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右）和林彪（左）在北京。圖像來源，Keystone/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在中共百年慶典之際，官方的造勢宣傳可稱極致，然而官方不再提起五十年前一個黨內最爲神祕的政治事件。最近，一本新書將其重新帶回公衆視野，仍然能爲今天解讀中共政權帶來啓示。
1971年9月13日，中共副主席林彪，攜妻兒乘坐一架軍用飛機飛往當時的敵對國家蘇聯，卻在匆忙出逃途中，在蒙古境內墜機身亡，史稱“九一三事件”。
此事件發生在中共領袖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這位曾爲中共建政立下汗馬功勞的軍事將領，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黨的副統帥，黨章中明文規定的“接班人”，一夜之間成了“叛國賊”。毛澤東自己選定的接班人以叛逃和死亡收場， “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也徹底擊碎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激情。
“九一三事件”的戲劇性激發了人們恆久不斷的興趣與好奇，圍繞林彪爲何出逃、出逃是否是他個人的意願、他的同僚是否知道出逃計劃、墜機如何發生等等在學術界和民間引發多年討論。最近，在香港出版的《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一書中，歷史學者餘汝信基於新的資料和梳理比證，幾乎還原了林彪出逃事件的全貌，提出新結論。
餘汝信認爲，林彪外逃主要是因爲深感毛澤東的南巡談話已經終結他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嚴重威脅；其子林立果暗殺毛的計劃失敗加速了林彪等人外逃；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兒的一致選擇；林彪出走時精神狀態清醒等等。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秦暉認爲，餘汝信對“九一三事件”的真實過程做出了“迄今爲止筆者認爲最可靠的考證”。經過餘汝信和其他學者的持續考證，“這場石破天驚的文革時期政治大地震的真相已經基本大白。”
新的歷史材料揭露林彪出逃真實原因
50年來，1971年的913林彪出逃始終是中共建政歷史上最大的政治醜聞，據此撰寫的回憶錄和著作汗牛充棟。該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錯綜複雜，但是長久以來，公開的歷史材料只有兩個來源：一是以黨內“批林”清洗運動的文件；二是一些當事人在事件發生至少25年後出於各種目的發表的回憶內容。許多關於這段歷史的疑惑由此而來。
餘汝信對BBC中文確認，他依據的歷史材料是“九一三事件”當事人，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在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來的要求下，寫於1971年9至10月期間的親筆材料《對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後的回憶》。此書出版人、新世紀出版社的鮑樸對BBC中文說，不懷疑材料的真實性。
1966年10月1日，葉羣（左二）將她樹立的學毛著典型顧阿桃介紹給毛澤東（左一），林立衡陪同（右一）。圖像來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餘汝信說，《對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後的回憶》是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個半月時間裏完成的，當事人還沒來得及從一個巨大災難中反應過來去編造虛假情節，是最接近事實的敘述。
他將這份材料與林彪之子、時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同僚，撰寫的推翻毛的計劃《“571工程”紀要》作對比，之後發現 “與其中反映出的林立果的思想完全吻合，因此最能反映實際情況。”
在此之前，許多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民間著作所依據的是，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張清林在1980年3月共同寫給中紀委的一份關於事件過程的材料。餘汝信認爲，這份材料對事實過程的描述不可與《對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後的回憶》同日而語。根據他的對比，林立衡在事件發生三十年後，公開的立場發生變化，有意掩飾林彪外逃的主動性，而將事件責任推卸給林的妻子葉羣和兒子林立果。
1968年春節在林彪住處毛家灣。圖像來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反駁官方對林彪的指控
此書最值得關注的點是，反駁了中共官方對林彪的指控。在官方敘述中，“九一三事件”的起因是，林彪急於恢復此前由劉少奇任職的國家主席一職，受到毛澤東的阻礙，於是指示兒子林立果去謀害毛。事情敗露後，林彪協同妻兒倉皇出逃，乘坐三叉戟型飛往蘇聯。
過去數十年，外界認爲這一敘述疑點重重。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林彪到底出於何種考慮，在黨章已經明確其接班人地位的情況下，試圖謀害毛？如果真有所企圖，作爲國防部部長的林彪爲何不選擇利用其軍中大權發動政變，而是派血氣方剛的兒子行使極端行爲？
餘汝信在新書中稱，林彪外逃主要是因爲，深感毛澤東的南巡談話已經終結他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嚴重威脅。他還認爲，林立果暗殺毛的計劃失敗加速了林彪等人外逃，且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兒的一致選擇。
蒙古墜機的真相
蒙古官方調查報告首頁及簽名頁。圖像來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關於林彪等人乘坐的飛機到底如何在蒙古境內墜落，林彪等九人到底如何喪命，過去多年民間出現多種猜想，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被蘇聯導彈擊落。餘汝信的研究完整呈現了1971年11月蒙古官方關於墜機的調查報告中文譯本，證明了民間的多種傳聞是不對的。
這份《關於一架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墜毀原因的調查報告》由蒙古官方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撰寫，目前其複印件保存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
該調查報告的正文敘述了墜機現場的詳情；飛機的原產地、性能及其用途；以及墜機事故現場發現的文件資料和物件。報告還包括根據正文做出的結論以及相關處理建議。
蒙古將其與蘇聯的關係，僅定位爲諮詢與被諮詢的關係。蒙古方面的調查報告承認，“爲了再仔細研究這一事件，委員會部分成員邀請蘇軍技術人員在10月19日一起前往視察了飛機墜毀的現場。”但有傳聞稱，蘇聯在中國使館人員到達現場之前派人檢查了現場，並拆走機尾主發動機的傳聞——這無法在調查報告中得到印證。
另外還有《質疑林彪“9.13”事件》的作者陳曉寧等人稱，林彪乘坐的飛機是被蘇聯導彈擊落的，在空中起火後迫降。餘汝信認爲這些傳聞均不正確。書中引述蒙方報告稱，“墜毀原因是由於飛行員所犯的錯誤所造成”，以及中國官方報告稱飛機“迫降失敗”。但因該報告沒有提及飛機的黑匣子，無法對飛機如何墜落下進一步結論。
毛澤東與林彪的真正分歧
中共最高權力鬥爭的神祕性和“九一三”事件的戲劇性，令此事件多年成爲坊間獵奇和陰謀論解讀熱點。餘汝信解讀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出現分歧的原因，並進一步說明了選擇接班人來傳承最高權力的制度不可靠。
書中認爲，“九一三”事件“實際上是毛澤東、林彪兩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九大是林彪政治生涯的頂峯，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點。九大一年多後的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使毛、林之間的裂痕加深，毛、林從此分道揚鑣。”
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劉少奇、朱德（從左到右）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圖像來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60年代中期，中共黨內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出現不同意見，劉少奇、陳雲、周恩來等曾與毛澤東一起革命並奪取政權的中共“元老”的想法似乎也與毛漸行漸遠。 毛始終希望通過不斷鬥爭來激發羣衆革命潛能 。但唯有林彪還在頌揚毛的威望。
林彪開始在解放軍中建立毛的偉大領導人地位。他主持編纂《毛澤東語錄》，督促軍人學習，並在軍中發起羣衆運動，強調爲黨犧牲服務的基本價值。林彪還通過與安全機關和文化官僚體制的聯繫，向軍隊系統以外的組織部門擴展其權利基礎。不久，解放軍的勢力滲透到各級政府結構中。
1967年，中共中央軍委要求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和軍訓五項任務，即“三支兩軍”，成爲軍隊在文革中的基本任務。隨後，軍隊通過“三支兩軍”修復地方黨政領導幹部被打倒後陷於坍塌狀態的權利架構。加之1969年對蘇戰備形成的客觀形勢，國家大部分權力歸集於軍隊。
在1966年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當選爲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三年後，在中共九大上，黨章確定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但毛澤東並沒有給予他實際權力。1970年，毛澤東提議從憲法中廢除自劉少奇之後一直懸空的國家主席職位，這意味着林彪不僅無法繼任國家主席，而且身爲總理的周恩來也比他的實際職權大。
1966年10月，毛澤東與蕭華、楊成武在天安門廣場。圖像來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餘汝信認爲，毛、林分歧的表面原因是，毛說想對自己的宣傳降溫，實際意思是不要借宣傳毛的機會來宣傳自己，但林堅持不降溫。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毛想換接班人，而林卻堅持維護自己接班人的地位。
“軍隊在文革中通過‘三支兩軍’掌握了很大權力。這意味着軍人集團代替了劉少奇領導的整個文官官僚系統的作用，掌握了中國主要權力。毛對軍隊有疑惑，覺得林的權力太高，對他有威脅。”餘汝信說。
毛和林的裂痕在中共九大後擴大，面對毛的步步緊逼，有同是黨內二把手劉少奇慘死的先例，林只能選擇逃離。這個看起來並不激烈的“反抗”，便是在兩年後發生的“九一三事件”。 按照官方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的敘述，該事件“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回顧毛時代選擇接班人的方式，餘汝信說，“這是一種主觀性甚強、非制度性的、落後的，故而是失敗居多的權利傳承更替方式。‘九一三事件’中接班人倉皇外逃，就是一個最爲典型的失敗的例子。”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對BBC中文說，“九一三”事件對今天帶來的教訓是，“接班人的位置有危險，因爲當權者會將指定的接班人視作威脅——即便這是自己的選擇。如果習近平也指定接班人，這種動態同樣會出現，造成不穩定。’”
“‘九一三事件’揭示了中國的權力如何集中在帝王的手中。”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學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對BBC中文說，“一黨專制體制的運作非常不透明，不會真正遵循任何外界和黨外人士可以驗證的程序，因此不可能將權力轉移制度化。”
來源：BBC中文 20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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