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頒佈，1981年中國正式發佈碩士學位研究生招生文件。這些文件針對的是即將畢業的文革後首批通過高考入學的大學生（77級），也標誌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開端。
1981年春，我報名考研究生，選擇了有出國名額的學校和導師。主導師是我們專業的元老之一，畢業於清華物理系，50年代轉入我們專業，並在中國大學中開拓了這個領域；副導師是主導師文革前的研究生。
1981年夏天，其他同學都去各地做畢業實習，而考研的同學則留在學校，與老師一起完成畢業實習。考完試後，我利用開學前的空閒去了哈爾濱遊玩。回來後，由於食物過敏（可能是新鮮蠶豆），住進了學校醫院，但很快就康復了。
大約在十月，我同時收到了赴美研究生的錄取通知書和去北京語言學院進行英語集訓的通知。那時，新的學期剛開始，其中一門主要課程是統計應用方面的。臨去語言學院前，我請同學幫忙收集課堂筆記和習題，以便回來後準備期末考試。集訓結束後，我回到學校，花了一週時間準備考試。儘管時間緊迫，但我對這門課非常感興趣，最終在期末考試中取得了95分的成績。後來在研究生院，我又學習了一些統計課程，並在後來的工作中發現數理統計是最實用的大學課程之一。
在北京語言學院集訓期間，教育部出國留學部門的工作人員來過，給我們介紹美國的情況並回答問題。儘管我們是被教育部選中的赴美研究生，但申請學校的工作需要自己完成。這與當時的CUSPEA和CUSBEA項目不同，那些項目的學生考上後可以在進入這個項目的美國招生學校中進行選擇。那個年代，在中國找不到一本介紹美國研究生院各專業的書籍，全憑同學之間的口口相傳和報刊上的零星報道。那時，我不認識任何一個已經留學美國的人，選校自然也就顯得盲目。
到底申請什麼學校呢？北京西四大木倉衚衕教育部外事局北美處有一些美國學校寄來的學校簡介小冊子。我從那裏獲取了一些美國學校寄來的簡介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印刷精美，校園看起來非常漂亮，建築宏偉。記得密蘇里羅拉（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Rolla）的一所小學校也寄來了小冊子，校園建築看起來非常不錯。多年後，我曾開車經過這個地方，從高速上看到有出口去這個學校，順便繞進去看了看，但校園已與小冊子上的照片大不相同。照片總是展示校園的美好一面，而多年後校園也發生了許多變化，新增了許多建築。
在申請美國學校時，我在研究生院圖書館找到了一本彩色印刷、紙張精良的《科技導報》*。這本雜誌雖然我只看了幾期，卻提供了很多關於美國科技界，特別是美國華人教授的信息。然而，我並未從中找到與我所學專業對應的介紹。那時，我不瞭解美國學校各專業的排名，只知道一些老一輩留美學生留學時讀過的名聲在外的學校，如伯克利、斯坦福、加州理工、麻省理工、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哈佛、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密歇根大學和普渡大學等。這些學校大多在理工領域名列前茅。我們沒有美元交申請費，所以只能排除那些不免申請費或無法推遲到入學時支付申請費用的學校。麻省理工因當時校長的親臺言論被教育部明確指示不要申請，所以我們那年沒有一個學生申請麻省理工。教育部這個非常荒唐離奇的決定，左右了我們這批申請人的意願和方向。然而，我知道CUSPEA項目的學生不受此限制，復旦大學的學生當年就有人去了麻省理工。
當時，我沒有英文打字機，只能手寫草稿，然後拿到研究生院的打字室請那裏的女孩幫忙打字。打字室裏面有3個女孩，估計都是學校職工的孩子，出口就是脆脆的京腔。她們的英文水平只是高中生水平，常常打錯字，我只能耐心地請她們修改。大部分時候她們都很幫忙，爲了讓她們儘快打好信件，我不時美言誇讚她們。有時來不及打字，我就直接手寫信件。爲了信封不超重，我儘量將所有內容壓縮在一頁紙上。推薦信方面，除了兩個導師外，我還請導師找了一位業內著名的專家寫推薦信。這位專家非常和藹，我跑到他工作的研究所去找他，記得他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裏，坐在一張很大，厚重的辦公桌後工作。他看到我導師的介紹信後，客氣地請我幾天後去取推薦信。
我的主導師是一位真正的好人。他身上展現了鍥而不捨的科研精神，同時待人誠懇，關心學生。我記得第一次去學校，住入學校招待所的第二天一早，氣溫很低，他騎車到招待所找我。我出國後，每次回學校，第一頓總是他請我在他家喫。不能不說，他的這些行爲影響了他的學生。他的這些行爲對我影響深遠，讓我在他身上學到了做人最重要的品質。我以爲這是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最好東西。另一位導師因爲多在家辦公，我與他接觸不多，但他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實實在在做學問的人。
綜合各種信息，我申請了三所美國學校，其中一所專業性很強但名氣較小的學校很快拒絕了我，這讓我非常意外。我原以爲這個學校的專業與我大學專業相對接，應該容易被錄取，況且我們系的老師曾經訪問過這所學校。不知爲何，他們拒絕了我的申請，或許是因爲我提交申請太晚，已過了招生時間？另外兩所學校康奈爾和普渡都錄取了我。但離開學還有很長一段時間，還有一些材料需要補充，所以我沒有馬上確認去哪個學校。
在等待期間，由於經常外出辦事，我沒有註冊課程，沒有跟不出國的研究生一起上課。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申請美國學校，未被要求上課。空閒時，我除了不停地學習英文，還找一些專業書籍和雜誌閱讀。大學期間，我曾與幾位同學在系裏的實驗室做過一些實驗，驗證專業書上的結論。儘管我們系的實驗室號稱亞洲最好的，但實驗結果與預測不符，未能得出有意義的結論。我認爲實驗室環境有問題，干擾太多，儀器靈敏度和抗干擾能力不足，無法驗證理論值。實驗室幾乎被荒廢，無人指導，我們的實驗最後不了了之。除此之外，我沒有參與其他研究項目。研究生入學考試中，最後一題是闡述我們專業某一研究領域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顯然這題是針對有工作經驗的考生。我當時實在想不出答案，草草作答，心裏非常懊惱，因爲這題佔了20分。後來我問過出題的副導師，他說並不期待剛畢業的大學生能答對這道題，這題是給那些已有研究經驗的考生準備的。事實上，那一年的考試，無論是應屆大學生，還是已經工作的考生都未能答對這題。
我將來的研究方向與本科不同，所以在等待期間儘量閱讀相關書籍和雜誌，尤其是一些英文資料，補充基礎知識。有一天晚上，我在一本雜誌的影印本上看到一篇關於我想學的專業的文章，作者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還是學院院長。我靈機一動，給他寫了一封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剛大學本科畢業，通過全國範圍內的考試，由中國教育部選拔爲赴美研究生），並表達了想跟他做研究的願望，還談了些初步的研究想法。估計這封信寫得不錯，不久我收到了他的回信，表示歡迎我去他那兒讀研究生，並給出了具體的步驟，包括他有個教授朋友夏天會來北京，希望我能與他見面。由於通信時間長，我當時在外地，來不及趕到北京與那位教授見面，便回信解釋了原因。信中他還提到學院其他系的一位中國學生夏天也會回北京，並建議我與他見面。這位中國學生原先在我們行業系統的一個研究院工作，前幾年自費出國做訪問學者，後來轉爲學生。他是我國內研究生學校的校友，文革前畢業。他的年紀和經歷都與我大不相同。夏天他回北京時，我與他見了面，拿到了他的聯繫方式，瞭解了一下即將去的學院的基本情況。
回想起來，跟未來導師的通信在我選擇美國學校和專業上起到了關鍵作用。由於他已經同意收我做學生，入學手續，包括經濟援助，都迎刃而解。因爲是教育部公派的留學生，護照很快拿到。申請美國簽證時，教育部讓我們在北京待著，以備萬一美國領事館要面試。結果，我們這一批人中，沒有聽說誰去了領事館面試，都是由教育部統一拿去簽證的，無懸念的拿到美國簽證。
入學後，大概是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的一次談話中，導師提到了當時錄取我的背景。因爲導師在業內非常有名，所以很多中國人希望能跟他做研究，但是，大部分是要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導師大概跟一些中國來的學者打過交道，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招我的主要原因是因爲我的年齡和經歷跟其他讀研究生的美國學生相似，應該會比較容易跟美國學生混成一片，而不是像訪問學者或年級大的中國學生那樣，經歷和年紀都不匹配，會顯得格格不入。當然，他說，這是個冒險，因爲他沒有辦法判斷中國的本科教育是否紮實，來的學生能否跟上學習。這不，你的博士資格考試結果和研究結果表面中國本科的教育是可以的。我想，當時美國許多教授或多或少有相同的顧慮。導師還專門問了我的第一封信是否自己寫的？我如實答覆當然是。我不知道他問這個問題的原因，難道是他想知道我哪來這個勇氣和動力去直接給他寫信，還是他懷疑我當時的英文書寫能力？
我們這一批通過教育部出國研究生考試到美國留學的，申請美國學校基本上靠自我摸索，除非導師出過國或者跟國外學者有過往的研究合作。這跟CUSPEA和CUSBEA的學生不相同，他們有一個機制幫助他們匹配美國的學校。從道理上說，我們這些出國人員，是經過激烈的競爭刪選出來的，並且是國家資助的，應該都能進入美國的好學校。但是，因爲不瞭解美國的情況，有些同學，逮到一個二流，甚至三流的學校就去。有的同學去了位於很偏闢地方的大學。比如，一位同學去了西弗吉尼亞州的州立大學，一個基本上沒有存在感的學校。不過，大部分人後來都轉到東西兩岸和中部著名的學校。這基本上是因爲信息不靈，也有原因是因爲出國的同學害怕夜長夢多，政策多變，能夠出來就先出來，沒有把學校的挑選列在主要的考慮因素上。可以說，我們這一批學生爲後面從中國來美國的學生鋪路，提供了一些實用的經驗。在這之前，雖然有中國學生留學美國，但是，他們都是年齡較大，或者是集中在物理，生物領域。而教育部1982年招的出國留學生，是大規模，包括各個領域的羣體。大部分82年招的赴美研究生，是83年入學美國學校的。
最近跟原來同年去斯坦福讀書的同學聊天，我們之間有許多相同的地方，77級，同時考上出國研究生，同年申請美國研究生院。他也是被斯坦福和康乃爾同時錄取，選擇去斯坦福，看來，康乃爾做了幾個人的備胎。當然去康乃爾的也有，英語集訓時有兩個室友，一個去了康乃爾，另一個也來了斯坦福，比我晚一年入學。
兩位我們同系的中國同學，83年入學，也都是77級同年考上出國研究生的，都是很明確地選擇了我們系兩位行業中非常有名的教授，不像我是隨機選到的。這兩位教授中，一名教授的書當時已有中文版，同學在本科時就知道這個教授。另一位教授，70年代去過中國，也被中國學者所熟悉。他們的導師熟悉我們系教授的情況，也可能以前有交流，所以申請時目標非常明確。
就我所知，我們這一批人中，美國學校去的人數比較多的有UCLA, 斯坦福，伯克利，哥大，密西根，亞利桑那大學，濱州大學等。當然，研究生院學校的重要性不如研究生導師，以後的發展和出路，主要看自己的努力，專業的茂盛衰落情況。
我當時選斯坦福，應該說有很大的隨機因素。而我孩子大學入斯坦福大學，卻是毫無懸念的第一選擇。斯坦福校園優越的學習，研究，乃至生活環境，無疑是人生最享受的經歷之一。
*《科技導報》發展概況
1978年11月，由全美華人協會波士頓分會發起，美籍華裔科學家聶華桐、潘毓剛、謝定裕、錢寧、陳國忠、黃諤、任奇峯、元休、牛春勻等提議創辦一份中文出版、英文提要的綜合性科學刊物——《科技導報》，英文刊名最初擬用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Review，後確定爲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聶華桐等人的倡議得到中美兩國數百位著名學者的熱烈響應和大力支持，陳省身、楊振寧、張明覺、金祖怡、田長霖、吳耀祖、朱祺瑤、範章雲、易家訓、陸衛平、林同炎、周文德、馮元貞、葛守仁、郭曉嵐、李耀滋、黃壽林、楊慶堃等著名華裔科學家受聘擔任《科技導報》編委，美籍華裔學者錢寧教授出任首任主編。
1980年1月26日，《科技導報》創刊號在中國大陸發行，銷售10萬冊，引起社會轟動。
由於沒有固定經費來源並缺乏專職編輯隊伍，1980年出版2期、1981年出版1期後，《科技導報》遂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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