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暴力受害者從老外變成中國人：我們都可能成爲暴力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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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人遇難，43人受傷。

發生在珠海體育中心的駕車無差別衝撞人羣事件，死傷數字之慘重，震驚全國。不論兇手出於什麼動機，這都是絕對不可饒恕的，並不意外，在相關新聞底下，“嚴懲不貸”都是最強烈的呼聲。

在澎湃新聞的報道下面，固然有清醒的聲音主張應該先徹查背後的原因，但點贊僅次於這一條的，居然是質疑這背後是否有境外勢力參與。

爲什麼有這麼多人第一反應就這麼想？我想是因爲，多年來在宏大敘事的影響下，太多人相信“中國人”應該是一個緊密無間、內部和諧的大集體，因而從理論上說，破壞力量只能來自外部。根據這種設想，他們無法接受會有人無差別地大規模攻擊國人。

這一年裏，這種無差別攻擊已經發生多起，但輿論的態度卻有很大不同：在吉林、蘇州和深圳，針對外國人的同類事件，都不乏有人爲之叫好，將兇手稱作“英雄”，甚至反過來揶揄受害者是不是自導自演；連瑞士蘇黎世中國留學生刀傷無辜兒童都有人辯護；直到這一次，似乎兇手唯一可辯護的餘地就是他受人指使——還有比他更可惡的“境外勢力”在背後。

也就是說，對一些人來說，關鍵之處在於死者是誰——如果暴力的對象是“我們”的外國假想敵，那麼實施者仍是“我們”的一分子，甚至應被受封爲“英雄”；但如果暴力的對象轉成了“我們”，那解釋起來就困難多了，只能繞個彎，把這繼續看作是“他們”暗中對“我們”實施的侵害。

這樣自圓其說倒是保護了自己的信條不被顛覆，問題是：那些兇手的真實動機真是那樣嗎？

儘管有些信息尚待釐清，但大體可以斷言，製造這些無差別暴力攻擊的，都是旨在報復社會的失敗者。無論他們選擇的攻擊對象是平民、孩子還是外國人，其內在動因和報復手段沒有本質的區別，也同樣的懦弱殘忍，並不因爲他們攻擊對象的身份有何不同而應受豁免。

也就是說，這種無差別的暴力襲擊之所以必須受一致譴責並予以嚴懲、打擊，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爲它具有反社會、反人類傾向，因爲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成爲其受害者，誤以爲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是一種天真的僥倖心理。

我知道，很多人的心態還轉不過來，無法接受社會現實發生了變化。村上春樹曾寫過，1995年的東京地鐵沙林事件讓長久以來和平繁榮的日本社會深感震驚，因爲那是一次“日本人事實上以無差別地殺害日本人爲目的”的事件：

它揭示了日本乃是“世界上極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國家”這一共同觀念的崩潰。“我們的社會也許的確有些缺陷，”人們曾經以爲，“不過我們至少是生活在安全的社會里。可以自由地行走在任何城鎮的任何街道上，不必擔心遭遇犯罪。這是一種成就。”但事到如今，這只是虛無縹緲的幻想而已。許多人從這一事件中感受到“天真無邪的時代”已告終結。

我們當下也迎來了這樣的時刻：我們不能再假裝這些無差別暴力攻擊是不同的孤立個案，不能僅僅嚴懲兇手之後就假裝它沒發生過，不能假裝我們這個共同體內部沒有任何矛盾，彷彿危險只能來自外部，更不能僥倖以爲我們不可能成爲受害者。

正視問題當然很痛苦，但誠如詹姆斯·鮑德溫所言，“我們無法解決我們不願意面對的問題。”如果不能深入反思這些事件背後的問題，消除這類悲劇發生的土壤，那麼，我們都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