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阿富汗女人的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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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女性曾過着和我們相似的生活，但現在，她們不能上學，不能工作，不能走進公共場所，不能獨自乘車，不能在家以外的地方露出身體和麪部（必須穿遮蔽全身的罩袍）。最新的禁令是，她們連在街上大聲說話都是違法的。

9月，我在網絡上聯繫到一位阿富汗女性，她正身處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名叫Khadija Haidary。我們開始通信。她只能和我發郵件，不能視頻連線、打電話、在社交軟件上發信息，因爲這些對她都很危險。在一次來信中，她寫道：“如果塔利班發現我們在聯繫，我就會因爲在海外媒體上發表反對他們的文章而入獄。”

Khadija Haidary34歲，在阿富汗最好的大學，喀布爾大學讀的經濟學碩士，畢業後在政府工作，任地方治理專家，月薪1000美元（人民幣7000餘元）。她喜歡讀村上春樹、托馬斯·曼，看《老友記》、《權力的遊戲》，最近她關注着韓國作家韓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爲“亞洲女性被看到了”而高興。她和我們一樣，成長在女性可以接受教育和工作的年代，曾過着和我們非常相似的生活。

但在三年前，共和國倒臺，塔利班掌權後，Khadija隨全國女性一點點失去了她們的各項權利。

首先是工作的權利——塔利班不允許女性外出工作。作爲公務員，Khadija在塔利班到來的當天失業。此後三年，塔利班又相繼禁止了大學、私企和非政府組織僱傭女性。

上學的權利也逐漸消失了。2021年9月，中學對女性關閉，一年半後是大學。如今，阿富汗女性最多隻能讀完小學。

出行的範圍一天天縮小。女性先是被禁止單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半年後又被禁止進入公共場所——公園、花園、健身房都不行。如果外出，不論何時何地，女性必須穿一種包裹全身的黑袍，只能透過眼前的一小塊網紗向外看，走路時甚至看不清地面；必須時刻注意要“遮住全身”，哪怕露出頭髮、腳踝的一小塊皮膚，都可能被街上巡邏的塔利班成員逮捕。

兩個月前，女性連在街上大聲說話、發出笑聲的自由也失去了——塔利班頒佈《惡習與美德法》，禁止阿富汗女性在家以外的地方發出聲音。根據這份文件，女性與親屬和丈夫外的男性對視也屬於違法，可能爲此進監獄。

曾經保護女性的機構變成了威懾女性的大本營——塔利班把婦女事務部改成了“宣傳美德和防止惡習部”，派出道德警察上街巡邏，跟蹤年輕女性，發現她們沒戴好頭巾，或者和非親屬的男性持續交談就逮捕她們。

一個在喀布爾的女人，這是我偷偷拍下的

針對女性的舉報開始橫行。一個18歲的女孩，因爲每天出門上課而被舉報，被塔利班衝進家裏抓走，家人最後賣掉房產，花了8萬人民幣才把她救出來。在人均GDP只有350美金的阿富汗，這幾乎是一個普通家庭一輩子的積蓄。

女性的存在漸漸被抹去了。不單是所有女性都被迫穿上長袍遮蔽自己，女性也不準再出演影視劇；廣告牌上、牆壁上的女性面孔都被塗黑。整個國家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一張女性的臉。

失權甚至到了威脅生命的地步。塔利班規定，女性只能由女醫生看病，但又不許女性學醫。這意味着女性未來可能無法看病。事實上，女醫生此刻已嚴重短缺，因爲塔利班還規定女醫生如無男性親屬陪同，不準上班，大量女醫生被迫辭職了。

喪偶的女性，由於不能工作，失去了收入來源。有人乞討，有人不得不將8歲的兒子送去工廠做童工。

這是阿富汗女性此刻正面對的生活，它讓我們看到在2024年，女性權益仍可以被擠壓、踐踏到何種地步，而變化就發生在短短三年內。

不久，Khadija的丈夫也丟掉了工作，因爲他抽菸。文明的倒退最終會影響每一個人。過去三年，阿富汗的男性目睹了女性一步步被壓迫的過程。今年8月，也輪到他們了——禁令規定，男性必須留一拳長的鬍鬚；禁止短髮和牛仔褲；禁止直視除妻子和親屬外的女性。

Khadija僅存的希望是寫作——她爲流亡加拿大的阿富汗媒體Zan Times供稿，寫自己的遭遇，也訪談其他受塔利班影響的女性。她只能用通訊軟件線上採訪，只能用筆名，以避免被塔利班發現，受到懲罰。

我們通信了五次。Khadija有時自由寫下日常，有時照着問題清單寫答案。我們將這五次來信整理成文。Khadija冒着巨大的風險寫下了這近萬字——事實上，過去三年的確有許多女記者被塔利班監禁、殺害。

但即便如此，Khadija希望這封來信能被看到。通信中，我們曾有一個問題是：你覺得中國讀者能爲你們做些什麼？Khadija回答：“其實也不知道能做什麼，我只希望有人能知道我們的情況。”這種“知道”意味着，儘管她們仍在受苦，但不再是徹底封閉孤立，無人關心，連痕跡都沒有的。

10月5日，Khadija和丈夫、孩子成功逃到了巴基斯坦。因此她請我們使用她的真名，露出面容的照片。

她希望發出聲音，特別是當祖國的法律已禁止她們在家門外發出聲音後。

以下是Khadija的來信：

新法之後，我很少再大聲說話

新法之後，我很少離開家。我很少再大聲說話，即使有必要。塔利班禁止女性在公共場所發出聲音。他們認爲女性的聲音會導致男性迷失方向。他們說女性大聲朗讀、唱歌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女性大聲朗讀《古蘭經》也可能讓男性感到興奮。

他們派一羣道德警察穿着白袍在街上走來走去，警告女性的行爲。我不去有道德警察的地方，看見他們就繞道。即使外出，我會穿上黑色長袍，戴上黑色面罩。

我的外出活動幾乎只剩下購物，一週甚至兩三週一次，去家附近的市場，和其他女性一起。所有賣家都是男性。現在，沒有女性能在一家店裏待超過幾分鐘。塔利班在市場上巡邏，很多是便衣。每個人都很害怕，很小心。沒有一個男性敢和女性開玩笑、大笑。

一天，我和丈夫、兒子一起坐車出行，在路上，我看到一個短暫的畫面：一個年輕女孩在買東西，和店主談了兩三分鐘，一個穿着白袍的道德警察走過去，站在女孩和店主之間，這樣他們就不能交談了。

另一天，我要給孩子辦護照，我們在排隊，塔利班監視着女性的隊伍，一個女人的手機響了，她拿起來發信息。一個塔利班衝過去，讓她關掉手機。他說：“如果你一小時不接電話，你的客戶會減少嗎？”意思是她在賣淫。女性無法反抗這種侮辱。如果作出反應，他們會對你開槍。

在阿富汗東北部的塔哈爾省，一個穿罩袍的女人

有時我去診所看病，那裏按性別分區，女性由女醫生看，男性由男醫生看。公立醫院也是如此，女性區甚至沒有一個男人，且必須戴頭巾。我生孩子住院時，婆婆和我在一起，丈夫在醫院外等我。

公共場所對女性關閉了，女性不許再進入健身房、公共浴室、公園、遊樂園，即使有男性陪同也不行。

2023年春天，我們新年的第一天，我和丈夫帶着孩子去了公園。我丈夫說，有一個公園是允許家庭入內的。我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

我們走在兩排樹之間，決定拍張照片紀念這一天，但就在丈夫對着我和孩子舉起手機時，一個男人大聲喊：“無恥！無恥！出去，你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兒嗎？”他是衝我們喊的。“無恥！”是一個對阿富汗男性非常敏感的詞，通常是指，你希望別人和你的老婆睡覺，或者，你發現老婆和其他男人有染也不會採取行動。這種侮辱對穆斯林男性就像被槍打中一樣。

我丈夫回答：“我家裏又沒有公園。” 兩個男人想攻擊我丈夫，我懇求馬上離開。我丈夫抱起孩子，我們迅速離開了。其他女性也被趕出了公園。我丈夫很疲憊。他只是說：“這些日子會過去的。” 我們互相安慰，再也沒有去公園、花園或娛樂場所。

女性不被允許在沒有MAHRAM（男性監護人）的情況下出行超過72公里。MAHRAM指一名男性親屬，可以是父親、兄弟、丈夫、叔叔或兒子。這是一個伊斯蘭教裏的概念，原意是女性“可以”在MAHRAM的陪同下出行，塔利班把這種陪同規定爲“必須”。

一天，我的孩子生病了，我需要從縣城去市裏的醫院。但丈夫那天恰好有事，我們不得不在沒有MAHRAM的情況下遠行。在車站，丈夫把我和孩子託付給一位司機，請他做我們的MAHRAM。司機答應了，馬上稱我是他的侄女，他說他日夜將許多女性送往目的地，她們都是他的侄女。

我和孩子坐在前排，後面坐了三男一女。車剛開出五分鐘，孩子哭了起來。我請司機放些音樂。孩子很快不哭了。但這時，司機和後座一個男人攀談起來。我才知道他是塔利班的人。他們聊起了戰爭。我嚇得雙手發麻了。我想聽聽他們的談話，但更想盡快到達目的地。我的身心都因恐懼而癱瘓了。

車駛進了我家的巷子，我叫司機停車，抱着孩子跳下了車。我擔心塔利班知道了我住在哪裏，我擔心他們知道我是一個要求在車上播放音樂（不論男女，播放音樂也是塔利班禁止的），並且沒有親屬陪伴而旅行了三個小時的女人。我擔心他們會半夜闖入我家，以沒有親友陪伴、與非親友交談，以及要求司機播放音樂的罪名把我關進監獄。

我曾有很多男性同事、男性朋友，有些人我仍通過社交媒體保持聯繫。但現在，和他們見面是不可能的。塔利班完全禁止了男性和女性在房子外面的交集。

女性還是能使用互聯網的，大多用WhatsApp和Facebook，或許塔利班還沒有控制這一領域的技術。但社交媒體也不是能安全講話的地方。比如，如果他們發現我們在聯繫，就會因我在海外媒體上寫反對他們的文章而逮捕我。

黑袍、標語、禁止露出的頭髮

黑色套裝包括一件又大又長的衣服、一個又大又寬的罩袍（類似斗篷）、黑色面紗、黑色長襪和黑色手套。塔利班規定女性在公共場合必須穿這一套，遮住全身，只露出眼睛。罩袍的頭部是封閉的，只在眼睛那裏有一小塊網紗，穿着它，真的很難看清地面和四周。

街上到處是警示你戴頭巾（上述套裝被塔利班稱爲“最好的頭巾”）的標語。一所教育中心的入口寫着：“戴頭巾就是尊重神聖。”我很好奇這標語的目標受衆。畢竟，現在沒有女性再來這裏（因爲不被允許接受教育），而男性不被要求戴頭巾。

政府辦公室設有“女性入口處”，黑色大門上用粗體白字寫着“頭巾代表謙遜”。還有一次，我在路邊牆上看到一行醒目的黑色銘文：“不戴頭巾/面紗是無知的表現，是進一步煽動叛亂的途徑。”我移開視線，調整了一下頭巾。

一天拜訪朋友時，我們偶然看到一個廣告牌，上面寫着：“頭巾代表尊嚴，而非囚禁。”朋友說：以前很少有這樣的廣告，現在卻很多。我心想，貪婪的商人是否爲了討好統治集團，才把廣告放在城市繁華區域。我們一起思考着這些商人的想法。朋友說：“他們都密謀剝奪這座城市各個角落女性的安寧。”

幾個月後，當我經過喀布爾東部時，我意識到我已經習慣了無視牆上的文字。然而，一則大膽的標語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寫着：“頭巾是謙虛、貞潔、榮譽和尊嚴的象徵。”與其他口號不同，這則標語的受衆似乎是男性。我思考了這對男性，特別是對十幾歲男孩的影響，他們可能會被這些口號激怒，從而限制他們的母親、姐妹的生活和選擇。

這類標語並不侷限於喀布爾。幾個月前，我在東北部一座城市，也看到一堵牆上印着：“最好的女人是要求最少嫁妝的女人。”

圖中即“布卡罩袍”，通常爲黑色或藍色，能遮住全身，只露出眼睛

頭巾/罩袍是塔利班巡邏時檢查的重點之一。去年冬天，我正在購物，兩個塔利班成員走進商店，對店主說了些什麼。我沒有聽清。他們離開後，我問店主。店主說，因爲我的頭巾下露出了頭髮，他們警告了他。我說，我的頭巾和你有什麼關係？店主笑了：“姑娘，這種法律有什麼邏輯嗎？” 所有人都知道塔利班有多不講理。

我的一個朋友一天走在街上，六個塔利班分子衝向她，因爲她露出了一點腳踝。他們拿着武器。她嚇哭了，說不出話。街上也沒有一個男人支持她，他們看看就走了。

塔利班對年輕女孩更嚴厲，甚至會跟蹤她們，發現了穿衣問題就逮捕她們。

我的另一個朋友，一天在購物中心，因爲面紗沒戴好，他們要逮捕她。在他們叫車要把她帶走時，她跑了出來，搭上一輛出租車回了家。如果她被捕，她將面臨不知期限的監禁——他們的監獄是沒有規則的。  

攜帶課本也會讓一個女孩進監獄

塔利班爲女性只定義了一個角色：家庭主婦，職責是做飯、打掃、照顧孩子。女性外出工作是犯罪。按照他們的想法，阿富汗女性都成了家庭主婦。

他們只允許女性上小學，從5歲到11歲。學校裏教授數學、地理、歷史、文學和宗教。但塔利班強迫學校更多地教宗教。女性沒能學到任何特殊技能。他們甚至認爲女性不需要學會讀和寫。

一些女教師偷偷辦起地下學校。我通過熟人訪談了一位。這位F老師在家中授課，第一批學生是所在社區的15個女孩，都上過小學，她們跟着她讀中學。

後來學生越來越多，F老師不得不在上下午分兩個班授課，再後來，學生超過了100人，只好由高年級負責教低年級的。一個六年級的尖子生女孩也在自己家開了班，很快有了50個年齡更小的學生。當地人支持她們的工作。鄰居幫忙望風，在塔利班靠近時報信，她們就迅速整理房間，看不出是在上課。學校的日常開支，出勤表、記號筆、黑板、地毯和水，都由學生家長承擔。

一天下午，塔利班來了。一個學生跑進來報信。F老師迅速把手機從牆上扔進了鄰居家的院子，借走了一個學生的手機。塔利班走進來，收走了她調包後的手機。所幸沒落下把柄。但F老師還是把學校搬到了另一個地方。

另一次，塔利班來搜查，在一個女孩身上搜出了教科書。她被逮捕了，後經當地長老調解才被釋放。塔利班常常搜女孩的書包。女孩們都不敢再帶着六年級以上的課本來上學了。只有住在學校附近的勉強敢帶，她們幾個人合看一本。

另一所地下學校的女老師，向我講述了她的學生的遭遇。那個女孩18歲，每天出門兩次去上課。一箇中年男人盯上了她，每天在路上和她搭訕，一天遞給她一張紙條，要求她打電話給他。女孩對他說，你應該感到羞愧，你的年齡都可以做我的父親了。那男人就向塔利班舉報了她，指控她一天離開家兩次，還化妝，不知是去做什麼。塔利班衝進女孩家抓走了她。女孩被關了一週，她的父母最後付了80萬阿富汗尼（約8萬人民幣，相當於全家人的全部積蓄，他們還爲此賣了房子）才救出她。他們一家迅速逃去了巴基斯坦。

一天，我聽一位女性朋友說，她在喀布爾上了一個月的英語課，塔利班允許英語中心，不過女性去上課需要戴頭巾。她鼓勵我也報名去。“即使你沒有學到任何新東西……當你每天去見見其他人，精神也會煥然一新。”於是我跟着她去了。針對女性的英語班在一棟大樓的地下室，沒有暖氣，冬天很冷。一個半小時後，我的手都麻木了，但是心又被能上課的一點希望溫暖着。

英語班裏有八個年輕女孩和一位老婦人。只有我、我的朋友和那位老婦人露出了臉，其他女孩都戴着面罩。我手裏抓着長袍的一角（我在口袋裏放了面罩），以防突然需要藏起來。

英語老師是一位男性。這天，他讓我們造句來表達願望。所有女孩的句子都是關於離開的：她們希望自己能拿到護照；她們希望自己在美國包機離開時身在機場；她們希望自己能在大學對女性關閉前畢業；她們希望獲得歐美國家的獎學金；她們希望不必蒙着臉或在地下室上課。

圖爲一所被塔利班控制的女子宗教學校

偷偷摸摸剪頭髮

還有女性在冒險工作。一天，我約好要採訪一位美髮師，她叫我在指定位置等待。遠處一個女孩出現，蒙着面紗。我撥通電話，她接了，我向她打了個手勢，她把我帶進一條小巷，走去她家。她邊走邊說，她剛剛下英語課，正備戰托福考試，教室在一家診所樓下，不會引起注意。

我們到了一扇老舊的大門前，她小心翼翼向我保證，裏面沒有男人，我可以放心。她向我展示隨身帶着的美髮工具——在塔利班到來之前，她開一間理髮店養家。現在她仍需要收入。她沒有父親，母親臥病不起。“如果不做這份工作，我們就會餓死。”

塔利班找到她的號碼，威脅她如果繼續工作，他們就逮捕她。於是她成了流動美髮師，顧客們打電話請她上門。同時她堅持學英語。“一個人不應該停止學習，應該儘可能長時間地抵抗。”

我們正談着，隔壁房子裏傳出喧鬧的音樂，一個女孩在窗後跳舞。我們注視着她快樂的身影。“我爲她們感到心痛”，理髮師說，“她們玩得很開心，但還太小，什麼都不懂”。我們都希望那些女孩能上學或做些有意義的事，這樣她們的快樂才顯得合情合理。

被禁止上學和工作後，我們國家的童婚和強迫婚姻大大增加了。塔利班到來之前，女性可以早婚或晚婚，特別是在城市，女性有決定自己生活的權利。但現在，塔利班在農村宣佈了女孩的結婚年齡是15歲，強迫家庭儘快讓女孩出嫁。

塔利班成員娶三四個妻子，把她們放在一個地方，每個女人生10個孩子，他們付一些錢買食物，但這對4個女人和20—30個孩子遠遠不夠。一些塔利班成員在婚後離開了第一任妻子，沒有爲孩子留下任何錢。普通男性也被鼓勵一夫多妻。現在在農村，有兩三個妻子變得很常見。

在我居住的巷口，一戶人家的女兒被一名塔利班指揮官求婚。這位指揮官已經有了3個妻子和15個孩子了。他一次次求婚。這家人一次次恭敬地拒絕。但軍官堅持不懈。這家人只好抵押了房子，湊錢逃去了烏茲別克斯坦，計劃再從那裏搬去德國。

我們賣掉整個家，可是逃離失敗了

2021年8月15日，我在辦公室，有消息傳來，塔利班到了首都喀布爾，共和國要倒臺了。我感到不知所措。這是我們生活開始變壞的第一天。

這之前，阿富汗除了喀布爾外的33個省都已被塔利班控制，但總統還在，軍隊說他們會保衛喀布爾。也有傳言說喀布爾將由美國人控制，不會向塔利班投降。我們都認爲我們不會失去首都。一切很平常，所有部門都在運作，沒有發生戰鬥。因此到這一刻，我們措手不及，不知不覺中，喀布爾毫無戰鬥地淪陷了。

辦公室裏，一個之前在網上強烈反對塔利班的同事哭了。一個同事說：女士們最好儘快離開這裏。我們辦公室有46名員工，其中11人是女性。我們都匆忙走向自己的桌子。我拿了一個筆記本、一本記事薄和其他個人物品。我們都走出了辦公室，沒有人知道要去哪兒。我打電話給我丈夫。

塔利班到來前，我們辦公室的同事們

我們辦公的總統府邸，直到前一天都受到非常嚴格的保護，但那天沒人再問：“你是誰，要去哪裏？” 所有衛兵都坐在那兒，疲憊困惑。看到他們，我又哭了。一個衛兵說：“姑娘，別哭了，你回家吧，我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兒。”

我丈夫到了。我們走向公交站。人們迷茫、哭泣着向各個方向走去。交通非常擁堵。公共汽車排着隊。我們到家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視。所有電視臺都在報道總統逃跑，宣佈共和國已經倒臺。直到下午三點，電視上都在播放塔利班進入總統府，接管了所有政府機構的畫面。

夜幕降臨，機場被人羣包圍，許多美國飛機已經到達，正疏散人員。所有人都想趕往機場（那一天，數百人圍着飛機一起奔跑。有人在飛機起飛時被壓死。有人攀上機翼，沒有抓牢，從空中掉落。至少六人在混亂中喪生）。

我一直在手機上刷新聞，每小時就有一個朋友在Facebook上發佈她們要逃離的航班消息。我很緊張。我不認識任何美國人。我也不是名人。

塔利班允許美國人在八月底之前離開喀布爾。於是我給社交媒體上能查到的所有援助組織發郵件——

我，xxx，…2018年起在獨立地方治理總局任治理專家……塔利班進入喀布爾的第一晚，有人打電話給我，提到我在塔利班的殺戮名單上。我認爲我在喀布爾不安全。

我的丈夫xxx在阿富汗最高法院工作，他也一直是塔利班殺戮的目標……

我在郵件最後列下了我和丈夫的出生日期、身份證號和電話。

我沒有收到任何回覆。

八月底，美國人都離開了。我和丈夫毫無計劃地度過了三個月。直到我丈夫的一個姐姐，一位醫生兼大學教授，成功通過一個美國人逃去了意大利。她把所有親屬填上了逃離名單。

2021年12月，我們準備逃離，賣掉了家裏所有物品。牀、電視、冰箱、廚房用具、掛鐘、煤氣爐、一張沙發、窗簾。我們以500美元的價格就賣掉了一切。買家來查看後立刻付了錢。他利用我們的困境撿了漏。除了衣服，我們沒帶走任何東西。我只留下了兩個嵌着我們照片的相框作爲紀念。

我們搬去了一個親戚家，等待幾天後的航班。

我們的航班被取消了。塔利班佔領了機場，不許美國人帶阿富汗人離開。我們無家可歸了。

我成了家中的囚犯

我、丈夫、婆婆、我丈夫的兩個姐姐和她們的丈夫，一起租了一個三室的小公寓，買了傢俱，重建了我們的家。我只剩400美元存款了。那時我懷孕五個月，那筆錢是爲分娩和孩子準備的。

一切都在漲價。一公斤天然氣從45阿富汗尼（約5元人民幣）漲到200阿富汗尼（約20人民幣）。我們一度付不起，兩三天無法烹飪和取暖。我們用一個電熱水壺來暖手。但電也不夠隨時用，一晚上只能用五小時。天很冷，我穿上三層保暖衣、三層圍巾。

米、面、油的價格都在飆升。我們真的可能因爲一點點疏忽而捱餓（塔利班掌權後，多地爆發糧食危機，數百萬人營養不良）爲了購買最基本的食物，我和婆婆多次賣掉了我們的金首飾。

我丈夫的前辦公室要求他回去工作。他的兩個兄弟失業了。我和婆婆也失業了。我丈夫被迫接受了塔利班的工作（在司法部門管財務）。他去上班，我獨自在家。日子一天天過去，有時我只是坐着，咒罵。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無事可做。我洗衣服、打掃房子、做飯、洗碗，這些家務每天花費我4小時。我讀小說，比如托馬斯·曼的《魔山》；我看電視劇——電視節目也被塔利班控制了，因此我們上網搜索，我和丈夫一起看《老友記》、《權力的遊戲》。

但這些不足以打發時間。因爲我習慣了外出工作，現在卻被迫在家。我覺得自己正變得愚蠢。我拖延家務，自我折磨。我成了家裏的囚犯。

2024年8月，Khadija和丈夫、孩子在車上

有時我的耐心會耗盡，和每天去上班的丈夫爭吵。我問他，你的工作怎麼樣？我不工作你高興嗎？現在很好吧，家裏有個女人爲你做飯、洗衣服、擦車。有時我對他說：“你去工作吧，這樣我就不用醒來了。”

他說：“這不是我造成的，你不該發泄在我身上。”我更加憤怒。有時他會安慰我，說數百萬女性在受影響，“你不是唯一一個，你需要有耐心”。

我變成了一個易怒的人，不想和任何人說話。有時，當我非常想去看一個以前是老師的朋友時，我穿上黑袍，走十分鐘到她家。進門後露出普通衣服。我們在她家喝茶，有時我帶去麪包和小餅乾，我們聽彼此悲傷的故事。她說她一年沒有工資了。我們討論人們對塔利班政策的反應，特別是女性的情況。這樣的聊天與其說是放鬆，不如說是增加了焦慮。

早在塔利班剛到來時，我就在高壓下失去了食慾和睡眠，每晚失眠到凌晨3點。我一直在腦子裏問自己：發生了什麼？將來會發生什麼？我該怎麼辦？我該去哪裏？生活將如何繼續？我花了四個月恢復食慾和睡眠，但抑鬱持續至今。

我更多地登錄社交媒體，讀那些由阿富汗女性寫的報道。有時我會坐下來，寫我的日常。一天，我給一家叫Zan Times的媒體發郵件投了稿。那是一家阿富汗的網絡媒體，編輯部在加拿大。我寫的是塔利班如何令我失業，之後我如何度過漫長日夜。2022年3月，Zan Times發表了這篇文章。我非常高興。我有希望了。

我開始持續發表文章，寫自己，也寫其他女性的故事——《如果他們關閉我們的學校，我們就創建自己的學校》（寫一位辦地下學校的女教師）、《三次強迫婚姻、戰爭和父權制》（寫一位65歲，一生中三次被迫結婚的老婦人）……採訪是非正式的，只能通過WhatsApp（通訊軟件）來完成。我只在晚上，孩子入睡後寫作。現在寫了三年了。

我每月發表兩三篇文章，有時會得到稿酬。有的月份是250美元，有時50美元。這筆錢不夠維生，但讓我對未來和職業生涯有了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我在爲自己和其他成千上萬女性的權利而戰。

你問我阿富汗有多少記者？我不知道具體數字。除了少數幾個人，我並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媒體都受塔利班控制。少數女性在本地電視臺工作，但穿着黑色長袍、戴黑色面罩。對國外的人來說，她們是一種（顯示女性仍能工作）假象。男記者也沒有表達的自由，只是塔利班的宣傳工具。

塔利班監禁、殺害了很多女記者。現在，每個人都用筆名，隱藏自己的身份。最初，我用真名寫作，這讓我的家人非常害怕。後來我也爲自己取了筆名。這也是對塔利班審查的一種抵抗。

2022年5月，我的孩子出生後，一所私立大學招聘女教師，我申請成爲了經濟學系教授。我的情況變好了。儘管在大學，男女也分開上課。女生早上來，男生下午來。女學生必須戴黑色頭巾、黑色面罩；女教師必須戴黑色頭巾。學校裏禁止討論塔利班。

一個學期快結束時，有消息說，大學也將對女性關閉。我們每天帶着恐懼和壓力去上班。直到2022年12月，我們正在考試，塔利班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體上宣佈對女性關閉大學，並要求電視臺發佈消息。我第二次失業了。像喀布爾淪陷時那樣，我無法相信這真的發生了。

大學校長在教師羣裏發消息，要求我們第二天仍去學校。他對我們的遭遇表示抱歉。但我第二天還是留在家裏，甚至沒有嘗試再去大學。後來同事們說，塔利班在大學附近部署了一輛坦克，以阻止女學生和女教師到來。

我好像真的被打敗了。我懷疑每一個敲門聲都是塔利班成員，會抓我進監獄。

我向私企申請工作，還沒有收到回覆，塔利班就再次宣佈，私企也無權僱傭女性。我徹底成了家庭主婦。

寫作是我抵抗絕望最後的辦法了。然而我常常做噩夢。夢中我總是坐在椅子上，幾個塔利班成員坐在桌前，臉上掛着邪惡的微笑，質問我爲媒體寫的文章，指責我從事了反對他們政府的活動。我感到害怕，想救出自己，但他們強壯有力。我想我的噩夢是一種創傷，是他們的規則、行爲和那些監獄報道帶給我的創傷。

直到男性也失去自由

在塔利班來之前，我們過着正常的生活。我有工作、錢，每天去辦公室，見朋友。我們在餐館點餐，去咖啡館、公園和花園，派對和音樂會……我們和朋友在夜晚的街道上散步，我們有我們最好的時刻。我們有文化活動，和作家、詩人坐在一起……以前，街道上擠滿了人。婦女、男人、年輕女孩和年輕男孩肩並肩快樂地走來走去。

女性曾經有非常好的時尚。我們穿五顏六色的衣服，戴各種顏色的帽子，染各種顏色的頭髮。所有女人都化妝。女孩們從小學就開始打扮。塔利班到來後，一切在一夜之間變了，所有女性都因爲害怕戴上了頭巾，把美麗藏了起來。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慶祝新年的日子。我和媽媽、奶奶、姑姑們一起去參加集會。所有正值青春的女孩都穿着最新款式的漂亮衣服，一套是紅色的，一套是綠色，一套是紫色，還有一套是奶油色的。許多女人圍坐在前廊上。一臺播放器在放音樂，女孩們輪流跳舞。有的女孩敲着手鼓唱歌。午飯後，女孩們在山丘和綠地上自由漫步，呼吸着新鮮的空氣。其中一位女士的髮型很男性化——留着短髮。她身邊有一羣老年婦女，她逗得她們哈哈大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老婦人在開玩笑，而不是勸告、咒罵或祈禱。

2019年，塔利班到來前兩年，Khadija在喀布爾

現在，街上每公里看不到二十個人。人們要麼出國，要麼回到了農村。塔利班完全改變了城市的面貌。沒有人把音樂放得很響。餐館和市場上都沒有多少人。沒有美容院。所有女性把自己藏在黑袍裏。沒有人大聲笑，無論男人還是女人。

男性不能站在女性這邊。塔利班嚇壞了人們，沒人敢抗議。我丈夫能理解我的處境，但無法幫我解決問題。

2024年1月，我丈夫也被解僱了，原因是他有時會抽菸，有時他們說他的頭巾沒有戴好。有時他們說他爲什麼不參加社區的祈禱。

8月，塔利班第一次頒佈了一系列針對男性的禁令：男性必須留一拳長的鬍鬚；不許穿牛仔褲；禁止短髮或西式髮型；禁止直視除妻子和親屬外的女性。

我的丈夫也遵守塔利班的規定，留了鬍子。到目前爲止，沒有一個男性抗議（但據《華盛頓郵報》，一些男性已開始後悔，早先沒有站出來捍衛妻子和女兒的自由。“如果男性敢於發聲，我現在的處境可能也會不同”，喀布爾一位男性市民說）。

我們除了忍受別無選擇，希望這一切儘快結束，但國際組織和大國正以一種讓我們害怕的方式談判。如果他們承認了塔利班，我們將迎來更多壓迫和更嚴厲的法律。

現在是9月底，我和丈夫都在失業。我們決定移民去巴基斯坦。我們還沒有簽證的錢，打算先向熟人借錢。也許在巴基斯坦，我可以在沒有審查和壓制的情況下繼續寫新聞。

（10月5日，在花掉700美元簽證費，又向邊境警察支付了500美元后，Khadija和家人成功逃離阿富汗，抵達巴基斯坦。儘管“面對新的國家、城市和人，我們很害怕”，儘管借來的錢也所剩無幾了，好在他們在巴基斯坦有一些朋友。Khadija將繼續寫作，她的丈夫準備找翻譯之類的工作。他們計劃在巴基斯坦生活一年，再前往加拿大）。

2020年，塔利班到來前，Khadija和同事們。現在，Khadija又能露臉笑了

感謝阿富汗媒體Zan Times幫助我們和Khadija建立聯繫。Zan Times由流亡至加拿大的阿富汗女記者運營，可關注：https://zan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