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的城市精英與失敗的人生重啓

編者按：11 月 22 日，獨立中文雜誌《莽莽》和非盈利獨立媒體“低音”聯合發佈了一篇探討中國中產階層在經濟下行和就業市場惡化背景下所面臨困境的報道，標題是《破產的城市精英與失敗的人生重啓》，作者爲 Xiao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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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1月22日，獨立中文雜誌《莽莽》和非盈利獨立媒體“低音”聯合發佈了一篇探討中國中產階層在經濟下行和就業市場惡化背景下所面臨困境的報道，標題是《破產的城市精英與失敗的人生重啓》，作者爲Xiaochuan。

報道以李嘉明、陳晨和程亞男等人爲例，講述了他們在突如其來的裁員、沉重的房貸壓力以及求職受挫等方面的經歷，顯示出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局——企業裁員頻繁、外企撤離、職場歧視加劇……這一切都給中國的中產階層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生活挑戰。

以下是這篇文章的節選內容：

裁員衝擊：高學歷、曾在知名互聯網企業工作的城市精英，因公司裁員而失業，打亂了原本的職業規劃。

“真的是一夕之間，風雲變幻，前幾天我們還是合作無間的同事，結果沒幾天大家都各奔東西，留給江湖的只有灰掉的頭像”，李嘉明說。

對於此次具體的裁員數量，李嘉明並不清楚，“但至少幾千人是有的”，他猜測說。

而另一家曾連續多年穩坐中國互聯網行業第一把交椅的公司，日子也不好過。2024年7月，該公司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員工透露，公司幾個核心業務板塊將統一裁員30%，根據這家公司的員工規模可以推算出，這意味着有上萬人行將失業。

上述員工同時表示，公司近幾年的持續裁員也導致附近小區樓盤價格呈現腰斬態勢。曾經，將錢投入房地產市場是中國中產階層最熱衷的金錢流通渠道。但今非昔比。“碼農們都失業了，根本負擔不起房貸，怎麼可能還會再去買房，根據供需關係，房價肯定會降，唯一的問題是什麼時候、什麼價位觸底的問題。而現在的慘淡也和2016年形成了鮮明對比，當年萬人搖號，所有人都搶破了頭去買房，盛景不可再追憶。而當年高位上車的人，現在都揹負着一身的貸款，成爲了接盤的韭菜。時代就是這麼弔詭”，該員工表示。

而在李嘉明看來，時代更像是爲所有人關上了一扇窗。他已經33歲了，馬上就要到中國企業招聘歧視的“35歲職場門檻”，當時的他尚不清楚接下來迎接自己的滔天巨浪會如此猛烈。

“還是應了那句話，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李嘉明說。

房貸壓力：許多中產在房價高點購房，揹負高額房貸。失業後，房貸成爲沉重負擔，部分人被迫降價出售房產以緩解經濟壓力。

2019年，在房價高點時，陳晨在父母支持下在北京購買了一套45平米的一居室，每月需償還1.2萬元人民幣的貸款，還貸週期同樣爲30年。沒有失業時，她每月到手的工資除去房貸外，僅夠日常生活開銷，而失業則讓她的生活更加捉襟見肘。

“最近幾個月的房貸我都是用公司給的賠償金還的，但是快要坐喫山空了，下個月的房貸能從哪裏出我現在都不知道”，陳晨說。

爲了避免陷入這種困境，程亞男在2023年11月，即她失業的第一個月， 便和丈夫下定決心將他們位於上海郊區的唯一住房給賣掉了。

“房價降得太快了，我先生原本不同意賣房，想着等以後房價回升的時候再賣，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就業市場的位置，這種清醒的認知不允許我賣房的行爲哪怕再多等一天”，她說。

最終程亞男以比購入價低70萬的價格賣掉了房子。對於她而言，70萬人民幣是她和丈夫兩人的工資在扣除家庭必要開支和孩子的教育經費後，需積攢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擁有的財富。

就業市場惡化：疫情後，中國經濟未能如預期復甦，反而下滑。外企撤出、民營企業縮減規模，導致裁員、失業成爲常態。

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的脫鉤愈演愈烈，美國在包括芯片研發、製造在內的多個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實施了“技術封殺”。中國則以拒絕被國外“卡脖子”爲由，極力推廣“國產替代”，即用國產設備替代原來的外資公司設備。

“國產替代”的計劃施行後，反過來又進一步壓縮了外資科技企業在中國的生存空間，加快了外企撤出中國的步伐，裁員增多。在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情況下，仍然能持續大規模招聘員工的中國企業，多爲有強勁海外市場或有強大國家力量支持的企業。前者包括成功打造了TikTok的字節跳動，以及在海外市場勢如破竹的購物平臺Temu的母公司拼多多，後者則以華爲、中興等企業爲主。

但是所有接受採訪的失業工程師和程序員都拒絕加入華爲。

職業歧視：35歲職場門檻、女性就業歧視等問題，使得中年求職者和女性在就業市場中面臨更大挑戰。

程亞男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學院，作爲某偏遠省份縣城中學第一個被複旦大學錄取的學生，她當年的高考成績在家鄉引發了轟動。在村子裏的人看來，程亞男已經魚躍龍門，成功實現了階層的躍遷。

如今再回想高考中榜時的歡欣雀躍，程亞男不僅感慨：“十年猶如黃粱一夢，到頭來我什麼都沒能留住。我又重新回到了出租房，同時還失去了工作”。

而失業後的狀況也確實如她所料，求職之路充滿了坎坷。失業半年，程亞男在多個求職APP上投了不少於1000個職位，工資期待一降再降，但收到的回饋卻寥寥無幾。

“很多HR會問我孩子幾歲了，在得知我女兒才兩歲還沒讀幼兒園後，很多人就再也沒理過我，我猜測他們是擔心我會在孩子身上耗費太多精力，導致無法將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獻給公司和工作。還有的HR會直接詢問我是否會要二胎，即使得到否定的回答後，他們也不會再理我。中國女性在職業市場受到的歧視和遇到的困難是外界根本無法想象的”。

也正是因爲如此，陳晨從來都不想去民營企業工作，經歷兩次裁員後，她仍然想回外企。

心理壓力：失業和經濟壓力導致許多中產階級出現心理問題，部分人甚至產生輕生念頭，反映出社會對心理健康關注的不足。

2024年7月4日，新浪微博、微信、小紅書等多個互聯網平臺廣泛流傳一則“一位出生於1994年的女員工因降薪後還不起房貸而跳樓”的新聞。中金公司全名爲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境內最大的股權投資銀行，被外界稱爲“投行貴族”，中金員工則自帶“精英”“高薪”的光環。

事發後，有媒體向中金公司求證此事，中金方面表示確實有女員工不幸離世，對箇中緣由則表示是員工的自身原因。

對於中金公司的“甩鍋”，王鵬不置可否。王鵬現於中國某知名國有科技企業任職投資副總裁，他坦言，這位女員工代表了中國最精英的年輕人羣體，他們普遍畢業於名校，在頭部企業有收入不菲的體面工作，而且他們出生時，恰逢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以他們的成長、求學過程中，也從來沒喫過什麼苦。“這直接導致了這批30歲左右的中國精英對自己、對國家、對社會都充滿了自信，對未來更是無比樂觀，於是他們紛紛狂加槓桿去買房，並且從來沒想過降薪裁員這種事會落到自己身上。此外，與經濟相關的負面信息都被龐大的國家宣傳機器和信息過濾機制掩蓋和刪除了，這直接導致這些年輕的精英接受到的信息都是有偏差的，當然這也直接決定了如果再不覺醒的話，這一代人的命運註定會以悲劇收場”，王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