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牆內，一顆雞蛋的自白

“在傳統審查制度下，藝術家與審查員曾經是天敵，新的審查制度的目的卻是要消除這種對立。藝術依然會受到審查制度的干預，但這種干預不再只是迫使藝術家們沉默，而是確保他們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這也是藝術家們的根本利益所在。歷史上第一次，藝術家和審查員有了共同的目標，他們一道培植藝術的花園，正如波蘭詩人斯坦尼斯羅·巴蘭察克所言，他們之間已經沒有嚴格的道德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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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審查制度下，藝術家與審查員曾經是天敵，新的審查制度的目的卻是要消除這種對立。藝術依然會受到審查制度的干預，但這種干預不再只是迫使藝術家們沉默，而是確保他們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這也是藝術家們的根本利益所在。歷史上第一次，藝術家和審查員有了共同的目標，他們一道培植藝術的花園，正如波蘭詩人斯坦尼斯羅·巴蘭察克所言，他們之間已經沒有嚴格的道德區分。”

今天的推送摘自學者景凱旋爲《天鵝絨監獄》所寫的導讀。

高牆內的作家自白

景凱旋

卡夫卡晚年曾寫過一個短篇小說《飢餓藝術家》，主人公把自己關在籠子裏，向世人表演絕食。飢餓既是他的謀生手段，更是他的藝術追求。然而，儘管他想要達到飢餓的極致，卻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幾年後，那些喜歡看熱鬧的觀衆就把他淡忘了，紛紛湧向其他表演場所。飢餓藝術家最後在孤獨中死去，臨終前他對看管人說，他只能忍飢挨餓，沒有其他辦法。據說，這是卡夫卡最喜歡的作品之一。在病逝前一個月，作家躺在病榻上校對這篇小說的清樣時，仍然禁不住流下眼淚。

這篇小說含有豐富的隱喻，可以從多種角度解讀。比如，偉大的藝術是一種犧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藝術家要想衣食無憂，甚至享盡榮華富貴，就應當改行做別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藝術家是獨立而匱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獨和窮困的處境。作家無法預見到，藝術家有一天也可以被國家養起來，他與社會不再是對立的關係，既不必忍受飢餓，也不需要表現飢餓，哪怕才氣平庸，也會擁有衆多讀者，成爲一名被掌聲和鮮花包圍的藝術家。這種美妙情景不是夢想，它曾在蘇聯、東歐國家實現，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茲蒂1986年寫成的政論隨筆《天鵝絨監獄》中，就詳盡地分析了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體制。

△《大聲說！》，Selcuk Ozis，2009年Freedom of expression海報競賽獲勝者之一

在這種文化體制中，不存在卡夫卡的飢餓藝術家，因爲文化掌管者和創作者已經是合作的關係。既然飢餓藝術家必須把自己關在籠子裏，爲什麼他不可以把自己關進監獄裏而不致忍飢挨餓？這就是哈拉茲蒂想要闡明的理由，儘管籠子代表的是藝術的自律，監獄高牆代表的是體制的限制。明眼的讀者當然不會認爲哈拉茲蒂是在爲體制辯護，實際上，他是匈牙利一位最有獨立性的作家。他出生於1945年，父母都是猶太人，儘管他自小生活在紅色家庭，但他卻是一個天生的異見者。20世紀70年代初，當哈拉茲蒂還是一個大學生時，就因爲思想自由而被大學開除，去工廠勞動了一年，這段經歷使他寫出《一個工人國家的工人》一書，並以薩米亞特（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爲此，他遭到逮捕和審判，被禁止發表任何文字。此事曾成爲轟動一時的國際新聞，哈拉茲蒂也因此被視作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代表。80年代，他成爲匈牙利第一份薩米亞特刊物《講述者》的編輯兼撰稿人。可以說，他的一生都是在與審查制度的衝突中度過的。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

哈拉茲蒂在《天鵝絨監獄》中想要闡明的是，“國家藝術家”是怎樣煉成的？他採用一種反諷的調子，從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闡釋他所說的“審查的美學”。審查制度源於權力對自由言論的控制。早在17世紀，彌爾頓就在他的名文《論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賦予人自由意志來對善惡做出選擇，如果人民選擇善，卻被阻止知道惡，這樣的選擇是沒有意義的，根據良心進行自由討論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審查制度是徒勞無益的，因爲真理必然會戰勝謬誤。但在哈拉茲蒂筆下的御用作家看來，彌爾頓的言論大謬不然，審查制度完全可以帶來文化繁榮。與通常人們談論審查制度不同，此書沒有對審查制度展開控訴，而是極力爲審查制度尋找理由。用作者的話說：“這本書描述了審查的美學，以及藝術家和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共生關係。書中研究了國家用於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討了藝術家與他們所處社會的執法者之間的合謀共犯關係。”

祕訣僅僅在於，從前的藝術創作都是個人性的，東歐則實現了藝術創作的國家化。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主要有兩點：一是保障藝術家生活的作協和文聯組織，二是推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用哈拉茲蒂的話說，這是“一種新的審美文化”。國家取代市場，成爲藝術的唯一僱主。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曾經讓藝術家們飽受屈辱和貧困，藝術國家化則是對藝術和藝術家的解放，它解決了藝術家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雙重問題，使他們成爲有組織的專業人士，他們“期望着這樣的國家不會把他們扔給無情的市場。這預期也的確實現了”。政府把藝術家看成是自己人，對他們關懷備至，讓他們充分感受到社會的需要和尊重。國家承諾“保障藝術家在物質、工作、和個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加強藝術和受衆之間的聯繫；引導大衆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物質刺激，推進執行藝術或政治目標”。飢餓藝術家們從此成爲社會的主人，不再捱餓，不再孤獨，甚至還能享受其他階層所沒有的特權。

按照哈拉茲蒂的敘述，在匈牙利，國家通過作協和文聯向藝術家提供大量財政支持，以鼓勵其藝術創作。當局給藝術家提供住房，工資和養老金，還有收入補貼及其他各種臨時津貼，並且經常設立各種藝術獎和基金，其成員可以接受獎學金、長期免息貸款或財政援助，可以入住基金會的療養院和工作室。保加利亞作家喬治·馬爾科夫（Georgi Markov）也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曾與一位詩人坐在作傢俱樂部裏，緊張地等待入會申請被批准。他們渴望得到認可，這種認可不是來自讀者的欣賞，而是來自作協所發的會員證，這是成爲一個國家藝術家的唯一標準。馬爾科夫本人最終也因發表一部小說進入特權階層，從工廠調到編輯部，分配了新的公寓，有了私人小汽車，可以在特供商店購物，還可以經常出國旅遊，到作協的別墅度假，只要遞交一份寫作提綱，就可以獲得特殊的資金與補貼。

△喬治·馬爾科夫

藝術家們不用再擔心自己的作品沒有受衆，作爲藝術家保護者的國家對藝術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並且會不計成本地予以推廣。爲了控制工人的思想，匈牙利當局要求每個工人都必須參觀博物館，閱讀或起碼談論幾本書，或是看上一兩場電影。在保加利亞，公衆參加讀書活動同樣是一種政治義務，作協經常會組織作者與讀者見面。有一次，馬爾科夫受邀去外地會見參加暑假勞動的大學生，這些學生正在山區修築一條公路。當地政府預先就宣傳作家即將來訪，準備好了鮮花和照相。一切都是組織好的，事先會安排幾個讀者閱讀他的作品，準備幾句讚揚話。這不是真正的對話，而是各自背誦相同的獨白。聽衆一般很聰明，不會問一些敏感的問題，諸如生活的真實及文學的虛假之類。

由於藝術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藝術家與國家的利益已經高度一致。對於藝術家來說，教育人民總比服務市場的感覺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當然，藝術家們需要經常表態向人民學習，但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這是從前的飢餓藝術家所沒有的榮耀。聰明的藝術家是不會輕易放棄這樣的優渥待遇的，哈拉茲蒂在書中講述了一個情節，20世紀70年代，匈牙利當局曾打算對文化產業進行改革，流行藝術由於缺乏“價值”或“教育意義”，不值得國家大力支持，因而當局想把它們推向市場，參與競爭和自負贏虧。這個措施竟然引起許多官方藝術家的強烈反對，市場化使他們受到侮辱，他們抗議藝術再度成爲商品，批評這種物質主義和公共事務中的不負責任，擔心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作品銷量。這使當局感到欣慰，藝術家們不會再反對官方的藝術標準和審查制度了。藝術家們曾經憤怒地指控資本主義的罪惡，原來是因爲他們更喜歡安全，而不是自由，“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憤怒，多半來自於對縱容的憤恨”。

在傳統審查制度下，藝術家與審查員曾經是天敵，新的審查制度的目的卻是要消除這種對立。藝術依然會受到審查制度的干預，但這種干預不再只是迫使藝術家們沉默，而是確保他們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這也是藝術家們的根本利益所在。歷史上第一次，藝術家和審查員有了共同的目標，他們一道培植藝術的花園，正如波蘭詩人斯坦尼斯羅·巴蘭察克所言，他們之間已經沒有嚴格的道德區分。面對真實的生活，藝術家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出於利益考量，他們學會了自我約束，完全能夠做到自我審查，通過“創造性妥協”和“自我糾正”，與國家利益保持一致，以至於審查制度似乎都顯得不再必要了。“就連孤獨這類負面情緒，也統統被國有化收編。”藝術家們已經被體制化，無力產生不自由的感覺。最終，他們證明了自己與普通人一樣，在高牆內呆久了，習慣了依靠高牆而生存。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正是在這裏，我們才完全意識到哈拉茲蒂與他的敘述者的區別。這是一本表面上讚揚不自由的書，因而在閱讀此書的同時，還應當閱讀契斯、巴蘭察克、馬爾科夫和馬內阿等作家有關審查制度的文章，他們從批判的角度互補了哈拉茲蒂充滿反諷的讚揚。比如，哈拉茲蒂沒有提到藝術家在當局心目中的真正形象，這一點由馬爾科夫寫到了，在藝術國家化的制度下，保加利亞的作家們不斷被告之，是“我們使你成爲作家的”。事實上在所有東歐國家，藝術家們都不得不忍受這種屈辱。這還不夠，爲了體現國傢俱有言論自由，當局更希望作者能夠自我審查。那些持有異議並拒絕自我審查的藝術家都是註定要滅亡的，他們會被貶低爲一個政治抗議者，其作品則被看成是爲了表達政治上的不滿，而不是真正的藝術。如果藝術家要想發表作品，只能選擇屈從官方；如果他堅持自己的觀點，只能選擇放棄出版。但無論結果怎樣，他都是一個失敗者。

△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

這種體制內不會產生真正優秀的作品，真正的讀者也不會對此長期保持沉默。馬爾科夫回憶道，當他那一次與學生座談時，談到每個人都應當對社會負有責任。一個學生馬上問道：“那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權相協調？外面停着昂貴的西方小汽車，這看上去難道不矛盾嗎？”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回答。馬爾科夫沉默了，他知道學生的質疑是對的，他每月的收入就相當於他們父母一年半的工資。學生們紛紛發言，批評當代作品與任何人都沒有關係，他們不明白作家爲什麼要寫這些東西，如果說這是在反映生活，那麼作家或者不懂得生活，或者是在撒謊。最後，馬爾科夫問學生們到底喜歡什麼樣的作家，他們異口同聲提到從前那些著名的名字。這些老一代作家大都窮困潦倒，但從不出賣自己的才能，他們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了時代。

那些堅持藝術自律的藝術家終究會發現，國家藝術家與藝術獨立是水火不容的。許多東歐藝術家都有與馬爾科夫一樣的感受，他們並非都忘記了藝術的真諦和自己民族的文學傳統，在創作了大量毫無價值的作品後，留給他們的只是無盡的懺悔。馬內阿最終選擇移居國外，當羅馬尼亞發生鉅變後，一位作家朋友寫信給他，不無悲哀地說：“我們過去四十年裏寫的那些文學作品，有多少能留傳於世？它們利用了歷史事實，有時甚至對歷史事實視而不見，這樣的文學不就是一些應景的只有短暫價值的東西嗎？這些文學作品將成爲歷史的一些插曲，未來的人們會覺得毫無意義，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們根本無法理解。”

本文作者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後隨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當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權運動者、大學教授，同時也是匈牙利民主派異議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講述者》的編輯和突出貢獻者。20世紀70年代匈牙利民主與自由出版運動發起者之一。2004—2010年曾指導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OSCE）媒體自由監督機構。另有著作《工人國家的工人》。作品被翻譯多種語言，在歐美影響深遠。

作者：［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茲蒂

譯者：戴濰娜

出版：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0月

匈牙利道德勇氣的標誌性人物

言說東歐藝術自由與禁忌

對國家社會主義之下的藝術家而言

做一個創造者意味着什麼？

本書是一部探討東歐“被囚禁的藝術”、泄露統治者內心祕密的地下文學，由一個天生愛唱反調的人以一種“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寫。它抽絲剝繭、層層深入地剖析了被“審閱”的文學和匈牙利藝術家、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極富洞見地描述了“鐐銬下的美學”、藝術家與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共生關係。

事實就是這樣：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說的言論，無形的條條框框，永久流產的不被接受的思想，這一切並沒有讓我們的作品在審美意義上貧瘠乏味。藝術大廈就從這些國家設置的柵欄裏拔地而起。我們巧妙地在藝術宅邸裏改組傢俱。我們學習在規訓中生活，那是我們的家，是我們的一部分，不久我們將變得渴望它，因爲沒有它，我們就無法創作。

我寧願不把這種文化刻畫爲一種審查制度，這麼做會掩蓋其新穎性：正確的理解是，我們的……審查制度形成了一種意在根除審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希望這本書成爲這一深刻文化變革的記錄者。我們的新文明，不僅與真正的藝術自由相背離，與被認定爲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傳統審查制度亦是相距十萬八千里。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