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酒店民宿裏的攝像頭

外出住宿，不料住客的一舉一動卻被即時直播。偷拍設備藏在酒店民宿的插座、電視、空調、天花板煙霧報警器，甚至釘子、衣架等隱蔽位置，悄無聲息地窺視密錄，鏡頭另一端，交易與瘋狂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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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住宿，不料住客的一舉一動卻被即時直播。偷拍設備藏在酒店民宿的插座、電視、空調、天花板煙霧報警器，甚至釘子、衣架等隱蔽位置，悄無聲息地窺視密錄，鏡頭另一端，交易與瘋狂同時進行。

9月份，一名博主“影子不會說謊”及其團隊在石家莊華強廣場民宿房間內發現多個偷拍攝像頭，該博主報警後，在樓道被多人圍堵。這件事再次觸動了公衆對偷拍行爲的恐懼與不安。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沈括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近年來儘管偷拍現象得到了大力管控，但是因爲新技術不斷湧現，直播方式使得偷拍的侵害性更廣泛，監管挑戰也在持續增大。

他指出，酒店民宿需要首先承擔防範、告知和及時處置偷拍事件的義務。此外，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住客在發現受到偷拍侵害的情況下，提供基本信息進行舉證，可以提出維權主張，要求酒店民宿承擔過錯推定的侵權責任，反向推動相關機構作出有效的自檢和回應。監管部門也應加大監管的力度，變化監管的方式。

一本萬利的偷拍產業屢禁不止

“偷拍產業之所以屢禁不止，因爲其總是‘一本萬利’。”浙江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長高豔東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目前，偷拍產業鏈分工明確，已經形成了設備製造和銷售、設備安裝、視頻獲取和傳播三個方面，也就是前端偷拍工具、中端偷拍機會和後端的偷拍傳播行爲。

公安部早在2014年就已經明確禁止非法生產竊照竊聽設備，高豔東認爲情況卻不容樂觀。10月11日，記者在淘寶、京東和拼多多APP上搜索“針孔攝像頭”，均無顯示相關產品。然而，記者通過其他關鍵詞，諸如“小巧”“針眼”，或根據搜索框自動填充的關鍵詞，錯字搜索“攝線頭”等，仍可搜索出店家宣傳的體積小、隱蔽性強的攝像頭，有的僅有指甲蓋大小，“找得到，我喫掉”“無聲無光”“保密發貨”等是該類產品的常見宣傳語。此類攝像頭價格從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

除了在網絡上依然可以找到售賣微型攝像頭的渠道，高豔東指出，線下渠道更爲隱蔽，在實踐中也有不法分子購買零件自行編程組裝。

高豔東介紹，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原國家質檢總局）2017年的數據，約有80%的智能攝像頭存在隱私泄露風險，其中也不乏廠家在生產時就給不法分子留下“快捷通道”的產品。黑客通過技術手段侵入家庭智能攝像頭，通常採用付費直播的方式進行盈利。

偷拍密錄的場景涵蓋私密場所和公共場所。偷拍者在酒店、民宿、出租房等私密場所安裝針孔攝像頭，此次石家莊事件裏，博主便是在民宿空調的通風管道里找到了攝像頭。

不法分子還會在公園、遊樂場、海灘等人流量較大的公共場所的廁所中安裝針孔攝像頭，“其中在女廁的安裝較爲普遍，通常根據女性的年齡外貌特徵，將女性如廁的視頻打上不同的標籤進行分類，最後統一售賣給網站或者個人買家。”高豔東說。

偷拍設備的購買價格低廉，但是偷拍視頻卻可以多次出售甚至“私人定製”家庭直播。根據高豔東的調研，偷拍主要有兩種方式獲利，一種是付費直播，一般是400-600元就可以買到三五臺酒店攝像頭的觀看權限，家庭攝像頭價格會更低。

一種是視頻銷售，不法分子將私密視頻剪輯好售賣給網站，一條視頻的價格在100-300元之間，或者將視頻直接賣給觀看者，一般價格在幾元到幾十元不等，但是購買者不計其數。

酒店民宿裏的攝像頭是如何藏進房間的，事件曝光後，許多人對此提出疑問。“影子”博主在接受大象新聞採訪時提到，許多團伙將服務器設在境外，通過支付佣金或分成的方式，指揮境內的社會閒散人員，俗稱“小馬仔”，統一給他們郵寄改裝好的設備，告知安裝位置和如何調試設備，裝完之後刪掉自己安裝的視頻。

2017年至2020年在北京經營民宿的王慧（化名）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她曾在和同行聊天中得知，有的民宿老闆在裝修時就已經把攝像頭安裝在房間裏。

“對方說做正經民宿能掙幾個錢，他們都是這樣做（指安裝攝像頭），視頻會同步雲端，有的即時直播，每天的直播收入可觀。穩賺不賠做一年後轉讓民宿，以後哪怕攝像頭被查到了，也不是他的事了。”王慧表示，她拒絕了同行的建議，還購買了檢測儀，在每個房間貼了入住之前先檢測的指示牌，提醒顧客保護隱私。

高豔東指出，確實存在經營者自己安裝攝像頭的情況，這類情況在學校周邊以及旅遊風景區會更多一些，商務差旅酒店相對少一些；資質齊全，品牌效應強的酒店和民宿可能會少一些，而資質不完備的住所則多一些。

不過，他並不認爲這是一種普遍情況，“我願意相信中國的廣大酒店民宿經營者有着其應有的職業操守，不會去偷拍牟利，只有少數經營者纔會這麼做。”

高豔東表示，偷拍產業在2017年至2018年逐漸氾濫。在2020年前，偷拍產業依然在擴張，直到2021年11月份，公安部網安局部署開展依法嚴厲打擊偷拍偷窺黑色產業鏈條行動，偷拍產業纔有所收斂。這幾年隨着淨網運動的展開，線上購買針孔攝像頭的渠道被取締了許多，許多傳播相關私密視頻的網站也被大量關停。

“但團伙作案用於傳播色情牟利的情況依然存在，而且新技術的運用使其更難以被發覺。”高豔東舉例，諸如針孔攝像頭之類的微型攝像頭不僅可以即時聯網直播，甚至可以“無紅外”，不易被檢測。不法分子還通過網絡聊天工具或網盤兜售偷拍視頻，使得傳播行爲更難被察覺。

如果不幸找出隱藏的攝像頭

石家莊事件發酵之後，網絡平臺出現了多種教人檢查隱藏攝像頭的方式，防偷拍設備銷量上漲。“反偷拍博主”也大量湧現，一些博主放出偷拍視角打過碼的畫面，素材來源和定位不明，稱以此引起受害者和網友注意，“避雷”相關酒店民宿，並推薦網友購買相關檢測攝像頭的儀器。有網友對視頻來源提出質疑，認爲這種方式也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曾在攝影器材品牌工作的吳文煜指出，近期一些熱門的檢查方法不一定都有效，“如果大家相信了錯誤的方法，反而是縱容偷拍攝像頭。”吳文煜實際測試了通過反射紅光找到攝像頭的設備和激光筆，前者需要攝像頭會反光且找準照射角度，後者需要激光持續且大範圍照射，因此他認爲這兩者的效果比較有限。

使用網絡掃描軟件篩查可疑設備也是被提及較多的方法。“網絡分析的軟件原理是掃描同一個網絡下面的設備，不認識的爲可疑設備。基本上市面上的掃描軟件都可以實現這個功能。”吳文煜提醒，軟件會有漏報的可能，如果攝像頭連接了其他的Wi-Fi，或者不使用Wi-Fi，就沒辦法檢測到。

錄像設備一旦使用，就會產生大量熱量，可以使用熱成像掃描儀掃描識別出來。吳文煜同時測試了插座和煙霧感應器，它們運轉時自身熱量不高，一旦被安裝了隱藏攝像頭，用掃描儀一掃就能發現。他認爲這一方法最爲有效，但缺點是儀器價格高，一臺需要八九百元。

此外，事件當事人博主接受採訪時特別提醒，普通人住酒店民宿時，首先要排查的是“帶電的地方”，因爲大多數攝像頭需要通電才能運行。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有些網購平臺的店家宣傳“免插電”的攝像頭，吳文煜表示，偷拍攝像頭的耗電量比較大，“免插電”攝像頭的電源容量非常小，無法支撐長時間使用，更多是商家噱頭。

高豔東強調，普通人若發現了偷拍，首先應收集和保留相關證據，儘量保護好現場以便後續調查取證。他特別提醒，偷拍產業可能會涉及團伙作案，住客在勢單力薄的情況下要優先注重自己的人身安全，儘量避免與相關人員發生衝突，及時報警，當遇到人身威脅時向警方申請人身保護。

其次，住客合理評估入住場所的資質，是否爲較爲知名的、星級認證較高、資質齊全完備、品牌知名度高的酒店，如果是，可以考慮聯繫酒店管理人進行處理；若是資質不齊全或監管不到位的小酒店或民宿，應該謹慎通知相關管理人來處理，“因爲並不清楚管理人與偷拍行爲之間是否存在關係。”

9月24日晚，石家莊市公安局新華分局發佈警情通報稱，已於24日將涉嫌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獲並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經審訊，該三人均供認借住宿之機，在客房內偷裝網購監控設備，以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事實，且與民宿業主並不相識。

2023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辦理了一起偷拍案件。犯罪人員以拍攝影視素材爲由將多名女生約至他的住所，用提前隱藏的攝像設備偷拍下女生換裝的隱私視頻。該案最終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

負責該案的檢察官李鵬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解釋，將偷拍密錄案件定性爲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在司法實務中比較少見，這也是司法機關爲了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特別是隱私音視頻信息所做的一次嘗試。

國家對公民個人信息實施嚴格保護。李鵬表示，個人隱私也屬於公民個人信息，偷拍偷錄的視頻若含有某些人體部位特徵信息，如性器官等隱私部位，或竊取了未經允許下載的裸照等，均屬個人信息保護範疇，都受到法律規制。

李鵬介紹，以往司法實務中認定偷拍密錄案件性質的罪名，一是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的“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器材罪”，該罪要求犯罪嫌疑人使用了“非法竊聽、竊照器材”並造成了“嚴重後果”。司法實務中一般將被禁止的針孔隱形攝像頭等認定爲“非法竊聽、竊照器材”，但部分案件中，犯罪分子也使用市場上正規售賣的器材用於偷拍。這種情況就無法認定該罪。

二是依據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製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中規定的行爲。但在偷拍案件中，將被侵害主體的隱私圖片、視頻評價爲“淫穢內容”略有不妥，且一些犯罪行爲人未憑藉傳播或售賣偷拍內容牟利，通過該類罪名進行刑事規制也存在一定困難。

最終，該案依據刑法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獲得法院的認可。

法律具有一定滯後性，因此，用現有法律評價新型犯罪行爲，有時需要更新相應的規範性法律文件來實現。在李鵬看來，偷拍案件從行爲上來說，符合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定義，至於是否會達到情節嚴重的界限，還要看偵查機關查獲的證據情況。他認爲，情節嚴重與否可以依據行爲人偷拍的內容和時長、出售的次數、觀看傳播的人數、非法獲利等犯罪情節進行綜合評價。

應綜合治理偷拍產業鏈的前、中、後端

高豔東建議，若要打擊偷拍，就需要斬斷偷拍產業鏈，從前端、中端、後端同時發力。在前端，相關主管部門要壓實監管責任，嚴格控制生產銷售偷拍設備，從源頭防止偷拍氾濫。

2021年5月至8月，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在全國範圍組織開展攝像頭偷窺黑產集中治理。最終清理相關違規有害信息2.2萬餘條，處置平臺賬號4000餘個，全面排查聯網攝像頭存在的安全隱患，發現4萬多個未授權訪問、遠程命令執行等攝像頭漏洞，收繳竊聽竊照器材1500餘套。

在中端偷拍機會這方面，幾乎很難設防。高豔東解釋，安裝針孔攝像頭的場所多是公共場所，並不會排斥人們進入，所以在這一方面，社會應該往排查偷拍設備層面去發力，早排查，早安全。酒店和民宿更應該加強監管，落實其安全篩查職責。

石家莊事件之後，一些酒店民宿經營者宣稱採取自檢自查方式，保護客人隱私。譬如，貴州畢節織金縣的一名民宿老闆程星明（化名）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他在9月25日購買了攝像頭檢測儀，在客人退房之後用儀器掃描檢查房間，該舉動獲得網友和客人好評。

在法治層面，202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實施，刑法中也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此外，高豔東建議將偷拍行爲作爲單獨犯罪處罰，增設侵犯隱私罪。

他解釋，一般而言，偷拍侵犯的是公民的個人隱私，而在實務和學理中一般不把公民隱私歸入個人信息中，因而對於偷拍侵犯到公民個人隱私的，一般是通過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懲處，通過民事訴訟主張侵權損害賠償，若是情節嚴重一般也只是通過刑法中的其他條文，諸如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侮辱罪、強制猥褻罪等條款對公民的隱私進行間接保護。

預防是刑法的重要功能之一，他指出，若只是採取間接保護的方式，就意味着存在一些侵犯公民隱私的情況無法被涵攝入這些條文中，例如使用手機偷拍，並不構成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而若只是用於個人目的而不傳播，也無法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罪，所以只能是處以行政處罰，但這樣的處罰又顯得較爲輕微。“在目前的風險社會視角下，這很難起到預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