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殺夫女性和失地女性辯護的40年
徐維華已經不間斷地爲婦女權益工作了超過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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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維華已經不間斷地爲婦女權益工作了超過40年。
她今年75歲。退休之後，依然在工作，一年到頭各地出差。採訪前她還在山東見幾位失去土地的農村女性，現在她的工作精力集中在遭受家暴的女性。
家暴、失地，這是當前女性權益問題裏，發生最多、最焦灼和複雜的兩種情況。
在媒體的報道中，徐維華常被稱爲“爲殺夫女性辯護的人”。如今我們多數人認同家暴不是家庭內部的私事。然而這個觀點成爲常識，不過是近十年的事。2015年，我國出臺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次年3月生效。在這部法律出現之前的30多年，婦女權益工作者以一種肉搏的決心和姿態，在一線爲受家暴女性奔走。這其中，有一種特殊又極端的情況：女性反殺家暴的丈夫。
談起30多年前的案子和當事人，徐維華有着驚人的記憶力，往事的細節歷歷在目。當時的家暴沒有獨立的法律定義，民間對丈夫打妻子的態度也是默認的家庭糾紛，不少在家暴中被逼到反殺丈夫的女性，都被判了死刑。想起當年沒能打贏的案子，那些沒能救下反殺家暴丈夫的女性，她難掩苦澀、不甘，重複地說“我忘不掉”“接受不了”，這股憤怒持續太多年，成爲她堅持爲受家暴女性代理的動力。
農村婚內女性的另一種處境是失去土地。宅基地，指農村集體組織分配給成員，用來造住宅及其附屬設施的集體土地。村裏分給每戶人家一塊地，用來造房子，而每戶人家通常會分給家裏的每個孩子，然而經常會遇到的狀況是，出嫁的女性會喪失分地的資格，出嫁到其他村的女性甚至會被認爲不再屬於這個村子。於是當離異的女性、喪偶的女性要回到家裏，就會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土地，回不去了。在千千律師事務所受理的3000多起農村女性土地權益投訴中，勝訴的僅佔一成。
2010年開始，徐維華開始接觸失地女性的訴訟。她發現女性遇到的問題會疊加。比如女性受到家暴，同時她是一個農村出嫁女，因爲在本村失去宅基地，考慮到離婚後她無處可去，她難以一下子就離開家暴的丈夫，容易陷入受虐的循環中。
徐維華對我說出的個人經歷，是一代女性如何完成自我教育，又如何施以援手的故事，也是30多年中國女性爭取權利的歷史一角。
文｜老衲
編輯｜oi
15件
——“於心不忍，冤得要命”
從90年代開始，反家暴就是徐維華的工作重心，其中她經手的重大“被家暴反殺案”約有15件。
1998年，徐維華在全國婦聯維權處擔任處長，有一天她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說河北發生了一樁丈夫強暴妻子，妻子殺丈夫的案子。
被殺的男人是一個富二代，賭徒。半夜賭錢輸了，就讓對方去自己家裏強姦新婚的妻子，以此抵賭債。
前面兩次，女人在熟睡中，誤以爲和自己發生關係的是丈夫，到第三次，女人突然開燈，爬上自己牀的陌生男人，翻到牀下，跪在地上求饒，說這是她丈夫同意的。隔日，她準備了一把剪刀放在枕頭下面。
第四次，半夜回家爬上牀的是她丈夫。丈夫要跟她發生關係，她在反抗中，從枕頭下摸出了剪刀，劃破了他的動脈，男人因失血過多而死。
徐維華覺得這不是單純的刑事案件。她是殺夫案的嫌疑人，也是強姦案、婚內家暴案的受害者。“如果撇開強姦案，單獨審理殺夫案，就無法查明事實真相，更加不能適用死刑。”
當時的法律環境是這樣的。《刑法》裏將家庭暴力作爲“虐待罪”規定，《婦女權益保障法》沒有對家暴的定義。案子一審判故意殺人，後果嚴重，影響惡劣，死刑。
“我們覺得理所當然要救救這個人。”
徐維華接到女人的家屬的求助信和案件材料，轉給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她認爲：“死刑要最高法院覈准，本着保護婦女合法人身權利的目的，分清她“以暴制暴”，是在其夫首先同意他人強姦自己妻子，他的行爲事實上構成與他人共同強姦妻子的犯罪。根據案件實際情況，最高法院應當會認真對待，一定不會輕易覈准對女孩的死刑。”
徐維華希望不判處死刑。最高法刑庭的庭長答應她會慎重決定死刑。等到徐維華去外地參加外會議回來，不過一週的時間，她得到的消息是，女人已被執行死刑。
沒辦法挽回生命，刀下留人失敗，徐維華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到現在。每每提起，說的都是“她受盡侮辱”，“忘不掉，不可以接受，不能接受。”“於心不忍，冤得要命”。
136人
——“這個意識不是天上掉下來，不是地上長出來的”
這樁案子加速了徐維華的提前退休。54歲，她決定離開全國婦聯，加入反家暴網絡。千禧年交界，女性思潮湧動之時，反家暴網絡一度名聲顯赫，集合了一批學者和ngo工作者，做教育的，法律的，從醫學角度分析家暴的，從事農村婦女權益研究的。
徐維華在高考恢復前夕，1977年被推薦上了大學，學法律，畢業後被分配到杭州大學教書。1983年她進入全國婦聯法律顧問處。當時她只是本能地覺得用法律維護婦女權益是個很好的事情。在婦聯工作時她獲得了律師證書。
在那個年代，爲性別平等努力的女性，大多數是城市中的精英女性，她們看到了不同女性羣體的痛苦，想要做點什麼，但她們能獲得的資源並不多。缺少國際交流、沒有互聯網、資金支持匱乏、性別理論研究還未普及。
反家暴網絡培育和影響了幾代婦女權利工作者，如今活躍的女性權益組織的創始人和核心成員，許多都曾和反家暴網絡有或緊或密的聯繫。
2012年，徐維華關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正式加入千千律師事務所，以律師身份介入反家暴個案，爲弱勢的，無力支付高額律師費用的女性維權。
2013年，徐維華和千千律所的創始人，她從80年在婦聯就認識的好友郭建梅，在四川的看守所見到了李彥。
李彥一審被判故意殺人罪，死刑立即執行。眼前這一位戴着手銬腳銬的死囚犯，也是一個殺夫的女性。
李彥和她們講了婚後遭受的家暴，以及婚內強姦、性虐待。
李彥和譚勇都是再婚，李彥有一段婚史，有一個女兒，譚勇有三段婚史，有一個兒子。鄰居說譚勇以前的老婆都是被他打跑的，但他對李彥承諾“以前我的脾氣是暴躁，說不到兩句話就打人，現在我一定改”。
婚後，他很快露出了婚前隱藏的暴戾脾氣。遇到一點小事就罵她，李彥還口就會被打。每個月都要被譚勇打幾次，打得鼻子嘴巴都是血，扯她的頭髮，按住她的頭往牆上撞。毆打完強迫她發生關係，甚至在她做完刮宮手術的當晚也被強迫發生性關係。用菸頭燙她，白天對外讓她謊稱做菜被油燙傷。有時把她趕到陽臺上，不許睡覺。限制她的行動，比如不能回孃家，不能出去幹活。
李彥不是沒有想過逃的。
她提出過離婚，商量好離婚後財產和債務分配，對方不同意，要求若離婚財產全部歸他，債務全部歸李彥。協議未果，提離婚成爲了新一輪暴力和威脅的開始。她也不是沒想過求助。婦聯、社區，報過警。派出所讓她找婦聯反映，婦聯讓她找社區幹部和親戚朋友幫忙，社區說害怕譚勇找上門，去找婦聯解決。
有一天凌晨，在他們住的工地小賣部裏，譚勇又喝醉了，拿着氣槍說：“不打你腦殼，打你屁股，看打不打得穿。”他一腳踢在她大腿上。在爭執中，她拿起架在牀邊的火藥槍管，砸向譚勇的後腦勺。隨後她又打了一下。血冒出來，他倒在牀上，死了。
隨後她分了屍。第二天她把裝在編織袋和塑料袋裏的屍塊丟到廁所、河裏。
法庭上，李彥向法院提供安嶽縣中醫院2010年8月4日診斷證明，其左腿、胸部多處受傷。還有自己去照相館拍的傷口的兩張，照片裏她的頭部、頸部受傷。安嶽縣婦聯的接待記錄，顯示李彥投訴再婚後多次遭譚勇毆打。安嶽縣外南街派出所的接警記錄，稱李彥反映當晚遭譚勇毆打，“譚勇經常打她，有家庭暴力”。李彥提供給警方的日記中，多處記載被譚勇打罵的情節。
可是，法院認爲這隻能證明她受過傷，而無法證明傷害來自譚勇。她對社區、派出所和婦聯反映過情況，但只有她一方的說辭，沒有譚勇家暴情況的核實和他的說辭，家庭暴力的證據不足。法院的判決認爲她不是因爲“家庭暴力”殺人，而是“家庭糾紛”殺人。徐維華常常說，基層的從業人員也應該有女性權利的意識。在事態尚未到最嚴重的時候，是有機會干預的。可是傳統的觀念，阻礙了他們對李彥所面臨的處境的認識。“這個意識不是天上掉下來，不是地上長出來，是靠不斷地呼籲，以及不懈地學習。”
重審的庭審現場，徐維華讓李彥舉起她的左手。
李彥曾得知譚勇有婚外情。當她和譚勇及情人對峙完，譚勇問她，剛纔用哪個手指着那個女人？李彥伸出左手中指。譚勇操起斧頭，手起刀落，左手瞬間血肉模糊，她的中指被切斷一節。
徐維華讓李彥別放下，所有人都看到了少了一節的左手中指，還有比這更直觀的痛苦嗎？
在法庭之外， 正值《反家暴法》立法階段，這起案件引發了廣泛關注，也影響了法律的制定。有136人簽名的緊急呼籲信希望刀下留人，信中寫道：這是社會和法律缺乏家庭暴力對弱者有效救濟途徑的悲劇。終審判決結果是認定家庭暴力，死刑緩期執行。
30年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懲罰這個男的”
這幾年徐維華經手的嚴重反家暴案件明顯變少了。“《反家暴法》施行，以及社會對家庭暴力的認識不斷深入，極端的家庭暴力案件在我們這裏求助的不多了。現在很多家暴案和這個時代的變化有關，比如離婚過程中，隨着感情破裂，出現了家庭暴力。”
有一個女孩來找她，個兒很高，人也漂亮，工作體面，她網戀認識了一個男人，見了一兩次面，背景都還沒了解清楚，就閃婚了。婚後沒幾個月，對方在她的微信朋友圈裏找她的朋友同學，編造橋段來騙錢。他在婚戀網站上寫自己是碩士，其實初中有沒有畢業都是問題。他稱自己沒有婚史，其實結過三次婚有孩子。
當她發現真相後想要離婚，男人不同意。只要她還想離婚，男的就不允許她回單位上班工作。將她身上所有的錢和十幾個名牌包都被拿走，加起來幾十萬，用於工作的職業證明被藏匿（銷燬），最後她被強制關在家中。他手裏有管制刀具，還有手銬等器具，不停地打罵她，恐嚇她，情緒到了崩潰的邊緣。
女孩終於找了一個機會，逃出來了。爲了一紙離婚協議，女孩花了很大的力氣。警察接了報案，但是以沒有證據，也沒有錄音錄像爲由，偵查工作停留不前，事實上她在經受嚴重人身安全恐嚇、威脅的時候，她無法拍到什麼照片。
“在私密環境裏，怎麼取得證據？”後來她無奈在抖音上實名舉報，徐維華委託代理後去調資料，希望加大偵查力度。徐維華想了很多辦法，發現只能先上訴離婚，不然她沒有任何別的方式可以把婚離掉。“離婚是要保護她，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懲罰這個男的，這是無奈的。”
如果說30年前，在缺乏法律約束和社會認知的情況下，家暴以各種隱祕的形式存在。30年後，家暴沒有消失，它以新的方式存在。徐維華希望不要到以暴制暴的時刻，我們才意識到要伸出手。
3000多起
——“這樣一來，她們要去哪裏呢”
2000年初開始，千千律所接到全國各地的失地女性的電話。徐維華的同事、千千律所農村婦女土地權益項目負責人林麗霞估算過：“這20年來，律所受理的3000多起農村女性土地權益投訴，勝訴的佔一成，更多是敗訴或法院不受理。”
通俗一點來說，那些失地的農村出嫁女被排除在村集體之外，分不到本村的宅基地、拆遷補償款，哪怕是婚前有地，婚後也會被收走。至於爲什麼她們被排除在外，多是基於“村規民約”。在傳統的婚嫁習俗裏，女性婚後從夫居，參與夫家的利益分配，在本村就是“外人”。但這條默認的規定，沒有考慮離婚的女性、單身的女性，以及招了贅婿的女性。
徐維華從2010年開始接觸出嫁女土地權益問題。她記得一個現在講起來都要咬牙切齒的案子。十年前，在湖北的一個村子裏，大量出嫁女的土地權利被奪走，她們用各種辦法來申訴自己的權益。
徐維華和同事在湖北爲出嫁女爭取權益
村長原本是一個殺豬戶，他對出嫁女的訴求不予理睬，說上面的領導都認爲不能給她們。徐維華她們跟村幹部溝通，希望他們意識到保護出嫁女權益是村幹部的責任。她跟他們普及《婦女權益保障法》，女性和男性村民享有一樣的權利。說一千道一萬，對方只回：“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她們再也不是村裏的村民。”
“她們的戶籍在村裏，她們從出生到現在一直生活在村裏，是誰不讓他們成爲村民？她們在不久前接到村委會發給她們的選舉證，你們在需要選票的時候，將她們作爲村民去給你們投票，剛剛投票結束不久，使用完了，她們就不是村民了？用這種手段剝奪她們對土地的經營承包權利，太卑鄙了。這不是出嫁女不享有土地經營承包權，而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權利和利益的掠奪、侵佔，村委會成爲掠奪者的撐腰工具。“
最後村長說，既然她們說村規民約違憲，她們去告，那他就組織村民公投，他們村委會和村民代表大會通不過。
“我們去做這些工作的時候，真是求爺爺告奶奶，他們講什麼村規民約，理直氣壯的。一點辦法也沒有。我當時就特別生氣，你們做了工作嗎？村代表大會投票的大多數是男性，你好意思說投票，他們怎麼會希望有出嫁女來分自己的土地？”
她發現這十幾年來，來找她們維權的女性，年齡層越來越往上，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女性，她們的困境很深。採訪之前的幾天，她剛剛在山東見了兩位離婚的中年失地女性。
“現在我們會遇到離婚的老年女性。結婚30、40多年，如果她沒有經濟能力在外面有個房子住，那很大可能是繼續隨前夫居。她的生產、生活得不到保障，如果有的婦女因遭受家暴導致的離婚，因住房不能離開，很可能離婚後繼續遭受暴力，還不能排除會不會遭受前夫的性侵與性騷擾。受到限制的還有她的工作勞動權利，她的獨立性、隱私權都得不到實現。結婚那麼多年，她的孩子都有孩子了，她怎麼回孃家？孃家已物是人非，如果父母不在，兄弟分別成家立業，你讓她的哥哥還是弟弟接到他們家住嗎？屬於她的塊是哪地？屬於她的家又在何方？她再也回不到這個生她養她的地方。類似這樣的女性活生生地存在着，確是有名有姓的人。”
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失地女性爲了解決自己的生存，至少有個住的地方，她就得被迫選擇下一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女性20歲左右，正是年輕能幹的時候，在兩性市場上有優勢。到這個年紀，她被認爲不再有生育功能，經濟能力又衰減，在婚戀市場上是沒有太多話語權的，已經沒有太多選擇男性的空間。徐維華知道有兩個中老年出嫁女，由於土地權問題得不到解決，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嫁人，已經先後結婚7—8次了。
“這樣的案例太多了，還有一些情況，第二段的婚姻實在忍受不下去，離婚，再選擇第三段，越往下選擇，越悲慘。出嫁女的事情，一提起來我就要淚目。”
那選擇不再結婚的女性呢？她們留在夫家村，要從已經解除婚姻關係的男方的村集體中，爭取她們的權利，可以想見是怎麼艱難的處境。“有些村民對她們極盡歧視和排擠，侵犯她們的權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離婚女性本來已經在經受人生中的低谷，打擊，有些還帶着孩子，生活可想而知，生活狀態和質量嚴重下降。她們的土地權益是被侵害、被剝奪，可見她們中許多人悲慘的命運。”
2024，第一部
——“幾個女人能翻出什麼浪來”
2024年6月，經過三次審議，我國第一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通過，將於明年5月1日施行。立法過程裏，爲失地女性奔走的律師多次提議，希望將出嫁女、離異女性、喪偶女性納入集體成員資格，有資格獲得屬於自己的宅基地，土地被徵用後分到徵地補償款，參與村集體的利益分配比如分紅。多數立法建議被採納，不過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依然是交給成員大會表決。
許多女性沒有收入來源，支付不起律師費，徐維華她們免費提供法律援助，還自己貼差旅費。
她說自己沒有畫畫的天賦，沒有唱歌的能力，好像這輩子只會做婦女工作。她沒有任何要停止工作的意思。得知某個素不相識的女人遭遇的痛苦，她依然會“氣得跳腳”“忍耐不下去”“無比憤慨”，大罵施害者“思想心靈醜陋不堪”。
“還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就是說社會還需要我這方面的能力，我提供一點幫助，對個人來說能幫到她們一點，對受傷害、受委屈、受苦難的女性盡點微薄之力，也能紓解從事多年婦女權益工作，但得知還有這樣的女性存在時，心裏面的無比愧疚。我不是權益受侵害女性的救星，也不是救命稻草，但能幫一點是一點。我的命運與婦女結下了不解之緣，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願意一直做下去。”
“去村裏維權的時候，有人說幾個女人能翻出什麼浪來。我想讓他們看看，我們能掀起什麼樣的巨浪。”
（文中配圖均來自受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