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記憶(二)——四二六社論、四二七大遊行
胡耀邦追悼會深感被欺侮，怒從天安門廣場返回的十多萬高校學生，馬上成了火種，高調宣佈罷課。無課可上，頓失功課壓力，滿校園裏的年輕人，忙着刷標語，聚會，串聯。官方媒體對十幾萬大學生自發連夜奔赴天安門廣場，爲胡耀邦葬禮送行之事，隻字不提。於是同學們號召走出校園，向社會大衆宣講事實真相。北京市區的工交車站、地鐵出入口，不時可以見到一些年輕的男女大學生，設立攤點，豎起標語牌，發表演講，派傳單，募捐。毛澤東曾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裏說，學生運動最大的失敗，是脫離大衆。現在學生走上街頭，鼓動羣衆，大有燎原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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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追悼會深感被欺侮，怒從天安門廣場返回的十多萬高校學生，馬上成了火種，高調宣佈罷課。無課可上，頓失功課壓力，滿校園裏的年輕人，忙着刷標語，聚會，串聯。官方媒體對十幾萬大學生自發連夜奔赴天安門廣場，爲胡耀邦葬禮送行之事，隻字不提。於是同學們號召走出校園，向社會大衆宣講事實真相。北京市區的工交車站、地鐵出入口，不時可以見到一些年輕的男女大學生，設立攤點，豎起標語牌，發表演講，派傳單，募捐。毛澤東曾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裏說，學生運動最大的失敗，是脫離大衆。現在學生走上街頭，鼓動羣衆，大有燎原之勢。
是可忍，孰不可忍？！最高權威迫不及待重錘猛敲警鐘，指示黨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於４月２６日，發佈勿謂言之不預也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廣而告之。史稱“四二六社論”。
社論核心是定性：“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陰謀”！“動亂”！我們這些參加遊行集會的高校學生，充其量不過是一羣意氣向投，熱心同學一招呼就上的烏合之衆，現在被冠上“有計劃的陰謀”，真是三生有幸，太抬舉了！廣大同學，根紅苗正，紅旗下長大，哪個不盼着國家能夠早點實現四化呢？不平而鳴，臧否時政，那是恨鐵不成鋼，絕大多數的人是想女媧補天，爲黨拾遺補闕，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至多也就《忠義水滸傳》裏當下奸臣當道，矇蔽聖聰，要清君側的思路，有幾個圖謀拆廟，打倒共產黨，另起爐竈？大夥兒熱臉貼冷屁股，被說成動亂，顛覆政權，破壞安定團結，真是委屈如屈原，比竇娥還冤！
更有甚者，是社論赤裸裸、磨刀霍霍的恐嚇、威脅: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需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爲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北京市公安局隨即頒佈兩個公告：一、凡舉行遊行示威的，必須提出申請，未經許可的遊行是非法集會，一律禁止；二、嚴禁聚集街頭講演、募捐和散發傳單，違者將依法處罰。
這對前幾天在天安門廣場身心交瘁被涮了一天一夜，怒氣衝衝的幾十萬首都高校學生，不啻火上澆油！年輕人本來就氣盛，這回大家普遍鐵了心，決不服軟，決不會像前輩那樣忍氣吞聲，自怨自艾。一場空前的抗爭，在衆高校飛速發酵醞釀。
天安門廣場胡耀邦追悼會回校後，我因要主持“股份制改革研討培訓班”的會務，到辦班所在地安定門外交通部招待所住會。
胡耀邦８７年初因鎮壓學潮不力下臺，由當了八年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接任黨總書記一職。一口河南土話的趙紫陽，思想卻極開明，關心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竭力打破束縛經濟發展的條條框框。他深知黨傳統的那套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怎麼發展都不過是鳥籠經濟，中國經濟要上臺階，必須汲取西方主流經驗，改革體制。爲此，特別在國務院成立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委），下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招募了一批年輕幕僚，禮賢下士，據說每個週末都邀請到中南海，傾聽他們的國策建議。
趙紫陽鑑於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生活清苦，工資難以應付物價上漲，國家又拿不出經費補貼，由黨中央下文件，鼓勵事業單位創收，自力更生改善生活。頓時，全民颳起經商風，科研、教育機構從來就不是心如止水，豈會波瀾不驚？
我們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幾個北大出來的研究生，阮囊羞澀，苦孔方兄久矣，風潮之下，琢磨出藉助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校友官員、社科院北大的著名學者來辦班賺錢。趙紫陽智囊體改委裏的青年才俊，研究生院畢業的博士學長不少，平時聊天，知道他們天天向趙紫陽鼓吹的體制改革方向——外向型經濟、股份制、黨政分家公務員制。於是我們共推法學所所長王叔文的博士生劉笑君主持辦班賺錢。此人北大８０級法律系學弟，當過北大學生會的生活部長，有爲官經驗，辦事能力強，場面上政治正確的套話講得十分順溜，８５年我們罷免了官方指派研究會後，我推舉他做新一屆研究生會主席，投票選舉通過後，我任研究生會代表大會召集人，戲稱議長，與他配合得很好，任期內發起罷餐學潮，趕走了官僚派頭十足的八級高幹院長孫耕夫，迫使社科院比照高校，加倍給研究生伙食補貼，讓研究生院的伙食之豐盛，一躍爲北京高校之首。劉笑君研究生會主席任期一年結束後，跳了一級讀法學所博士。他拉我做“教務長”，負責總務。我則拉我們碩士生時鬧學潮的骨幹——美國所的金燦榮，西歐所的欽鳴榮入夥。此二榮本科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同班同宿舍同學，畢業後同在社科院院國際片工作，對時事比較瞭解，分配他們負責課程設計。又吸收經濟所的兩個碩士生李果和譚宏。他倆北大經濟系讀本科時就已入黨，一直做學生會、團委工作，有一定的實事操作能力。
幾次海闊天空的神仙會後，我們商議出三個項目：外向型經濟培訓班、股份制培訓班、公務員考試一百題暢銷書。招生、售書對象：全國黨政幹部。
立項成果落實到贏利，並可以把贏利的錢拿到我們個人手裏，我們必須解決三個關鍵問題：第一，解決開培訓班的生源／財源，必須要有對幹部有號召力的中央黨政機構參與。幾經努力，我們跑下了兩個研究生院的校友：團中央常委、宣傳部長柳斌杰（後任出版署長）、國務院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團委書記徐建中，讓這兩個中央機關掛名，對全國共青團幹部，有極大的吸引力，單位報銷去北京培訓班的學習、食宿、車旅費用，比較容易。第二，教師隊伍。這個不難，我們一直在全國最高學府北大與最高研究機構社科院學習工作，跟當時京城學界名人，都說得上話，有團中央、國務院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的招牌，再加上豐厚的講課費、車馬費保障其創收，很快敲定厲以寧、吳敬璉、蕭灼基等老師名單，皆一時之選。第三是如何收公款，又能發放到個人手中。我們拉來文革投太平湖自盡的現代文學大家老舍的兒子舒乙，讓其名下的幽州書院掛名合辦，通過民辦文化機構的帳戶，接收單位信匯的學員報名費，再到西單文化用品商店內部服務部買上幾本事業單位專用發票簿，預蓋上幽州書院的財務專用章，沒有稅務局的發票，我們照樣可以收現金開發票給學員供單位報銷！辦班賺到的錢，團中央、國務院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幽州書院三家按協議分成，帳由財務制度靈活的幽州書院走，而我們幾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學創立並承包了幽州書院培訓部，辦班賺到的錢幽州書院再以勞務費的名義返還給我們。
於是我們幾個熬了兩個晚上，搭好“全國外向型經濟研討班”的架子，自己拉了一套時髦課程，湊了幾百塊錢印了一紙招生簡章，郵局寄出上千張，沒幾天，嘩啦啦成百成百的地方團幹部踊躍報名，錢滾滾而來，流向名不見經傳的幽州書院銀行帳戶所在的紫竹院的什麼信用社……
外向型經濟培訓班報名三五百人，時間是是８８年八九月份，正是首都北京絕好的旅遊季節，幾百人食宿、交通、上課場地，成了大問題。既然讓我掛帥教務長，主管總務，就利用軍人家庭出身、熟悉部隊的背景，闖遍唯一有能力接納這麼大辦班規模的軍隊機關大院，結果住宿、交通包租給西郊頤和園與香山之間娘娘府軍事科學院幹休所的招待所，上課則包租廂紅旗總參三部禮堂，在黨中央的創收指示倡導下，這些中央軍委機關一改歷來高深莫測的架子，見錢眼開，絕對配合。兩個班辦下來，窮學生成了萬元戶，我那間博士生單人宿舍，居然安置起了彩電、冰箱。
８９年我們再辦“股份制改革高級研討班”，拉到的合辦單位是全國工商聯與民進中央，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民主黨派在工商界人脈猶存，招來的學員企事業單位主管較多，層次較高，開課上我們相應多請體改委體改所的校友官員，他們爲趙紫陽設計的未來經濟改革方案，熟知中央內幕，能放出半點風聲，學員便覺得不虛此行，學費花得太值了。這次辦班準備得比較充分，學員住宿地點選在北京市區安華里的交通部招待所，上課到不遠黃寺國防科工委的禮堂，方便請體改委的老師來上課，兩期班的時間四月下旬到六月上旬，正好跨越六四。
我們另一個項目是出暢銷書——《公務員考試一百題》，也是通過體改委的校友，拿到他們爲趙紫陽設計的未來政治改革方案，由劉笑君和金燦榮負責擬題、解答，他倆參照體改委上報的國家公務員改革草案一稿、二稿，８９年夏已寫出書的初稿，我聯繫好了北大同班同學，上下鋪好友劉寶明，由他所在的新聞出版署直屬現代出版社負責出版。徵訂消息在全國圖書出版目錄上打出後，訂書的上百萬，招得出版界個個眼紅。六四後隨着趙紫陽下臺，政治體制改革一風吹，此書出版自然黃了，到手的大錢沒賺着，還讓人事部鬧到新聞出版署，要追究泄露公務員制機密的責任。
外向型經濟、股份制、公務員制，沿襲至今，造就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今天。難怪老馬識途的鄧小平，六四後發狠，下令說，十三大（趙紫陽當選總書記）的方針，一個字不能改！我們這幾個社科院年輕人，也算是開風氣之先。
四二六社論出臺時，我正在安定門外的交通部招待所主持第一期“股份制改革高級研討班”。 ４月２６日開班典禮，我們請來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 （後爲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做開場白。４月２７日上午，我們請來講課的是ＸＸＸ。他當時年方四十，體改所副所長，掛職兼任ＸＸ部部長助理，是當時最年輕的部級幹部。
九點上課時間已到，學員們濟濟一堂，卻遲遲不見ＸＸＸ蹤影。快到午飯時分，他終於趕到課堂，開口道：我今天從長安街部裏出來，一路碰到的都是防堵學生遊行的武警、警察設的卡，好不容易趕到這裏，耽誤了大家不少時間，遲到爲歉！既然能趕到課堂，就匆匆講幾句。見到大家，說實在的，很喫驚你們這種時候還能在這裏安心聽課！
我臺下一邊聽ＸＸＸ慷慨激昂的講話，一邊向坐在旁邊的其司機感嘆：難得ＸＸＸ，當了部級領導，還這麼血氣方剛！司機說，可不是嘛！來的路上，ＸＸＸ告訴我，他昨晚聽了傳達鄧小平的講話，說他們有幾十萬大學生，我有幾百萬軍隊，十分震驚——解放軍是用來鎮壓人民的嗎！！！
課畢，按慣例留午飯。那時講課的老師大多是高校的教師，生活比較清苦，我們特別安排他們到附近高檔酒店撮一頓。ＸＸＸ謝絕說，部裏今天事很多，得趕緊趕回去，改天再聚吧。我正想去天安門廣場看看，剛好順路搭ＸＸＸ車。路上談起昨天大張旗鼓播發的四二六社論，今天醞釀中的學生四二七抗議大遊行，他面帶憂色，說這是一定有人給小平同志上了眼藥！鄧小平文革時從最高權力中心被兩次打倒，自身被拘禁，家人不保，連帶大兒子殘廢。他深知最高權力圈子裏的人，一旦喪失權力，決不可能過上平民百姓的日子！臺上人會擔心其利用臺上積累起來的人脈復辟，必定會時刻防範的。看來給小平上眼藥的人，成功地讓他深信，這次學生鬧事，矛頭是對着他的。以他的經驗教訓，他絕對不會讓步下臺，放棄手中大權的，哪怕動用軍隊流血鎮壓也在所不惜。這次搞不好，趙會重蹈胡的覆轍。
趙紫陽對ＸＸＸ這些體改委出來的秀才，執禮甚恭，言聽計從，頗有知遇之恩。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最大的困難是沒有資金，基礎建設落後，國際貨款艱難且條件苛刻。他們向趙出主意：我們手裏纂着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國家的所有土地，怎麼會缺錢？可以賣土地（後叫出租，七十年爲限，反正當年土改運動沒收來的，無本生意），土地財政獲取鉅額資金，投資基礎建設，足以完善交通，通信，電力等招商硬件環境；外匯管制，以外匯儲備爲準備金，增發同等的人民幣，松銀根，活躍國內資金市場。只要築好池子，讓老百姓的人民幣儲蓄轉化爲國內不動房產，搞砸了萬一人民幣發生貶值，大不了拋外匯儲備再把超發的人民幣再套購回來，照樣穩定匯率。蕭規曹隨，纔有中國今天的彎道超車，經濟規模發展到世界老二的格局。
六四後趙紫陽的智囊團機構，自然成了重災區。體改委體改所所長北大中文系６１級校友陳一諮，辭職，退黨明志，流亡美國；甫從青海格爾木市長調任副主任的劉曉峯，北大中文系高我一級的７８級校友，亦被捕入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趙紫陽的大祕書，被捕入獄。負責人如陳小魯，即便是陳毅元帥的小兒子，也被一擼到底，下海經商。ＸＸＸ沉寂了一陣，新上任的總書記正好是其父的老部下，風雲際會，竟成了任職二十多年的金融沙皇，對中國經濟彎道超車頗有貢獻，乃曠世奇才。
接近長安街，路上開始有不少警察集結，攔路盤查。見到ＸＸＸ的ＸＸ部牌照奔馳轎車，什麼也沒問就放行。ＸＸＸ在ＸＸ部下車後，司機沿着東長安街繼續向西，穿過一道道警察防線，把我放到人民大會堂的正門前。
天安門廣場上已被軍隊戒嚴，解放軍士兵徒手每隔幾米一個，圍着天安門廣場列隊，排成人牆，封鎖廣場，禁止進入。圍着人民大會堂也站了一圈，其面對廣場後來用來迎賓的正門前寬大空地，排滿待命的軍人。自幼長在軍營的我，從戰士臉曬得蘋果紅的臉，就知道他們是野戰軍來的，不是京城的衛戍區部隊。據說是從河北保定緊急調集３８軍五六千戰士進京。士兵征塵猶存，衣衫蔽舊，有的戰士解放鞋上都有破洞。
參加胡耀邦葬禮的北京高校學生骨幹，經歷了天安門廣場一天一夜的挫折、沮喪、憤怒，回校即醞釀獨立、自治的學生組織。北大學生籌備了北京市高校臨時學聯，旋即演變爲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政府官方稱“高自聯”。四二六社論發佈的當晚，北高聯各校代表在政法大學召開的首次代表大會上投票，決議向各高校發出通知：２７日全市統一遊行，到天安門匯合，抗議《四二六社論》！
上午８時是北高聯預定的四二七大遊行開始時間。市區和東郊一些高校學生，同上次胡耀邦葬禮一樣，預先溜到天安門廣場，進不了廣場就在其周邊，等候西郊高校的遊行示威大部隊。在大會堂前長安街的人行道上，我喜遇同班法學所博士生孫憲忠同學。他和我碩士生時即同學，念博士時一起學德語，非常熟識。我們在大會堂前交流今天大遊行信息，議論時局，不想站立在士兵戒嚴線背後的一個白淨面孔尉官肩章的軍官，突然打斷我倆的閒談，大聲吆喝叫我們立即離開，學着“四二六社論”的腔調，罵我們是動亂份子，威脅再不走就抓起來！我聽着十分惱怒，說看看你帶的兵這副破衣爛衫的軍容，到首都天安門值勤，簡直是丟盡解放軍的臉！
後來經歷戒嚴的經驗，面色黝紅出身農村的軍官比較淳樸，對大學生多少有敬仰之心。城市來的臉面白淨的軍官，一些是幹部子弟，高考落榜不得志去當兵，往往對大學生嫉恨交加，態度最爲惡劣。大概是立功心切，最好弄出點事端，狠狠表現一把，決不錯過任何提升的機會。
孫憲忠見我同那軍官爭執，趕緊過來勸阻，說當兵的不過是專政工具，不值得同這傢伙一般見識。孫憲忠陝西人，身材魁梧，七十年代末高考上大學前，曾在湖北山溝裏的空軍基地當過幾年兵，做現在還經常被大陸派到臺海抖威風的轟六飛機地勤，同我一樣，熟悉軍營生活。他後來留學德國，法學博士，國內頂尖民法專家，全國人大代表，法制委員。經常從國內報道，他所發的朋友圈，看到他頻繁出入人民大會堂，努力推動中國民法的立法。
這時已近下午兩點，飢腸轆轆，孫憲忠拉我到廣場西邊，坐在大會堂與長安街之間的人行道松樹下，面對馬路，靜候高校遊行隊伍到來。他掏出隨身攜帶的研究生院食堂做的點心桃酥分享。
坐了不久，大隊警察來臨，驅趕大家立即離開天安門廣場、長安街。我們隨着人流往南長街走，在進入南口牌坊的門洞時，警察突然對尾隨在人羣最後面的市民，又踢又打，好幾個小年輕被扇耳光，抽頭皮，鼻青臉腫，嘴角流血。警察邊打邊罵，“這個鐘點兒不去上班，在這兒搗什麼亂!”見大家回過身圍上來，大喊“不許打人！”，警察纔不得不住手。
自胡耀邦去世羣體抗議事件暴發以來，警察是否對和平情願的民衆使用暴力，一直是輿論爭議的焦點。當局當然是徹底否認，聲稱那是造謠。這次是我親眼所見，非常憤怒。第二天還特別去導師蔣和森家，請這位全國政協委員向當局提議案，調查發生在南長街口警察打入的事件，表示我願意作證。
大家黑壓壓地堵在南長街口，焦慮地等待遊行示威的進展。下午四點多，可以聽到西長安街方向遠遠傳來陣陣口號聲，顯然高校同學四二七大遊行，如謀劃的那樣，終於衝破了警察、武警的層層封鎖線，抵近天安門。
聽到口號聲大家十分鼓舞，不由自主地隨着人流向南長街口擠過去。警察手挽着手，組成好幾層人牆，阻擋人流進入長安街。有同學喊口號：“人民警察愛人民！”、“理解萬歲！”惹來圍觀的市民一陣鬨笑。
僵持了幾十分鐘，可以看到高校的旗幟、標語牌出現在警察腦後的長安大街上。示威遊行的高校學生見到天安門廣場，格外亢奮，口號聲震天動地。我們被堵在南長街門牌樓下的同學，按捺不住遊行大軍終於成功會師天安門的激動，一起呼喊着向長安街湧去，誰也沒注意到剛纔那些並肩挽手組成人牆的警察，是怎麼悄然散夥消失的。
高校的遊行示威隊伍，並沒有挑戰列隊戒嚴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士兵警戒線，進入廣場，而是沿着長安街，通過天安門，繼續東行。
很快就看到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從裏面喊出混回母校隊伍裏的社科院的人，我們研究生院的學生外，還有一些從北大畢業後分配到社科院各所工作的人，以哲學所最多。有同學展露特別懷揣帶來的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校旗，大家急忙四處搜尋到一根木棍，撐起大旗，高矗在路旁，招兵買馬，不一會兒，就湊出百十人的社科院遊行隊伍，在校旗的引領下，隨着高校遊行大軍的洪流，沿着長安街繼續向東行進。
這時已是機關下班時分，東長安街有很多中央部委機關，他們的人都跑到馬路沿，使勁給遊行隊伍鼓掌加油，送瓶裝水，扔整條香菸，人聲鼎沸，一片歡騰。
北高聯事先對遊行口號、橫幅有統一規劃，諸如“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憲法”、“消除腐敗”、“堅持改革開放”、“新聞要講真話”、“穩定物價”、“和平請願”、“反對動亂”…… 囉囉嗦嗦，六四後被當局指爲“打着紅旗反紅旗”。這些冠冕堂皇的口號，喊起來根本不適用於遊行示威，太文太抽象，領喊的人喊出後，嘈雜遊行隊伍裏的人記不住跟不上，稀稀拉拉，路邊觀衆反應冷淡。印象最深的是我喊出的“打倒太子黨！”、“消滅官倒！”口號，直接、煽情，圍觀羣衆反應最熱烈，鼓掌最響。
我一邊在東長安街上游行，一邊聽加入北大遊行隊伍的哲學所吳國盛、徐向東等，激動地講述今天遊行氣吞長虹的拚搏經歷。
他們同一大批北京大學同學，一大早就在北大校園南門聚集，排除校方的干擾衝上大街，上午九點左右，與清華大學等高校的遊行隊伍在中關村匯合。在中關村路口附近，警察手挽手、肩並肩組成四五層人牆攔截，僵持了十幾分鍾，學生遊行示威隊伍就以衝擠方式突破了攔阻線。十點半左右，遊行隊伍在中國人民大學南側友誼賓館前遇到第二道攔阻線，武警和警察手挽手排成三道人牆。在逾千圍觀市民“警察讓開！”的震天吶喊聲中，遊行隊伍沒幾分鐘就衝擠突破了這第二道攔阻線。在白石橋，遊行隊伍在圍觀市民的助威下，同樣很快突破了警察設置的第三道攔阻線。中午在車公莊二環路口，北部髙校的學生隊伍與東部髙校的學生隊伍大匯合，再次順利衝破數百名警察組成的攔阻線。下午一時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遊行隊伍與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校遊行隊伍在西直門立交橋匯合，現場一片旗海，歡聲雷動。西直門立交橋上下擠滿了成千上萬的市民，齊呼：“學生萬歲！”同學們齊聲高呼“人民萬歲！理解萬歲！”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附近的六部口，遊行隊伍遇上了最強悍的攔阻線，幾千武警手挽手組成幾十層的人牆，氣勢洶洶地堵死了上百米寬的長安街天安門廣場入口。遊行隊伍後面的同學不清楚前面發生了什麼，憑慣性繼續往前湧，遊行隊伍前面的同學受警察厚實的人牆阻擋，被擠壓得密不透風，窒息瀕死感都有了。幸虧聞風而至成千上萬的圍觀市民，拼命向警察施壓，“人民警察人民愛！”“學生加油！”的口號，此起彼伏，連長安街兩旁的街樹、標語牌上，都爬滿了支持學生的市民，搖旗吶喊。遊行隊伍被阻絕在那裏近一個小時，終於將武警人牆衝開缺口，突破了最後一到防線，穿越天安門，沿長安街繼續東行。
社科院的院部和文學、哲學、國際片的研究所，正好在建國門長安街上，大門口擠滿了觀看遊行的院裏的研究人員和工作人員，他們見到我們的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旗幟，很多人馬上加入到我們的遊行隊伍裏，隊伍頓時壯大了不少，儼然成了今天四二七大遊行尾聲時的一大主力！
大家沿着東二環路繼續北上，遊行到東直門轉北二環路時，八點多了，天已大黑。北高聯傳過話來，說各高校已答應會派車接遊行的同學回校，讓大家在北二環路原地休息，等待自己學校的車來接。這麼多遊行的學生，有幾個高校有能力一下把大家都接回遠在郊區的校園？大家將信將疑，等了不一會兒，陸續掛有各大學標誌的大巴和公共汽車開來，司機旁有學校工作人員拿着喇叭從車窗探出頭來，招呼本校的同學上車。幫着運學生的這麼多公共汽車，不清楚是官方佈置的，還是工交工人被今天同學的遊行所感動，自發幫忙的。
我們社科院的遊行隊伍，大半是院部上班的人中途加入進來的，他們都住在城裏，隊伍散了各自回家。我們研究生院的同學，也想像別的高校那樣，有學校班車接回遠在東郊西八間房的校舍。路邊借用電話，人家十分熱情，一再表示，隨便用，決不收費！電話打給校方，早已下班無人接聽。找研究會的同學，主席張首映支吾其詞，敷衍了事。
打電話的同學氣哼哼回來彙報，大家才發現我們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會主席等一干人，今天曆史性的四二七大遊行，全未見蹤影。大家一通痛罵，方纔意識到遊行折騰了一天，憑１１號雙腿穿越了大半個北京城，亢奮了一天的身體，又餓又渴又累，馬上就要垮了，趕緊到街邊隨便找個小店坐下弄點喫的。店主看我們是今天參加大遊行的學生，特別免費奉送啤酒犒勞致敬，大家急忙道謝，幾杯酒下肚，回到研究生院宿舍，已是半夜了。
我上次參加遊行示威到半夜纔回宿舍，還是十年前的事。我們北大７９級九月剛入學，就在去飯廳、教室必經之地的三角地，見到號召同學們響應中國人民大學的呼籲，週末去黨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大門前靜坐，聲援他們索回被解放軍二炮佔用校舍的合理訴求。對人大並無瞭解。文革後剛恢復高考時，先報考，分數出來後再填志願，我高考開榜奪得狀元，全國大學任我挑，從不過問我學業的父親特別叫我去，十分嚴肅地對我說，知道你一直想回北京，但哪個大學都可以報，就是不許報人大，因爲沒水平！當年經我手保送進人大的軍區調幹生，連小學文化程度都夠不上！
剛進大學沒幾天的新生，星期天一大早全班同學就被不知是人大還是北大租用來的公共汽車，拉到西華門中南海東門靜坐，要求黨中央下令，讓文革中乘人大停辦，鳩佔雀巢的軍隊二炮機關，立即退還校舍，保障覆校後人大學生上課、住宿的基本權利。我小學時住過南長街的養廉衚衕，上學在北長街小學，教室是皇家道宮昭顯廟，每天上下學路過西華門，都會遙望門禁森嚴的中南海大門。我們在那裏隨學長們搖旗吶喊，沒人提供食水，餓了渴了我就領班上同學到附近兒時就熟悉的合作社，買點餅乾、汽水。傍晚學長們一聲不響地就散了，我們全班新生在那兒傻等永遠不會來接我們返校的汽車。等到絕望後自行搭乘公共汽車回北大，到動物園時已過了半夜１１點，錯過了到頤和園的３３２路末班車，只能走回北大，到宿舍已是星期一凌晨了。但誰也沒有缺席幾個小時後俄文樓的老教授王力親自坐鎮的第一堂古漢語大課——這門課要開兩年，是我北大四年唯一不曠的課。
四二七大遊行，歷時１５小時，行程６０裏，二十萬人蔘加，百萬人圍觀、歡呼、支持，激憤，勇敢，悲壯，成功地挑戰了當局的高壓，震撼了社會，激起各界民衆的熱烈支持，大長了抗議學生的底氣。當天傍晚，當遊行隊伍沿東二環路步履艱難疲憊北行時，傳來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正在電視里正式講話的消息：“我們歡迎同學們的對話要求。我們黨和政府一貫主張與羣衆直接對話。但對話需要在合適的場合和氣氛下進行”。遊行隊伍一片歡慶：“勝利了！”“我們贏了！”不少同學激動地相擁而泣。
遊行後各高校同學紛紛檢討本校官辦學生會的表現，發現本應代表學生的組織完全站到主體學生的對立面，幫着當局竭力瓦解本次大遊行。於是各高校學生紛紛籌劃出自己獨立自治的學生會，叫籌委會，原來的學生會自然成了僞學生會。
我們社科院院的同學，遊行回來第二天馬上召開緊急研究生代表大會，彈劾研究生會，選出對話團成員。
現任研究生會主席張首映，本科武漢師範學院，娶了中文系主任的大女兒；碩士北大中文系，導師胡經之；博士文學所，導師理論室主任錢中文，同我一級。他很有湖北人九頭鳥的勁頭，好鑽營，長於自吹自擂，能量大。他與其老丈人合謀告發我碩士同學美國所的金燦榮，與其小姨子始亂終棄，弄得社科院研究生院數十堂堂教授、研究員，不得不在學位評定大會上探討“有性接觸無性行爲”的指控，能否構成剝奪學位資格，害得金燦榮被延緩學位授予，耽誤轉正，少拿了不少工資。
會上有同學揭發，張首映不但嘲笑同學們參加遊行，還放狠話說，敢衝擊中南海，換他當總書記，早就下令開槍打了！頓時羣情激憤，發言踊躍。會議室坐不下，很多同學靠牆站着，門口還不斷有人往裏擠。由於現任研究生會班子成了被告方，無法主持會議，大家推我這個碩士生時就已當過研究生代表大會召集人來主持。這是我第三次主持罷免研究生會主席的研究生代表大會。
先讓控方同學發言，陳述彈劾罷免現任研究生會主席的理由，同學們紛紛搶着發言，歷數研究生會不去代表大多數研究生的意志，協調抗議示威遊行，反而設法阻撓的罪狀，一通狠批。輪到被彈劾的張首映發言，他操着湖北腔的普通話，嗓音宏亮地辯稱，研究生會作爲學校的基層羣衆組織，職責就是服從領導，不聽官方的，聽誰的?！理直氣壯。頓時雙方你言我語，吵成一團。張首映誇誇其談，中氣十足；彈劾他的同學昨天遊行喊口號後遺症未愈，個個嗓音嘶啞。俗話說的有理不在聲高，現實生活中卻如潑婦吵架，聲音大者佔先。漸漸地會議室裏只聽得到張首映一個聲音。
我做爲當年參與起草研究生會章程的元老級研究生代表大會的召集人，太熟悉規則議程了，見此情況，趕緊主席臺上拍案喝止發言，提議立即舉手表決，是否罷免研究生會主席。投票結果絕對一邊倒，罷免了現任研究生會主席，由副主席徐國棟繼任。張首映見狀只得悻悻離開會場。大會又選出劉笑君、徐國棟、呂祥三個不同年級的博士生爲對話團成員，代表研究生院的同學準備同中央對話。
張首映此後就消失了。有天研究生工作處處長，８３級碩士生畢業留校的鄭秉文飯後拉我去他的辦公室，說告訴你的這個老同學的奇聞。原來張首映畢業後立志從政，去了紡織工業部的智囊機構政策研究室，在那裏胡吹亂編自己的履歷，說自己系皇親國戚，當過某國家領導人的大祕書，大言唬人，引起部領導重視，責成組織部門調查，查處結果，紡織工業部要求把他退回原分配單位。鄭秉文說，這傢伙在研究生院就胡吹自己在哈佛留過學，有人來覈實，我就說反正他檔案裏無出國記錄。紡織部也真行，哪裏有畢業工作了一年多還鬧着退回學校的！前些時候北大同學校友羣裏有人發“傑出——或曰升官發財——校友名錄”的貼子，見到他的名字，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還見到碩士高我一級文學所理論室研究生陳晉的名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這個名錄據說副部長級纔可以上榜。
接下來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五四青年節，同學們仍沉浸、陶醉在四二七大遊行的勝利激情中，相安無大事。
５月４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發表了亞行講話，給廣大同學的遊行定了性：“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爲，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懂得這一點的。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份的信心。”“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這與“四二六社論”把廣大同學的遊行專斷地定性爲“動亂”，截然不同。孔夫子有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家聽了黨總書記的亞行講話，頓時覺得正了名，名正則言順，不管事成與不成，至少先多少消了一些氣，覺得上街遊行的目的，已階段性達到，下面的國家大事，只能按總書記說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逐步對話解決。作爲在校學生，還是該幹啥就幹啥，好好完成學業。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
《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敢大張旗鼓地把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爲“動亂”，北京路人皆知一定是太上皇鄧大人拍的扳。現在黨的總書記既然把定性的錯誤改正過來，鄧小平再霸道，也不該打破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僅憑唯一未退的軍委主席一職，把黨總書記的權威當兒戲吧？我們這些平民百姓，哪裏會想象出中央高層政治舞臺上演的大戲裏，還有當年革命樣板戲《沙家浜》裏“這個隊伍你當家，可是皇軍要當你的家” 這一齣！
六四開槍，血火一片，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翻開了底牌：“《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爲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
趙紫陽在學生廣場絕食，學潮鼎沸時刻，接見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也亮了底牌――“鄧小平同志從１９７８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就是國內外公認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我們的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但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佈，但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還需要他掌舵。”
至此方知當初老鄧把中共歷來黨第一把手比兼軍隊第一把手的傳統，棄之如敝履，辭退了所有黨內外職務，卻獨攬軍委主席，讓總書記趙紫陽兼任軍委副主席，系早已深埋伏筆，政治手腕老謀深算。
黨內位高權重的人，早已看出對學潮處理，中央出現了兩種聲音。自然有惦記着興風作浪的人，摸準了大內中樞的脈搏，決不會放棄一賭高升的機會。
４月２９日，北京１６個高校的學生代表，與政府代表袁木（國務院新聞發言人）、何東昌（教委副主任）、陸宇澄（北京市副市長）、袁立本（北京市祕書長）舉行了第一次對話。袁、何代表李鵬任總理的國務院，陸、袁代表北京市，都是直接管在京高校，擁有捏拿學生前途命運大權的大員。參加對話的幾位研究生院代表，回來垂頭喪氣，說這幾個官僚，還是“四二六社論”那一套，把大家上街遊行定性爲動亂。那個何東昌最爲惡劣，說話滿口都是教訓、威脅口吻，哪有什麼平等對話！何東昌８２年即任教育部長，教育部升格爲教委，他是第一副主任，主任先是總理李鵬兼，後來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兼，實際教育口主管還是他，對話時態度專橫，楞說同學們是受“長着鬍子”的“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 蠱惑、操縱，製造動亂；嘴上一邊說“不會秋後算帳”，一邊反覆嘮叨“四二六社論”裏的話，“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爲要堅決制止”，對四二七大遊行後成立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一口回絕。既然教委把學自聯定性爲非法組織，最終會什麼下場，黨史記載得再明白不過了。
對話團帶回的負面消息，讓折騰學生自治組織的領頭人物，人人自危。索性搞大，魚死網破，讓李鵬代表的保守派下臺，已在他們圈子裏成了共識。但再搞四二七這樣的大遊行，趙紫陽亞行講話後同學們恐已沒有那麼大的勁頭，動員起來不現實。必須要找到什麼可以激起同學再次上街大規模抗爭的事由。
有人想到了絕食。講述印度聖雄甘地提倡非暴力政策，堅持用絕食、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或稱公民不服從)的遊行、靜坐等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手段，喚起民衆，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愛戴，雖屢遭挫折，最終迫使英國政府同意印度獨立的電影《甘地傳》，８３年贏得了最佳影片等八項奧斯卡金獎，在中國高校學生中有很大的影響。
北大有人開始運籌絕食方案：同學們以甘地爲榜樣，願意冒着生命安全風險參加絕食，以期激發全國民衆的聲援，從而引起黨中央的關注，與同學選出的對話團進行認真、平等的對話，糾正“四二六社論” 定性動亂的錯誤，承認這次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絕食抗議活動的時間與地點圍繞舉世矚目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因爲官方已公佈了計劃於５月１５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中蘇首腦會晤盛大歡迎儀式，學生前期佔領廣場，政府將不得不對學生絕食作出回應，接受對話要求。
先是北大有不少同學對這個絕食方案簽名支持，然後是有志願者報名參加。絕食不比遊行示威，飢餓不僅痛苦，時間長了還會有生命危險，場面悲壯，必定引發社會的極大同情，大規模的遊行聲援。大規模天安門廣場集體絕食抗議，以性命抗爭的激烈手段，必定走上把事態推向攤牌的不歸之路。
箭在弦上，已呈不得不發之勢。
2021年7月２1日作於芝加哥西郊橡溪
（圖片來自網絡）
待續：
六四記憶（三）——絕食
六四記憶（四）——戒嚴、堵軍車
六四記憶（五）——清場
六四記憶（六)——劫後
六四記憶（七）——清查
六四記憶（八）——吳國盛
六四記憶（九）——肖陽
六四記憶（十）——徐孩子和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