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賢：特朗普再加碼，中國應如何應對美國新關稅政策

編者按：這是易富賢爲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11月25日表示，他將在上任第一天對來自中國的商品額外徵收10%的關稅，此前特朗普承諾，當選後要向中國商品徵60%關稅。這些高關稅對中國經濟將帶來什麼影響？

從佈雷頓森林體系到廣場協議

在二戰結束前夕，美國製造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工業產品。但是二戰後，由於德國、意大利等國製造業快速崛起，而金本位的佈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制約了美國的製造業，導致美國的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例從1948年的31%降至1970年的16%，美國的出口/進口從1961年的137%降至1971年的97%。1971年美國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暫時遏止了美國製造業的衰退。

但由於美元仍是世界儲備貨幣，這樣就要求增加美元供給，導致美國從世界第一順差國變成第一逆差國，爲全球提供流動性、順差和市場。

在日本、臺灣、韓國商品的衝擊下，美國出口/進口跌至1985年的65%，於是爆發了美日貿易戰，並在1985年簽署了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弱化美元，使得美國的出口/進口從1986年的62%回升到1991年的86%。

廣場協議成果被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抵消

中國商品在1980年代開始流入美國。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大量廉價中國商品衝擊了美國的製造業，使得美國的出口/進口降至2005年的54%。

1972-2001年，美國的製造業從業人員穩定在1770萬左右，製造業增加值、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例分別穩定在24%、13%左右。但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美國製造業工人從2000年的1727萬銳減到2010年的1153萬。

美國政要非常震驚，2003年小布什總統在演說中表示，2001年以來，美國已經損失了240萬製造業工作；他將成立一個新部門，專責振興製造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奧巴馬頒佈了《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美國製造業促進法案》等一系列振興製造業的法律框架和項目計劃。特朗普政府開打美中貿易戰，推出“製造業迴歸美國”計劃。拜登政府推出《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

經過多年的努力，美國製造業崗位從2011年開始緩慢增加，但是到2023年依然還只有1294萬。美國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例從2001年的13%一路下降到2022年的6%，同期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比例從25%下降到15%。

2018年貿易戰，中國應對失策

200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發表《獨生子女政策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困局》，認爲獨生子女政策毀了中國的人口、內需和美國等國的製造業，預警將爆發貿易戰，預測美國將振興製造業、設置貿易壁壘（比如關稅）、限制高科技出口。我建議中國立即停止計劃生育，提高居民收入，靠內需驅動經濟。但是中國直到2016年才實行二孩政策，至今沒有停止計劃生育。

與中國政要的迷糊不同，美國很多政要認識到美中貿易不平衡導致美國製造業衰落，因此在2018年引爆了美中貿易戰。中國通過轉口貿易、人民幣貶值這種小伎倆規避美國的關稅。加上新冠疫情和美國的政黨輪替，美國的第一輪關稅政策之後，美國的出口/進口並未回升，貿易順差並未減少，製造業也未復興。

第一輪關稅政策是“損中不利美”。中國佔美國總逆差的比例從2018年的48%降至2023年的26%，而東盟的佔比從11%提高到19%（其中越南從4.5%提高到9.8%），墨西哥的佔比從8.9%提高到14.4%。東盟和墨西哥的佔比提高很大部分是中國的轉口貿易，因此中國的佔比其實降幅並不大，中國的經濟和就業依然高度依賴來自美國的順差。

中國的產能過剩的根源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只佔GDP的44%（國際社會佔60-70%），從而使得居民消費只佔GDP的38%（國際社會佔60%左右）。如果中國明智的話，2018年就應該進行結構性改革，將居民收入佔GDP的比例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那麼現在已經佔GDP的50%了，居民消費佔比也會隨之提升，在應對美國第二輪關稅戰上會從容的多。但中國白白浪費了六年時間！

中國如何應對新美中貿易戰？

特朗普總統、萬斯副總統都曾考慮過象1985年那樣，通過弱化美元來振興製造業。萬斯認爲美元作爲儲備貨幣的地位是對美國消費者的補貼，但卻是對美國製造商的徵稅。

但是現在歐盟、日本、臺灣、韓國的人口結構已經比美國老了，中國的人口也在快速老化，貨幣都在貶值，無法升值了。因此，關稅成爲主要手段。特朗普揚言要對所有逆差國都徵收關稅，其中中國60%，墨西哥和加拿大25%。候任財政部長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主張通過每日增產300萬桶石油、放松管制以實現3%的GDP增長來對沖關稅引發的通脹。

要實現製造業崛起，美國必須大幅提高出口/進口比例，意味着美國給全球提供的順差將減少。2023年美國的逆差，中國佔26%，歐盟20%（德國7.8%，愛爾蘭6.2%，意大利4.1%），東盟19%（越南9.8%），墨西哥14.4%，日本6.7%，加拿大6.1%，韓國4.8%，臺灣4.5%，印度4.1%。

除了美國外，其他國家是需要貿易平衡的。2024年前10個月，中國的總順差中，美國、歐盟、東盟、印度分別佔37%、26%、19%、11%，而他們對美國存在順差，在美國新關稅政策下，他們必然會減少給中國提供順差。如果中國增加向其他國家出口而規避關稅，這些國家由於美國的關稅而無法從美國獲取順差來對沖來自中國的逆差，那麼會導致債務危機，必然會加徵中國商品的關稅。臺灣對美國存在順差，對中國大陸存在更大的順差，關稅戰導致臺灣被夾擊。如果大陸減少從臺灣的進口，兩岸經貿依賴度下降，將增加臺海兩岸的政治、甚至軍事風險。可見，美國的新關稅政策將重塑世界格局。

如果在關稅壓力下過度貶值人民幣，可能引發資本外流。那麼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才能實現“利美不損中”？

第一，進行結構性改革。將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國際正常水平，可以一舉四得：通過增加國內消費而增加從美國進口；靠增加內需消化過剩產能而避免因產業鏈轉移導致製造業過快衰落；壯大中產階級，從而縮小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的分歧；提高家庭的養育能力，有助於提升生育率、避免人口崩潰。

第二，調整進出口格局。中國從中東、澳大利亞、俄羅斯、巴西等國進口資源，對這些國家存在逆差，中國應該增加對這些國家的出口，減少從這些國家進口非資源產品，從而騰出市場份額給美國的相關產品，儘量縮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第三，產業鏈合作。美國重振製造業，如果從頭開始，難度大、成本高，如果與中國在產業鏈上合作，有助於美國重振製造業，也保留了中國的市場份額，特斯拉就是這種產業合作共贏的例子。第一輪貿易戰，產業鏈撤離中國，但並未轉移到美國。如果產業鏈繼續轉移到越南、印度等國，但這些國家的人均購買力還不如中國，無法增加對美國的進口，在產業鏈上也無力幫助美國。

第四，建立戰略互信。即便美國提高關稅，能將出口/進口提高到80%就很不錯了，仍然爲世界提供順差。中國不能有“以牙還牙”的狹隘心態，而應該從“東昇西降”的“中國夢”裏醒過來，放棄“構建國際新秩序”的企圖，在非經濟事務、國際政治上與美國合作，共同維護美國領導的現有國際秩序。這種戰略互信有助於中國從美國獲取較大的順差份額，也有利於美國降低外交成本(包括類似烏克蘭戰爭、加沙戰爭這樣的成本)，便於專心發展經濟。也就是說，美中的經貿失衡靠政治來補，這需要領導人有足夠的戰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