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俄羅斯將禁止宣傳“無孩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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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國會正在制定一項法律,將禁止當局認爲有害的、對“無孩生活方式”的宣傳,並對參與宣傳的實體處以重罰。

當地時間9月24日,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如果相關法案獲得通過,對實體的罰款最高可達500萬盧布(約合人民幣38萬元)。

沃洛金寫道,議員們已開始研究立法,“對於這種違法行爲,公民的罰款最高可達40萬盧布,官員的罰款最高可達80萬盧布,法人實體的罰款最高可達500萬盧布。”

沃洛金在帖子中指責“無子女運動”貶低了家庭制度,沃洛金強調,“友愛的大家庭是強盛國家的基礎。”

本月早些時候,俄羅斯聯邦統計局公佈的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出生嬰兒數量爲59.96萬,較2023年同期減少1.6萬,爲1999年來最低水平。與此同時,由於俄烏衝突,俄羅斯上半年的死亡人數也同比明顯增加。

“無孩生活方式”大約就相當於我們所說的丁克吧,也就是說,推崇丁克生活方式,在俄羅斯可能涉及違法。

這使我想到了羅馬尼亞歷史上著名的月經警察。

1966年,爲了“提高人口數量”以“增強國力”,齊奧塞斯庫實施了禁止墮胎和節育政策,宣稱“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並規定禁止離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稅金,墮胎者將受到判刑囚禁的處罰。

婦女月經期間,要受到嚴格的檢查與盤問。一旦懷孕月經停止,就一直監視你,監視到你生下來,不生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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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保證“政策落實”,齊奧塞斯庫命令執法者進駐機關、工廠、學校、農村等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而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做墮胎手術的醫生,一經查出就給以嚴厲打擊,處罰監禁。

對這些執法者,當時的羅馬尼亞人私下爲之取了個別稱,名曰“月經警察”。

還有蘇聯的“無子女稅“。

蘇德戰爭期間,蘇聯人口斷崖式下降。1960——1970年代,蘇聯爲了刺激“人口生產”,曾出臺法令,向所有20至50歲(一說20至45歲)的已婚公民,強行徵收無子女稅——也就是說,結婚不生小孩的,要額外多納稅。

從“月經警察“到”無子女稅“再到禁止對“無孩生活方式”的宣傳,看起來是越來越“人性”化了。但說到底,一脈相承的仍然是權力的不受約束、無孔不入,是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剝奪與打壓。

人口下降,是全世界許多國家面臨的共同困境。

不久前,韓國總統尹錫悅正式宣佈韓國進入“人口國家緊急狀態” ,將啓動全力應對體系,直到低出生率問題解決爲止。

尹錫悅說,“最根本、最致命的問題就是超低出生率引發的人口危機”。

又是“緊急狀態”,又是“危機”,又是“戰略”,韓國之所以如此着急上火,針對人口用上了一連串軍事術語,背後是無法迴避的人口坍塌的現實。2023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即每名婦女生育孩子的平均個數爲0.72,達到歷史最低水平。這一數值遠低於在沒有外來移民的情況下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的數值。

英國牛津大學人口學家大衛·科爾曼曾發出預警,“韓國有可能成爲全球首個消失的國家”。

但這又怎樣呢?

能抽着鞭子讓民衆生嗎——如果是那樣,繁衍的意義在哪裏?

所有的文明國家,都只能變着法子“討好”、鼓勵民衆生,而不是懲罰。

去年12月19日,韓國仁川市市長劉正福發佈了“1億+idream”政策,即在仁川市出生的所有新生兒,都能獲得1億韓元的福利補貼(約爲人民幣近55萬元)。

在日本,懷孕四個月以上,無論小孩是否平安出生,都可以領到42萬日元的補助。而且,從2024年開始,這個補助金額提高到50萬日元。

包括我國,許多地方也推出了鼓勵生育的舉措。

是鼓勵還是懲罰,是視個人的基本權利至高無上,還是將人工具化,體現了文明與野蠻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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