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集體騎行一禁了之，莫如來一場當代版“潘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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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關院校一紙禁令，大學生集體騎行被按下暫停鍵，漸次歸於平靜。

然而，對於這一現象的思考不應就此落幕。這些大學生到底在幹什麼、想什麼，社會該有怎樣的回應性姿態？

輿論場上的聲音見仁見智。各種看法都可以探討，但我唯獨堅決不同意“喫飽撐的”這種簡單粗暴論斷。

如果用一句最簡潔的話來解釋這一現象，我概述爲：在無意義的人生中尋找意義。

他們以夜騎這種青春的、富有個性的、無羈絆的方式，爲羣體性的無意識壓抑找到一種宣泄。

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是，當前各種矛盾疊加交織，青年問題變得十分突出。

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就業、升學、住房、婚姻等人生基本問題，像幽靈一般糾纏着一代年輕人。這代人內心都在艱難爬坡。

多樣化的焦慮滲透青年的日常生活，構成了複雜的多元表徵。焦慮現象成爲當代青年對未來發展迷惘的的整體性情感症候。

他們在急劇市場化所形成的階層分化中，產生極大的不確定感和失落感、無意義感。

個體面對這種結構的強力又表現得無能爲力，只能在世俗化生存的擠壓中日益萎縮。他們的境遇，恰恰是中國社會轉型中一個摺疊的面相。

受限於歷史文化和現實環境，“無意義人生”的話語無法得到廣泛的宣示，而是通過“隱蔽地說出”和“集體無意識行動”的組合方式來予以現實。

自發性、無組織性的集體騎行，不過是青年羣體在面對理想與現實鴻溝時的另類感性表達。

我們的主流權威媒體，在高分貝講述青年人養豬、送快遞、賣煎餅、補褲襠年賺百萬的勵志故事之餘，可曾以顯著性的議程設置，讓青年敞開心扉，敢於公開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將他們對現實無奈的訴說作爲一個公共議題展開？

相信很多人還記得四十多年前，那場關於現實、理想和人生的大討論——“潘曉討論”。

那時候，潘曉無比困惑地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

青年潘曉發出一代人的精神呼號：“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

如今當我們再次回望和審視“潘曉之惑”時會發現，它所表徵的時代雖早已遠去，但其所引發的思考以及所涉及的一些根本性的人生價值等問題，到今天仍然困擾着包括高校大學生在內的廣大青年。

或許當今青年人所面臨的現實，比潘曉那個年代更加嚴刻。“潘曉之問”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當年全社會對“潘曉之問”給予了充分理解和寬容。

胡喬木公開表示說，“青年都想在一個適當的氣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來，講講自己的經歷、苦悶、失望和希望，尋求問題的答案。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沒有什麼不好”。

他還說，“我們通常就沒有權利叫他們非按着快樂的調子唱歌不可。他們嘆息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所在” 。

當年《中國青年》刊登《潘曉同志來信》說：“是你們，一反以往社會上那些‘君主’‘神父’‘長官’們慣於板起的教訓人的面孔，帶着朋友、姐妹、兄長的熱忱向我這將被淹沒在塵埃之下的無名角落走來”。

圍繞那一代青年的失落和困惑展開的“潘曉討論”，讓個人性的青年話語登上了歷史舞臺，被稱爲“一代人的精神初戀”。

“潘曉問題’”大討論的作用，決不是潘曉及其共鳴者在討論中道出了什麼啓人心智的人生哲理，使年輕人的人生追求、價值取向從此有了正確的校準和參照。

它的作用在於：討論的組織者創設了一定的條件，使青年得以向社會傾訴自己人生的迷惘、困惑，說出了以往想說不能說的心裏話，說出了與主流社會話語、傳統話語不同的觀點，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打開了青年價值觀念、價值取向全方位的深刻嬗變的閘門。

我並非認爲，集體騎行是被焦慮迷惘裹挾的年輕人應該效仿的行爲方式和策略。

想說的是，我們所處的時代，能否建設性地面對一個緊迫議題：以一種既懷抱廣闊又體貼幽微的柔韌之思，包括對各種強持、自許的戒懼之心，去觀照精神和心靈沉鬱頓挫的年輕人，以接通他們的苦惱與歡欣，儘可能滿足他們身心的安頓感和生命的意義感？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集體騎行一禁了之，莫如來一場當代版“潘曉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