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記憶（四）——戒嚴
５月２０日，太陽照樣從東方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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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０日，太陽照樣從東方升起。
一早，戒嚴部隊被北京市民堵在北京城外的消息，傳遍京城，民意普遍反映，人心大振，號稱《人民日報》號外——《４９年北京人民夾道歡迎解放軍，８９年北京人民扶老攜幼堵軍車》，滿街都是。不過，《人民日報》當晚聲明：“５月２０日，本報發現有人盜用本報名義，印發所謂人民日報號外。本報鄭重聲明，近十多年來從未印發任何號外，請公鑑。”
上午十點，天空中巨大的轟鳴聲隆隆而至，十幾架軍用直升飛機，縱列一線，沿着長安街大道，自東向西，到了天安門廣場上空，高度陡降，有軍人打開飛機門，在遊行示威的民衆頭上撒下大把大把傳單，《戒嚴令》沿着直升機屁股，飄然而下：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一號）
根據李鵬總理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令，爲迅速制止社會動亂，維護首都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科研、社會生活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發佈此令：
一、自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日１０時起對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淀區、豐臺區、朝陽區實行戒嚴；
二、在戒嚴期間，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其他聚衆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動；
三、嚴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製造和散佈謠言，進行串聯、演講，散發傳單；煽動社會動亂；
四、嚴禁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嚴禁衝擊廣播、電視、通訊等重要單位，嚴禁破壞重要公共設施，嚴禁打、砸、搶、燒等一切破壞活動；
五、嚴禁騷擾各國駐華使館和聯合國駐京機構；
六、在戒嚴期間，發生上述應予禁止的活動，公安幹警、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
以上各項，望全體市民遵照執行。
市長 陳希同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日
《戒嚴令》氣勢洶洶，“嚴禁”反覆嘮叨了半天，好象北京人民就當沒聽見，該遊行的遊行，該堵軍車的堵軍車，我行我素。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日誌：
北京戒嚴第一天
本報北京５月２１日４點３０分訊 李鵬總理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發佈第一天，首都社會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體如常。
天安門廣場上，數十萬大學生仍在和平靜坐。白天，大街上游行隊伍不斷；夜晚，廣場附近、東西長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道口滿是市民。
絕食結束，中午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食堂，給我們天安門廣場的研究生院營地，送來了豐盛的熟食——醬牛肉、肘子、滷豬肝、豬肚絲、多種麪點，犒勞大家。自從我們這屆研究生會領導同學鬧“罷餐”，趕走了八級高幹院長孫耕夫後，研究生院的伙食一躍爲高校第一。據說一直兼任研究生院長的社科院院長鬍繩，聽到研究生院彙報學生伙食不好鬧學潮，是因爲有政策給教委所屬的北京高校有伙食補貼，而社科院不屬於教委系統，買肉只得按市場價格，物價上漲得厲害，研究生院食堂票子太少，只能實報實銷，巧媳婦難爲無米之炊訴苦時，發話說：我們社科院就那麼幾百研究生，一定要保證他們喫好！按教委系統高校的標準，加倍補貼！這位身兼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黨內理論權威，又特別調來陳雲的大祕書朱佳木任研究生院副院長，黨委書記，主管研究生院的後勤領導。朱佳木與政治局鄧陳兩大婆婆之一的陳雲家爲世交，辦公室牆上高掛陳雲手書“不惟上，不惟書”題字，來研究生院前曾下放到天津港務局任副局長過渡，人脈廣，抓伙食有一套。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的大紅人朱佳木，戒嚴令後還能批准伙食科不斷給本院堅持在廣場的同學送好喫的，大家都頗感意外。
從長安街來天安門廣場的遊行示威活動照舊，只是規模小多了。大半遊行隊伍也從以前的步行穿越，變爲乘車環繞廣場示威。車上人高舉李鵬、楊尚昆法西斯衣冠的大幅漫畫人像，高呼口號：“李鵬不下臺，我們天天來！”引發一片掌聲，鬨笑。
大半天過去了，未見一個戒嚴部隊的兵，出現在長安街、廣場。唯一可以感受到的戒嚴氣氛，是廣場頭頂上不時轟鳴飛過，不斷撒傳單的軍用直升飛機。
下午，廣場紀念碑上的高自聯廣播站，號召大家去直升飛機起飛的東郊三間房機場堵飛機，宣講同學們和平請願的宗旨，抗議戒嚴騷擾。
我和林牧等社科院的同學，積極響應。絕食在廣場憋困了七八天，正想到外面世界轉轉，見識偉大的北京人民怎樣把全副武裝、裝甲車軍車壓陣的戒嚴部隊，阻擋在首都之外寸步難行的壯舉。
我們上了直接開進廣場的三四輛大卡車的敞篷車廂，車頭高舉各色絕食請願留下的標語牌、旗幟，有些同學還帶着廣場領的護身用的棍棒，沿着長安街，浩浩蕩蕩地殺向東郊。
自幼在京城長大，民用的東郊首都機場，軍用西郊機場，軍民兩用的南苑機場，耳能熟祥；東郊還有一個軍用的三間房機場，還是頭回聽說。卡車上了三環，直奔東南方向，沿途見到不少戒嚴部隊，連人帶車堵在路上。我們通過市民設置路障關卡時，司機說是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要去三間房機場做參加戒嚴空軍的工作，堵軍車的市民熱烈鼓掌致敬，立即放行我們的卡車。
我們的幾輛卡車轉入一條鄉間柏油公路，孤零零地走了相當長時間。公路兩旁都是高大楊樹，偶爾迎面有軍車飛速駛來，瞬間即消失在掩映公路的田野樹林中。領頭的司機把卡車開到一個赫然矗立，寫有“軍事重地，外國人禁止通行”的中英文字的標牌的軍營門前，說：“同學們下車吧，這就是三間房機場！”
我們紛紛從卡車上跳下，大概五六十人吧。剛停止絕食，廣場上一個星期不洗不涮，衣履闌珊，髒兮兮地湧向軍營大門。
持槍站崗的兩個農村兵小戰士，哪裏見過這陣勢，趕緊撥電話，結結巴巴地向上級報急求救，大致是：“好幾百北京城裏來的大學生，頭扎‘必勝”紅箍，臂掛‘誓死’袖章，拿着棍棒，衝擊機場！”
不一會兒，一個肩扛陸軍中校軍銜的軍官，滿頭大汗從機場內的辦公樓趕到大門口的警衛室，同門衛交談了幾句，就迎到大門口，同我們打招呼。此人面皮曬得黑紅，一看就是常下基層帶兵的軍官。他很耐心地聽我們宣講我們的大道理，反覆解釋這是軍事機關，衝擊不得。我一邊解釋我們只是想讓解放軍瞭解我們這次學運的一腔愛國情懷，絕對沒有要衝擊機場的意圖，一邊注意到天上運輸機起落十分頻繁，而且恰好看到一隊在天安門廣場向我們頭上撒傳單的直升飛機返巢。
這時又趕來一個穿空軍制服的少校，麪皮白淨，滿嘴學舌昨晚黨政軍大會李鵬講話的那些陳辭濫調，言談話語，充滿威脅。
同行的老同學林牧，本是一頓喫不到肉，就心煩氣躁小夥子，絕了六七天食，那眼神里早已兇焰騰騰了。他早就不耐煩那個空軍少校的大言炎炎的官腔，當下打住他的話，手擎白臘杆木大棒，與之大吵起來。
這時辦公樓後面列隊跑出一個連的肩抗步槍的陸軍士兵，刺刀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那位陸軍中校見狀趕緊轉身對着那隊士兵直搖高舉的雙手，看止不住行進中的隊伍，拋下大門外的我們，趕緊跑進機場，把那隊全副武裝的士兵硬生生地攔回到辦公樓後面，大概是想避免正面衝突罷。
我注意到機場警備，實際上是被戒嚴部隊接管了，如當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時一樣。陸軍發生了王牌軍３８軍長抗命拒絕進京鎮壓學生的事，如果空軍發生類似的事，搞不好就會駕機外逃，當局放心不下吧。
我趕緊把林牧拽到一旁，冷靜下來。這荒郊野嶺的，我們就那麼幾十人，真被他們捉進去，連報信的人都沒有，好漢不喫眼前虧！
僵持了一陣子，大家肚子漸漸餓起來。這機場軍營大門外，堅壁清野，無處可以買喫喝的東西。秀才碰到兵，有理講不清，反正已經正告戒嚴部隊了，乾脆打道回府，回我們的大本營――天安門廣場。
回到廣場我們研究生院的營地，已經天黑了。堵軍車奔波了半天，還真很眷戀我那廣場的窩棚呢！
戒嚴令實施的第一個夜晚，廣場很熱鬧。沒有了前些天大學生設置的靜坐絕食請願糾察線，市民可以自由出入，隨意走動，到了下半夜，依舊人聲鼎沸。社科院來了不少已在各所上班的老同學，聚集在我們研究生院絕食營地，指點江山，揮斥方遒，似乎在醞釀什麼大羣衆組織。
第二天沒有什麼事，喫着研究生院班車送來的飯菜，在窩棚裏聽我們社科院各路英豪分析天下大勢，坐而論道。
當天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日誌：
北京戒嚴第二天
本報北京５月２２日凌晨４時３０分訊 國務院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生效業已４０多小時。在市政府劃定的戒嚴區域內，仍未見到異於往日的突發情況。
２１日星期日，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首都的和從外地趕來的大批大學生比肩靜坐。東西長安街上，人流夜以繼日；在不到百米的低空，數架軍用直升機往復掠過，不時撒下用大號字印的李鵬總理講話傳單，引起陣陣騷動。
戒嚴令發出以後，廣大市民擔心執行戒嚴令的解放軍進城後發生流血事件，夜間在通向郊區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設置道道障礙。城市公共汽車、電車已中斷兩天。地鐵停運。東西長安街等主要街道，羣衆自動維護交通秩序，指揮過往的各種車輛和行人。一些居民給報社打電話，抱怨看不到報紙，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種大型車輛及其他什物設起路障的許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壓壓的人羣。
戒嚴第三天上午，廣場紀念碑上的高自聯廣播站，說當局正在北京郊縣，組織“僞”遊行示威，以對抗人民羣衆反對鎮壓學運、抗議戒嚴的遊行示威，號召大家面對面地向“僞”遊行隊伍宣傳我們的宗旨，喚起被矇蔽羣衆的民主覺悟。
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署的戒嚴令，禁止北京市區的任何集會遊行，我們這些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都是非法；卻沒有規定北京郊縣不能集會遊行。北京市政府宣佈，批准了遠郊縣城農民反動亂的合法遊行申請，以示我們大學生未經批准、戒嚴令後仍不終止的遊行的非法性質。
我們社科院的幾個同學，呆在廣場正無聊，聽罷廣播後，積極響應，從廣場上了幾輛大卡車，向北直奔昌平縣城關。
出德勝門不遠，上了北三環，碰到北京民衆自發設置的關卡，幾輛公共汽車、裝貨大卡車、工程車橫在路口，把一隊軍車堵在那裏動彈不得。我們搭乘的大卡車也堵在那裏，下來同圍繞做軍車做說服工作的市民一聊，才知道這幾百官兵十九日晚李鵬宣佈戒嚴令時就被民衆堵在進京半道，在這裏已經快三天了，喫住都在解放大卡的車廂裏，老百姓送水送飯，上廁所都被市民跟着。掃了眼軍車棚子裏的解放軍，臉色紅黑的農村兵滿臉困惑，疲憊不堪；面孔白皙的軍官、城市兵，委屈窩火，滿腔憤怒。
我們向設置路障的市民，解釋說是要去昌平城關，反擊當局操辦四鄉農民的所謂反動亂合法遊行。堵路的羣衆一片叫好，趕緊爲我們開道放行。更有一羣市民摩拳擦掌，踊躍上了路旁的幾輛大卡車，跟在我們的車後面，一路高歌，浩浩蕩蕩殺向昌平城。
昌平城關很小，就那麼喫剩下魚骨頭架似的，一根脊椎骨幹主路，兩旁延伸出幾條魚刺小道。我們一行的大卡車隊，開進縣城時，依稀可以見到馬路上有一隊農民模樣的遊行隊伍，手舉紅旗，打着標語牌，衣着五顏六色，站在那裏稀稀拉拉地跟着喊口號。接近農民遊行隊伍時，沒容我們下車，後面跟着的市民那幾輛大卡車飛速衝到前面，一個急剎車橫擋在農民遊行隊伍前，京城老少爺們兒紛紛跳下，大吆小喝，指着鼻子京罵不絕。稀裏糊塗被強拉來的山裏村民，哪裏見過這火爆世面，驚恐地大叫“廣場大學生來了！”頓時被唬得作鳥獸散。
返回廣場的路上，我坐在大卡車的駕駛室，從車側後視鏡裏，十來天第一次見識到自己模樣——蓬頭垢面，鬍子老長，汗水可以在臉上淌出條條泥溝，一幅遊民痞子形象，難怪老實八交的農民見了要四散而逃！
回到廣場，風餐露宿十幾天未得洗澡的油膩皮膚，在驕陽暴曬下，愈發奇癢難熬。正好有同學說，今天研究生院洗澡堂開放，立馬感到髒得一刻也不能忍受了，趕緊搭乘送飯來的班車，返回久違的研究生院。
十來天未入住，我那博士生摟五層的單間宿舍，門上貼了不少留言條，主要是曾在國防大學擔任領導的離休親戚孫叔叔的。廣場絕食請願期間、戒嚴令頒佈後，他幾乎每天給我研究生院的宿舍打電話，接電話的同學大概每次都被老爺子嘮叨是有重要事找我，就寫在條子上讓我速回電話。我奇怪的是他一個離休大幹部，怎麼會有我學生宿舍的電話號碼。再往下看門上別的條子，發現人事處的一位副處長，也留了不少條子。我一下恍然大悟，記得一年多前有一位鄧小平百萬大裁軍從國防大學裁下的轉業幹部，有次見我到人事處辦手續，自我介紹說，他曾是孫叔叔的老部下。大概學潮爆發後，家人對我這個北大出來的晚輩放心不下，女朋友的爸爸與孫叔叔從東北到兩廣，野戰軍任職領導時一直是老搭擋，又是兒女親家，他們關照了人事處的這個內線找到我，看來參加廣場絕食請願的事，肯定瞞不住了！
推開宿舍門，腳底一地從門縫塞進的來信。其中一封厚厚的信，是早已離休的父親，從江蘇無錫軍隊干休養所寫來的。
渾身癢得難受，先洗澡再說。去澡堂的路上，遇見文學所同級的博士生陳曉明，他跑過來熱情我手，大喊了一句福建腔普通話：“絕食英雄從廣場凱旋啦！”弄的我很不好意思。早我一級的文學所博士生汪暉，也熱忱握手，問長問短。
泡在洗澡池裏，十分舒坦，隨手一搓，油泥直落，尷尬死了。所幸午休時間，洗澡的人不多。
洗完澡回到宿舍，讀父親的長信。老父童蒙即入家族的私塾，書法如碑貼，告誡說，“戒嚴絕非嚇唬你們學生，一定會動真格的，流血殺人！”這幾句話下重重劃了兩道線，加重提示。他透露說，這次戒嚴部隊調動得規模很大，動用的都是野戰軍。儘量避免整師整軍成建制地調動，而且長於獨立作戰的步兵師少，盡是輔助的技術兵種，如炮兵、裝甲兵師旅，既可武力鎮壓平民，又可防範軍人譁變。他反覆叮囑：絕對不要參加任何大學生示威遊行，不是怕連累，“我一個離休老幹部，還有什麼官場前程可以連累的！”，而是“非常擔心博士生兒子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四個字下，又特別劃了重重的橫道。
我馬上去樓道角上，用研究生院配給博士樓的電話，給孫叔叔打電話。他的電話最容易撥通，接通國防大學總機，聽到接線女兵嗲裏嗲氣的“首長您好”後，報出孫叔叔大名和自己名字即可。孫叔叔的和藹長談，印證了父親長信裏說的戒嚴部隊調動實情。
趕緊給父親寫了一封短信，報告已經結束廣場絕食，回到學校休養，請父母放心!然後下樓到研究生院大門口，把給父親的信的投進郵局信筒。
忙乎一陣，已是晚飯時間。在研究生院久違的食堂，坐在飯桌前安安靜靜地喫了一頓可口的熱飯，太享受了！回到宿舍，躺在久違的牀鋪上，看着我那二十寸彩電播放的新聞節目，感到十分舒適，不知不覺亮着燈就睡着了，而且一昏睡就是三天！這其間大概餓醒時曾朦朦朧朧下樓去食堂喫過一兩次飯，然後回宿舍倒頭即睡。棲宿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十來個日日夜夜，身心太疲憊不堪了。
外面的世界，戒嚴令後，學運變民運，單從官方已牢牢掌控的電視臺，不論是中央臺還是北京臺，看不到半絲痕跡。倒是每天擺在宿舍樓活動室的《人民日報》，繼續刊載戒嚴日誌：
北京戒嚴第三天
本報北京5月23日凌晨訊 在度過緊張不安的又一夜後，首都迎來了國務院下達戒嚴令的第三天，北京市內秩序基本恢復到三天前的狀態。執行戒嚴任務的一些受阻解放軍部隊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隊向後移動了。
記者昨天中午時分看到：東西長安街、天安門廣場周圍以及城區的一些主要街道，商店照常營業，道路交通順暢，但大部分公共電汽車和地鐵依然沒有恢復運營，上下班的職工感到不便。
在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前，儘管高校師生仍在靜坐請願，但圍觀羣衆已比前幾日減少。
一些大學生配合環衛工人清除廣場和街道上的垃圾，噴灑消毒藥水，以防傳染病流傳。
天安門前仍有斷斷續續的遊行隊伍，22日下午打着“首都知識界、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橫幅的隊伍引人注目。
入夜，各主要路口的路障雖明顯減少，一羣羣的市民仍在守候着……
北京戒嚴第四天
本報北京５月２３日凌晨訊 昨天上午，街頭隆隆奔馳的公共汽車，給首都市民帶來了欣慰的笑容。戒嚴令發佈第四天，北京的社會秩序繼續向穩定方向發展，絕大多數市民沉着冷靜，生活日趨正常。
昨日起，首都已有１００多路公共電汽車恢復運營，停駛三天多的地鐵也於上午１０時３８分開出了第一趟列車。在學生和市民們的疏導下，全市街道基本暢通，職工上下班大多轉入正常，運送煤炭、液化石油氣及肉蛋菜奶的車輛受到格外關照。
天安門廣場上，沉睡了一夜的請願學生黎明即起，灑掃周圍場地。在高聲播放的國歌聲中，一些同學向冉冉升起的國旗行注目禮。請願學生廣播，同意撤出停在廣場上公共汽車（原來供絕食學生用），由公交公司投入正常營運。
下午，長安街上出現了數以萬計的遊行隊伍。遊行隊伍裏，有人認出了一些知名人士。在黑雲壓城、雷電交加的大雨中，市民紛紛給遊行隊伍送來各式雨具。
雨後的天安門廣場，氣溫驟降，大批寒衣和薑糖水送到學生手中。某中央機關捐贈的４０００件衣服，不到晚９點已分發到學生手中。
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報道，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大都停在城外原地。
入夜，街頭仍有許多關切事態發展的市民難以入睡……
北京戒嚴第五天
本報北京５月２５日凌晨２時訊 １７０多條線路公共電汽車通車了，環城地鐵運營了，交通警察上崗了，全市交通網絡基本暢通。儘管生活秩序趨於正常，人們對時局的關注有增無減。
繼２３日悽風苦雨後，北京昨天烈日當空。天安門廣場上廣大櫛風沐雨的學生的健康狀況受到北京市民關懷。２３日傍晚出現的爲請願學生送衣服、食品、藥物的人流，一直持續到２４日清晨。前些天爲救護絕食同學忙得一刻不停的醫務人員，現在正忙着噴灑消毒藥水，以防疾病蔓延。大學生則組織慰問團，向醫務人員表示感謝。
長安街頭及廣場周圍，仍有零星遊行隊伍出現。一些已拆除路障的交通路口，入夜仍聚集着很多市民。
據昨天的《北京晚報》報道，目前靜坐請願學生的健康狀況趨向好轉，外地來京學生病倒者增多，被阻於城外的戒嚴部隊戰士身體抵抗力急劇下降。
據北京車站有關人員介紹，外地學生每天進出人數大體相當。
北京戒嚴第六天
本報北京５月２６日凌晨訊 昨天，北京烈日當空。下午起，東西長安街和廣場周圍的遊行隊伍一時不見頭尾。從橫幅看，有來自科研、教育、衛生、文化、新聞等單位和部分工廠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學生。長安街交通一度中斷。
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農貿市場，糧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充足，貨架、攤牀琳琅滿目。
據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報道，全市工業系統的職工出勤率已達８０％左右，大多數企事業單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穩定，中小學校書聲琅琅。
５月２６日星期五，上午被劉笑君敲門聲驚醒。他進門笑着說：“你從廣場失蹤了好些天了，大家都很掛念你。有同學報告說在研究生院看到你打飯，我今特回來抓逃兵，果然逮個正着！”
我解釋說天安門廣場絕食折騰了十來天，太累了，一躺到舒適的牀上，學校環境那麼安靜，一睡就是幾天，身心都懶了。
問他學運的近況。他長嘆一口氣，說他被推選爲對話團五常委之一，１９號中央宣佈北京戒嚴，一直同他們對話的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長閻明覆，同總書記趙紫陽一樣，被稱病不出了。中央在宣佈戒嚴時說，政府對話的門是繼續敞開的，實際上戒嚴後沒有官員再搭理他們對話團了，大概是覺得他們對繼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也沒有啥影響力。我問他現在廣場的情況，他苦笑說，廣場上那些自詡學生領袖的傢伙，勾心鬥角得厲害，拉幫結夥，理性些的同學都被他們誣爲投降派，學生特務，搞政變把當初發起學運的市高聯的同學，都攆回北大，自說自話成立廣場學運指揮部，一統江湖！
他說我來一是看看你，二是咱們在交通部招待所辦的那個“股份制改革高級研討班”，需要你出馬協調善後。這期班正趕上天安門廣場絕食、戒嚴令，遊行不斷，講課老師無法正常到課，學員們也都每天在馬路上。戒嚴令頒佈後，大量外地聲援學生湧進北京，火車站混亂，很多列車不能正常發車，外地學員不得不滯留在招待所，無法返鄉。同我們合作的全國工商聯，正在動用他們京城所有的路子，給這些滯留在旅館裏的外地學員搞火車票。
我答應他下午先去天安門廣場看看，然後到交通部招待所駐會，一定把這些滯留的班上學員儘快安全送走。
中飯後搭乘研究生院送飯的班車去天安門廣場。
幾天不見，廣場已面目全非。大量的外地來京聲援學生，喫住在廣場，食品包裝垃圾積累成堆，相當髒亂。
我們當初絕食休憩的小窩棚，鳥槍換炮，已升級成深綠色帆布大帳篷。
進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大帳篷，發現一起絕食的同學留下不多，增添的新生力量多是畢業分配到社科院各所已工作一段的老同學。喜遇老友哲學所的吳國盛、肖陽，文學所的靳大成，美國所的金燦榮等。肖陽去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已年餘，這次是特別從英國飛回來，專程送英國僑胞捐款給廣場學生。靳大成與我碩士生時同班同學，北京大學走讀分校畢業後在北京市政府宗教處幹過，在院裏租住的臨時宿舍——解放軍後勤學院招待所同屋，他畢業後分配到文學所文藝理論研究室，適逢社科院按上級政治體制改革設想，把文學所作爲試點，民主投票選舉所長，被新當選的劉再復所長看中，組閣爲室的副主任，相當於副處級幹部，劉所長的得力干將。
我好奇他們怎麼會都聚集在我們研究生院學生廣場營地。他們解釋說，剛剛成立了以社科院人員爲主體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骨幹人員還是最早發起四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的那些人，歷史所研究員包遵信和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被推選爲總召集人，文學所所長劉再復爲主要成員，“下設祕書組、宣傳組、聯絡組，並在天安門廣場設立一個固定工作點，服從‘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領導”。
原來我們前些天的絕食請願的營地，已變成了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在天安門廣場設立的固定工作點，難怪這裏會有這麼多已在院裏任研究人員的老同學唱主角，絕食時熟悉的研究生院同學的面孔反而不多見。
一起參加絕食的八六級哲學所碩士生徐向東、程煉戒嚴令後一直堅守在廣場，戰友幾天不見，如別三秋，重逢廣場前線，大家格外高興。問他們戒嚴後這些天都忙什麼，他們說主要是爲社科院的民運積極分子與廣場的學運領袖，穿針引線。我問纔不幾天，怎麼又冒出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他們遞給我一紙油印的通告：
鑑於目前緊急形勢和原市高聯領導不力，今日凌晨十二時至二時，由市高聯和絕食團指揮部召集各校代表聯席會議，討論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對策，在八十九所高校代表參加的會議，有六十九所高校投票表決。現將結果公佈如下：
一、大會在六十九張票表決中，以四十五票的絕對優勢組成了絕食團指揮部爲主體的廣場臨時指揮部，指揮部受市高聯的委託，將代理兩日工作職務，從公佈之時起，市高聯將撤返北大，籌備全市鬥爭，行使絕對權力；
二、大會一致通過，目前我們決不撤離廣場；
三、臨時指揮部從公告今日下午生效時起，至二十五日的四十八小時內，行使其有效權力，在此期間除了進行正常的工作外，還要重新籌備正式的、長期穩固的廣場學運指揮部；
四、臨時指揮部是唯一的領導機構，並消除目前廣場組織機構混亂的局面，在廣場臨時指揮部行使權力期間，廣場上任何組織機構均告無效。
五、通告在公佈之時生效。
其實也就是自說自話，自封頭銜都朝不保夕的幾個孤家寡人，能指揮動三個身邊小弟兄就不錯了，行文完全是平日中央文件薰陶的那套陳辭濫調，“行使絕對權力”，“任何組織機構均告無效”，口氣卻大過擁有幾百萬大軍的黨中央！
傍晚研究生院的班車，給其廣場學生營地送來了一批食堂加做的滷肉、麪點。告別絕食窩棚時代的大帳篷，寬敞得可以放桌凳。我們趕緊招呼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那十幾個社科院哥們兒一道喫晚飯，他們笑嘻嘻地說，不好意思，又蹭研究生院的飯了!
大家圍着一張條桌，邊喫邊聊當下的局勢。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社科院老同學說，今天下午他們開會，成立了新的民運統一組織——“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 成員組織包括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外地高校聯合會（簡稱“外高聯”）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北京知識界自治聯合會、北京市市民自治聯合會、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市民敢死隊、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等等，下設五個平級的部：指揮部，部長由前絕食團指揮部總指揮、現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總指揮北京師範大學碩士生柴玲擔任；宣傳部，部長由詩人老木擔任；聯絡部，部長由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青年教師劉蘇里擔任；供給部，由社會知名人士王剛擔任；參謀部，由北京大學畢業生劉剛擔任。
我插話說：“這個老木，實名劉衛國，北大中文系７９級文學專業的，我們同班同學。他大學期間積極向黨組織靠攏，要不畢業後也不會去北京市委黨校，戒嚴令後跑到廣場當宣傳部長，有點意外！”
絕食苦熬拼命，拼出個戒嚴，黨內改革派全軍覆沒，滿盤全勝的馬列教條保守派，更沒有半點可能對學生讓步，推翻老鄧《四二六社論》動亂的定性了。靠自下而上喚起民衆，如遊行口號說的打倒李楊政權，好象沒誰會信以爲真。大家都是書生，廁身學運不過是書本讀多了，信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道理罷了。在廣場繼續僵持下去，哪天是頭，如何收場，大家提起話題，無不一臉茫然。
尷尬啞場了一陣，帳篷外一派音樂歌聲、鼓掌吶喊聲飄過來。大家走出帳篷，巡視廣場，好不熱鬧！五月底的北京，夜晚氣溫宜人，很多市民晚飯後散步到天安門廣場，圍觀那裏的露天歌舞表演。一問，是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組織的馬拉松式大學生露天音樂會，遍邀各路當紅青年偶像歌星，夜夜笙歌，燈火通明。
夜裏回到社科院的大帳篷過夜，發現我們絕食時用衛戍區牀板搭的地鋪還在，老夥計們躺在那裏繼續聊無解的時局，漸漸在廣場嘈雜的人聲中睡去。
第二天上午，被陣陣怒吼聲吵醒，睜眼一看，社科院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那些人，你一言我一語，正在那裏氣哼哼地痛批廣場廣場總指揮部的學生頭頭的作派。我因絕食時已經訓斥過那幫傢伙，早已見怪不怪。
老同學靳大成大概是受“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委派，與廣場的學生組織商議民運大計，結果碰了一鼻子灰。他二十年後作《一九八九瑣記》一文，在老同學中傳佈，有如下記述：
我先和同事王煒深入作了溝通，他完全認同我的想法。於是我們先去北師大的營地去找劉小波，因爲那時他和候德健在指揮部負責。而劉小波我在會上和他打過幾次交道，曾當面批過他。可惜那天晚上他出去了，沒有遇見，也就沒有機會和他溝通。於是直接奔廣場中心的指揮部。王煒陪着我，一層一層地往中心地帶走。經過了“哨兵”的盤問和檢查，等到了最後的核心區時，帳篷外的人擋住了，說你們兩個只能有一個人進去。OK，我進去了。他們讓我在一個角落裏等着。他們自己一小羣人圍坐着，在商量事情。
半小時過去了。
又過了半小時。
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催問，何時有空能接見我？剛纔那個胳腮鬍子的年輕工人對我說，你再等等吧，柴玲同學正在召開會議研究軍事問題。說實話，聽到這個回答。我心中的火一下子騰起了。我知道自己無能爲力了。哪怕就是見了，談了，也沒用，說服不了他們。當時我心裏想的就是，就你們幾個毛孩子，什麼屁事也沒經歷過，什麼也不懂，這麼多人都在這裏，你們還敢自稱在研究什麼狗屁“軍事”問題？你們負得了責嗎？我心中充滿着無奈，憤怒，悵然離開。臨走前那位絡腮鬍子對我說，靳先生，我已經完全失望了，我們中國人永遠是一盤散沙，什麼事也做不成。聽着他低沉無力地聲音，我默然。因爲我和他一樣也有類似的無力感。後來我在電視上看見，他也被通緝，只是照片上沒有了鬍子。
看着他們出出進進，奔走於首都知識界聯合會與廣場總指揮部之間，覺得自己再留在廣場，實在也沒有什麼事可做，正好夜裏又新來了幾個社科院知識界聯合會的人值班，就把鋪位讓給他們，敬謝不敏，告辭廣場社科院營地的同學，去安貞裏交通部招待所入住，處理我那辦班學員滯留的事去了。再次回到廣場，已是腥風血雨即將來臨的前夜了。
第二天上午把滯留的班上學員招來開會，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句句不離當前戒嚴部隊與首都市民對峙僵持，進駐不了北京城的時局大事，覺得他們並非完全是因爲買不到離京的火車票，而是流連忘返。反正人家學費、旅館住宿費已交到六月第一週末——六月四日，愛哪天離京都可以。
日夜呆在招待所無聊，只能通過中央臺的電視新聞、幾種黨報，瞭解外面的局勢。黨媒口徑一直，措詞日益嚴厲，語調殺氣騰騰。
戒嚴部隊一定會強行開進北京城的，只是不知道何時動武，出手到什麼程度。接下來的日子，常常是抱着電話，躲在套間裏同軍隊熟人通電話。
與碩士生同級的近代史研究所賴小剛聊得最多。他本科是南開大學歷史系，軍迷，研究生專門研究世界二戰史，畢業後分配到軍事科學院，太太是大學同學，分配在清華大學教書，岳父是二十七軍的，後來做石家莊陸軍學院的領導。因爲這種背景，他知道不少戒嚴部隊調動的內幕。
聽到的情況大致是，戒嚴令下達後第一批被堵在京城郊外的戒嚴部隊，已全數撤回到駐地。軍委成立的戒嚴指揮部，把撤回的部隊重新部署，整理掉一些態度不堅決、手軟、可能被首都民衆洗腦的指戰員；以首次進京窩了一肚子火，急欲雪恥的官兵爲骨幹，特別配置可以輕易突破公共汽車、隔離墩之類路障的坦克、裝甲車重裝備，補充新徵調的駐紮在京畿以外地區的野戰軍，組成新一批戒嚴部隊的先頭突擊部隊，放到張北、內蒙的軍隊演習基地裏封閉集訓，不許讀報紙、看電視、聽廣播，以免受中央媒體錯誤輿論導向的誤導。戒嚴部隊從上到下，早就躍躍欲試，迫不及待了，就等軍委一聲令下，一舉奪下天安門廣場，立功受獎，報仇雪恨！
動武流血殺人的大限，勢不可當地就要到來，就剩下具體落在哪一天了。
2021年12月30日作於芝加哥西郊橡溪
（圖片來自網絡）
待續：
六四記憶（五）——清場
六四記憶（六)——劫後
六四記憶（七)——清查
六四記憶（八）——吳國盛
六四記憶（九）——肖陽
六四記憶（十）——徐孩子和程孩子
六四記憶（十一）——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