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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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年的時間,我女兒沒有戶口。她在這個社會系統裏是不存在的。
我有一個女兒,11年前,我未婚生下了她。2013年,生育還不被鼓勵,最初我辦不了準生證,孩子也上不了戶口。在我女兒生命的前五年,她是一個在社會系統裏不存在的人。最終我不得不以假結婚的方式,讓她擺脫“黑戶”的身份。
最近幾年,生育率下降,政策開始支持、獎勵生育。在廣東、陝西、安徽、四川等地,一位女性只需要提交身份證或戶口本,就可以完成生育登記,不再需要結婚證。我的那些與政策對抗的經歷,成了一段大概不會重演的歷史,只屬於計劃生育時期的困境。
我想講講我的故事,這可能是一個關於爭權的故事,與男人爭權,與政策爭權。同時這也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我和我的女兒相遇的故事。
我會當一個未婚媽媽
那多酷呀
2012年年底,我的月經推遲了一週沒來。憑藉模糊的直覺,我想我可能懷孕了。
當時我和男友剛交往了四個月,處於感情非常不穩定的階段。我在附近的小醫院做了妊娠尿檢,證實了我的直覺後,我沒有第一時間告訴他。
我記得當時被喜悅擊中了,“我太厲害了,我能當媽媽了”。那一刻起,我就覺得我是母親,有一個孩子——而不是一個分裂中的受精卵,或一個幾毫米的胚胎——正在我身體裏。那是個週末,我回家後,就坐在臥室裏曬太陽,覺得自己身體老金貴了。然後慢慢細品那股喜悅。我當時就決定要生這個孩子了。
確認懷孕後,我給男友發了個短信,說我有事要說。他等了十分鐘後纔回,問什麼事。我說我懷孕了。他又等了十分鐘,回:竟有預感。我們竟然沒有接着討論下去,約好見面聊。
我們下班約在餐廳。氣氛當然不像平常一樣自然,他的表情讓人難以判斷。等到菜上來後,他清了清嗓子,問:“你打算怎麼辦?”
當時,我的確沒有細想,壓根沒有考慮過他的感受。也許我以爲男人都會像電影裏一樣,歡欣鼓舞,喊:“太好了,我要當爸爸啦!”
事實證明,不是。他表情凝重,開始艱難地表述,大意是,他不喜歡孩子。他上一段婚姻有孩子,他一直覺得,他對孩子的愛不足夠到對他終生負責,也終歸會傷害到他。其次,他不相信婚姻。這個我們討論過的,他是不可能跟我結婚的。
我有一瞬間是很失望的。但也就是一瞬間。結論很快浮現了:我會當一個未婚媽媽。
那多酷呀。
是的,我覺得很酷。我甚至覺得,我就該是個未婚媽媽,不按理出牌,挑戰世俗,睥睨父權。去你的婚姻,去你的三口之家,令人窒息和無趣的庸常。我是個現代女性,像《老友記》的瑞秋,“you can be as involved as you want”-——這就是我大致對他說的意思,完全是照着老友記來的。
他囁嚅着說,他還是希望我去做人工流產。說話時,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拂袖而去。
“我有這個權利!
這是我的身體!”
我並非癡迷孩子的人。十多年前,正是“剩女”這個叫法盛行之時。我被叫做剩女、三高女(高學歷、高收入、高齡)。適齡婚育在當時還是主流觀念,但我並沒有受很大影響,我從來沒有認爲結婚和生孩子是人生必選項。我曾在23歲時不慎懷孕,我知道的第一時間就想打掉,因爲太年輕了,不想結婚。當時沒有無痛人流,手術極其疼痛。我打完胎出來,和當時的男友一起去看電影,《愛情麻辣燙》。裏面有一個場景,徐靜蕾的角色抱着老公欣喜若狂地喊:“我們要有孩子啦!”我在電影院裏一下子大哭起來。
爲什麼我在38歲懷孕時,堅決要生下來?可能是生物學因素,受到體內倒計時的時鐘催促。38歲不生,我這輩子可能就再也沒法體驗當母親的感受了。可能是因爲兩年前,我的父母相繼患病離世,讓我感覺很孤獨。我從小成績優異,被父母認定是兩個孩子中“留一個在身邊陪伴,放一個在外面闖蕩”的後者。17歲我考上大學就離家了,在上海工作,去北京工作,去澳洲留學,再回到上海定居。我的生命裏,在父母身邊佔17年,獨居佔了21年。而我一直沒有找到一個伴侶,和我重建一個家庭,就像我父母的家一樣有歡笑,有美食,有狗子追着我們姐妹倆奔跑,有盛開的杜鵑花和花蔭下的金魚。
父母去世,尤其母親去世後,我常常沿着早晨空蕩蕩的淮海路走路去上班,走着走着就哭出來。自由的魅力和獨立的歡欣,在被享用20年後,開始變得不那麼摧枯拉朽了。相反,在某些深夜,在週日無事可做的下午,孤獨變得非常尖銳。
第一次和男友談崩後,我們陷入了無止境的爭吵。爭吵的內容大同小異,翻來覆去。基本的爭執點在於,他覺得生孩子需要兩個人同意,他不要這個孩子,我就沒有權利生下來。我覺得你簡直不是個男人,不把懷孕的愛人照顧起來不說,我自己生,你還有臉跟我吵。
在我們的爭吵到達最高潮時,他咆哮:“你沒有這個權利!我有一票否決權!”,我咆哮:“我有這個權利!這是我的身體!”
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爲我是對的。
受精卵落在子宮後,母親只需用身體承載,一個生命就會誕生。生命的主體性,會隨着孩子越長大,越凸顯。現在我女兒11歲了,她的樣貌跟我可以說是毫無關係。她的學渣體質,則完全顛覆了我的學霸基因。她還是個超級社牛,幾乎全小區的孩子,都認識我家以及我們的狗。她是小紅書和抖音原住民,製作的視頻總有上百的點贊評論。紀伯倫說:“你的孩子其實不是你的孩子……”她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一條活生生的生命。流產她殺死她,失去和這樣一個獨特生命相遇的機會,這個悲痛是母親的;生下她養育她,爲這個生命負起保駕護航的責任,這個重擔也是母親的。這個決定,只有母親來做。11年後的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生育權是屬於女性的。
當然,爲此付出的代價可能是獨自撫養,承擔難以承擔的艱辛。
和制度第一次正面遭遇:
準生證難題
我在醫院婦產科,拿到尿檢陽性報告的第一秒,整個人還是懵的,甚至不太確定“陽性”是什麼意思。我拿着報告單,回到診室,擠到後面的病人和醫生之間,陪着笑小聲詢問。醫生一邊忙着寫病歷,一邊用大到衝出診室的音量喊:“懷孕了呀!”她啪地把病歷往邊上一推:“你走婦科還是產科?”我又不明白了。她繼續大聲說:“你生不生?!生就是產科,不生去婦科!”。她這時候才抬起眼來看着我,我被她一看,無地自容,嘟囔着說我考慮考慮,趕緊穿過女人們的眼光逃出診室。
這麼大的事,醫生並不認爲你需要時間考慮。
要生孩子,首先需要結婚證,憑它才能回戶口所在地辦準生證,有了準生證,才能在醫院建卡,建小檔。這第一道關卡,對我來說就有如銅牆鐵壁。
直到今天,在網上搜索,仍然查不到明確的未婚生育合法化訊息。2016年1月1日,全國放開二胎政策並取消準生證制度,代之以生育登記制度,但細則仍然顯示,需要持結婚證登記。只有四川省走在前面。2023年2月15日起施行,由四川省衛健委發佈的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取消了對登記對象是否結婚的限制條件。這消息一發布,依然引發了網上大量反對的聲音,很多人認爲這個規定給二奶打開了方便之門。
未婚生育不犯法但違法,違反了《婚姻法》和《計劃生育法》。也有些說法將之列爲違規。當然,事實上未婚生育也一直在發生,每個母親大約都有不一樣的原因或苦衷,也有不一樣的解決方法或神通。
假結婚是最容易想到的辦法,但也很難操作。任素汐演過一部電影《尋漢計》,就是講一個和前夫睡出孩子的女人,到處找人假結婚的故事。她首先找的是前夫,前夫已婚,不肯離婚再跟她假結婚。事實上,我也厚着臉皮,打電話找過前男友。他聽清來意後,委婉地說,早幾個月就沒問題,但是他現在已有交往對象,他很喜歡和在意她,也是奔着結婚去的。也就是婉拒了。電影裏面,任素汐還找炮友,想春風一度後,就賴上他。我想,我連真正的孩子父親都賴不上。“是男人就要負責”,這是上一輩的觀念了吧。
後來,朋友還幫我找過婚託。我決心做未婚媽媽後,第一時間告訴了我的姐姐和好閨蜜們。無一例外地,她們都說:“好!生!支持你!”其中有一位好朋友在本地有點辦法,很快給我找來一位婚託/中間人,收費3萬,1萬作爲介紹費,2萬給跟我結婚的人。“人家也不能白幫你,對吧!”那個中間人說。
他很快給我一份男性資料,還附有身份照片,62歲,本地人。只要我答應,出錢,馬上可以領證。
這時,我一路考學做白領的乖乖女價值觀佔了上風,怎麼也下不了決心,去跟一個陌生、醜陋、在現實中和我沒有任何交集的男人,違法地成爲合法夫妻。
有錢能使鬼推磨?
最後是錢幫我度過了這第一道難關。我上網找到一家外資醫院,不需要什麼證,從產檢到生產,費用大概十萬出頭。好在我的工作在此之前一直很順利,我也薄有積累。我拿出存摺,去這家外資醫院,充了一張十萬的金卡,成爲了他們的貴賓。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非公立醫院。看診是預約制的,每次去之前,要提前打電話約好時間,還會收到短信再次提醒。醫院前臺笑臉相迎,確認名字後,把你帶到軟包卡座的等候區,並問你需要喝什麼。很快裏面的護士出來,把你帶進一間一對一的診室,掩上門。醫生同樣微笑着,詳細詢問你的懷孕狀況,但絕不會涉及個人隱私。我害怕的結婚與否等問題,一個也沒被提到。
在等候區,我看到妝容精緻的少婦,由拎愛馬仕包包的婆婆陪着,帶孩子來體檢;也看到年輕的孕婦,由穿戴時尚略略漫不經心的丈夫陪着來產檢。自從知道懷孕後,我的心裏一直兵荒馬亂,直到現在,在粉紅粉藍色裝飾的私立醫院等候區,在安靜舒適和暗香浮動中,我第一次感覺到身心安泰,被尊重被照顧。而我,幾乎和四周這些女性們,一樣幸運。
開始幾次產檢比較順利。我只需定期預約,去醫院,等候5分鐘,然後進入芳香潔淨的單人衛生間,鎖上門,收集一管尿液。然後醫生會拿着檢驗結果報告,例行詢問孕期情況,並囑咐一些注意事項。對健康的孕婦來說,產檢簡單到有點例行公事的感覺。
後來,也許是我獨自去產檢的次數多了,醫生開始軟言提醒我最好帶爸爸來,比如,這個月B超可以看到寶寶樣子了哦,等等。尤其到了五個月大排畸的時候,醫生反覆強調,萬一出現問題,是需要兩個人共同決定的。醫生說的當然很有道理,只是我無法照辦而已。我就用“好的好的”來敷衍,或者用“他沒有時間”來搪塞。
到了孕晚期,不知道是醫生意識到了我的情況,還是政策開始收緊,醫生從拐彎抹角,到越來越挑明,最後直接攤牌了,問我要結婚證。我也就攤牌了,說我沒有。醫生爲難地頓了頓,推心置腹地勸我在生產前解決這個問題。她說,法律上來說,哪怕在生產前一天拿到結婚證,都不算非婚生育。否則,就難辦了,醫院也難辦,上邊風聲越來越緊,在嚴查我這種情況,她們也沒辦法。
我一邊唯唯諾諾地答應,一邊也是束手無策。但我當時覺得有錢能使鬼推磨,外資私立,拿錢辦事,應該是轄外之地吧?
之後每次產檢,醫生都會提這事,我都說在辦在努力。就這樣扯皮到了預產期。
生了
我懷孕七個月的時候,還發生了一件大事。
我是在升職跳槽到新公司後的第三個月懷孕的。入職時已經有HR向我抱怨,說我部門養着兩個產後請長病假的女員工。
挺着七個月的大肚子忙完一個大項目後,新來的HR找我談話。她說,公司經過一年的考察,覺得我的能力還是不勝任,尤其這次比稿沒有拿到,所以決定辭退我。當然,“跟你懷孕沒有關係啊!我們也看到,你在懷孕期間還比稿加班,很努力,我們是認可的。”
她接着說,老闆非常仁義,你可以提出一定的補償,你月份這麼大了嘛,身爲女人我也不忍心的。然後她又補了一句,“當然,你這種情況,屬於非婚生育,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公司本來是一分錢不必賠的。”我聽懂了,意思是叫我不要獅子大開口。我沒說過我是未婚懷孕,但似乎全世界都知道。
臨近預產期,我的產科醫生忽然休假了。她在最後一次產檢時(或倒數最後第二次,我記不太清了),告知我這個消息。大概看我臉色變了,她安慰我說,會有有經驗的醫生幫我接生,我的資料也都已轉給她。其實,當時我心裏產生了陰謀論的想法,覺得她是想借休假逃避接診我的責任,但我無從證實,也不敢提出異議。我什麼都沒說。
2013年一個40度高溫的夏夜,晚上10點,我的羊水破了。我按照事先計劃好的,打電話叫了一輛120。然後拿出早就整理好的待產包,等着。120很快到了,我躺在車上,害怕得手一直在發抖,根本停不下來。我用顫抖的手,先撥通了一對離我最近的好朋友夫婦的電話,他們表示馬上趕去醫院和我會合。然後我撥通了我姐的電話,我姐住在南京,她說馬上訂定最早一班高鐵車票。之後,我打了孩子爸爸的電話。沒人接聽。十分鐘後他打回來了,我也告訴了他。然後,我就安安靜靜地獨自發着抖。
120把我送到之前產檢的私立醫院的產房,因爲是半夜了,裏面沒什麼人。護士爲我做了簡單的檢查,說我已經“in labour”。原來,剛纔在120上開始的隱隱作痛,已經是陣痛了。
朋友夫妻趕到了,我要進產房,我覺得不宜讓他們陪伴,就感謝了他們,讓他們趕緊回家。
我獨自在產房,按護士指令,脫掉褲子,像條赤裸裸的大鯨魚,躺在一張一次性尿布上。但我終於不抖了,因爲已經把自己交到了專業人士的手上。護士說剛剛開到1指,按我的年齡,還早着呢。她在我身上蓋了張牀單,就出去了。
陣痛漸漸變得厲害起來。孩子父親來了,尷尬地坐在我身邊,看着我哀嚎、捶打牀欄杆。護士進來看了一次,說可以通知負責無痛分娩的麻醉師了,然後又出去了。從頭到尾,在第一產程中,護士在我身邊只待了幾分鐘。
麻醉師一小時後纔到。護士檢查,說我已經開到八指。我在肚子劇痛中,又在脊椎注射了劇痛的麻藥。打麻藥時孩子父親有沒有簽字同意、麻醉師和護士說了什麼,我是痛得一概不知了。我也顧不得臉面了,只是放聲哭喊。然後劇痛就減弱了,麻藥起了作用。牀被摺疊成大約90度角,我改爲坐姿,開始了第二產程。
我把孩子父親遣走,讓他去產房外等待。他既無用,又何必把我最醜的時刻給他看。沒想到,第二產程比第一產程更痛苦。想象一下吧,你要在巨痛襲來的時候,不是遵從本能蜷縮起來,反而要使盡畢生力氣。我一直虛弱地向護士哭求,說“我不行了”,護士樂呵呵地責罵:“都這麼說的!現在不行也得行啊!要不給你推出去剖腹產?”話糙理不糙,兩個半小時的“1,2,3,push”後,一個護士說:“哎?好像好久沒喊‘我不行了’”,另一個笑着說:“喊不動了!”
總共十小時產程後,我生下了我女兒。產後的多巴胺還是內啡肽洶湧席捲全身,我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悅。天亮了,掙扎了一晚的我,大口吃着醫院給的牛奶包子粥。然後,我的姐姐到了,月嫂到了,朋友們陸續都到了。
和制度第二次交鋒:
戶口難題
我女兒生下來51釐米,6.5斤,健康正常。我沒想到的是,生產之後,真正的麻煩纔剛剛開始。
2013年的政策規定是,非婚生子女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然後隨母落戶。我打聽過,社會撫養費各地不同,在當年的上海大概是兩萬塊錢。我拿得出這筆錢,但是對有些更困難的未婚媽媽來說,這筆錢也不是小數目。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繳納社會撫養費後,未婚媽媽實質上不會得到任何社會提供的撫養幫助。相反,未婚媽媽被剝奪了所有合法生育享受的津貼和補助,如生育保險和帶薪產假。直到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公佈,取消了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
問題出在戶口上。我的戶口一直在原籍,留學回國之後,我在上海工作交金十幾年,政策上戶口可以遷入上海,但是我又懶又怕麻煩,一直沒有辦理。現在有了孩子,考慮到將來讀書等一系列事情,我就想把戶口遷進來。
遷戶口材料在我懷孕五個月時交上去,然後開始了審批等待。填資料時有“未婚/已婚”選項,也有“有孩/無孩”選項,我想按照事實,就是填未婚、無孩。
沒想到,審批等得遙遙無期,一直到我生產前一刻纔拿到批文。那時我身子笨重,胎兒壓迫坐骨神經,每走一步都疼,哪有精力去跑幾個地方辦理。我想批文在手,等生完再去辦,也不着急。
出了月子,我找了一天去政府大廳辦理,人山人海中,我看見一個桌牌上寫着紅色的警告,大意是,若瞞報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等違法行爲,後果自負。我心裏一咯噔,想了想,未婚生子算違反計劃生育嗎?應該不算吧,又不是生二胎。再說已經走到這一步了,光今天就排隊了這麼久,就趕緊辦完吧。
事後回想,我糊塗嗎?非常。雞賊嗎?有的。我後來發現,當你完全合理、合規、合法地生活,辦事是很順遂的。社會不斷地升級,體系變得更簡單更惠民,前提是你是一個良民。我並沒有意見,中國這麼多人,良民尚且沒有照顧周全,我這種挑戰社會倫理綱常的人,不被照顧也是應該的。你不能既挑戰遊戲規則,又要獲得遵守規則的好處。
接下去的十幾天裏,我在公安局、檔案局、派出所之間跑了幾趟,把戶口正式落在了上海。此時,距離我孩子出生,已經過去快兩個月了。
我這時再去給孩子上戶口,問題就來了:我的孩子,出生在我落戶上海之前,意味着她必須落戶在我的原籍。而我的原籍,已經沒有了,我的戶籍在上海。
我要求把我退回原籍,讓我女兒也落戶在原籍。這樣雖然沒有上海戶口,但比沒戶口要好上百倍。但是對不起,沒有“退回”戶籍這個說法,我要回原籍,需要遵守原籍的人才引進規定:35歲以下,3年以上社保。38歲的我,不可能符合了。
我要求把孩子落在現在的上海戶口,對不起,不可能。她出生在我的戶口出現之前。就這樣進入了一個死局。
後來在困境中,朋友甚至幫我畫起了思維導圖:
假設1,我當初在辦理戶口遷移材料上寫“有孩”,會如何?這個假設馬上被否定了,因爲那樣的話,需要填寫這個孩子的姓名性別戶籍等所有資料,而那時孩子還沒出生呢。
假設2,我在女兒出生後,先把她的戶口落在原籍,再隨我戶口一起遷移,會如何?結論也是不行,因爲隨遷是對合法婚姻狀態下的子女配偶適用的,對違反計劃生育法的人,大概率不適用。
假設3,我的落戶先於女兒出生,會如何?我們推斷,可能行。雖然嚴格追查的話,我在落戶過程中已經違反了計劃生育法,但是,公安引進人才系統和派出所上戶口系統,不一定能密切配合至此。我女兒也許還有機會。
但無論如何,假設都只是假設了。
一個大活孩子
還能上不了戶口?
最開始我想的辦法是託關係找人。我不能寫下具體情況,因爲涉及到很多好心幫忙的朋友。每一個朋友聽說我的困境,都信心滿滿:一個大活孩子,還能上不了戶口?我來幫忙!最後都鎩羽而歸。
努力持續了好幾年的時間。每次我重燃希望去赴約,向新的中間人介紹我的情況,再聽他們分析和提出方案,千恩萬謝後,等待。最終希望破滅,發現這條路又無法走通。
朋友A在我轄區的派出所有關係,就由熟人把窗口兩位辦事員一起約出來,由我請客,希望一頓飯的功夫就把事情談妥了,辦完後再私下酬謝。飯桌上我先說明情況,辦事員們說回去問一下。幾天後兩位明確答覆,不可以這樣操作。戶口本上既然有我落戶的時間,如果再加上我女兒的出生日期,問題是最昭然若揭的。萬一查下來,經手的誰都跑不掉。
後來一位公務員朋友B告訴我,不如走上一級的公安局系統。他指導我寫份了兩頁的陳情書。我寫完給他看,他笑了。然後他花了兩個小時,逐字逐句指導我重寫了一份。可惜我沒有留下備份,這份陳情書的措辭、語氣,都有微妙而嚴格的把控,是我此前和此後都不會的。陳情書的內容是我未婚生育和落戶的來龍去脈,然後承認我的錯誤,着重強調目前孩子沒有戶口的困難,希望能網開一面,特事特辦。但是後來,區公安局的人讓朋友B轉告我,因爲涉及到計劃生育這條“紅線”,這事無人敢辦。
我也託朋友C走過更上層的路,希望通過“上面的人給句話”,大事化小。朋友C暗示我準備好至少三十萬。我正在發愁拿不出這麼多錢,還好,回覆來了。顯然,上面的人並不想爲了這點錢丟了烏紗帽。
朋友D建議我可以辦假出生證,把我女兒的出生時間,提早到我的落戶時間之前。這條違法之路已經走到了一半,朋友告訴我,出生證有很嚴格的防僞系統。造假證的沒有來找我要錢。過了陣子,我過意不去想聯繫他給一部分錢,他的號碼已經查無此人了。
我的女兒
有五年的時間,我女兒沒有戶口。她在這個社會系統裏是不存在的。她只存在於我的世界裏,也像一般孩子一樣見風長大,壯實,磨人,可愛,並不像一個不存在的虛空。
能證明她身份的只有一張出生證。這也是我爭取來的,醫院本來拒絕發放,後來讓我寫了一個聲明,說孩子沒有父親,一切是我的個人行爲,和醫院無關。出生證上面父親一欄是空着的。
我的女兒不像其他嬰兒,從懷孕起就被昭告天下,然後降生、滿月、百日,迎來無數次慶祝。她是悄悄來到我的世界的,並沒有太多人知道。
我父母已不在,在上海我的親戚只有一位姑媽和幾個表姐。自從顯懷,我就找藉口不去姑媽家了。後來表姐的女兒結婚,我只好豁出去,抱着10個月大的女兒出席婚宴,接受全體親戚的目光洗禮。但不知出於驚訝還是體面,並沒有人趨前詢問我。他們都悄悄私底下問我姐去了。至於鄰居、老師、同學父母等等,看見我一個人帶娃,似乎會天然認定我是離異身份,禮貌地避而不問。
女兒大約5個月大時,我在朋友圈公開曬起娃來,每次都能得到八九十個評論點贊。我知道,這是朋友、同事、前同事、老闆,所有好心的人們,在傳達他們的善意,給我支持和鼓勵。我傾向於在漫長的歲月裏只記得這些。
總之,我未婚生育一個沒戶口的女兒,聽起來是個極端的困境,真的在實際中,就也還好。
在她的嬰兒期,用得到戶口的事,只有打疫苗。普通嬰兒在社區醫院就可以建立一個疫苗本,由政府提供免費接種。這樣的公共福利,我根本不敢想像。還好,有在私立醫院自費打疫苗這個選擇。如此,她也能擁有一個由上海市統一發放的疫苗接種本。
稍大以後,遇到的問題就是旅行。一旦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她就走出了我的私人領域,曝光在社會上,成爲一個子虛烏有的空白。幸運的是,2週歲以內的嬰幼兒,坐飛機只需要出生證,而坐火車則不需要證件。
我的女兒非常難帶,坐汽車曾創下連續哭號5小時的紀錄。2週歲前,我帶她去了一次三亞,她在飛機上哭鬧了全程。雖然當時沒有人抗議,更沒有像現在這樣引起糾紛,我還是覺得非常折磨人。
2週歲後,飛機就帶不上去了,我們坐過兩三次火車。因爲沒有證件,不能給她買座位票,我只能一直把她抱在膝蓋上。她的體重和哭鬧的能量,都隨着年紀成倍增長,我更少帶她旅行了。我原來是一個熱愛旅行的人,一個沒有證件的,又很難帶的嬰兒,讓我在好幾年內被困在了原地。
我從來沒有帶她去過迪士尼樂園,因爲沒有證件,買不了票。水族館也只在她的低幼期去過幾次。但這些問題,似乎都不大。
女兒總體很健康,是個很有主意的小人兒,說話古靈精怪。我視她爲平等,她反向視之,覺得還可以高我一等。家裏既然除了阿姨再沒他人,她就是一家之主。她對我發號施令,“你給我上班去!”我幾乎懷疑她是我媽轉世。當然,“我愛你”這類甜口,她也是張口就來的。
我第一次當母親,不會什麼術,只能主打以誠相待。有些事我不知道怎麼跟她說好,就乾脆說實話。比如,“我們不能去迪斯尼,因爲買票需要戶口”,當然她也聽不懂。不和爸爸一起住這件事,我也跟她解釋過,她坦然接受,沒有提出過異議(我和她的生父一直有來往,處在各種關係中。他有付撫養費和定期探視,盡到生物學父親的責任甚至有所超越,這是另說)。帶她出去聚會、應酬、上班時,感覺她更喜歡男性一些。這本也算正常,但看她撲到別人爸爸身上時,我多少心裏還是有一絲慘然。
做一個單親媽媽是什麼體驗?
女兒兩個月大的時候,我拿到的公司賠償金用得差不多了,我開始留心找工作。
先找到了一些freelancer的活,需要時而出去開會。我成了背奶媽媽,帶着吸奶器、奶瓶、保溫冰袋一大包,每5個小時找個小房間,躲進去鎖門吸奶。家裏交給我的月嫂,她是個極好的人,聰明善良、手腳麻利、有着樸素而高尚的價值觀。她有一對成年兒女,女兒是個棄嬰,在大冷天被扔在她門口,當時她已經有兒子了,村裏人都勸她不要收養,但她不忍心。“她也是個人啊,是條命啊!”她說。
我用月嫂的工資把她留下來,成爲我的育兒合作伙伴。也試過換更便宜的育兒嫂,但是我女兒徹夜嚎哭,只認她一個。
找工作並不順利。我陸續面試了很多家公司,有些面試結束後,面試官會突然問“你女兒多大了?”。我所在的是個很小的圈子,和我非婚懷孕的事一樣,我不說,自有人說。直到一年後,我才找到了正職工作。
我所在的行業,加起班來就不是996而已,到凌晨3點也不稀奇。有時我3點多回到家,累得坐在地板上就睡着了。而我女兒是鐵定5點會醒的。
我堅持每天5點起牀陪她,直到9點離開去上班。我一天陪她的時間,就這4個小時。我在客廳和她搭積木,讀繪本,玩隨便什麼傻遊戲,也去小區和附近的公園,撿樹葉、抓西瓜蟲、玩滑梯和蹺蹺板。
週末阿姨休息一天,我全力頂上,補償一週陪伴的缺失。即使阿姨在,我也會搶着給女兒洗澡、餵飯。我像父親一樣工作,也像母親一樣育兒,在大概五年的時間裏,我從來沒有睡覺超過四五個小時。
外地不方便去,還好上海有最好的博物館、美術館、動物園、公園、音樂節……我帶她逛了個遍,去過無數次。我也和幾個朋友家庭週末自駕遊。別的家庭有分工,爸爸開車、游泳,媽媽負責餵飯、午睡、洗澡;而我就是一人全包。有一次,爸爸們突然紛紛把自家娃扛到肩上,我想不能讓女兒感覺異樣啊,只好以100斤之軀,勉強扛起了45斤的她。
都說前三年最難帶,因爲我女兒是個高需求寶寶,這個難帶的時間,就延長到了前五六年。她是個睡渣,哄睡需要抱着走1個小時以上。有時剛睡着,她就馬上醒來,令我崩潰。她三歲後就不睡午覺,我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喘息時間。她醒着時也非常粘人,即使在遊樂場玩,也必須由我陪着。小區裏,遊樂場邊坐滿了看手機的媽媽們,只有我一個,總是在場子裏跑的。
我身邊很少有真正的未婚媽媽。從社會新聞上,我可以看到一些同類,她們更多來自底層,極端如把兩個孩子關在房間裏餓死的樂燕。我關注了一個公衆號,是幫助獨撫母親的公益組織辦的“一個母親”,也有互加微信。“一個母親”的報道里,有和我類似遭遇的女性,分手後發現懷孕,或懷孕後男友跑路,但是堅持自己把孩子生下來。在她們的講述裏,我發現只要有父母協助,生活都還過得去。在我這裏,是長期月嫂代替了父母的作用。辛苦是一定的,這是我們爲選擇付出的代價。
有時我在朋友圈記錄和吐槽女兒的言行,比如她熱愛頂嘴,我讓她穿涼鞋,她就說要穿“熱鞋”;我罵她不要自作主張,她就結結巴巴罵我不要自作多情。偶爾,“一個母親”會留言善意提醒,讓我注意女兒的心理問題。
不排除是我無知,但是捫心自問,我真得覺得她沒有問題。大家對單親這件事過慮了。孩子對所謂“完整家庭”沒有執念,甚至沒有概念。有執念的是大人自己。
當然我是比較幸運的,除了受到制度的影響,並沒有和貧窮等其他困境正面相遇。而我的孩子,首先她有我的愛。其次她畢竟受“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平等的權利”的明文法律保護。依照法律,生父是必須付撫養費的。撫養費不是給媽媽的補償,而是孩子應得的合法權益。最後,她也始終被“孩子是無辜的”這個民間的樸素善意善待。我們的社會在進步中,身邊的人們並沒有停留在一個充滿歧視的落後狀態,至少在我的體驗中是這樣的。
和制度第三次對壘:
入園難題
但到了女兒要上幼兒園時,問題就變得很嚴重了。
那是2016年,現在我們知道,出生率的大拐點之年。受全面兩孩政策影響,2016年全國新出生嬰兒數增至1846萬人。此後,出生人口開始逐年下降,2017年到2023年分別爲1764.8、1523、1465、1202、1062、956、902萬。衝擊波總是滯後的。
2016年,還沒人擔心低出生率。一大波趕在2012年生的龍寶寶,以及沒趕得及生在了2013年的蛇寶寶,都在這年要上幼兒園了,幼兒園名額變得非常緊俏。
我們小區對口的公辦幼兒園,我當然想都別想了。我甚至偷偷在附近的市級示範幼兒園門口逡巡,羨慕着每一個有上海戶口的孩子,直到被保安趕走。而我最覬覦的,是一家連鎖的臺資幼兒園,叫吉的堡。每天它黃色的校車停在我們小區門口,年輕的老師用英語打着招呼,笑容滿面地接孩子們上車。有一天我壯起膽,去吉的堡打聽。我找到負責招生的老師,陪笑說明我女兒沒有戶口的情況,老師打斷了我:“不行不行!”她揮了揮手,沒有抬頭,“我們只收上海戶口的!”
我還試過一個國外慈善機構辦的幼兒園。戶口不是問題,但幼兒園因爲辦得非常成功,成爲很多家長爭搶的目標,需要面試入學。那天,我給兩歲半的女兒穿了一件小西裝,領她來到面試地點。面試流程非常正規嚴肅,大家填完表格後,屏息靜氣在走廊排隊,等待被叫到。我們等了足足半天,我女兒被兩名含笑的老外帶走,我被攔在門外。我遠遠看過去,聽見老師用英語問她,“Is elephant big or small?”我女兒木無反應。她兩歲半,沒學過一句英語,剛走出一見陌生人就哭的怕生期。老師又重複了一遍問題。很多老外以爲只要自己講得夠大聲,夠慢,所有人都能聽懂英語。然後我女兒拿到一堆拼圖,被要求坐下來拼,她坐下來了,兩條腿順勢癱在地上,不敢移動成舒服的姿勢。最後,面試結束了,我們回家等待結果。一週後,我收到一條“資質中等,不予錄取”的通知。
最後,我在網上找到一家地處外環外,新開的私立幼兒園,打電話過去說明了情況,園長爽快地說沒有大問題,明天是開放日,讓我帶孩子去就行。我忐忑地帶女兒去了,看見園長時,我女兒正在爬攀爬架,叫她過來打招呼,她忸怩不肯,我急得幾乎要扯她。園長制止了我。她輕鬆地說,沒事的,孩子都這樣。
不知爲何,直到今天,我寫到此處,眼淚仍快要奪眶而出。一路上有很多慷慨的,善解人意的人,穩住了我搖搖欲墜的心。雨果幼兒園周園長,給了我沒有戶口的女兒三年美好的童年時光,我永遠在心底感謝她。
尾聲
從那時直到現在,未婚生育從未真正放開,但是政策一直在變化。繼2016年取消準生證、入戶入學與生育脫鉤的規定後,大概到2018年,我在微博上注意到,新的政策出臺,孩子只需要有和父親的親子鑑定,無需結婚證,也可以隨父親落戶了。
孩子父親爽快答應配合。誰知到了派出所窗口,答覆還是“不行”。我倆妥協了,領了結婚證,並且在一年後離婚。兜了一大圈,最後我還是走了假結婚這條路,只不過是和孩子生父。
我女兒終於在5歲的時候,把戶口落在了她生父的戶口本上。至此,一番磨難就基本結束了。
與此同時,社會悄悄地轉了方向。政府一直在鼓勵生育,但個體尤其女性,越來越不願生育。我歷經磨難,反而變成了一個鼓勵生育者。要好的朋友嘲笑我:你是自己在屎坑裏,就想把別人也拉進來吧!這位朋友是單身族,視生養孩子爲畏途,這似乎是當下的政治正確。
我很難說服他,也很難說服任何人。我只是一個母親,在生命中的十一個年頭,拿出一些時光,一些殺不死我的磨難,一些難忘的可供回憶的經歷,換來了160cm亭亭玉立,會忍着足尖疼痛練習芭蕾,也會偷偷藏起不及格的數學卷子,和我血肉相關的另一個生命而已。
這種“擁有”感是如此的強烈,足夠照亮我們平均長達80-100年的孤獨餘生。我想學《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裏的講述者,在講完整個故事時說——
This story has a happy 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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