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人知的周恩來：政治完人背後的面孔（上集）

周恩來無疑是中共歷史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曾經一度被官方宣傳塑造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完美領導人。十裏長街送總理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課本裏，最終把周恩來送上了超越毛澤東的神壇。但是真實歷史中的周恩來究竟是什麼面目？今天我就來說說周恩來的幾個故事，從中也許大家能夠得到某些答案。周恩來無疑是中共歷史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曾經一度被官方宣傳塑造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完美領導人。十裏長街送總理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課本裏，最終把周恩來送上了超越毛澤東的神壇。但是真實歷史中的周恩來究竟是什麼面目？今天我就來說說周恩來的幾個故事，從中也許大家能夠得到某些答案。

作者｜二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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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初登場

周恩來無疑是中共歷史上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曾經一度被官方宣傳塑造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完美領導人。“十裏長街送總理”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課本裏，最終把周恩來送上了超越毛澤東的神壇。但是真實歷史中的周恩來究竟是什麼面目？今天我就來說說周恩來的幾個小故事，從中也許大家能夠得到某些答案。

周恩來登上中國近代時的開場可以說是非常驚豔。一出場就是大名鼎鼎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的威名我就不用多說了，這個學校培養了大量國共兩黨的風雲人物，可以說一個學校濃縮了半部中國現代史。

在周恩來之前，黃埔軍校當過政治部主任的有兩個重量級的名人：戴季陶和邵元沖。這兩個人都是同盟會的會員、辛亥革命的元勳，功勳卓著，大名鼎鼎，所以先後擔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不奇怪。但接替他們的周恩來卻是一個年僅 26 歲，在法國、德國遊學無果，完全可以說籍籍無名的海歸青年。

大家讀這段歷史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一個如此年輕的人在歐洲也沒有正經的上過什麼學，沒拿過什麼文憑和職稱，在人才濟濟的黃埔，憑什麼突然就當上了僅次於校長的二把手？是因為他長得帥嗎？還是因為他有超能力呢？

真實的情況是都不是。這裏就不能不提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張申府。這個人原來是北大的講師，是中共的三大創黨元老之一，另外兩個是李大釗和陳獨秀。俄國人最早來中國輸出革命、物色人選的時候，最早就找到了張申府。只不過這個張申府在 1925 年的時候因為政見不和，主動退黨了，所以中共很忌諱這個事，在歷史上很少提他。

張申府曾經在法國的里昂大學教書，在此期間認識了周恩來，他還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曾經去過蘇聯，在蘇聯的時候又結識了正好在那裏考察的蔣介石。那時候正是國共合作的蜜月期，兩個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黃埔軍校成立之後，經過蔣介石的引薦，張申府就做了政治部副主任。

蔣介石之所以提名張申府，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是共產國際的背景。因為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政策下，當初黃埔軍校成立的資金和武器大部分都是來自於蘇俄的支持。作為對金主爸爸的感謝，安排一個有共產國際背景的代表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這個張申府他是個文人，天性自由散漫，也沒有任何的軍事背景，很快就和蔣介石有了矛盾，幹了幾天就撂擔子走人了。但是他在走之前，推薦了自己的接班人，那就是周恩來。作為甲方推薦的人，乙方當然也沒有理由拒絕。隨後周恩來就被召回國內，於 1924 年的 11 月當上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張申府之所以會推薦周恩來，除了他和周恩來本來就有交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周恩來也是共產國際重點培養的人。周恩來在法國和德國期間接受了共產國際情報局主席季米特洛夫的培訓，為他回國後創建中共的情報系統打下了基礎。周恩來的共產國際背景，不僅是他一回國就成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關鍵，也是他在中共的早期，能夠超越毛澤東這些本土派成為中共高層的關鍵。

所以說白了，26 歲的周恩來能夠當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不是因為能力，而是因為他是共產國際培養的代表，標準的境外勢力。

周恩來的歐洲經歷

周恩來旅歐期間的這段經歷，其實對於他非常重要。因為除了獲得其他人無可比擬的欽差身份之外，周恩來還利用中共的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黨內派系。這個派系對他一生的政治生涯非常重要。我們只要看一下名單就知道了：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蔡和森、惲代英、陳延年、向警予、蔡暢。這些人對周恩來此後長期在黨內佔據重要的位置，可以說是非常關鍵。

中共早期情報工作

周恩來在中共的早期情報工作中立下了很多的大功，但是也留下了很多讓人詬病的殘忍殺戮。最出名的莫過於當年震驚上海灘的“顧順章滅門案”。

顧順章是上海寶山人，早年混跡“青幫”，後來因為組織工人運動被中共看上，1926 年就專門送他和陳庚去蘇聯，接受了系統的情報培訓，回國後就成了周恩來的左膀右臂，是中共“特科”的實際負責人。顧順章為了搞情報方便掩人耳目，平時有一個公開的假身份，就是魔術師化廣奇，而且他這個假身份還挺有名的，經常會在全國各地演出。

1931 年的 3 月，顧順章在武漢的漢口表演魔術，但是不巧觀眾中正好有一個中共的叛徒叫尤崇新，他認出了顧順章。隨後呢顧順章就被捕入獄。這個顧順章也沒有什麼骨氣，被捕之後很快就變節投降。但是他想待價而沽，用自己掌握的中共情報換一個好待遇，所以他就要求面見蔣介石之後才會開口。

就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之前安插在國民黨內部的間諜錢壯飛得知了顧順章叛變的消息，立馬就通知了周恩來，這才讓周恩來躲過了一劫。周恩來雖然成功逃脫，但是顧順章作為中共核心的情報人員，他對中共所有的高層以及地下組織的資訊瞭若指掌。他的叛變也導致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被徹底摧毀，大批中共潛伏的人員被捕。

為了報復顧順章，周恩來隨後就親手策劃了對顧順章家人的報復。顧順章的家人在他被捕後躲在當時的上海法租界愛棠村 33、37 號，也就是今天徐匯區的餘慶路 110 號和 102 號。1931 年的 5 月，周恩來親自帶領康生、洪楊生、陳養山、王世德等等十幾個中共的“特科”殺手持槍闖入顧順章的家中，把顧順章的老婆、岳父、岳母、小舅子、保姆，甚至是碰巧來訪的客人，總共 11 個人全部殺死。

周恩來擔心用槍會驚動鄰居，用刀呢又會產生血跡不好處理，所以這 11 個人全部是被活活勒死的。這其中有些人是非常冤枉的，比如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她是個農村婦女，剛好從鄉下來上海探親，平時跟顧順章沒有什麼聯繫，什麼事都不知道，就這麼遭殃了。

還有一個更冤枉的更悲劇的叫做斯勵，他當天碰巧來顧家打麻將。而且這個斯勵還曾經是周恩來的救命恩人。為什麼這麼說呢？斯勵是黃埔軍校三期的畢業生，和周恩來有師生之誼。他的哥哥叫斯烈，是國民黨第二十六軍第二師的師長。1927 年 4 月國共分裂的時候，斯烈就曾經抓住了周恩來準備處決，但是斯勵極力的勸說自己的哥哥，最終救下了周恩來。所以他對周恩來有救命之恩。

而且這個斯勵曾經參加過中共，後來在 1929 年因為黨內的鬥爭原因被開除了。但是他和黨內的很多人，包括顧順章都保持著聯繫。所以案發的當天，他就是碰巧來顧家打麻將串門，結果天降橫禍。而且因為他認識周恩來，周恩來不僅沒有念及救命之恩，反而把他也給殺了。

當時顧家還有兩個兒童在，就是顧順章 8 歲的女兒顧利群，以及他 12 歲的小舅子張長庚。中共特科的殺手看到這兩個兒童，實在是下不去手，而且覺得兩個小孩可能什麼都不懂，也不會有什麼威脅，就把這兩個小孩放了。

顧家的那 11 具屍體，就埋在他們自己的院子裏面。周恩來叫人挖了一個 8 米深的大坑埋葬屍體，之後又在上面蓋上了水泥。

除了顧順章的全家，周恩來還對當時可能會叛變的一些地下黨也進行了暗殺。前前後後總共殺了 39 個人，這些人很多根本就沒有叛變，僅僅是因為周恩來的懷疑，結果就遭來了殺身之禍。

本來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但是無巧不成書。案發後 4 個月，僥倖逃生的顧順章的那個 12 歲的小舅子張長庚，他的記性特別好。有一天碰巧在租界裏面，遇見了其中的一個中共殺手王世德。這個張長庚非常勇敢，他當場就抱住王世德大喊大叫，最後就引來了租界的巡警，導致王世德被捕，隨後被租界的警方移交給國民黨，最終讓愛棠村滅門案浮出了水面。

由於這個案子太血腥了，當時租界的員警本來不相信，直到挖出了 39 具屍體才真相大白。這個案子被當時的報紙報導之後，在上海灘引起很大的轟動，也改變了很多上海市民對於中共的看法，最終導致中共無法在上海再立足，也就轉移去了江西的瑞金。

中國的黑道自古以來都有種說法，“禍不及家人”。也就是說大家怎麼殺來殺去都好，不要禍害無關的家裏人。但是周恩來策劃的愛棠村滅門案，可以說是突破了這個江湖的底線，特別是他連自己的救命恩人也殺，這種事一般人是無論如何也幹不出來的。

江西萬人坑事件

其實周恩來在清洗方面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案例，就是“江西萬人坑事件”。1934 年 6 月中旬，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最後就決定突圍。為了保證突圍的時候沒有逃跑以及投降之類的事件，周恩來下令政治保衛局進行大規模的清洗，對不信任的那些紅軍官兵以及老弱病殘進行堅決的肅清。

中共的政治保衛局是 1931 年春仿效蘇聯的秘密員警機構“契卡”建立的，這個“契卡”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政治保衛局有點像明朝的東廠西廠，它有權隨時拘捕、審訊、處決每一個認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黨的高級幹部需要報中央批准之外，中下級的幹部以及普通的平民的處決根本不需要任何機關的批准，想殺誰就殺誰。

為了處置這一大批“動搖的幹部”和“反對的階級”，周恩來在瑞金北面和雲都交界的大山深處先後處決了數千名自己的同志，這也就是“江西萬人坑”的由來。這個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一個多月之後才宣告結束。

當時中共有一個高級將領叫做龔楚，他是紅七軍的軍長，還當過中央紅軍參謀長，是絕對的紅軍高層。他因為反對殘酷的內部清洗，曾經被周恩來專門開會批判，還被開除過黨籍。後來他在中共長征之後不告而別，投奔了國民黨，成了所謂的“紅軍第一叛將”。

龔楚寫了一本書《龔楚回憶錄》，裏面就記述了紅軍撤退的時候，政治保衛局的人員押後，對那些落伍的官兵以及那些無法抬運的傷患毫不留情的擊斃，以免他們被俘洩密。龔楚還親眼目睹了紅 12 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僅僅因為被懷疑可能會叛變，在根本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遭到了自己人用大刀直接砍殺。還有紅軍的高級將領李明瑞，他曾經是北伐名將，也擔任過廣西國軍的最高長官，也是因為被懷疑是特務，結果被自己的警衛擊斃。

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清洗，令龔楚對中共徹底失去了信心，最後叛逃。龔楚在他的書裏面有這麼一段話：“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的？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裏。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

大饑荒中的周恩來

中共官方歷史對於周恩來的描述中，很重要的一個招牌就是說他“愛民如子”。比如我們小學時候學的課文《總理的襯衣》，就是說他送了一件白襯衣給一個被他車輛刮倒的群眾。其實大家想一想，一個對付自己的同事都這麼心狠手辣的人，他怎麼可能對毫無關係的群眾好呢？

這方面體現的最明顯的就是大饑荒中的表現。周恩來在“大躍進”初期，曾經主張制止冒進，但是受到了老毛的嚴肅批評。周恩來為了自保，馬上調轉船頭開始支持“大躍進”，再也不提真實的情況了。劉少奇還敢罵老毛一句，“人相食，史書上是要寫你我的！”周恩來呢直接就啥也不說。

1959 年大饑荒開始之後，周恩來主持草擬了一份《關於採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措施》的通知，他就決定停止對農村的食油供應。這個政策說白了就是犧牲農村、保住城市。當時的中國並不是沒有糧食，而是一部分糧食被封存起來，以保證城市的供應，另一部分糧食被用來出口換匯。

因為中共當時幾乎和主要的大國關係都很惡劣，閉關鎖國，所以迫切需要外匯進口必需的工業用品以及黃金儲備。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 1983 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在“大躍進”的影響下，1959 年全國的糧食產量比 1958 年減少了 1600 萬噸，出口反而增加了 223 萬噸。1960 年糧食繼續減產了 530 萬噸，但是糧食的出口卻增加到 265 萬噸。

整個大饑荒的三年，中國的糧食出口總數是 680 萬噸。按照中國當時大部分農民每人每年 300 斤左右的口糧標準，680 萬噸糧食足夠 4000 萬人吃上整整一年。也就是說這些糧食如果不出口的話，那麼是完全可以救活那餓死的幾千萬人。

更奇葩的是，當時國務院有人提議動用中國的黃金儲備，賣掉一部分來換外匯買糧食。但是周恩來並不是特別懂經濟，他覺得必須用硬通貨作為國家的後盾，而國際市場上的黃金正是低價，所以他反而用為數不多的外匯堅持每年買幾十萬兩的黃金，在大饑荒的三年也照買不誤，一直買到 1970 年。要知道按照當時的價格，買 10 萬兩黃金的錢，就可以買 1 億斤大米。寧可花錢買黃金，也不願花錢買救命的糧食。

不僅如此，這個時候周恩來為了滿足老毛當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夢想，在國內餓殍遍地、屍痕遍野的情況下，他還加大了對外援助的力度。比如 1961 年，蘇聯中斷了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援助，中共為了拉攏阿爾巴尼亞，除了向阿方提供了幾十萬噸的糧食援助之外，還提供了 2.5 億元的援款，並且承擔了阿爾巴尼亞 19 個成套專案的無償建設。

甚至還發生了這麼一件事，中共本來已經頂不住了，從加拿大買了一批緊急的救命糧。這艘運糧船還在海上的時候，正好阿爾巴尼亞來中國求援，結果周恩來大筆一揮，那艘運救命糧的運糧船，結果就在海上掉頭去了阿爾巴尼亞。

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在 2016 年出版了一本書《面具後面的周恩來》，裏面有一項統計。大饑荒期間，在周恩來的組織下，中共向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廉價出口糧食共計 474 萬噸，還向匈牙利贈送了 3,000 萬盧布的貨物、350 萬英鎊的現款，向東德贈送了數十億盧布的食品，還有無償援助越南總共 200 億元的物資。阿爾巴裏亞總共是 100 億元，還加上對羅馬尼亞、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亞、巴勒斯坦這些中國人民老朋友的援助，中共的外援總額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 6.92%。

1964 年的國務院報告中，周恩來很驕傲地說：“我們不僅還清了債務，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他的這種自豪，那可是建立在幾千萬國人亡魂的基礎上。中國老百姓的命在他們的眼中真的是豬狗不如。

那麼大饑荒到底死了多少人呢？1961 年底，當時的糧食部長陳國棟和統計部長賈啟允曾經向周恩來提供了一份報告，匯總了全國餓死的人口數據。結果呢，被周恩來命令銷毀。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在 1997 年《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他在裏面就承認那三年的死亡數據是絕密，絕對不能公開。專門調查這個事的史學家楊繼繩先生後來根據自己的調查，匯總了全國各地的地方誌裏面的人口統計數據，得出了三年大饑荒全國死亡的人口大概在 3,750 萬左右。這個數據應該說是比較可靠的，因為單單一個四川省死亡的人口就超過了 1,000 萬。所以全國死亡的人口絕對不會低，但真實的死亡數據到底是多少，也許在周恩來下令銷毀的檔案裏面再也找不到了。

文革時期的周恩來

但是這筆血的記憶永遠不會消除。現在的中共黨史都把劉少奇的死歸罪於文革，歸罪於毛澤東。但是周恩來在這個過程中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呢？

林彪手下的得力幹將、曾經擔任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歲月艱難》中是這麼說的：“文革開始後中央成立了 14 個中央專案組，當時決定成立什麼樣的專案組，由誰來分管、選派專案組的工作人員等，都是周恩來親自拍板，再報毛澤東批准。這其中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就是周恩來。”

曾經擔任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先生接受過作家單少傑的採訪。在採訪中李銳先生說他在 1983 年曾經奉命銷毀過一大批絕密的檔案資料，這其中就有原來屬於劉少奇專案組的資料。這些絕密資料中有兩份原稿，是給劉少奇寫的定罪結論，一份是江青草擬的，一份是周恩來草擬的。周恩來草擬的那份結論總共有四條，是周恩來親筆寫下來的。和江青的比較，周恩來給劉少奇定的罪名要遠遠重於江青給劉少奇定的罪名。周恩來的批示裏面有一句話：“劉賊該殺。”這批絕密檔案後來在鄧穎超的強烈要求下，為了維護周恩來的形象，被銷毀了。

1968 年的 9 月 25 號，周恩來還親筆起草了劉少奇的罪行材料送給毛澤東審閱。在中共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周恩來親自宣讀了這份報告。他是這麼說的：“劉賊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現在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旁證材料，足以證明劉賊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其實說起來，周恩來和劉少奇長期以來在黨內共事，並沒有什麼大的矛盾和過節。兩個人甚至在 1949 年後還一度聯手搞垮了老毛培養的“東北王”高崗，最終逼得高崗自殺。但是當周恩來知道老毛要搞垮劉少奇之後，毫不留情地倒向了老毛，對劉少奇下了死手。劉少奇之死固然罪魁禍首是老毛，但是沒有周恩來恐怕也不至於那麼慘。周恩來這種緊跟老毛、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的一貫立場，在賀龍的身上也表現得特別明顯。

賀龍作為中央軍委曾經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因為對文革有點不滿，發了幾句牢騷就得罪了老毛，結果被決定拿下。賀龍專案組的組長也是周恩來。1967 年的 1 月，賀龍在被批鬥之後，還一度希望周恩來能夠救自己。因為賀龍和周恩來淵源很深，當年南昌起義兩個人就是搭檔，而且周恩來還是賀龍的入黨介紹人。所以賀龍被批鬥後，和老婆薛明專門跑到中南海去找周恩來。結果周恩來說：“我已經替你在北京西山上看好了一個地方，你們夫妻倆先去避一避。”賀龍信以為真，結果一去了西山就被軟禁，還被繳了隨身攜帶的手槍。

在軟禁期間，賀龍缺衣少食，最後逼得要接雨水來解渴。而且他有糖尿病，定期是要治療的，被軟禁期間幾乎是等死。很快，1969 年的 8 月，賀龍就在西山病死了。他到死都還在天真的等著周恩來去救他。他沒想到自己的這一切正是周恩來的安排。他更沒有想到，他被指控“投敵叛變未遂”的罪名就是周恩來親自拍板的。

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的組長高文謙先生在 2003 年寫了一本書《晚年周恩來》。裏面關於賀龍被查的案子，他是這麼說的：“中央在 9 月 13 號正式批准了對賀龍的立案審查，而向中央報送的審查報告正式經過周恩來本人的手。他在上面親自動手做了修改，寫下了大段的批語。無論人們可以找多少理由為周恩來辯護、開脫，但周在賀龍後來被迫害致死的問題上，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

更悲哀的是在 1971 年發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也就是“913 事件”之後，老毛為了找出林彪的把柄，就把賀龍的死算到了林彪的頭上，隨後就給賀龍平反了。這個時候又是周恩來跳出來當好人。1975 年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上，周恩來當時已經患上了癌症，他還是堅持去參加了追悼會。對著賀龍的老婆薛明，說出了那句我們都很熟悉的臺詞：“薛明啊！我來晚了，我沒有保護好他。”而且他還飽含熱淚對著賀龍的遺像整整鞠躬 7 次。賀龍如果在天有靈，不知道棺材板還壓不壓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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