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愛新覺羅去哪了談起

有朋友問我，你真的姓愛新覺羅嗎？估計是聽過我講的段子，說是有人冒充愛新覺羅皇族詐騙。課上我調侃說，其實我的真名是愛新覺羅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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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問我，你真的姓愛新覺羅嗎？估計是聽過我講的段子，說是有人冒充愛新覺羅皇族詐騙。課上我調侃說，其實我的真名是愛新覺羅翔。

這當然是段子，不過歷史上確實有愛新覺羅改姓爲羅的。據歷史學家研究，愛新是 “肇”的意思 ， “ 肇者 ，起始也 ” 。因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兒曾被封爲 “ 肇祖原皇帝 ”， “覺羅” 在滿語中意爲 “ 姓 ” ，所以清開國後，皇族就以“愛新覺羅”爲姓氏 。清末民初，社會上有嚴重的排滿思潮，不少滿人紛紛改爲漢姓。愛新覺羅氏也不例外。在北京等地的，多改爲“金”、“羅” 等姓。[王泉根：《愛新覺羅哪裏去了？》，《文史雜誌》1988年第4期]

清末十年，排滿成爲一大風潮，報刊文章常見“滿人”一詞，不再使用“旗人”這個詞語，詞語的變化具有強烈的政治含義，在當時排滿幾乎成爲一種政治正確。“在以‘排滿’爲目標的辛亥革命宣傳中，《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紀略》等曾被當作禁書的晚明遺獻扮演了重要角色”[朱新屋：《〈揚州十日記〉與辛亥革命》，《近代史學刊》第13輯]，書中所記載的數百年前清軍入關的血腥殺戮激起了民衆對滿人的強烈憤慨。

清末排滿情緒最高漲的當屬章太炎和鄒容。1906年，章太炎在演講中說：“兄弟少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發憤覺得異種(滿人)亂華是我們心裏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章太炎持激進民族主義，認爲“非種不去，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

爲了論證自己的“排滿”立場，章太炎甚至尊洪楊，貶曾左，認爲洪秀全、楊秀清爲聖人，而曾國藩、左宗棠則爲大盜。“章太炎在《正仇滿論》裏就用文字、風俗等因素來強行論證日本與中國親近，而滿洲與中國疏離”[瞿駿：《歧義與多義 ——清末“排滿”立論與接受的再考察》，《史林》2015年第6期]。

更爲激進的是鄒容，他認爲滿人屬於劣等黃種人，漢人則是優等黃種人，因此漢人的使命就是必須從劣等黃種人手中奪回原本屬於自己的中國[吳磊、於春洋：《辛亥革命準備時期“排滿”思潮敘述》，《蘭臺世界》2014年10月下] 。

時過境遷，章士釗反思當年排滿宣傳曾一語中地：“要之，當日凡可挑撥滿、漢感情，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未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對於這種極端的民族情緒，也不乏清醒冷靜者，嚴復就認爲：各人都在作“洶洶”之論，“當輿論燎原滔天之際，凡諸理勢誠不可以口舌爭”！種族之恨與復仇之圖能快一時之意，卻必將貽禍於後世子孫。陳獨秀也批評排滿是“不拿住民衆真實的物質要求，專以煽動感情爲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動不能固定的東西，把革命運動建立在浮動不能固定的條件上面，哪有不失敗之理! ”

民族主義本是外來概念，中國雖有傳統的“夷夏之辨”，但正如韓愈所言，“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夷夏之辨”亦文化爲尺度，中國與夷狄間存在着可轉化的開放性，所謂“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這也是爲什麼明末遺民黃宗羲晚年每每讚譽康熙皇帝爲“聖天子”，稱清廷爲“國朝”。

民族主義誕生於法國大革命，經由歐陸哲學家，主要是德國哲學家費希特的改造，成爲迄今爲止最有影響力的羣體意識之一。民族主義可以讓個體獲得存在的意義，獲得歸屬與認同，避免個體湮沒在無意義的歷史長河。但民族主義如果走向極端，就會導致偶像崇拜，成爲罪惡的遮羞布。

斯蒂芬·格羅斯比在《民族主義》一書中，提醒我們“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是兩種不同的情感，前者是積極的，可以超越民族主義的偏見，它並不否認民族成員不斷變化、各不相同的追求，也並不拒絕民族成員關於民族的不同理念。但後者則絲毫不懂折中，過於狹隘。

當人把世界分成兩個互不相容、不斷爭戰的陣營，將自己本民族和所有其他民族對立，把後者視爲自己不共戴天的敵人，就產生了與愛國主義截然不同的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拒絕接受文明方式及其對分歧的包容，試圖消除一切不同的觀念和興趣，以維護關於民族歷史及現狀的一家之言。例如，法國民族主義包含的理念也許是，要成爲法蘭西民族的良民，一個人必須憎恨英格蘭和日耳曼的所有事物；不這麼做的人，都非“真正的”法國人。

《民族主義》 [美] 斯蒂芬·格羅斯比

民族主義這個概念最初由梁啓超引入，1898年變法失敗流亡日本後，梁啓超大量接觸了西方近代的民族主義思想，開始主張在中國建立近代民族國家，以實現國家和民族的強盛。

1901年，梁啓超發表了《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這是梁啓超最早宣傳民族主義的文章。他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徐國利：《梁啓超民族主義史學的建構及其意義》，瞿林東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04—2005年卷] 在這篇文章中，梁啓超對“民族”與“國家”的概念並未做出清晰的區分。

梁啓超很快意識到極端民族主義的危險，對於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它很容易導致內部力量的分裂與外部環境的敵對。所以梁啓超的民族主義開始從單一的種族轉向多元的民族，梁啓超最早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超越了狹隘的種族主義情感。梁啓超最讓人敬佩之處就是他從不在乎“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辛亥革命之後，革命綱領也很快從“驅除韃虜”轉變爲“五族共和”。

更令人刮目的是，梁啓超的民族主義向愛國主義的昇華。1915年，梁啓超在《敬舉兩質義促國民之自覺》提倡“健全的愛國論”，梁啓超認爲最要反對的“最足爲國家進步之障”的“不健全之愛國論”，即一種盲目排外、虛驕自大、苟安自欺病態的國人心理；要打破故步自封，“毅然捨己從人以求進益”。愛國主義不僅要立足於中國，也要着眼於世界，“我們做中國公民，同時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愛國，一面還有超國家的高尚理想” “國是要愛的，不能拿頑固褊狹的舊思想，當是愛國。……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我們是要託庇在這個國家底下，將國內各個人的天賦能力，儘量發揮，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 [鄭師渠：《梁啓超的愛國論》，河北學刊2005年第4期] 

也許，梁啓超健全的愛國論至今仍未過時。

年輕時，梁啓超曾主張改造國民性纔是立國之本，所以創辦《新民從報》，在《新民說》一文中，他尖銳的批評讓我無地自容，因爲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爲我，四曰好僞，五曰怯懦，六曰無動。又好“徒責人，而不知自責，徒望人而不知自勉。” 

梁啓超曾認爲相比於“獨善其身”的私德，“人人相善其羣”的公德更爲重要，因爲人之形成“社會”得以構成“國家”，是因爲有公德。但是到了中年，梁啓超發現普及“公德”不太現實，所以開始改變立場，主張培養“私德”，《新民叢報》也隨之停刊。改變自己，培養私德，愛人如己，更爲迫切。

克羅齊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遺憾的是，我們已經無力區分歷史的真假，只能守素安常，等待歷史神祕莫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