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於包容、毀於榨取：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簡評之一《WhyNationsFail》

興於包容、毀於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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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於包容、毀於榨取

——評Why Nations Fail？by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李華芳 | 匹茲堡大學

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赫赫有名的AJR。坊間有不少Acemoglu的笑話，例如跑一個迴歸就用完了所有星星，新年第一天就承包了100個經濟學家一生的引用之類的，都算是其巨大影響力的信號。

諾獎委員會給AJR的頒獎詞是表彰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對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繁榮的研究（for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是經濟學自亞當·斯密以來最經典也最核心的經濟學議題。

這裏我先奉上一篇之前寫過的《Why Nations Fail》的書評，稍後再更新正式的貢獻簡評。總覺得要再說一說殖民地死亡率這個事，不然不完整。

興於包容、毀於榨取——評Why Nations Fail？

1老問題、舊答案

在過去幾個世紀裏，已經有無數的學者討論過導致國富國窮的各種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偏僻、不接海洋沒有港口、氣候條件惡劣、自然資源匱乏等，會限制國家走向繁榮之路；又例如文化上民族不夠勤奮、具有劣根性、沒有新教倫理、缺乏資本主義進取精神等，也會成爲國家發展之路的障礙；再例如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無知、短視、不知道合適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等，也可能致使一個國家陷於貧困無法發展。

儘管地理、文化、領袖均會對國家強盛與否產生影響，但這些影響是不是最主要的影響呢？或者說，有沒有導致國家興衰的更重要的因素？如果有的話，是什麼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這正是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國家爲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中要回答的問題。不同於對地理、文化和領袖等因素的強調，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着眼於不同“制度”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有一些制度促進了經濟發展，另外一些制度則正相反，阻礙了經濟發展。

“制度”這一答案並不新穎。但在經濟學分工日益精細的21世紀，已經很難讀到像這樣充滿雄心和企圖的作品了。目前的發展經濟學由於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有一些朝“曲徑通幽處”發展的苗頭，利用田野實驗做發不發帳篷對撒哈拉以南地區的經濟影響，或者一檔循環播放的電臺節目對蘇丹地區教育公共品供給的影響之類。而《國家爲何失敗》則完全不同，可能是繼亞當·斯密《國富論》以來，經濟學界重新回到宏大格局講述國家興衰的最有誠意的作品。不同於斯密論證的專業分工、市場擴展、自由貿易帶來經濟繁榮，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則討論了“分工、市場和貿易”這些市場機制要起作用的制度基礎，這“制度”一詞，正是本書的關鍵所在。

2興於放、毀於收

爲了引出制度問題，這本大氣磅礴的作品先從“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說起。人民走上廣場所謂何事？還不是因爲活得貧苦憋屈，試圖通過政治改革來過上更好的生活。以埃及爲例，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12%，且有20%的人口處於絕對貧困狀態。問題恰在於這個制度。埃及的獨裁者穆巴拉克，並不願意改變現存的體制，以適應大衆的訴求。最終埃及只能通過革命形式來進行制度變更，這代價不低，卻也是無可奈何之舉。而美國人民相對富裕，主要是因爲政治權力在社會中的分配比較寬泛，政府的可問責性較好、對選民負責，而且人們能利用各種經濟機會發家致富。

縱觀這些古老文明國度，比如埃及、印度與中國，爲什麼埃及經濟增長不如印度，而印度又不如中國呢？回到慣常討論過的地理、文化和領袖，或許可以解釋部分各國發展的差異。但問題也恰在於這三個因素無法全然回答在南北諾嘉樂（Nogales）地區的差異。諾嘉樂是個有意思的地方，北面那一半屬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實行的當然是亞利桑那州（Arizona）的制度。而南面的那一半屬於索諾拉（Sonora）州，卻是墨西哥的領地，實行墨西哥制度。

兩個地方南北接壤，地理位置沒什麼不同，文化差異也不大，都是那一羣人，鑑於每年大量墨西哥移民到美國的事實，似乎也表明墨西哥人也知道怎麼發展經濟的那些辦法，很難想象墨西哥的領導人會不清楚那些普適的經濟發展原則。所以地理、文化和領袖這幾個因素都未能很好解釋爲什麼南北諾嘉樂會呈現出如此不同的面貌。也因此，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爲之前的理論需要修正。

兩人發現南北諾嘉樂地區最不相同的是“制度”。美式民主憲政制度在經濟上保護私人產權、實施法治、有運行良好的市場且市場運行得到國家支持、市場向新的企業開放、市場上的個體遵守契約、並且人們可以獲得教育和普遍的致富機會。與此同時，這種制度在政治上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允許廣泛的公民及其團體的政治參與、對政治家有制度性的問責和約束、依法行政、而聯邦政府有一定的集權來有效實施法律。這種制度被作者稱爲“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與此相對的是“榨取性制度”（exclusive institution）。此處我譯成榨取性制度，並沒有直接對應exclusive“排外的、排斥的”的意思，而是根據全書的意思，統治者不僅不願意與大衆分享經濟成果，而且會採用政治制度來榨取大衆，與民爭利。

那麼爲什麼美國實行了包容性制度，而墨西哥及其他部分拉美地區不僅沒有采用類似的制度，反而實行了榨取性制度呢？這種制度差異的形成主要是因爲路徑依賴。北美和南美在經濟發展路徑上的分歧，主要是因爲殖民者實施不同的殖民策略而形成的。能否有效激勵土著和新移民爲經濟發展而努力，成爲了制度選擇過程中的重要差異，儘管這種制度差異一開始非常小，但經過不斷演化，其結果卻大相徑庭。最終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就是北美和拉美國家之間巨大的經濟收入差距。

關於殖民政策導致不同發展的想法，源於2001年阿西莫格魯、約翰遜和羅賓遜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掀起了學界長達十年的爭議，而三人姓名的首寫字母也被縮成“AJR”，現在已經成了學界聞之動容的標記。從數據、史實、假設、邏輯等各個層面，大量學者捲入了與AJR的論證。因此，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這本新書，也可以看作是對長期爭論的一個總結和回應。當然順帶也承擔着向大衆普及新知的任務。就此書而言，相比於回應學術爭論，普及工作顯然做得更出色一些。

當然這種因爲一線之隔導致巨大經濟差距的地區還可以找到不少實例，例如現在的南北韓、例如30年前的香港和深圳。當然細究起來，儘管這些區域地理位置差不多，文化習俗也差不多，畢竟都是同一文化羣體的人，但領袖的作用卻極爲不同。更不用說實行的制度有巨大的差異了。因此在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書中，其實未能仔細處理領袖的角色問題。

他們反駁的是領導者因爲無知所以不知道採用“包容性制度”的論斷，但實際上，如同科斯和王寧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書中提到的那樣，有可能是因爲領導者面臨現實的約束所致，例如1980年代“鄧-陳”的雙寡頭結構，使得中國的改革不得已呈現出了“漸進改革”的趨勢。仔細來看，鄧對改革的看法，實際上相當激進，卻被保守的陳所抑制，如此有了妥協之後的漸進。而領導人的能力不同，將會極大影響組織乃至國家的績效。只是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並沒有深入探究領導力的問題，這恐怕也是一個遺憾。

也就是說，除了包容性制度促進經濟增長之外，還需要仔細對待地理位置、文化差異以及領袖角色。當然坊間也有誤解，認爲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完全否認了地理、文化和領袖的差異造成不同的經濟結果。我的閱讀體會是，兩人認爲地理、文化和領袖無法完全解釋類似諾嘉樂地區這樣的問題。儘管放寬視野來看，西伯利亞的落後和美國的強盛很難說與地理位置無關，同樣也無法否認歷史上基督教地區相對快速的發展，更不能否認領袖的作用了。所以兩人僅是指出，上述三種因素可能只能解釋相對較少部分的經濟成長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制度的作用。這一點被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批評的戴蒙德倒是挺清楚，他在回應中除了強調地理因素不可忽視之外，也承認制度或許可以解釋國家興衰的大部分成因。

3盛與否、準何在

但是國家盛衰的標準是不是就等同於經濟增長呢？人均GDP、貧富差距、人均壽命、乃至更綜合性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到底什麼纔是衡量國家盛衰的標準。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處理，顯然比較直接和簡單，那就是以是否促進經濟增長爲國家興衰的標準。

這種標準按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來衡量，當然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發展無非就是土地、資本、勞動力的各種組合，或者投資、消費和貿易方面的增長。而制度則是讓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的配置、或者投資、消費和貿易方面的配置，得到優化從而加速經濟增長。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看起來又並不是簡單同意這些傳統的看法，而是借用了熊彼特關於“創造性破壞”和企業家創新的一些觀點，例如在闡釋包容性制度的細節時，兩人特別強調法律體系對產權的保護以及由此帶來的企業家創新，從而推動生產和貿易，以及經濟增長。

不過更重要的批評是這一經濟增長本身是目的還是手段的問題。如果經濟增長作爲目的，那麼必然遭遇哲學界關於“意義”的責難；如果經濟增長本身僅僅是手段，那麼增長的最終目的又是什麼？一種可能的答案是幸福，但關於幸福感的調查並沒有提供統一的答案。我在2007年的《文景》雜誌曾經發表《追求幸福的經濟學》一文，其中提到經濟學上的一項測算，大體而言，有一個人均收入的限制，當人均收入超過15000美元時，人均收入的繼續增加對幸福感提高的影響很小；但如果人均收入低於15000美元，收入增長對提升幸福感有有極爲正面的影響。

但幸福又是什麼呢？一千人眼裏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經濟學家而言，更有自嘲性質的笑話稱10個經濟學家能就同一個問題提供11個答案。幸福感是非常主觀的標準，很難想象浙江大學校長會和舟山市金塘島上的一個漁民對幸福會有相同的定義。而且即便兩人的幸福感相同，也無法從中得出什麼教益。

有一個標準或許值得考慮，那就是選擇項增多，或者說選擇空間擴大。儘管個人的選擇能力不同，但面對更多的選擇，依舊可以增進個人的效用。也就是說，這意味着人的自由的擴展。阿瑪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就將發展的目標定爲人的自由的擴展。收入增長與選擇集擴大之間一些聯繫，但有些自由並不會因爲收入的增加就自動獲得，尤其是政治上的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等。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將制度作爲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變量，但也沒有細緻討論經濟增長本身對制度演化的影響。尤其是“包容性制度”本身蘊含了很多價值性目標，例如自由。經濟增長在一定條件下會促進自由的擴展，而自由本身又是經濟增長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弗裏德曼的經典論述是，自由是目的、自由也是手段、自由的目的只能通過自由的手段來達成。如果我們考慮這種國家盛衰評價標準並不一定是經濟增長，那麼對於本書的論述，可能就會略覺膚淺。如同大部分政治學家在對待經濟學家的工作時，一貫表現出來的不屑一樣。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也有值得誇誇其談的政治學家們學習的細緻論證。

4增長路、大不同

前面已經提到對此書的一種誤讀是“制度決定論”，認爲地理、文化和領袖均不重要。實際上是都很重要，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爲地理、文化和領袖未能解釋在三者條件差不多的情況下，爲何經濟增長會出現重大的差異，他們給出的答案是制度使然。

實際上，地理、文化和領袖不可能盡然相同。這或許可以反過來部分解釋爲什麼採用了不同制度的國家，有時候也會取得差不多速度的增長。事實上，這個問題也恰好和“中國模式”的爭議有關。中國的制度很難說符合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設想的“包容性制度”，沒準更接近“榨取性制度”，政治上無競爭少參與、經濟上政府與民爭利國進民退等。但矛盾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是世界領先的。那麼中國是一個例外嗎？這對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論述構成了挑戰嗎？不管怎麼說，中國問題的確是兩人需要認真對待的。

但仔細閱讀就不難發現，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並不否認存在政治權力壟斷並且中央集權的條件下，稍微提升法治水平、提高產權保護的強度、並且引入市場經濟制度，就能促進經濟增長。只是這種情況下的取得的增長，與“包容性”增長有本質的區別。

兩位作者以蘇聯爲例，解釋了這種依靠將農民和土地集中起來的做法固然能在表面上刺激經濟增長，但也會發生大饑荒。與此同時，這種集體農莊的做法不僅不能激勵農民，也無法在技術不進步的條件下，持續維持既定的生產水平。因爲那些像奴隸一樣的農民喫不飽的情況下，邊際生產力必然下降。而幾個五年計劃並沒有大幅度改進民用生產技術，儘管軍事上蘇聯取得了長足進展。

蘇聯的增長，尤其是從1930年到1960年間長達三十年年均約6%的國民收入增長，迷惑了不少經濟學家。著名的薩繆爾森其在1961年版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預測蘇聯國民收入將在1984年超過美國。甚至到了1980年版的《經濟學》中依舊聲稱蘇聯將在2002年超過美國。但很快柏林牆倒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所謂“休克療法”讓俄羅斯經濟長期處於低谷之中。

那麼蘇聯因何失敗？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採用的解釋和哈耶克的解釋如出一轍：允許私人自己做決定並通過市場來交易對社會來說是最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計劃經濟在短期內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問題無法解決：一是個人的激勵問題，大鍋飯造成人人搭便車的現象；二是既得利益者不肯分享利益的問題，已經喫進去的再吐出來就難了。而這兩個問題也恰是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所謂的“榨取性制度”無法克服的弊端。也正是由於中國和蘇聯模式的相似性，兩位作者大膽預言中國的經濟增長無法持續。

但既然如此，何以有時候“榨取性制度”依舊會被採用，並且持續不短的時間呢？理由是榨取性制度能使經濟增長中的收益不僅滿足一小撮統治者的需求，並且統治者還可以有足夠的資源來鎮壓反對者。也就是說，凡榨取性制度必然意味着政治上的集權。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是不是能促進增長，關鍵在於能不能促進“可持續增長”。對兩位作者而言，榨取性制度之所以不可能促進可持續增長，不僅是因爲無法革新技術從而導致創造性破壞，更是因爲搞不對制度所轄範圍內參與者的激勵問題。中國的增長無法持續，概因如此。除非能從“榨取性”轉向“包容性”，從而搞對激勵，方能實現進一步的可持續增長。

那麼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從“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轉型是否可以實現？如果可能，其機制又是什麼？一種制度從歷史中走來，逐漸演化，會遇到一些“關鍵點”（critical juncture）。這些關鍵點有的是因爲歷史原因造成的，例如革命或殖民。但關鍵點的演變也並非全由歷史決定，同樣有情境因素。早期的“包容性制度”可能來自社會衝突和制度偏移。

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津津樂道的還是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這一“關鍵點”。政治制度更加包容催生了更包容的經濟制度，按照兩人的解釋，這爲後來的“工業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礎。實際上，這個解釋也有一點“歷史源頭思鄉症”的意思。在分析英國光榮革命這一重要關鍵點的時候，初期的制度偏移被認爲是從1215年的《大憲章》開始的，其中重要的關鍵點是1492年大西洋貿易導致經濟發展，在社會上形成了強有力的聯盟，最終導致了專制主義的終結。而與此相對的是西班牙，允許君主壟斷殖民地和大西洋貿易，結果導致君主擁有大量財富和政治力量，自此與英國分道揚鑣。作者還解釋了東歐和西歐的發展分歧，在黑死病之後，西歐地主和封建主的勢力消退，但在東歐卻截然相反，從而使得東歐在16世紀重新陷入奴隸制。這一切AJR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關於制度變革的文章《歐洲的崛起》中有詳細解釋。

作者後續的工作還包括利用同一框架分析拉美的演化，並解釋南北拉丁美洲的不同發展和落差；分析中國和日本，並解釋日本何以在終結專制之後迅速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而中國要一直到文革後才逐漸開放經濟；以及分析美國南北部的不同，南方種植園主傾向於維持權力繼續使用黑奴的選擇，最終導致南北戰爭，後續一系列政治權力在社會中更廣泛的分佈才促成了美國的包容性增長。一開始微小的制度差異最終導致的經濟結果完全不同。這樣聽起來，還是有些歷史宿命論的色彩。但作者認爲不可不必如此“悲觀”。實際上從“榨取性”到“包容性”的制度轉型是可以達成的，只是這或許需要一次“政治革命”，例如美國南北戰爭。

5改制度、不革命

要依靠革命才能完成的制度轉型，聽起來依舊不是個值得樂觀的選擇，尤其對中國而言，更是如此。對中國未來向何處去，有很大的爭議。儘管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書中簡單回顧了從毛時代到鄧時代的歷史，但兩人對中國製度轉型的分析顯然是不夠細緻的。

就中國的長期增長而言，地大物博當然是個優勢，而且東部城市一直人口衆多，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儒家傳統中既有推崇誠信有利交往的一面，同樣有尊崇等級不利分權的一面，單純將儒家看作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也有過度簡化的嫌疑。只是目前並沒有看到上佳的經濟史實證研究來估計儒家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而1949年之後，馬克思主義國家化擠佔了儒家文化的存在空間，尤其是文化革命之後，更是打斷了文化傳承。儘管裴宜理認爲黨還是有意無意利用了傳統儒家文化來維繫社會穩定，但也僅限於毛的片言隻語與儒家有所關聯。

更重要的是黨的領導人歷經更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顯然沒有如科斯和王寧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書中那樣細緻處理“鄧-陳”的雙寡頭壟結構，而僅僅是大體認定鄧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當然，從宏觀上看，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確變得更爲包容，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釋放了大量的人力及附着在他們身上的企業家精神，加上有限度的產權保護、鼓勵投資，從而造成了中國的快速增長。

但正如福山對此書的批評一樣，兩位作者在處理“包容性”與“榨取性”制度這樣的概念時，不夠細緻。而且與道格拉斯·諾思、約翰·瓦利斯和巴里·溫加斯特在《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一書中提出的“開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和“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相比，也沒有新意。在諾思等人的論述中，有限准入秩序也是由於一小撮精英聯手打造一個腐敗利益集團，設租尋租貪腐受賄，同時限制大衆享有的政治經濟上的好處，限制他們進入獲得權益的機會。不難看出，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所言的“榨取性制度”與此相差無幾。

這些概念或許有點太宏大了，以至於很難進行精確定義，也無法顧及其中細節之間可能存在的潛在衝突。例如兩位作者對中國的“榨取性制度”表示悲觀，但這樣一種簡化的概括並不足以展示中國的動態。除了上面談及的領導人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外，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也沒有解釋“榨取性制度”如果放寬一定程度，允許更多准入，甚至朝“包容性制度”略有轉向，這個過程釋放出來的制度潛力是不是足以支撐一個強勁的經濟增長？

與蘇聯的榨取性制度不同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不僅在經濟上做到了分權，尤其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使得中央財權去中心化了。錢穎一、巴里·溫加斯特以及諾蘭等還發展了中國的財政聯邦主義，並解釋了政治上的適度集權以及經濟分權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好處。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指出了在“包容性制度”裏需要一個強大的能控制腐敗的中央政府，而這一點安德烈·施萊佛早在其一系列研究中論述過了。這樣一個聽起來繼續要一定集權又需要大量分權的包容性制度，很像是中國目前的制度，但作者們認爲中國的制度是一個榨取性制度。

當然，嚴格來說，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都既有包容性的方面，也有榨取性的方面，要探究的是制度的內部細節，以及這些細節之間是否可以兼容。而恰恰是這“兼容性”落在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視野之外。例如儘管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俄羅斯勝於中國，但據透明國際的統計，俄羅斯的腐敗程度高於中國，且經濟增長也慢於中國。國際社會現在喜歡把中印兩國放在一起比較，儘管地理和文化截然不同，而且雖然說人口數量有一比，但人口結構又完全不同。儘管印度的政治體制很包容，但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卻遠遜於中國，經濟增長同樣慢於中國。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可以辯稱這是因爲時段不夠長的緣故，拉長時段來看，情況可能會不同。但對於現實的決策者而言，制度轉型就是要在關鍵點上做出重要的抉擇。

政治參與增多的確使得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增強，但也有可能出現提高腐敗和妨礙經濟增長的例子，這個時候兩位作者的補救措施是提出一個適度集權的中央來抑制腐敗、平穩社會、推動增長。問題在於誰來抑制集權化的中央“利維坦”式的擴張？如果是要依靠更進一步的司法獨立或民主政治，那麼就又會削弱中央的集權力量。也就是說，在包容性制度背後，有太多制度選項之間的緊張和衝突，兩位作者沒有調和，也沒有解釋爲什麼包容性制度內部也會出現矛盾，更沒有給出當這種內部選項不兼容出現時的解決方案。而這也恰是中國問題的挑戰所在。

中國似乎永遠是個謎。按照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理論，他們只能斷言中國的失敗。但正如福山詰難的那樣，中國是可能失敗，但如果是200年後呢？（參見《是的，他依舊相信歷史終結：讀福山》）也許值得探究的是中國已經發生的制度變遷，經濟上的包容性制度改革已經探討較多了，而政治上，政治寬容相較於毛時代的範圍和程度都有了提高。這能否說明政治制度朝“包容性”的方向邁了一小碎步？儘管不足以使整個制度轉成包容性，但也足以激勵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了。人們期待的當然是中國的平穩轉型，而不是革命。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沒有談及這個選項，在他們眼裏，中國的經濟增長註定無法持續，概因不革命就無法帶來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對於任何一個關心中國的人來說，“如何能不革命又完成制度轉型”或許纔是重要的問題。我們當然也不能幼稚地期待唯一確定的答案，每一個人都將展開自己的思考，這纔是重點。這也是一本好書帶給讀者的最大收益。正如我之前給“政見”網站推薦本書時說的那樣：一本好書或許不在於取得一致的讚揚，而是在一羣聰明人中引發爭議。當然鑑於自己愚笨，或許要再加一句：一本好書不僅引發聰明人的爭議，而且能給蠢人也帶來教益。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