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北京一條馬路上的居委會志願者。在習近平領導下，“維穩”——遏制社會問題和壓制異見的統稱——日益成爲中國的當務之急。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派出所的牆上貼滿了紙，每張紙對應這個龐大的北京居住小區的一棟樓。紙上按照單元細分，上面有住戶的姓名、電話號碼以及其他信息。
不過，最重要的細節可能是每個單元都用顏色進行了編碼。綠色是可以放心的。黃色是需要關注。而橙色則需要嚴管。
一名警官審視着這堵牆，然後上前用黃色標註了三樓的一套公寓。他在便籤上寫道，該單元的住戶流動性大，因此屬於“高風險”。他稍後會跟進他們的情況。
“針對轄區各類隱患，總結提煉‘鑑事、見人、建情’工作機制，”這名警官說道。在當地政府發佈的這條視頻中，他的工作被稱讚爲創新警務的典範。
這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想要的那種基層治理：更具可見性，更具侵入性，時刻警惕真實存在的或感覺到的威脅。警察扎進社區，掌握鄰里糾紛情況。招募在戶外下棋的退休人員充當額外的耳目。在工作單位，僱主被要求任命“安全顧問”，定期向警方彙報。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對活動人士和其他有可能表達不滿的人實施了或許是世界上最爲廣泛的監控。隨後，在疫情期間，監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以預防感染的名義跟蹤幾乎每一位城市居民。
現在，很明顯，習近平想讓這種擴大控制永久化，並進一步推進。
其目標不再僅僅是解決特定的威脅，如病毒或持不同政見者，而是要將黨深深嵌入到日常生活中，使任何麻煩——無論看起來多麼微不足道或無涉政治，都不會出現。
習近平將其稱爲“新時代楓橋經驗”。那段宣傳視頻中提到的北京郊區的張家灣，最近被官方媒體譽爲這種做法的全國典範。
所謂楓橋是毛時代的一個小鎮，那裏創造了一種發動羣衆，通過批鬥會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的經驗。在批鬥會上，階級敵人受到公開侮辱和羞辱，直到他們承認寫了反動詩等罪行。
習近平經常在重要講話中提到楓橋，他沒有呼籲恢復批鬥——在批鬥會上，所謂的犯罪分子有時會遭到毆打或折磨。但思路是一樣的：發動人民羣衆跟警察一起，來消滅對黨的任何挑戰，維護黨的合法性。
中共將此視爲一項公共服務。通過與人們保持“零距離”，它可以更快地收集各種建議，比如關於垃圾收集方面的建議，或者爲居民省去因商業糾紛而上法庭的麻煩。取而代之的是，衝突由黨的調解員來化解。
習近平經常以楓橋經驗爲例，來證明黨重視人民的需求和願望，儘管他壓制了言論自由和異議。
京郊張家灣一個公寓樓入口處停着一輛警車。警察的身影可能讓人感到不安，但一些居民也表示感到更安全了。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也是爲了維護其政治遺產的一種努力。高層官員稱讚楓橋是習近平高瞻遠矚的典範，而學者則將其描述爲“展示‘中國之治’的一張金名片”。
在挑戰日益嚴峻之際，這場運動加強了北京的鎮壓能力。隨着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有關拖欠工資和未完工房屋的抗議日益增多。與西方的緊張關係導致北京發出了外國間諜無處不在的警告。中共還加強了對女權主義者、學生和LGBT維權人士等羣體的審查。
警察以楓橋經驗之名，到藏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家中探訪，宣傳黨的政策。警方要求企業把員工信息錄入警方數據庫。政府工作人員在教堂裏做“反邪教”的講座。公檢法系統安排工作人員到小學擔任“法治副校長”，對學生的風險水平做出判斷並記錄在案。
然而，對哪怕是溫和的或無涉政治的批評進行封阻，中共也可能削弱其試圖展示的合法性。
對毛的想法的再利用
習近平對楓橋經驗的興趣可以追溯到20年前，當時他還在權力的上升階段。
那是2003年，習近平剛剛被任命爲中國東部浙江省的省委書記。中國的經濟開放爲該省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但也導致了犯罪率上升。習近平尋找解決方案。據官方媒體報道，他把目光轉向了浙江的一個小鎮——楓橋。
20世紀60年代，在毛主席號召人民羣衆與地主、富農等“階級敵人”展開直接鬥爭，這個小鎮由此成爲黨的歷史傳述的一部分。根據官方說法，楓橋的民衆起初要求警察將他們抓起來。但當地黨的領導人卻敦促人民羣衆自己辨別並“改造”敵人。
據楓橋官員說，最後有近1000人被貼上了反動派的標籤。他們和家人在找工作、上學甚至結婚方面都遇到了困難。毛宣佈在全國推廣“楓橋經驗”。不久之後，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是另一場導致了十年流血衝突的羣衆運動。
毛澤東死後，他的繼任者希望與他統治時期的混亂保持距離，“楓橋經驗”再也無人提及。
但習近平沒有忘記它。2003年他第一次來到楓橋，參觀了當地派出所舉辦的關於20世紀60年代的一個展覽。幾個月後，他再次前往，對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的理念大加讚賞。“雖然面臨的形勢任務都發生了變化，但‘楓橋經驗’沒有過時，”他說。
在本世紀頭十年的快速變化中，習近平呼籲加強社會控制，這是中共向“維穩”轉變的一部分。“維穩”是遏制社會問題和壓制異見的統稱。
在張家灣，一張褪了色的宣傳海報上印着習近平的肖像和標語“人民有信心，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2012年成爲最高領導人後，習近平加倍重視穩定。在官方媒體上，楓橋經驗變得無處不在。然後新冠疫情暴發——政府開始對個人行蹤進行精確到分鐘的追蹤。
之所以能做到這點部分靠的是技術，政府要求居民把健康碼下載到手機上。但也靠傳統的人力。當局使用一種名爲“網格管理”的辦法，將城市劃分爲多個網格，每個網格有幾百戶人家，有專門的工作人員負責。這些工作人員挨家挨戶地執行政府的病毒檢測要求，對居民進行隔離，有時甚至將他們封在家中。
官方媒體曾稱讚中國在遏制新冠疫情上的早期成功，將其視爲“楓橋經驗”仍然有效的證據。中國學者寫了有關疫情期間警察用“楓橋經驗”維護治安的研究論文，將其描述爲世界各地危機管理的典範。
人民開始對這些限制感到不滿，最終在2022年底出現了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後，這種細粒化控制以另一種方式證明了其實用性，讓警方能通過人臉識別攝像頭和線人來追蹤抗議活動參與者。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的裴敏欣教授認爲，“整個體系已經搭建完成。”他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政府監控的書。“三年的封控讓政府看到了這個系統如何工作，可能給他們提供了很多啓示。”
推動系統滲透到日常生活中
遏制新冠疫情的封控消失了。加強監控的做法沒有消失。
現已明顯的是，政府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加強的侵擾是在加速一個長期項目。習近平的目標是像毛澤東那樣，爲加強中共統治有效地利用羣衆，但不要引發動亂。這就是科技手段和警察的作用所在，以確保人民永遠不會失控。
這是癡迷鎮壓騷亂的中共“的新做法”，在馬薩諸塞州克拉克大學研究中國警務的教授蘇珊娜·斯科金斯說。
中國政府正在推動快速擴大這個做法。中央鼓勵地方政府僱更多工作人員，派去指定網格掌握情況。上個月，中共還首次發佈瞭如何管理這類工作人員的高層指導意見，要求強化思想政治教育，健全考覈獎懲機制。
這些新的網格員將進一步壯大中國龐大的監控人員隊伍。除了穿制服的警察和中共工作人員外，據裴敏新的研究，這支隊伍還包括被招募爲地方政府線人的多達1500萬的普通民衆。
居委會的一名志願者一邊照看金魚，一邊監視着街道。在節假日或重大政治會議期間，這種負責維持公共秩序的志願者會格外顯眼。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國政府還在重要的政治會議或節假日期間部署大量“安全志願者”，他們中的大部分是退休人員。他們的任務是確保街道看起來秩序井然：勸導無家可歸的人去收容所，斥責亂扔垃圾的人，發現抗議嫌疑者時報警。
最近的一個週四，在北京市中心，兩名身穿紅坎肩、戴着名牌的居民站在人行道上。兩人之一是76歲的齊金友（音），他說，他們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分配給他們的三棟公寓樓大小的網格街道上各站兩小時崗。街道里的其他網格有其他的二人組定期站崗。
大約一年前，街道官員打電話到居民家裏招募志願者時，齊先生加入進來。他收到紙巾或牙膏等禮物作爲回報。但他也有一種責任感：“我們還是得保護，是不是？安全第一。”
在北京郊區被奉爲“楓橋經驗”典範的張家灣，一些居民對巡邏人員的增加表示讚賞。在一個繪有面帶微笑的習近平的大幅廣告牌附近，名叫王麗（音）的肉販說，街道官員們經常檢查火災隱患（比如是否有電線鬆動），或提醒居民做體檢。
當她下班太晚時看到巡邏的警車，“感覺挺踏實的，”她說。
“磨死你”
有人已看到了這種做法如何被用來試圖強迫人們服從。
政府正在爲發展旅遊景點而拆除張家灣附近幾個村莊的房屋。地方政府在社交媒體上發的一篇宣傳“楓橋經驗”如何在張家灣“落地生根”的帖子裏稱，約1700戶村民中的98%已在今年1月前簽約，同意搬遷，這要歸功於村代表對這些家庭進行了多達1600次走訪。
他們“以專業贏信任，以真心換貼心”，政府的帖子寫道。
張家灣一個被拆村莊的工地上豎着一塊標語牌，宣傳官方對所謂“棚戶區”的改造。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堅持不搬遷的村民中有一名姓穆（音）的女子。她站在她家居住了20多年的低矮房屋外，看着周圍建築已被拆除後空出的土地。
中共官員和開發商的代表們已多次給她家打電話或者上門，催促他們搬走，但她覺得補償太低。
“他不跟你好好談，現在他們老是派人來磨你，”穆女士說，她要求在報道中只寫她的姓。
一天晚上，隨着談判的進行，家門外來了一些對他們進行恐嚇的男子，她說。附近的建築被拆除時，他們的供水也被切斷了，但當地官員似乎並不關心這個，穆女士說：“沒一個村幹部來（問），你們家這水問題怎麼解決？”
她和她的兄弟姐妹現在要開車進城，用瓶子裝自來水運回家。
疫情期間，爲完成範圍廣泛的政治任務，把權力賦予低層官員的風險已變得尤爲明顯。在防止感染的壓力下，街道工作人員有時會阻止居民出門買菜或就醫。
就連那些長期受監控的知名政治活動人士也感到了控制的加強。維權律師王全璋服滿四年刑期後於2020年獲釋，他說，每時每刻都有30到40人監視着他在北京的家。他分享了幾張照片，照片中可看到一羣身穿黑衣的男子坐在他住的樓裏，他出門時在街上跟着他。
他說，幾名房東已在官方壓力下強迫他搬走。當局還向學校施壓，不允許他11歲的兒子入學，他補充說。
“我們沒有想到他們無法把我們從北京趕走，開始對我們孩子下手，”他說。“疫情後變本加厲了。”
控制的代價
這種勞動密集型做法的成功取決於執行者的熱情。這曾往往對中共有利，中共使用經濟激勵、呼籲愛國精神，有時甚至是威脅（比如讓他們失去工作）等手法，來動員官員和普通民衆。
但隨着經濟放緩迫使地方政府收緊預算，依賴一支需要發工資的大軍也可能是這個監控系統的主要弱點。
已經有一些街道工作人員和警察在社交媒體上抱怨工作量太大。
就連宣傳“楓橋經驗”的文章也承認，管的事情越來越小給警察造成了負擔。官媒在一篇表揚一名民警的文章中寫道，這名民警爲了解決鄰居之間的糾紛，幫助疏通了堵塞的污水管道。“瞬間污水管道內存着的大量污水和着糞便噴灑在他的頭上身上，”文章寫道。“圍觀的羣衆既心疼又感動”。
中共收緊控制也會扼殺振興經濟所需的活力。張家灣一名只說自己姓馬的炸雞小販說，她賺的錢不夠支付房租已有三個月了，部分原因是不斷來巡邏的警察禁止她把推車停放在人行道上。
張家灣一個住宅小區外賣煎餅、油餅早餐的攤點，攝於今年4月。一些商販抱怨說，政府會限制可以擺攤的區域，這給他們製造了更多的困難。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整體經濟疲軟，我跟你說，社會治安就很亂，”她說。“他得喫，對，急了什麼都不幹，治安就該亂。”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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