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治惡鬥的根深蒂固和第三勢力泡沫化的魔咒

8 月 30 日，臺灣民衆黨主席、前臺北市市長柯文哲，在接受臺北地檢署訊問後，被當庭逮捕。作爲臺灣“第三勢力”的代表、新興的“白營”領袖，柯文哲的被捕引發了臺灣政治和社會的震盪、島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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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0日，臺灣民衆黨主席、前臺北市市長柯文哲，在接受臺北地檢署訊問後，被當庭逮捕。作爲臺灣“第三勢力”的代表、新興的“白營”領袖，柯文哲的被捕引發了臺灣政治和社會的震盪、島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

  柯文哲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涉及“金華城容積率案”和“政治獻金申報不實”這兩件弊案。臺灣司法檢察機構指控柯文哲及其同僚涉嫌腐敗、濫用職權謀利。雖然柯文哲等人矢口否認指控、堅稱清白，但司法機構仍搜查了民衆黨總部和柯文哲等人私宅，並將之逮捕。

   柯文哲被捕後，執政的民進黨及支持者普遍支持司法機構的決定，還有一些綠營人士歡欣慶祝。而柯所屬的民衆黨則堅持認爲柯文哲清白，並抗議“司法不公”和“政治迫害”。第二大黨國民黨則持謹慎的旁觀態度。

   而在7月26日，前民衆黨籍的新竹市長高虹安，被以貪污罪判處7年4個月有期徒刑。高虹安被判決犯罪後退黨之前，是唯一一位民衆黨籍現任縣市長。

   柯文哲及其民衆黨的同僚之所以被捕，確實與其涉嫌腐敗和濫權、涉嫌官商勾結謀取私利有關。臺灣司法機構確實有權對其進行調查，而對其逮捕符合法定程序，也無可厚非。無論任何政治人物，觸犯法律都應該受到調查和處罰。

   但柯文哲及其同僚被捕，也並非簡單的觸犯法律的問題，而是臺灣數十年政治惡鬥的體現和延續，是臺灣不良政治生態的又一次表現。

   自1980年代後期臺灣逐漸實現民主化後，一方面臺灣的民主政治迅速發展、民權得以伸張，政治氛圍和社會風氣從較爲單一和壓抑，變得多元和活躍；另一方面，也開啓了不同黨派和政治派系之間長期的對立和殘酷的鬥爭，以及官員與地方勢力勾結、充滿腐敗和暴力的“黑金政治”的泛濫。

   最典型的對立和鬥爭，即是1990年代以來，以中間偏右、大中華主義、較代表中產精英及保守派的國民黨爲首的“藍營”，與中間偏左、臺灣本土主義、較代表中下層及弱勢族羣和革新派的民進黨爲首的“綠營”，長久進行的“藍綠惡鬥”。雙方在大多數議題上都持尖銳對立的態勢，且往往以“凡是對手支持的就反對，凡是對手反對的就支持”方式，決定各種爭議政策的立場和實踐。

    這種鬥爭也體現在對對方政治人物的攻訐上。例如前總統陳水扁腐敗入獄事件、前高雄市長韓國瑜被罷免事件，雖然當事人本身確有問題乃至確認犯罪，但事件臺前幕後也都有藍綠陣營及陣營內部政治鬥爭的成分。臺灣的司法和制度，也成爲政治鬥爭的工具。

   而從臺灣“立法院”長期存在的暴力現象，到對立雙方媒體對對方的攻擊，都能體現“藍綠惡鬥”的存在和嚴重性。這樣的惡鬥無處不在，且根深蒂固、難以好轉。

   不少臺灣人厭惡“藍綠惡鬥”，一些政治人物就利用這樣的民心，組成獨立於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新黨派，形成“第三勢力”。“第三勢力”一開始會獲取不少厭惡“藍綠惡鬥”及國、民兩黨的臺灣人支持。但“第三勢力”躋身主流政治後，也都會暴露出與國、民二黨類似的弊病，也不免陷入政治惡鬥之中。而且相對於國、民兩黨，臺灣“第三勢力”的發展更爲坎坷，也往往面臨更大挑戰和國、民兩黨的共同打壓。

   臺灣“第三勢力”最早的一波，是1994年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新黨”。新黨（當時全稱是“新國民黨連線”）以反對李登輝的臺獨路線、制衡國民黨和民進黨、給臺灣帶來新氣象爲號召，一度與國、民兩黨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但後來大多數支持者回歸國民黨，少部分流向民進黨，新黨迅速萎縮。

   而之後，2000年宋楚瑜創辦的“親民黨”也重複了新黨的悲劇。而傾向綠營的“臺聯黨”和“時代力量”，也沒有逃脫被民進黨吸收支持者、如今幾乎銷聲匿跡的結果。

   而在2019年成立的“臺灣民衆黨”及其支持者組成的“白營”，今日同樣面臨瓦解和銷聲匿跡的危機。與親民黨高度依賴宋楚瑜個人影響力類似，民衆黨也高度依賴柯文哲的個人影響和魅力。除柯文哲外，民衆黨並沒有足夠影響力和號召力的其他人。而如今柯文哲被捕，民衆黨可謂羣龍無首。如果柯文哲不能無罪開釋，可以說即宣告了民衆黨“殭屍化”的結局。

   臺灣“第三勢力”“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既有制度設計原因，也有國、民兩黨刻意打壓因素。臺灣的政治體制高度效仿美國，如總統擁有巨大權力而議會權力較小，大多數議會議員由小選區一一決出，都利於時常執政且在基層根深蒂固的國、民兩黨，而不利於支持者分散的“第三勢力”政黨。

   而國民黨和民進黨也在刻意打壓“第三勢力”。對利於兩黨制的政治制度的維護，本身就是打壓的方式之一。另外，兩黨也會利用優厚的資源，來擠壓人力物力財力都不及其的中小黨派。雖然國、民兩黨也會拉攏“第三勢力”以對抗對方，但最終結局往往都是“第三勢力”溶於國、民兩黨，而非第三黨更加坐大。

   柯文哲糾合各行業專業精英爲主的人士，創立“臺灣民衆黨”以“務實、科學、理性”爲綱領，試圖突破傳統藍綠壟斷政治的藩籬，幾年來頗有亮點和斬獲。筆者個人也對其務實和理性政策較爲讚賞。但近期系列弊案打擊下，民衆黨恐將迅速由盛轉衰。雖然民衆黨一度吸引近三成臺灣人支持，柯文哲也曾高票當選了臺灣首府臺北市長，但終究缺乏牢靠的政治根基和基層樁腳，政治鬥爭經驗也不足，遇到今日境況看似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

  2024年大選，民進黨的賴清德擊敗了國民黨的侯友誼和民衆黨的柯文哲，風頭正盛。而此時柯文哲弊案發作，恐非偶然。相對於國民黨，民進黨更加具有排斥異己勢力的特性。另外，柯文哲弊案中，也有國民黨籍的應曉薇等涉案。民進黨顯然想趁此機會，打擊在野的國、衆兩黨，穩固自身優勢，實現“一黨獨大”。

   所以，本次柯文哲牽涉弊案被查、被捕，固然有其個人不檢乃至涉嫌犯罪的原因，也是民進黨政府刻意打壓、選擇性執法所致。官員和商人存在關聯並不奇怪，而是否是“官商勾結”、“濫用職權”、“不當得利”，存在很大模糊空間。

   如官員涉嫌利用權力“關說（作爲官員爲他人說情、疏通）”，是否涉嫌違法犯罪，就頗有爭議。如前國民黨籍“立法院長”王金平、前民進黨國會總召集人柯建銘，均涉“關說”，卻都未受法律處罰，即是“關說”未必違法犯罪的前例。柯文哲與一些商人談話，即便涉及利益，也未必比“關說”還要嚴重。

   另外，對於一個在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輕易施以拘捕和判刑等重罰，是否合適很值得商榷。對重要政治人物也予以處罰，確實可以體現“人人平等”原則、震懾官員不敢自恃權勢而犯罪。但這樣的人物往往必然涉及複雜的利益糾葛，其人又對政治和國家人民影響重大，若與一般公務員及平民那樣對待，則其很易涉案，且偵訊與判決中難免存在政治動機。這樣的人物頻繁被拘傳甚至判刑，未必利於國家和大衆，也會導致政壇動盪不安、政治鬥爭加劇、社會撕裂。

   臺灣各黨派惡鬥的政治環境是不良的。一個多元社會免不了衝突鬥爭，但衝突過度顯然也並非好事。政治需要競爭，也需要和諧穩定。

   本次柯文哲被捕，讓民衆黨的形象大損，不少支持者已公開聲明轉投綠營。即便未來柯文哲無罪開釋（筆者認爲這個概率是較小的），民衆黨也將元氣大傷，無法逃脫“第三勢力”興勃亡忽、泡沫破裂的魔咒。而臺灣不同陣營間的對立、利用司法來行黨同伐異之實的政治鬥爭，也將繼續在明處和暗處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