語，恐懼覆蓋了一切感官，不敢也不能再發出聲響，只剩下顫抖、哭泣。

困住她的房間剛能容下一張單人牀，幾乎沒有走動空間。後來鍾鵬見她病懨懨的，給她換到另一間屋，空間稍大些，可以來回走一走。牆把房間分成兩部分，裏面是雙人牀和一隻排泄用的紅色塑料桶，外面則是一張辦公桌、一把椅子、一臺廢棄的電腦和一個書櫃。

第一晚，鍾鵬就強行與她發生了性關係。“他紅了眼，胳膊使勁抵住我的脖子，像要掐死我。”粗暴的動作讓張玲透不過氣，大腦一片空白，過了許久才感受到疼痛。每隔一週，侵犯就會發生一次，她的羞恥和憎恨也會多一分。

所有的折磨都彙集成一個念頭，逃離這場突然的囚禁。剛開始的那段日子，只要恐懼稍微消退，她就會拼命掙扎，撞門、大喊。換來的是身上的淤血和傷痕，這都是鍾鵬對她的懲罰。最嚴重的一次，她被推到牆上，額頭撞出了血。

她也嘗試過絕食，但最後敗給了求生的本能。最後，她只能幻想有人來救自己，期待着有一天那扇門打開後，走進來的不再是鍾鵬，而是帶她出去的人。

她不知道，沒有人能聽到她的聲音。屋子唯一的窗戶被封得嚴嚴實實，在屋裏張玲只能聽見下大雨的聲音，有時也會透過縫隙傳來稀疏的奏樂聲，張玲猜那是村裏正在辦紅白事。

據判決書，警方的現場勘驗筆錄和照片顯示，“張玲被拘禁的地方位於二樓，樓梯中間可見帶鎖的木門，居住房間狹窄、門窗封閉。”

鍾鵬的女兒在證言裏提到，鍾鵬不準張玲下樓，張玲若不聽話就會遭到他的辱罵。鍾鵬交代她和母親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二樓住了個女人，“張玲從來沒有下樓。家裏來外人時，鍾鵬會讓張玲躲在房間不要出來，也不要發出聲音。”後來，鍾鵬又把二樓的走廊用紅磚砌了面牆，只留出縫隙透氣。

那座小樓與外界最近的聯繫，是樓後一條安靜的小路，偶爾纔會有一輛三輪或摩托車突突駛過去。外人不會知道，牆的另一側，一個不屬於這裏的女人正在求救。

村裏通往囚禁張玲（化名）小樓的路，平時鮮少有車經過 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在更廣闊的視角里，這本就是一個偏僻冷寂的山村。從縣城出發沿着省道行駛1個小時，再沿一處不起眼的岔路下去，駛過一段被茂密樹木掩蓋着的狹窄山路後，才能抵達這個名叫碌廠橋村的地方。

村裏人也很少來這個整天鎖着門的院子，就連鍾鵬的大哥，哪怕離自己的幺弟只有100米，也鮮有來往。

這個幺弟從小就好喫懶做，起初跟着父親學做鐵匠，但不願喫苦。桃源縣是道教聖地，民間有“養廟”風俗，2005年鍾鵬回村後在老屋旁建了兩座廟，以收香火錢營生。但他還是常找兄弟們借錢，借了也不還，再後來，連逢年過節也都不打招呼了。

“仇人。”大哥在手掌上寫下兩個字，形容自己的幺弟。

鍾鵬從不讓大哥走進自己的院子。“他平時關門閉戶的，過年打了豆腐給他也不讓進，都是從大門底下遞過去。”大哥說，自己把二層小樓留給鍾鵬時，窗戶又大又亮，結果被鍾鵬改得“像個牢房”。

在這間“牢房”裏，一天被分解成86400秒，張玲從未感受過時間如此漫長。她的希望被消磨殆盡，常常感到呼吸困難，總是迷糊着睡過去，一覺醒來，分不出是清晨還是夜晚。房間瀰漫着排泄物的異味，和昏暗的空間一起，壓得人睜不開眼。她的視力也越來越差，每天“雲裏霧裏”，甚至出現了幻覺，在一成不變的白飯裏，聞到了雞肉和豬肉的香氣。

有時，壓抑也會讓她變得狂躁，特別是天氣晴朗的時候，但大部分時候她已經沒有力氣發泄。偶爾雨下得猛烈，她纔會獲得在門外的走廊放風的機會——只有不到1分鐘的時間，剛喘上兩口氣，甚至還沒看清屋外的環境就又被關了回去。

房間成了張玲最熟悉、也最厭惡的地方，和她相伴的只有米黃色地磚和白牆，偶爾會有蜈蚣和老鼠鑽出來抓她一下。辦公桌上的電腦是壞的，打不開，黑色的皮椅上落的全是灰。

櫃子也被鎖住，櫃門是透明玻璃，就着微弱的光亮，張玲常常盯着裏面的書脊看字，有時也會在玻璃上看到自己。日復一日，她發現鏡中的少女變得憔悴、蒼老，神采消失。

最後，她幾乎認不出自己。

尋找

女兒失蹤後，鄧潔不止一次夢見她，不停說着“媽媽你救我”，一覺醒來，眼睛又哭腫了。就像個預言，她和所有人說“我的玲玲還在等我。”每次夢醒後，她就打電話給派出所，問掛着失蹤人口的女兒有沒有消息，答案無一例外都是否定。

張玲失蹤的前三年，她和張忠凱哪有線索就去哪。女兒的手機信號消失在桃源縣，她就在當地買了份保險，讓熟悉每個村子的銷售幫忙一起找。縣轄的各個鎮，最熱鬧的車站、集市，她也全都去過。

此時的張玲，連記憶中家人的樣子都開始模糊。她不再激烈反抗，只是麻木地等待着一個機會。

起初，她還有意識地多走走，“爲以後逃跑做準備。”後來，她逐漸變得“像只沒有想法的動物”，活着只是本能。

每天，她只是趿拉着拖鞋在屋裏晃盪，缺乏必要的鍛鍊讓她的肌肉鬆弛，困了倒頭就睡，餓了就躺在牀上等飯喫。

在這間屋子裏，她失去了一切，自由、尊嚴、人格，就連陽光和新鮮的空氣都成了奢求……時間尺度也變得混亂，她無法準確計算自己被關了多久。

光點透過窗子的縫隙打在牆上，張玲盯着它從一邊挪到另一邊，一天也就過去了。開始她還能記着日子，三天後就再也數不清了。

到了最熱的時節，牆燙得靠不住，晚上一次次被熱醒後，張玲像烙餅一樣翻來覆去。這也是她爲數不多感知時間的方式——熱起來，就是過了農曆五月初五，轉涼，八月十五就到了。

鍾鵬一家在樓下廚房做菜，氣味直往張玲鼻子裏鑽。聞到竹筍和椿樹芽的味道，張玲知道，這是春天。而當窗外響起花炮聲，意味着自己又捱過了漫長的一年。也只有這時，她纔會從混沌中驚醒——她想家了，想媽媽。

與家人所有的不悅都不再重要，她想起自己去長沙讀書，第一次出遠門，媽媽帶着行李一路坐公共汽車送她，隔三岔五給她送肉送飯。

她也想爸爸，但也怕他。爸爸脾氣暴躁，張玲遇到事情不敢和他講。她那時還不知道，父親急得頭髮都白了大半。重逢之時，他特意請假回家，早早準備一桌菜，提前兩個路口等着她。

每到過年，辦團圓飯的時候，鄧潔也格外掛念女兒。

“我是個最快活、最熱心的人，但張玲失蹤之後，我從沒高興起來過。”鄧潔說，只要看見二三十歲的孩子她就會掉眼淚，把眼睛都哭花了。怕鄧潔傷心，張忠凱收起了女兒的照片，但她還是會時不時掏出來再看一看。

“在我有生之年能把她找回來是最大的幸福，死了也不會帶着遺憾。”鄧潔說。

尋找之外，他們也小心維護着自己和女兒的體面。

女兒剛失蹤的時候，他們向單位請假說她臉傷了不方便上班。後來再有人問起，就說女兒賭氣跑了。他們沒印尋人啓事，只想着萬一女兒回來還能繼續之前的生活。

親人都沒有放棄尋找，張玲的幺舅常開車在常德市到處打聽，後來他在漆河鎮做生意，跟張玲相隔不到6公里，那是張玲距離家人最近的時刻。鍾鵬有時也會出現在漆河街道上，但張玲的幺舅從沒注意過這個身高一米六的矮胖男人——在人來人往的集市，他太普通了。

張玲（化名）的菜園 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女兒”

張玲意外發現自己也成了母親。

懷孕時鐘鵬告訴她，如果生下一個男孩就放她走。鍾鵬當時只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兒，他曾向張玲透露“把你搞來就是爲了要個兒子”。判決書顯示，張玲懷孕後，鍾鵬的妻子曾問起丈夫那是誰的孩子，鍾鵬回答這是“借母生子”。

張玲猜測，這或許是一個重要原因，讓鍾鵬的妻子和女兒成爲了囚禁自己的幫兇。她們明知自己的遭遇，卻從未表現出半點同情，反而參與看管。後來，這對母女也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但因爲已過追訴期，兩人未被起訴。

被關在房間裏，張玲無法預測後來的事，鍾鵬的“承諾”和一天天變大的肚子讓她又有了希望。她不再嫌棄飯菜，給什麼就喫什麼，“總得先活下去。”

2010年10月的一天夜裏，鍾鵬把就要臨盆的她塞進了一輛麪包車。

“如果他帶我到醫院，我就能求救。”張玲肚子痛得要命，心裏卻在盤算。車子在漆黑的山路上不知道行駛了多久，車門打開後，張玲發現四面都是大山。她被拖進了一間四面漏風的木板房，鍾鵬找來一個接生的老太太。

張玲只覺得下體腫了、裂了，就快暈過去了，才聽見嬰兒的哭聲。她摟了一下小貓似的女兒，就再也沒了力氣。

鍾鵬沒放走她。往後的日子，張玲也沒做過一天“母親”。女兒頭髮長了嗎？會說話了嗎？穿什麼衣服？隔着那扇緊鎖的門，她只能猜想女兒的樣子。

直到有一天，天色暗下來，她正在昏昏沉沉的時候，女兒忽然歡叫着跑過門外。張玲驚醒，貼在門上貪婪地聆聽，“聽她的聲音過來又過去，心裏舒服多了。”張玲說，女兒只發出零星幾聲，但已足以讓她繼續活下去。

後來的每晚，她都會早早守在門口。有時聽見女兒被罵哭，她也趴在門上跟着流淚。她想拍拍門得到女兒的回應，但鍾鵬威脅她，只要敢這樣做就再也看不到女兒。

一次，鍾鵬的妻子送飯時女兒也跟進來了，臉圓圓的，穿着粉紅色的棉衣，留着齊耳短髮，一看到張玲就開始哭。這是她被囚禁的4年多里唯一一次見到女兒。往後的日子，她只能靠聲音來想象女兒的成長。樓梯上急促的腳步聲更重了，那是女兒在長高；門外的咿呀學語變成了清晰的字詞，那是女兒會說話了。

她聽到女兒喊媽媽，只不過對象不是她——在村裏，鍾鵬聲稱這個女兒是被人遺棄在廟門口，他和妻子收養的，女孩叫妻子媽媽。

對另一個母親鄧潔來說，她還不知道能不能再聽到女兒的聲音。

鄰居總來打聽，“他們一見面就問，張玲去哪兒了。我們說她結婚生子，過得很幸福。”

找女兒花費了大量心力，生意也跟着斷斷續續，她和丈夫張忠凱都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她沒下落，我們還要活。”2013年，夫妻倆不再承租早餐店，兒子結婚了，他們搬到新家，跟過去斷了聯繫。臨走時，鄧潔囑咐新住戶，如果有女孩找過來就立刻聯繫她。

“我要離開那個傷心的地方。”說着，鄧潔又哭了。

家裏的相冊還留着張玲（化名）兒時的照片 受訪者供圖

再收到女兒的消息是2014年。來電是陌生號碼，但鄧潔一下就聽出來，對面是消失了近5年的女兒。

“玲玲還活着。”長期的思念、擔心在這一刻決堤，從心中翻湧出來，她泣不成聲，不斷問着女兒的狀況。“你在哪，過得好嗎？是不是有人控制你？”

電話那頭沒有回答，只是提出需要1萬塊錢，囑咐她千萬不要報警。張玲沒辦法，鍾鵬就在旁邊，講錯一個字電話就會被立刻按掉，她不想再失去一次逃跑的機會——幾天前，她聽鍾鵬說起缺錢，想到可以藉口要錢向媽媽求助。

掛斷電話，鄧潔和家人商量，爲了女兒安全暫時先不報警。況且當時兒子正在籌備婚禮，這時讓人知道了自己還有個失蹤的女兒，“不光彩。”

約好交錢的那晚，鄧潔拎着一兜現金等在公園門口。她叫上了兩三個妯娌陪自己，家裏的男人們則在遠處等候，“等張玲一露面我們就能帶走她。”

等了半個多小時，張玲最終也沒出現。鄧潔不知道，女兒就在不遠處的車裏，因爲沒戴眼鏡只能瞥見媽媽的輪廓。本打算取錢的鐘鵬非常謹慎，剛一探頭就縮回來，見對面人多他讓司機趕快走。第二次的出逃機會，又在張玲眼前溜走了。

從那以後，在張玲被囚禁的最後一兩年，鍾鵬表現得越來越緊張了。不準張玲晚上開燈，認爲她在故意報信；安靜坐着，他也跑上來罵一通，怪她砸門。

轉機發生在2014年的一個下午，鍾鵬的大女兒罕見地放她下樓打掃院子。她又想逃，可長期的封閉讓她連路都不會走，雙腿不受控制地顫抖，要扶牆才能下去。沒幾分鐘，就被鍾鵬的女婿魯寧撞見。他問妻子這是誰，然後責怪道：“關人是犯法的。”

這是鍾鵬處心積慮隱藏的祕密，第一次被“外人”知曉。判決書裏，鍾鵬也在證詞裏提到，魯寧 “發現張玲的存在後”，他便開始轉移張玲。

大概一週後，張玲突然被叫醒，鍾鵬把身份證還給她，讓她立刻跟自己走。張玲記得清楚，院門口的橘子樹上青果正在轉黃，人們穿上了小薄棉衣，還要加條秋褲，自己身上卻只有一條單褲。

“他要放我走？”她無法確信，只覺得心跳得厲害。那晚月光很亮，晃得眼前一片朦朧，張玲跟着鍾鵬走在田間小路，不小心踏進溝裏踩了一腳泥。她累得喘不上氣，不知走了多久，總算到了鎮裏的公共汽車站。

噩夢

2014年10月，在桃源縣熱市鎮一座村莊，63歲的“廟主”薛丹等來了一位新香客。

這是個很瘦的女孩，不算高，皮膚有種病態的白皙，喫不進飯，眼神也直愣愣的。

“你是哪裏來的？今年多少歲？在哪裏讀書？”連續問了幾個問題，對面的人張嘴卻發不出聲。鄰居圍過來聊天，她直往屋裏躲；不敢一個人出門，在村裏散步也要人陪。

女孩正是張玲，是鍾鵬帶過來的。薛丹此前就認識鍾鵬，在當地，“廟主”間互相介紹香客到廟裏小住“撐門面”，並以此賺取“中介費”是常事。

薛丹記得，三天後鍾鵬再來，要把張玲帶走時她看到了反常的一幕：女孩拼命搖頭，滿眼都是恐懼，她邊哭邊給薛丹作揖，求她幫忙。薛丹不知道女孩究竟遭遇了什麼，但不忍心看着她這樣離開。與鍾鵬交涉後，對方提出如果“借錢”給自己，就可以讓張玲多留幾日。那一次，她拿出了700元。

此後，鍾鵬又來過幾次，每一次張玲都東躲西藏。薛丹覺得這很反常，她本能地不想讓女孩陷入到危險中。其中一次，鍾鵬想強行帶走她，薛丹和老伴兒拿着鋤頭擋在門前攔了下來。

“我家沒有‘狠人’，保護不了她太多。”薛丹說，自己雖然有兩個兒子，但大兒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兒子不管自己，她和老伴年紀大了，平時只靠給村裏人幫工過活。她讓張玲報警、找家人，張玲卻直搖頭。

她聯繫過媽媽，但接電話的卻是個陌生的聲音——鄧潔換了手機號碼，那次交錢未遂後，鄧潔幾乎確信女兒入了傳銷，“我擔心她把壞人引到家裏。”張玲也去過之前的早餐店，打聽家人的下落，但也了無音訊。

至於報警，“那時候我天天腦殼疼，哪有力氣去做別的？況且鍾鵬也威脅過報警就傷害家人。”過去的1730多天就像個噩夢，從未離開，在身上游走，讓張玲難受得起不來身，即便站在冬日溫和的陽光下也會暈眩；她變得敏感多疑，總覺得有人盯着自己、議論自己；她不敢公開自己的經歷，怕討人嫌、被拋棄。

她重獲了自由，卻難以適應自由。就像條尾巴，張玲總是跟在這位婆婆身後，對周遭的一切保持警惕。

接近5年的經歷讓她很難再去信任別人。一開始，薛丹不知道女孩的身世，怕她再受刺激，就讓家人與她保持着不遠不近的距離。但關心並沒有減少，見張玲唯一一件外套的拉鍊壞了，常常雙手環胸，薛丹讓老伴兒把外套拿到鎮上，換了拉頭回來。薛丹的兒子每次去鎮上給女兒買零食，都會帶回兩份，把其中一份留給張玲。

張玲也開始觀察着這個陌生的老婆婆，從發出第一聲“切（喫）”開始，教自己重新說話，半年後，她終於能勉強和對方交流。這半年，她發現薛丹會走一兩小時山路去給自己買合身的厚棉褲，也沒有限制她去任何地方。

她洗了近5年來第一個熱水澡，白天勞動，晚上睡覺，沒人再打罵自己。再到後來，她擁有了被囚禁以來的第一部手機，是薛丹的兒子送的，她可以自由地和任何人聯繫。

一天晚上，她終於向薛丹開了口，告訴了對方自己曾經的非人遭遇。兩人“眼淚嘩嘩流”，後來薛丹借了五六千元陸續送給鍾鵬，算是留住了這位“香客”，對方也很少再來過。

山下是張玲（化名）現在居住的地方，重獲自由後，她常常走在這條小路上 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日子一天天過去，薛丹發現，張玲說話時開始帶着笑容直視對方。她也終於有精力仔細打量這個“家”——一幢貼着粉色瓷磚的三層小樓，瓷磚脫落了幾塊，露出灰色的水泥牆；屋裏空蕩蕩的，沒有彩電，傢俱只有幾張簡單的桌椅；屋外有個雞棚，還有一塊菜園和一個小花壇，現在都歸她打理。她種上了辣椒、毛豆這些常喫的菜，還種了兩棵盛放的玫紅色月季。

但有些傷痛仍會時不時地冒出頭來。

廁所有異味，她就不想上。大風把門吹得“砰砰”響，她會害怕。做筆錄時警察要關門，她感覺頭暈想吐，立刻大叫着把門打開。陌生的男人來家裏收廢品，她鐵着臉趕他走，怕又遇到壞人。

2018年，她和薛丹的大兒子成爲夫妻，有了兒子。即使面對丈夫，張玲也無法完全放下戒備。性是痛苦的，平時他們分房睡，丈夫一湊過來她就條件反射地打他。

她牽掛和鍾鵬生下的女兒，現在沒人能阻止她們相見了，但因爲陌生，女兒不想與自己生活，只在週末纔來一天。她珍惜這短暫的相處時光，只是有時候，看到女兒那張跟鍾鵬相像的面容，頭就開始疼，就像只要靠近那座院子就想嘔吐。

她不知道，這場噩夢什麼時候才能真正結束。

兩段人生

如果沒被囚禁，人生會怎樣？37歲的張玲不止一次想過這個問題。

過去她稱得上要強，考上的是專科，卻同時修完了本科項目，最後拿到了自考的本科學歷。同宿舍的朋友都談戀愛，只有她在一刻不停地學習，拿到了導遊證、教師資格證和普通話水平證書。她籌劃着，將來有時間她還要考駕駛證。學校辦的體育比賽，每次她都使勁跑、使勁跳，要得個第一。

“沒她搞不好的事。”鄧潔說。

14年後再見面，鄧潔覺得一切都變了。

今年4月，“失蹤人口”張玲鎮上派出所給兒子辦戶口，錄入了自己的信息。幾天後，4月15日，她接到了派出所的電話，警察確認她的身份後，這個離家14年的女孩終於被找到了。

第二天，在桃源縣公安局和桃源縣婦聯的組織下，張玲家人趕到派出所“認親”。張玲第一眼就認到了媽媽，瘦了，也老了，原先好好的一雙眼，哭得遇風就流淚。“這都怪我。”兩個人抱着大哭，哭到外面的大雨聲都聽不見。36年來，她第一次聽見媽媽喊自己“寶貝”。

鄧潔發現，曾經體面的女兒胖了、黑了，頭髮綰在腦後，額前散着細碎的劉海，架個眼鏡。舊衣舊鞋一身土氣，走路低着頭，連方向都分不清，完全沒了當初的風采。就連口音都變成了桃源話，只有叫“爸爸”“媽媽”時纔有些從前的爽快。

越是這樣鄧潔越心疼。她悄悄給辦案的警官發消息，讓他狠狠去問，不能潦草結案。張忠凱卻接受不了，合照時，非讓張玲把那身透着土氣的外套脫掉。揹着張玲，他難過得大哭：“這還是我的寶貝女兒嗎？”

張玲（化名）最愛顏色鮮豔的花，在家門前的花壇裏她種了幾株 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媽媽把她帶回家，但在乾淨整潔的房間裏張玲顯得格格不入。

房子是2003年之後買的，有100多平方米。廁所沒有一塊水漬，淺色的地板亮得反光，一個腳印都沒有。客廳牆上貼着壁紙，暗金色的花紋襯得屋裏更加亮堂，電視上蓋着防塵的白布，果盤擺得整齊。

鄧潔還保留着女兒的一套碎花睡衣、一件上衣、幾張照片和那臺筆記本電腦作爲念想。她把電腦拿給女兒，張玲卻早就忘了怎麼開機打字。

現在，張玲最拿手的是播種、收割、洗衣和做飯。鄧潔給她買了幾套風衣和毛衣，整齊地疊好，她想彌補女兒，讓她重新光鮮起來。張玲一件沒要，這些淺色的、柔軟的新衣穿上幹活不方便。如今，她更習慣挽起袖子走在鄉下的小路上，隨手摘一些野果搓兩下就放進嘴裏嘗。

鄧潔覺得女兒變化太大了。兩人還沒聊多久，張玲就要進屋自己待着，晚上她們睡在一張牀上，背對背各躺一邊。婦科檢查結果還沒出來張玲就急着要走。一天凌晨，她坐在客廳把起夜的張忠凱嚇了一跳。

“你怎麼不睡覺啊？”張忠凱問。“我想回去。”張玲很堅持。臨走前，她還拎了好幾兜魚和肉帶回去給婆婆一家喫，這讓鄧潔難過：“她覺得那裏纔是她的家。”

更讓她難過和不甘的是女兒沒有了一絲銳氣，而是和一個貧窮的家庭綁在一起，躲在鄉下，不社交，也不去賺錢。“我都60歲了還在工作，不指望她出人頭地，但她還那麼年輕，怎麼能跟社會脫軌呢？”

家裏還保留着2009年左右給張玲（化名）買的電腦 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新的開始

鄧潔說她願意退一步，接納女兒的新家庭，承諾幫她帶孩子，也可以聯繫一切能聯繫的人介紹工作。她反覆告訴女婿，一定要把張玲帶出去，走出那個封閉的地方，回到屬於她的軌道。

但只有張玲清楚，走出來根本沒那麼簡單。光是重新面對家人，就已經很難了。

某種程度上，是她主動選擇了封閉。在農村的家裏，她不用擔心遇到陌生人，那會讓她感到緊張。偶爾她還是會被噩夢驚醒，至今依然不敢獨自散步，但只要身處家中，她就能獲得寧靜，還有她曾經渴求的安全感。

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徑縮小，重獲自由的10年間，她甚至沒有去過縣城，連鎮上的集市也鮮有到達。這10年，她更熟悉泥濘的小路，山間的羊羣，以及自己的新家人。連她自己都沒注意到，面對兩種生活，她下意識的說法已變成了“我們”農村和“你們”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這裏，她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被尊重和話語權。薛丹一家都覺得張玲聰明能幹，不管是燒火做飯還是家裏的存摺密碼，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她規劃着這個家庭的未來，讓丈夫去考電工證，53歲的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學習。

她覺得，丈夫年紀大，人卻老實貼心，下雨了沒帶傘，會把衣服脫下來給張玲披上。“他幹什麼都聽我的。”

但在父親眼裏，他始終無法認可這場婚姻。在家的五六天，張玲哭了好幾場，父親總是強調，別人家的孩子出國、拿獎學金，自己的孩子卻嫁了一個“又老又窮”的男人。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一步錯、步步錯，她自己毀了自己。”張忠凱替她着急。後來，就連鄧潔也加入進來，讓張玲離開現在的家庭。

還有那些親戚，再一次，他們團團圍住張玲，勸她減肥，勸她再想想未來。就像14年前她失蹤前的那場數落一樣，吵得她頭都大了。

家中還保存着張玲（化名）曾經的睡衣 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讓她煩惱的還有眼下現實且粗糲的清苦生活。今年72歲的薛丹視力退化，右手骨折過，幹不了體力活。丈夫身體也在變差，不再外出務工，家裏沒有收入，全靠幾萬元存款過活。丈夫的大女兒在外讀書，每月需要2000元生活費，不久前，他們的小兒子生病，掏空了家裏的積蓄。

她不得不考慮重新回到城市謀一份生計，儘管她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進人羣，告別恐懼。

有關部門正在提供幫助。桃源縣婦聯的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桃源縣縣政府組織民政、教育、婦聯、公安一起開會研究過張玲的事情。婦聯正在幫助張玲尋找工作機會，教育局則安排了張玲的女兒轉學到熱市鎮，並和婦聯一起給女孩做了心理疏導，讓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親身邊生活。

父母還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兒的迴歸，爲她準備好了一切，來填補那4年多受到的傷害。女兒本就屬於城市，現在爲什麼非要過另一種生活呢？

張玲不知道究竟該怎麼做。女兒轉學後不再寄宿，每日回家與自己朝夕相處，張玲喜歡這樣的時光。收到判決書的當天，她帶女兒去派出所改名字，不再姓“鍾”，隨了丈夫的姓——她相信，這會是個新的開始。

她說女兒很懂事，也很適應新學校的環境，月考全班第一。這讓她想起自己在大學時不停考證的日子，偶爾她還會想起大學畢業時做導遊、到處走一走的計劃，久違的衝動隨即生起，又一瞬而過——院前的菜園還等着她打理，天色不早了，她生起火，爲一家人準備晚飯。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