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女性的墓碑上,沒有自己的姓名
姓名是每個人來到世界時擁有的第一樣東西,也是持續一生的祝福。它伴隨人的出生、長大、死亡,很多人都能講出一段關於名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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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操勞一輩子,她們不想再被叫某氏
姓名是每個人來到世界時擁有的第一樣東西,也是持續一生的祝福。它伴隨人的出生、長大、死亡,很多人都能講出一段關於名字的故事。
什麼樣的情況下,人會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從未擁有過?
答案也許是女性。在公安部政務服務平臺上查詢全國同名人數,能找到某個名字對應的全部使用者數量,輸入“張氏”,查詢所得8352人,其中8347名是女性。
還有更多農村地區的女性,她們被喚作“小妞”“劉家媳婦”“趙媽”。在戶口本、身份證和墓碑上,她們留下的是“××氏”“××媽”“××女”。和名字一起被消音的,還有她們的歷史和生命記憶。
我們想知道8347名張氏,和更多宋氏、李媽、王家女的故事。她們如何生活,如何失去和找回自我,如何被記住或被遺忘。
一、沒有姓名的一生
去年清明節,林舟找人代燒紙錢給奶奶。對方問她奶奶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林舟發現自己答不上來,又打電話問了父母和親戚,大家都不知道。
林舟和奶奶相處不多,只記得小時候站在菜園子前,奶奶給她編辮子。篦子梳頭太痛,奶奶心疼她,就用手指給她梳理頭髮,“酥酥麻麻的,特別舒服”。
另一段記憶是5歲時,林舟在奶奶家的門檻上自顧自地玩,從屋內跳到屋外,再跳回來。門邊有一張堆放雜物的小桌子,林舟盯着桌上的一袋銅鑼燒,饞得不得了,準備問奶奶要來喫。回過神,她看到奶奶從牀褥子下面翻出來錢塞給家人。那天晚些時候,奶奶就去世了。
因爲怕耽誤學習,父母從沒讓林舟回家上過墳。後來每次林舟想起奶奶,就買了紙錢在路邊燒。不知道奶奶的名字,連燒紙錢都怕給錯人。她只能在心裏默唸“奶奶”,磕三個頭,許願奶奶能收到。
林舟家在蘇北農村,但在那個時代,像林舟奶奶這樣沒有名字的女性,全國各地還有很多。
有些人從出生起就沒有名字。在河南的縣鎮和村落,人們把小姑娘喚作“妮胞”,在田間地頭喊一聲“妮胞”,會有很多女孩應聲。如果有妹妹出生,姐姐就改叫“大妮胞”,妹妹是“小妮胞”。還有“劉大女”和“劉二女”,她們是山西人,如果家裏再生了女孩,會被叫作“劉三女”。“劉大女”和“劉二女”說,家裏窮,讀不起書,所以沒有學名,也不需要。
一位“妮胞”說,那時候農村的小孩不經養,如果不是男孩,家裏能給口飯喫,活着就不錯了,“誰管你叫啥?”
頂着這些不算名字的名字一路長大,她們像那個時代所有的農村女性一樣,嫁進夫家,生下孩子,成爲一個或幾個人的母親,有了新的稱呼:“××的媽媽”“××的媳婦”。
在湖南,一位女性的名字是“成永娭毑”。“娭毑”是湖南方言中對老年女性的稱呼,“成永娭毑”就是“成永的媳婦”。結婚以後,身邊的人都這樣叫她,甚至親近的朋友也不清楚她的本名。她可能叫“鄒玉芬”,也可能叫“周玉芬”,沒有人試圖弄清楚。
在被村裏人叫作“魯女”之前,魯淑珠的名字有美好的含義。“淑”是淑女,“珠”和她姐姐名字裏的“珍”字連在一起,就是“珍珠”。嫁到村裏以後,大家記不住她的名字,漸漸叫她“魯女”。在她們的村子裏,還有“付女”“王女”“老王婆”。
魯淑珠的孫女覺得,奶奶和家裏的小狗、小貓坐在一起的畫面很溫馨魯淑珠和家裏人抱怨過,說別人總是記不清她的全名。她給小輩們講自己叫什麼、是哪個字、有什麼含義,但除了醫院體檢和做核酸,村裏人很少直呼她的姓名。“魯淑珠”這個名字漸漸被遺忘了。
直到死亡,姓名也沒有被還給她們。
符懷玉下葬的時候,由她的兒子操辦喪事。清明立碑,墓碑上沒有刻全名,而是刻了“先妣符氏”。符懷玉的外孫女感到不解:外婆有自己的名字,爲什麼墓碑上不能刻?
家裏人告訴她,寫了全名對家裏不好,而且路過的人會破壞墓碑。但掃墓的時候她發現,公墓裏男性的墓碑上都刻着全名,女性的墓碑上卻基本都是“×氏”。那個惦記着她愛喫肉丸的外婆,睡覺前絮絮叨叨地給她講述自己的一生的外婆,也成了“×氏”。
符懷玉的女兒試着跟家裏人商量,想在墓碑上刻下母親的全名。但她是外嫁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不被看作是自家人,在紅白喜事上沒有話語權。她所在的華南農村,長輩的葬禮基本由長子操辦,女兒們只參加喪葬儀式,平攤費用,卻不能拿主意。
喪葬習俗在各地農村不同,女性不上墓碑的規矩卻很相似。在河南、山東、安徽等地,外嫁女的名字不能刻在孃家人的墓碑上,自從出嫁起,她們就不再屬於本家;在江蘇等地,媳婦也始終被夫家當作外人,墓碑上只能刻成“×氏”或“××氏”。
不論是在孃家還是在夫家,她們都沒有自己的位置。
這種忽視太過根深蒂固、約定俗成,以至於她們自己也很難察覺。孫王氏是河南農村人,一生務農,忙着把孩子拉扯大。和丈夫的交流也不多,除了偶爾互相拌嘴,大部分時間都沉默着。她沒有對自己的名字發表過看法,因爲村裏的女孩一向沒有正經名字,只有男孩會按照字輩來取名。
孫王氏的孫女三四歲時,在奶奶家的莊稼地裏玩耍沒人統計過到底有多少這樣的女性。在那個年代的資料裏,能找到很多男性的名字,他們叫“衛國”“建功”“國昌”“志華”。關於女性的記載卻寥寥無幾。
二、不屬於自己的證件
她們真正面臨“我的姓名是什麼”這個問題,是在1984年全國開始推行居民身份證制度後。
跟着集體登記戶口,或者由家中的男性代表她們把名字報給登記處,等上一段時間,她們收到了一張寫着“×妞”“×娃”“×妹”的身份證。戶籍登記人員和她們自己都沒想過,這個不算名字的名字會伴隨一生。直到她們年紀大了,在醫院掛號就診,或者偶爾坐高鐵出遠門,才發現所有人都叫自己“×妞”。
鄧玉芹的名字是她丈夫和兒子報的。到了登記處,他們不知道她的正式名字叫“鄧玉芹”,就報了村裏人常用的“賤名”——“琴娃”,就連“琴”字也是隨便報的。登記人員是村裏的幹部,也只知道村裏人都叫她“琴娃”,就按照錯誤的名字進行登記。
收到身份證的時候,鄧玉芹很疑惑:“怎麼報的是這個名字?”
年初,她生病進醫院,每次換藥或檢查,護士都喊她“鄧琴娃”。外孫女去醫院照顧她,看見外婆又無奈又氣憤的樣子,才知道原來外婆的大名是“鄧玉芹”。
鄧玉芹和女兒一起去了湖北旅遊黃乜權的孫女,也是在用黃乜權的身份證預約紀念幣購買時,才發現名字有問題。“乜”在廣西壯語裏是“媽媽”的意思,“權”是她養子名字的最後一個字。她是夫家的續絃。夫家本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孩子的生母早早生病去世,爲了有人能照顧家庭,又迎娶了她。
孫女也聽說,上戶口時,村裏把結了婚、有小孩的女性都登記成“乜”,黃乜權就是其中之一。她們的正式姓名,不是一個或幾個有寓意的字,而是“××的媽媽”。
伴隨着2010年代信息實名制的進一步落實,身份證上的名字與她們本人更深地綁定。“乜”“娭毑”“娃”出現在社保卡、高鐵票上,有了正式、合法的效力。
正是因爲信息實名,我們才能查詢到那8352名張氏。但對其中的每一位張氏來說,正式姓名的缺失或錯誤,可能意味着更多。
葉月琴身份證上的名字是“夏玉成”。用浙江舟山方言讀起來,兩個姓名幾乎完全一樣。當年負責登記的辦事人員只問了她姓名的讀音,但沒有和她確認是哪幾個字,弄錯了名字。
收到身份證,葉月琴沒太在意,以爲只是一張卡片,“用不上”。況且別人叫她都是用方言,聽不出差別。沒想到後來,她所有的證件都只能用“夏玉成”辦理。
幾年前,葉月琴夜晚出門散步時意外遭遇車禍,大出血住進醫院。護士和醫生用普通話叫她“夏玉成”,她不回應,轉頭看看女兒,看看女婿,等着女兒和女婿答應。
打藥前,護士向她確認:“你是夏玉成本人嗎?”葉月琴沒有反應過來,直接糾正了護士,說我叫葉月琴。護士也有點懵:“啊?你叫葉月琴?”
葉月琴的女兒只能上前拉住護士。她告訴醫院,是本人沒錯,夏玉成。
三、一場改名戰爭
鄧玉芹和葉月琴想把她們被登記錯的名字改回去。
多年前收到身份證的時候,鄧玉芹就拜託兒子去派出所問一問,被派出所一口回絕:“改不了。”後來她換過一次身份證,也親自跑過一趟派出所,都沒能把名字改過來。
到了2006年,她要換第二代居民身份證,想讓兒子幫忙改名。兒子嫌麻煩,不願意跑腿,說沒必要改,更何況手續也很繁瑣。鄧玉芹指望不上兒子,就自己在派出所找人、託關係。然而派出所第三次回絕了她的請求。
這次失敗後,改名字成了她的心病。嫁到夫家以來,她的日子並不好過。丈夫總是打她罵她,在外面打麻將不回家,辦了鍋巴廠又破產,從來不管家裏的一兒一女。鄧玉芹幾乎靠着自己把兩個孩子拉扯大,一邊種地一邊照顧家庭,多苦的日子都挺了過來,卻一直沒能用上一張印着“鄧玉芹”的身份證。
鄧玉芹住在陝西關中的農村,天氣好的時候能看見驪山和漂亮的雲根據《民法典》的最新規定和陝西省的公民姓名變更政策,年滿18歲的公民只需要向戶籍地派出所提供戶口本、身份證、書面申請和個人聲明,就擁有變更姓名的權利。但書面申請中給出的理由能否被認定爲充分,需要派出所的辦事處進行主觀判斷。鄧玉芹遲遲改不了名,也許就卡在了“主觀判斷”這一步。
辦事處見過太多登錯的姓名。鄧玉芹所在的關中農村,很多人的身份證都是錯的,鄧玉芹的姐姐身份證上也出現了登記失誤。姐姐不是很在意,村裏大部分人也沒放在心上,旁人不理解她的執著:那麼多人都錯了,爲什麼你要改?有什麼必要?
鄧玉芹覺得,“鄧琴娃”不好聽,況且自己明明有真名,爲什麼不能改?而對葉月琴來說,姓名凝結着她關於自我的歷史,必須要改。
出生後,葉月琴父母雙亡,姓名成了父母留給她的最後一樣東西。用着“夏玉成”,連姓氏都是錯誤的,她總覺得心裏不舒服,要改回葉家纔有歸屬感。
她告訴兒子、女兒和外孫女,想把姓名改回來,尤其是姓氏。兒子不理解她:“姓名能有什麼意義?既然姓名錯掉了,那就錯掉好了,反正都是我的母親。”80多歲的葉月琴一個人生悶氣,覺得兒子不尊重她。
村裏的人也勸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葉月琴不想用不屬於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死去,到那時,“火化場的姓名都不是真實姓名。”
眼看着外婆年紀越來越大,葉月琴的外孫女許文開始琢磨改名的事情。今年三四月份,許文想到外婆的生日在五月底,不如就在生日前帶她改名,完成老人家的心願。
她查了查浙江省更改姓名的條件,發現很多人成功改了名字,其中有父母陪孩子改名的,也有剛生產完、還沒出月子的母親給自己改名。改名看起來很方便,只需要填一張申請單,等着審批通過。
改名當天,她和媽媽、外婆約好8點出發,葉月琴7點半就等着,逢人就說“我外孫女要帶我去改名字了!”
1995年,葉月琴和丈夫但到了辦事處,她們才發現比想象中困難。如果只改名字,說明原因就能改,比如不好聽、有貶義、有重名,但變更姓氏,就必須找到公證人,或者證明這是父母戶口本上的姓氏。可是當年給葉月琴登記姓名的辦事人員早就去世,她的父母雙亡,沒有留下戶口本,兩個親兄弟也因去世註銷了戶口,沒有人能證明她是葉家的女兒。
許文問辦事人員,葉月琴的侄子能否證明親屬關係?實在不行,去檢驗DNA也不行嗎?辦事人員沒有處理過類似的事情,查了很長時間的資料,嘗試調取葉月琴的戶口遷移記錄,但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夏玉成”。
葉月琴等了兩個小時,從興奮等到沮喪,只等來“只能改名字,沒法改姓氏”。她開始說不改了,要回家。
沒想到過了幾天,兒子接到派出所的電話,說辦事處走訪調查,幾經輾轉找到了公證人,姓氏和名字都可以改回來了。葉月琴高興得立馬打電話給女兒。
2004年,葉月琴和丈夫緊接着,她換掉了存摺,做了市民卡,又改了銀行卡和醫保卡綁定的信息。每個月的退休金打到市民卡上,她沒法像翻存摺一樣直接看到數字,只能去ATM機查看,葉月琴有些不安,但她還是經常去村裏炫耀:“我的名字已經改掉啦!”
四、最漫長的革命
向歷史回溯,還有很多女性以各種方式找回或改正了姓名。
有的人在日軍侵華期間辦良民證的時候,給自己悄悄改了名字。有的人解放後在掃盲班上夜校,老師給她們起了屬於自己的名字。名字裏有“文”“菊”“香”,也有聽起來更堅硬、更與時代相關的“鐵”“傑”“軍”。在女性普遍沒讀過書的年代,她們唯一的權力,是把代表着自我的那幾個字,一筆一劃地寫下來。
而沿着時間的河流向下走,許多女兒、孫女或外孫女,也正在嘗試做出一些改變。從想要記住長輩的名字,或者教她們讀一本書、識一個字開始。
田舒看到奶奶身份證上的名字也是兩個姓氏的組合,覺得不對勁。問了奶奶,才知道她真實的名字。在這個家,沒有人知道她曾經有過本名。田舒說,對爸爸和伯父來說,奶奶的名字就是“媽媽”。田舒想要記住奶奶的名字,也記住奶奶除了是母親,還是一位喜歡社交、愛聊天的女性,以前每年夏天,她都讓田舒趴在自己背上,帶她去親戚家玩。
幾年前,田舒在鄉下家裏備考,奶奶喜歡遛彎去看她,給她帶一小束自己摘的野花楊辰問自己的太外婆想不想學識字:“我可以教你。”那時,楊辰只有11、12歲,而太外婆已經80多歲了,在給自己準備壽衣,還讓楊辰幫她繡鞋底的蓮花,說是能登上天梯。學了幾天,太外婆覺得自己年紀太大了,再學沒什麼用,楊辰就沒有繼續教。
現在談起來這件事,楊辰有點後悔:“其實應該再教教她的。”
識字能帶來什麼?沒有人知道。但至少村裏那些需要識字才能辦的事情,比如更新戶口、選舉村委會、登記宅基地,也許不再是讀過書、上過學的男性的專屬。
道阻且長,她們只能做出自己能做的努力。符懷玉的外孫女見證外婆從“符懷玉”變成墓碑上的“先妣符氏”。她無法插手外婆的喪葬儀式,改變不了延續千百年的規矩,但她向母親承諾,一定不讓母親失去自己的名字。也說不論自己以後怎麼死亡,都一定要留下全名。
直到今年8月,鄧玉芹的名字還沒改過來。外孫女準備趁着暑假去多開幾份公證書,再帶她去派出所試試:“等我閒了,帶你去看看!”
聽到這句話,鄧玉芹很開心。
(應受訪者要求,林舟、符懷玉、許文、田舒、楊辰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