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創建明朝、立八股文；但丁《神曲》誕生已60年，薄伽丘寫完了《十日談》，西歐人開始覺醒。
1380年，明太祖誅殺胡惟庸、廢相權；英國大憲章發佈逾170年，已確立私有財產和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的原則，貴族勢力崛起。
1587年，萬曆十五年，宦官得寵，權勢正盛；莎士比亞開啓演藝與創作生涯，8年後寫出《羅密歐與朱麗葉》。
1643年，大清順治帝繼位，多爾袞攝政；牛頓降生。“天不生牛頓，萬古如長夜”，1666年，牛頓回老家躲避瘟疫創作了微積分學、經典力學、光學和天文學理論，是爲牛頓奇蹟年，此時滿清第一大文字獄《明史》案剛結案。
1689年，康熙八年，康熙擒拿鰲拜，親理朝政；洛克發表《政府論》，批判君權神授、王位世襲，提出公民政府，同時英國議會通過了權利法案，限制王權。
1776年，乾隆諭示衙署大規模刪銷書籍；同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北美髮布《獨立宣言》，瓦特蒸汽機投產，堪稱人類奇蹟年。
14-15世紀，在人類歷史的關鍵路口，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將華夏推入“歷史的垃圾時間”。從此，東方進入大分流時代。
何爲“歷史的垃圾時間”？歷史的垃圾時間，是文化的悠長假期，還是文化的羅剎海市？如何度過“歷史的垃圾時間”？
本文以“歷史的垃圾時間”爲切入點思考國家現代化的困境。
一、歷史的垃圾時間
很多歷史研究者認爲，蘇聯的崩潰是從1979年入侵阿富汗開始的。資深媒體人胡文輝將蘇聯從1979年到1991年這段時間定義爲“歷史的垃圾時間”，說戈爾巴喬夫只是讓這段垃圾時間早點結束罷了。
胡文輝還認爲，歷史的垃圾時間，絕不止適用於俄羅斯的歷史，絕不止適用於當代史。比如，公元前 770年西周覆滅、平王東遷洛陽後屬於周朝的垃圾時間；249年高平陵之變後屬於曹魏的垃圾時間；878年黃巢之亂後屬於唐代的垃圾時間，1630年崇禎處死袁崇煥後屬於明代的垃圾時間，1600年關原之戰後屬於豐臣政權的垃圾時間。
歷史的垃圾時間，感覺像經驗主義的說辭，此概念並不嚴謹，且有事後諸葛亮之嫌。
“唐亡於黃巢，而禍於桂林”，陳寅恪借用了宋祈在《新唐書·南詔傳》的觀點，認爲黃巢之亂破壞了東南諸道財富之區，斷絕了南北運輸之汴路，李唐因此喪失了南方的經濟力量。如果還要往前追溯，那就是因南詔侵邊而引發的龐勳之亂——868年龐勳率800名徐州戍卒在桂林發動兵變。
朱明的垃圾時間從什麼開始呢？黃仁宇認爲是“萬曆十五年”：“1587年，是爲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不過，胡文輝反對黃仁宇這種“大歷史觀”。他認爲，如果大明亡於萬曆十五年，那麼中國歷史也結束了。滿清三百年都是歷史的垃圾時間。胡文輝將1630年崇禎自毀長城到煤山自盡這14年時間界定爲明朝的垃圾時間。
按照歷史經驗方法論，歷史的垃圾時間存在不少分歧和爭論。它隱含着歷史必然性，這本身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觀點。若以結果論歷史必然性，容易陷入循環論證。
通常，我們說“比賽進入垃圾時間”，它最起碼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確定的倒計時；二是失敗的結局是大概率事件。我們如果身處那個時代，又如何知曉這段歷史何時結束、下一段歷史從哪裏開啓？更重要的是，“垃圾時間”是相對大概率的失敗者來說的，對於潛在的勝出者而言，那是“一元復始”。
不過，歷史的垃圾時間還是一個有趣、有價值的說辭。而且，從邏輯上來看——非歷史經驗主義，它還是一個可靠的概念。我們可以從經濟學的邏輯和政治學的邏輯分別推演歷史的垃圾時間。
早在1920年，米塞斯就發表了一篇題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他從經濟計算的角度否定了帕累託提出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以及集中配置資源的可能性，而這個時候蘇聯尚未成立。換言之，蘇聯尚未誕生之前，米塞斯就通過邏輯推理預言這種經濟體必然失敗。按照米塞斯的邏輯，蘇聯從1922年誕生開始便進入垃圾時間。
所以，從經濟學的邏輯來看，當某段歷史正處於違背經濟規律、個人又無力改變、且必然走向失敗的階段，我們將其定義爲“歷史的垃圾時間”。
蘇聯的崩潰是米塞斯推演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也是蘇聯權力高度集中的民族國家制度的失敗。民族國家失敗的比比皆是，他們失敗的共同原因是沒有成爲民主國家，即民族國家內部的權力未能合法化、未能落實到國民手上。
“王在法下”，國家權力從統治者過渡到國民，且以憲法約束之，這是古今之變，亦是國家現代化的關鍵難題。這就是政治學的邏輯。
孔飛力根據英國光榮革命的經驗，構建了一套“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的邏輯。他認爲，隨着經濟進步而擴大的精英階層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政治，關係到國家現代化的進程與風險。就在朱家明朝滅亡後，英國貴族高度參與政治，制衡皇權，以和平改良道路通往了現代文明。同期，法國路易十四大幅度加強皇權，削弱貴族權力，權力過度集中，最後政治結構失去平衡，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
錢穆在其《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細數歷代政治權力結構的變遷。他認爲，將中國古代王朝定義爲中央集權並不準確，實際上歷代間極多變遷。“倘使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一個皇帝來獨裁，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若論漢、唐、宋諸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皇權相權是劃分的，其間比重縱有不同，但總不能說一切由皇帝專制。”
錢穆從人事和制度兩個維度剖析皇權和相權的關係，認爲明太祖廢相權、集皇權，導致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明太祖誅殺胡惟庸、廢止宰相，要求子孫永遠不再立宰相。不僅如此，明朝朱家廢掉中書省、門下省，只保留尚書省；而且尚書省沒有長官，由六部負責，叫六部尚書，官銜二品。六部尚書、九卿加上武官大都督，平列一線，由皇帝全權管理。皇帝設私人祕書處，任用內閣大學士，幫助其統管一切。有人說，大學士實際上充當了宰相，但權力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大學士掌控的行政權對皇權負責。
後來，清朝愛新覺羅氏基本上沿用了這套政治體制。在孔飛力看來，魏源提出了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國家應如何通過讓文人們更爲熱誠地承擔責任以及更爲廣泛地參與政治，從而在國家變得更加富有生氣的同時，也使得威權統治得到加強。魏源的繼承者馮桂芬走得更遠，他在《公黜陟議》中主張應當通過官員選舉來擴大政治參與。他引用孔子的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有請升缺，用其舉多者”。
在時代變遷中，政治權力結構是冪律化還是橄欖型走勢，決定着這個國家的前途——國家現代化道路是和平的改革的，還是暴力的曲折的。明代，正是世界近代文明開啓之時代，相權廢止關閉了國家現代化的大門。由此，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
二、文化的羅剎海市
歷史有垃圾時間，但個人沒有。
個人該如何度過歷史的垃圾時間？
胡文輝認爲，歷史之大是一回事，個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歷史的垃圾時間裏，個人在政治上固然束手無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繼續放飛自我的。
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可以理解爲躺平，是對歷史的垃圾時間的一種拒絕、一種規避。胡文輝建議，一旦遭遇歷史的垃圾時間，就把它當作文化的悠長假期好了。
“在大唐的垃圾時間裏，有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陸龜蒙、羅隱，遠走西蜀的韋莊，逃避後梁的韓偓，都各自擁有了他們的悠長假期，並煥發出異樣的文化光彩”。在胡文輝看來，當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時，又會分裂出另一個歷史的平行宇宙，即政治上最陰暗的世界和文化上最華美的世界。
在明清的垃圾時間裏，才子佳人縱情秦淮，孔尚任寫下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歡離合，著《桃花扇》，冒襄寫下了他與董小宛的纏綿悱惻，著《影梅庵憶語》。還有吳偉業創作了《琵琶行》、《鴛湖曲》、《琴河感舊》。
“任憑一片風雨氣，來作神舟袖手人”。或許，胡文輝想要表達的感懷，並不是豁達與浪漫主義，而是無奈與買醉情緒。
歷史的垃圾時間，未必是文化的悠長假期，更可能是文化的羅剎海市。
在歷史的垃圾時間裏，從來都沒有星河璀璨，只有牛鬼蛇神。在文化的羅剎海市中，戈培爾式喉舌、盛世美顏家、馬屁精、應聲蟲，羣魔亂舞，狂躁的無知者、搭便車者、沉默的大多數以及一羣裝作人畜無害樣子的幫兇——漢娜·阿倫特斥之無思想、無人格、無責任的“平庸之惡”，層林盡染，共同演繹出一副“那馬戶不知道他是一頭驢，那又鳥不知道他是一隻雞”的海市蜃樓。蒲松齡謂之“聊齋”。
大樹底下，寸草不生；王權集中，萬馬齊喑。從米塞斯到孔飛力、錢穆，我們發現，經濟與政治的權力集中製造了歷史的垃圾時間，而集權又是文化的天敵。
每當歷史進入垃圾時間，最先倒下的永遠是文化人、思想者。每一輪文化浩劫就像歷史的復讀機：從尖銳的批評聲消失，到沉默將被認爲居心叵測，然後是讚美不夠賣力也是一種罪，最後只留下一種聲音：謊言。
而且，王權越集中，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就越瘋狂，對異見者的打擊就越極端。
滿清入關後對漢族知識分子狐疑不決，大興文字獄，案件大約160-170起，比其他朝代文字獄總數還要多。胡奇光在其《中國文禍史》中指出：“（清朝文字獄）持續時間之長，文網之密，案件之多，打擊面之廣，羅織罪名之陰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順治十八年的《明史》案是滿清文字獄的第一大案。當時，浙江湖州富戶莊廷鑨購買了明朝首輔朱國楨未完成的《明史》，然後招攬名士贈潤刪節，補寫崇禎朝及南明史事，修成《明史輯略》。結果被歸安知縣吳之榮告發，釀成大禍。儘管此時莊廷鑨已死，仍被掘墓刨棺，梟首碎骨，屍體懸吊杭州城北關城牆上，示衆三個月。名士編輯、刻印買賣等221人獲罪，重闢70餘人，凌遲18人。
爲何王權執着於意識形態控制？
我們可以用趙鼎新的政權合法性理論來解釋。趙鼎新認爲，政權合法性來自三個方面：意識形態的合法性、程序的合法性和績效的合法性，分別對應的價值理性、形式理性和工具理性。按照現代國家的標準，歷代王權的程序合法性不足，君王不得不訴諸於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到達無以復加的地步。
古代東方的世俗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過度”成熟，壓倒了自然宗教思想。統治階層宣揚君權神授來維護其王權來源的合法性，卻試圖用世俗思想維護其王權萬世永固。
所謂百花齊放的時代，不過是統治思想百家爭鬥、精英爭當帝師的時代。秦，法家得勢，焚書坑儒。漢，儒家崛起，罷黜百家。孔子講克己復禮，孟子還說民貴君輕，董仲舒就列三綱五常，朱熹集大成，“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事故”，明清帝師大儒登峯造極。
不過，世俗思想無法像宗教一樣解決靈魂歸宿問題，讓民衆絕對服從王權。神爲何授君權給嬴姓趙氏？我家爲何世代爲奴？“王侯將相有種乎”揭開了意識形態包裹的皇帝的新裝，於是，兩千年來革命不止，王朝更替。
古代歐洲諸國王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來自神權，而非世俗思想。《聖經·羅馬書》寫道：“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爲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三大宗教均有一套說服信徒歸順王權統治的意識形態，即信徒永生。上帝說，人天生下來就是有罪的，耶穌降臨、被釘上十字架，是爲了洗脫世人的罪。信徒不謀今生求永生——“你們若不重生，就不能進上帝的國”，“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歐洲君主藉助神解決了意識形態合法性問題，其王權世代延綿，上千年未見革命，意識形態拿捏得死死的。
爲什麼近代思想發跡於歐洲？
神權與王權合謀，但亦相互制衡，歐洲始終沒有出現一股絕對的權力。而且，神權與王權，常常你爭我鬥，廝殺不止。這反而給民間留下一些空間。
14世紀中期席捲大半個歐洲的黑死病擊潰了中世紀的統治。人開始覺醒，開始質疑神，接着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掌握《聖經》的解釋權。韋伯認爲，新教爲資本主義提供了一種心裏驅動力和道德能量，“資本主義愈加放手，這一狀況亦愈加明顯。”
當神權衰落，王權試圖稱霸。15世紀末開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國瓦盧瓦王室爲了搶奪意大利衆多城邦而大打出手，英格蘭、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等衆多歐洲王室捲入其中，史稱意大利戰爭。這場戰爭打來打去打了60多年，結果不僅王權沒有增強，還激活了民間力量。
諾斯在其《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就講到了這場戰爭。當時的國王、城邦要打仗，沒有足夠的財力和稅收獵取的能力，只能向當地商人借錢，這直接催生了現代金融——政府債券。諾斯強調，那些欠錢不還的西班牙、獵稅能力強的法國，成爲了失敗的國家，而民間商業力量的勃興成爲了國家的歷史指針。
當地望族美第奇家族參與了意大利戰爭，美第奇幫助神聖羅馬帝國對抗法國，以獲取其在佛羅倫薩統治地位。在之後的200年裏，這個銀行家族成爲了佛羅倫薩無冕之主。
美第奇家族大力資助了達·芬奇、拉菲爾、米開朗基羅等開創等文藝復興，沒有美第奇家族，文藝復興肯定不是這個樣子。文藝復興主張人文主義，啓蒙運動宣揚人權主義，從此歐洲走出矇昧時代。
15世紀，朱明時期，東西方開始進入彭慕蘭所說的大分流時代。
康乾時期，愛新覺羅王室大規模編纂《皇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四庫全書》。同期，孟德斯鳩發表《論法的精神》，提出三權分立；盧梭發表《社會契約論》，提出人民主權；康德發表《純粹理性批判》；狄德羅編撰百科全書。他們解決了國家現代化中的關鍵問題。
儘管在歷史的垃圾時間中，也湧現過王守仁、李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進步思想家，但無法與啓蒙時代的星辰大海相提並論。
那是另一個時代了。
三、個人的臨終關懷
覆盤人類千年史給人的感覺是，15世紀之後，人類的天靈蓋突然打開了。用康德的話來說就是“解除人類自己給自己戴上的心靈枷鎖”。
麥迪森在其《世界經濟千年史》通過覈算發現，西歐在公元第一個千年裏的人均GDP基本沒有增長，在450國際元以下；1000年到1500年纔有起色，18世紀後旱地拔蔥。中國第一個千年的人均GDP略高於西歐，但也是千年停滯；第二個千年前900年亦如此，最近百年才奮起直追。
若按大歷史觀，人類在數千年中都處於“歷史的垃圾時間”，生產力沒有任何提高，資產沒有增值，經歷一場漫長寒冬，猶如地球遠古冰河時期。每個人、每代人的努力似乎都“白費”，處境千年不變，有時甚至更糟，陷入掉入了一種陷阱。這種陷阱叫馬爾薩斯陷阱。
在馬爾薩斯陷阱中，人越努力、越內卷，越陷越深。由於關鍵問題沒有解決，技術水平極低、且幾無增量，人越努力，生得孩子越多，糧食越緊缺，最終陷入饑荒、瘟疫。爲了逃避饑荒和瘟疫，遷移、拓荒、搶奪，爭奪存量，相互戰爭。《約翰啓示錄》那四匹蒼白的馬——瘟疫、戰爭、饑饉、死亡，闖入人間，劫掠生靈。
在歷史的垃圾時間裏，因爲方向錯誤，努力只會加速終結。
錢穆在其《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講了明朝朱家子孫爲何不上朝的原因。他說，太祖廢宰相後，所有行政大權、事務與壓力落到皇帝身上，而朱家子孫深宮養大，沒有太祖過人的精力處理如此龐大的朝政，只能讓祕書即大學士代之。一天不上朝、三天不問政，自然跟不上、也不願跟，最後在位不在朝、代代不上朝。
等崇禎接手時已是江山破敗、民生凋敝、邊防危急。不過，崇禎不像朱家先輩一樣渾渾噩噩，而是勤於政事，夙興夜寐，以圖中興，就連自殺前兩天還在上朝。但是，崇禎的勤政反而加速終結了明朝的終結。崇禎凌遲處鎮守遼東邊關大將袁崇煥，結果自廢武功，內亂外患並起。
要說勤政，沒有哪個朝代比得上清朝愛新覺羅氏。愛新覺羅氏皇帝，個個勤於朝政，文韜武略。但是，最怕皇帝有野心。皇帝南征北伐，定然橫徵暴斂；殺伐決斷，必然血流成河；口壅若川，自然萬馬齊喑。
皇帝大開大合，大臣、官僚、地主、農民、商人、奴隸內卷愈深，所有的努力不過是加劇彼此廝殺，流民逃荒，成人殺嬰，老人入林。唯一有價值的言辭，不過是超度亡靈的悲歌。
崇禎在煤山自殺時只有太監王承恩陪着他，死前在衣服上寫到：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王承恩在崇禎人生的最後一刻還提供了情緒價值，衣服上的推脫之詞更像是寫給自己的臨終關懷。
人類的歷史演進具有戲劇性、跳躍性。15世紀之後，人類灰暗的陰霾突然就消失了，這一恐怖的千年黑夜似乎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哪怕是最底層的人只要努力，其處境就可獲得極大的改善。
茨威格在其回憶錄《昨日的世界》描述了歐洲這種激動人心的變化：“維也納、米蘭、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這樣一些城市，我只要每去一次就會感到驚訝和欣喜。那裏的街道越來越寬闊、越來越漂亮，公共建築越來越有氣派，店鋪越來越豪華、越來越美觀。人們從各種食物中都能感覺到財富在增長、在擴大……誰敢作敢爲，誰就能獲得成功。”
在國家現代化的路上，歐洲以啓山林，美洲亞洲紛紛跟進。美國走得是福澤諭吉的道路，韓國及多數轉軌國家走得是弗裏德曼的道路，即由經濟自由促進政治自由。不過轉軌成功的國家並不多，原因是政治上如何跨越格林尼治時間。一旦政治上未越過，經濟上容易倒退，歷史又進入一段垃圾時間。
其實，機會往往就在一兩代人手上。
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就講到，英國、荷蘭的成功在於，徵稅權被限制的王室不得不鼓勵貿易和市場，促進了有產者的成長。而隨着私人財富的增加，有產者開始參與政治權力，通過建立一套憲政體系來保護私人財富，最終完成國家現代化。
換言之，因貿易和市場興起的一兩代人是幸運的人，也是國家現代化的關鍵人物。他們有財產、有知識、有影響力，有人甚至擔任官員、議員、律師。最重要的是，他們是王室賴以生存的經濟力量，是唯一一股能夠與王權博弈、且以和平方式推動國家進入現代化的力量。實際上，這一兩代社會精英就是孔飛力渴望的政治參與的中堅力量。
1979年，韓國統治者朴正熙被部下刺殺，在“漢江奇蹟”中崛起的40後、50後開始挑戰軍政府，軍政府血腥鎮壓，這兩代人勇敢鬥爭，最終藉助1988年漢城奧運會幫助韓國越過格林尼治時間。如果那一兩代人錯失良機、最後失敗，那麼韓國政治結構就會塌縮成冪律形態，矛盾尖銳，革命不息。
所以，漢江奇蹟，即漢江窗口期。對這個國家來說，一旦錯過，那就是一百年。
集體行動的困境於，當國家市場程度很低時，機會主義動機非常強烈，“漢江奇蹟”那兩代人未必願意充當司機。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指出，集體行動的人越多，搭便車者越多。他們就像毛不易《消愁》中寫得那樣：“自以爲是地表演着，僞裝着，舞蹈着，疲憊着”。
王緝思說：“在不確定的時代，做一個‘普通的好人’”。嗯，這是一個底線，也是一個不錯的說辭。“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買醉創造最大的情緒價值，天亮之後潦草離場，“清醒的人最荒唐”【15】。
胡文輝在文章中用友人贈字、南宋張元乾的《瑞鷓鴣·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韻》來表達對歷史的垃圾時間的感懷：
白衣蒼狗變浮雲，
千古功名一聚塵。
好是悲歌將進酒，
不妨同賦惜餘春。
風光全似中原日，
臭味要須我輩人。
雨後飛花知底數，
醉來贏取自由身。
這何嘗不是張元幹留給北宋遺老的臨終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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