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中的鐘先生，就是這樣強大、剛正不阿且善良的老人。他的堅強和感傷，總是不和諧地交織在一起。想讀明白他，真不是那麼容易……
2018年，長沙，鍾叔河在家中書房抄錄詩詞。汪劍攝
01
《走向世界叢書》是鍾叔河先生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主編的一套叢書。他把晚清最早走出國門的人寫的遊記、日記、隨筆彙編成叢書出版，以至於像李普這樣的老學人、大記者，都會寫一封讀者來信寄給晚輩編者鍾叔河。那是1981年的夏天，他在信的末尾寫道：“八月十八晨三時，半夜醒來，不復成寐，乃寫此信。”他如此急切地寫信，是因爲看了鍾先生編輯的這套叢書，每一本都有一篇長長的敘論作爲正文的補充和導讀。
爲了這些文字，鍾先生甚至得罪了不少人。他白天在出版社編書，晚上回家查資料，把那些難以理解的歷史背景、人物簡介寫給讀者。他太“努力”了，於是遭人討厭！鍾先生說：“長沙就像巴爾扎克小說裏的‘外省人’，格局小，是小地方出來的人；所以隨便你想做點什麼事都極其費力，得費力去說服。”這一寫，最短的一萬字，最長的四萬字。他古文底子厚實，惜字如金，幾行字裏就蘊含了大量的信息。那時也拿不到稿費，他不計較。因爲他實在是在寫作中找到了一種樂趣，不僅是知識的樂趣，是因思考而悟、修煉而覺的樂趣。
但是，有的主管和領導就不高興了：“我們不贊成搭車發表編輯自己的文章。”可是不寫，現在的讀者怎麼讀得懂這些舊文啊！要想趕緊把書出版，又不能跟他們有爭議，鍾先生會動他的小腦筋，把每一篇的敘論以筆名發表：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鍾叔河倒轉）、金又可（鍾叔河之半），他實在不想製造“搭便車”的嫌疑。鍾先生說：“我從來不習慣跟在領導屁股後面察言觀色，先意承志。領導想要出什麼書我就出什麼書，那我辦不到。”於是就有了特例，鍾先生自己選題，自己找書，自己編輯，自己加工，自己寫前言後記，自己設計付印。他大聲地告訴所有人：“一句話，這是借前人的書講我自己的話，是我自己的編輯作品。”
當《走向世界叢書》要推出的時候，有的人又有意見，說是“一年最多讓你出四本”——聽聽，“讓你”，顯然是不喜歡他的積極態度，讓你出書，已經恩賜你了，怎麼還想多出？鍾先生是否表現得有點“出人頭地”了，他這是在幹什麼？可是在鍾先生看來，一下不推出十本以上，還叫什麼“叢書”啊！就這麼折騰來折騰去，書還是陸陸續續出版了，成了那個年代的大事。著名學者李一氓說：“這確實是我近年來所見到的整理古文獻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套叢書。”在完成張德彝注的《三述奇》後，在石家莊市第十五中學任教的張德彝的孫子張祖銘，充滿感激地寫信對鍾先生說：“先祖遺物，除送交國家者外，由於衆所周知之原因，業已蕩然⋯⋯若無先生之努力，先祖遺作恐亦無人能知，湮沒於世矣！”
我們的時間在日子裏常常是被掩埋了，日曆也總是缺頁的。寒天歲月，爲了補上這殘缺的一頁，1979年底，鍾先生跨出洣江勞改農場的第一步，就踩着殘雪去北京圖書館尋找資料，終於尋覓到張德彝八部《述奇》的抄本，其中包括了最有價值的《三述奇》。張德彝一生八次出國，每次都完成一部日記體裁的“述奇”，而他的《三述奇》正趕上普法之戰與巴黎公社革命。1918年張德彝去世時，他慎重地把自己的稿本交給了次子張仲英。到1951年，張仲英也覺得自己老了，沒有能力保存，乾脆將它們捐贈給國家。
北京東北角戲樓衚衕1號的柏林寺，寺廟早就不見蹤影，沒有恢宏的建築，只有一道舊木門，上面貼着鐵皮的小門牌號，它是北京圖書館的古籍閱覽室。在北圖工作的、西南聯大畢業的圖書館員張玄浩老先生的帶領下，鍾叔河去到了那個地方。僅僅是“西南聯大”幾個字，就讓我們肅然起敬。他看見鍾先生尋找卡片時的專注、認真，聽說他想出版《走向世界叢書》後，熱情幫助，立刻畫了路線圖，讓他趕去柏林寺查找。又怕鍾叔河有困難，自己都是上了年紀的人，隨後卻騎着自行車從老北圖趕來。查找了好幾天，終於找到了線裝78卷本的《述奇》原稿，它們被藍色布函護封得完整無缺。
柏林寺的工作人員，都帶着老舍筆下老北京人的特點，操着最禮貌的語言：“您走啦，走好嘞，您明兒早來！”屋子裏沒有空調暖氣，工作人員的棉褲腳 扎得緊緊的，穿着老式的黑色蚌殼棉鞋，生煤爐燒開水，弓着腰爲鍾先生倒水。搪瓷缸上的搪瓷脫落了，可是他們把茶葉放進去，衝進滾燙的熱水。當杯子上冒起熱氣的時候，再寒冷的冬天，都被他們的禮數所溫暖着。他們有教養、有禮貌且爲人謙虛。北方清晨的寒氣，透着乾冷的清爽，讓鍾先生記憶猶新，特別是在那破舊的樓房裏，藏着這麼多珍貴的古書，讓人無法不流連忘返。從月壇的北小街招待所出發，橫穿整個老北京城，在那些躺着的線裝書裏，終於爲讀者尋找到時間，爲我們缺頁的日曆打上了小小的補丁。大早進門，最後一個離開，真的是戀戀不捨！多少年以後，張玄浩先生早已作古，但是鍾先生還與他的女兒保持着聯繫。
02
難得的《走向世界叢書》，留下了多少老人付出的心血，錢鍾書先生一眼就看見了。當他看到每本書前的敘論時，覺得非常有意思，雖然他都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來一個叫“鍾叔河”的，他的古文、國學底子是怎麼修成的，但還是覺得文章寫得好看。於是，錢先生關照《讀書》雜誌的董秀玉，如果鍾叔河什麼時候從長沙到北京，帶去他家見見。
這太讓人匪夷所思了！
錢先生不要見人是大名在外，那些描述是非常仔細的。他家的門上，掛着小鏈條，敲門以後，門是打開了，但是主人隔門縫朝外看，那小鐵鏈就拉開了主人和外人的距離，多數的來者都被拒之門外。怎麼就這個剛滿五十歲的鐘叔河，他的文章、文字會讓錢先生產生興趣？他邀請鍾叔河做客不算，見了面還鼓勵他，把那些敘論集結單行本，並表示願爲之作序。序言的開頭是：“我首次看見《讀書》裏鍾叔河同志爲《走向世界叢書》寫的文章，就感到驚喜，也起了願望。”這個願望就是錢先生給鍾叔河的信上說的：“弟素不肯爲人作序，世所共知，茲特爲兄破例，聊示微意。兩週來人事蝟集，今急寫就呈上，請閱正。”
在年輕的鐘先生面前，信箋上，錢先生按舊式禮貌的習慣，稱自己爲“弟”，也嚇了我一跳。多年以後，楊絳先生收到鍾先生寄去他的新書時，錢先生已經去世多年。她在回信裏說：“他（錢鍾書）生平主動願爲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在這些“名人”的讚美之下，領導們也不再給鍾叔河提要求了，那些筆名也得到轉正，正大光明出現著者的名字。
等到我閱讀錢先生的序言和《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時，已經是二十年以後。無地自容，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在北京讀書，卻不知道有這樣一套叢書，更不知道有一個叫鍾叔河的學者。現在，我老老實實地讀，讀完了以後，又買了好多本送朋友，因爲我交的也是一些沒有讀過這書的朋友，甚至做歷史研究的朋友，對於中國歷史，我們都缺少基本的認知。真想把微信上的那些小貼圖，那個流淚或者是焦慮紅臉的形象貼在自己的文章裏，一份很深的羞愧感。
朋友認真看完書以後，立刻給我打電話，她說：“我不同意鍾先生說的，這不是第一次中國人出國對國外的描述和認知，早在中世紀的時候，就有中國人漂洋過海了。”我一聽，覺得朋友說得有道理。這就是我們這些缺少常識、看書抓不住重點的人的“思考”。直到很久以後，我問鍾先生這個問題時，他只用很簡單的一句話就回答了我：“是的，這不是國人第一次漂洋過海；但這是第一次，國人用文字記錄下了他們到歐美后的所見所聞！”
看完這本書，我開始把鍾先生出版的書一本一本買回家閱讀。每次放下書，抬頭看去，總是看見那個身材魁梧的人，站立在你面前。他踩着左右左的步子，有力堅定，跟隨着隊伍中一個個挺胸闊步的戰士朝前走。我窩在臺階上看書，操場上列隊整齊的年輕人，加上那響亮的口號聲，讓人會不由自主地站立起來，向所有邁着正步的人舉手敬禮。人，就是這樣被環境感染和改變，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愚蠢，我甚至比走正步的鐘先生更有一種儀式感，莊嚴得匪夷所思。
只是有一天，我站立在鍾先生邊上與他合影的時候，突然發現他不是那麼高大，我的個子幾乎快和他一般高。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個古文底子那麼深厚、對歷史有着深切理解的人，曾經也是一個激進、天真，甚至單純得有點愚蠢的陽光少年。
03
看了太多鍾先生的書，實在忍不住想給他寫信，因爲鍾先生不也是那種會給作者寫信的讀者嗎？一次一次跟朋友敘述着，我從他文章裏看來的故事。
被打成“右派”的鐘先生在長沙城裏拉板車，一天就是那麼幾毛錢的收入。有一天歇腳的工夫，他在街頭的舊書攤上，看見一本書《希臘的神與英雄》，隨手拿起來讀。讀着讀着，不僅忘記了勞作的辛苦，那文字的韻律，還有那種境界，竟然讀出了彷彿周作人的氣息。他把一天拉板車的收入全部付上，買下這本舊書，作者叫周遐壽。他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問朋友，朋友也不知道，於是讓朋友給出版社寫信。出版社很負責，他們把信轉給了作者。誰都不會想到，作者回信了，這才知道周遐壽就是周作人。
我不斷跟朋友說這個故事，說得越來越細節化，以至於我甚至看見鍾先生拉板車時，滿身滿臉的汗水，衣衫不整的樣子。我自己都被這個故事感動得熱淚盈眶，因爲誰都沒有想到，周先生在天之靈也不會想到，三十年以後，正是這個拉板車的，將周作人的散文集，在1949年以後第一次集結出版。這個板車夫是怎麼完成的？我常常會想，如果拍成電影，要下怎麼樣的功夫，纔可以將這個充滿戲劇化的故事讓觀衆信服？這靈魂上的交流，會給予觀衆什麼樣的衝擊啊？當時間、生命和死亡在一條平行線上拉開的時候，遠在天上的周作人會有這樣的期待嗎？生活裏，原來並不需要那麼多傳奇，幸福的生活應該是平庸的，而他們這些大師，爲這些傳奇付出了殘酷的代價。
直到有一天，我跟鍾先生對話的時候，他在電話裏說：“你說我有學問，我連周作人的筆名都不知道，我哪裏有什麼學問啊！”
跑舊書店是鍾先生的一大嗜好。他說，當了“右派”以後，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因爲沒有人沒有單位管了。那個被我描述成用“一天拉板車的錢換來的周作人的書”，是我感動以後杜撰出來的，但也不完全是我瞎編，一定在哪裏看見過這情景。直到重讀鍾先生《小西門集》才知道故事原貌：他不是在馬路上歇腳，也不是在地攤上，而是在舊書店，看見了周作人的《苦竹雜記》。那會兒舊書店裏的書一般都是三毛錢一本，但是這本書開價竟然是五角。他拿不出，轉身就跑到隔壁的舊貨店，毫不猶豫地摘下頭上惟一像樣的呢氈帽，人家說：“這帽子也就值一塊錢，回家拿戶口簿去吧！”他着急，怕回家以後這本書就被別人買去了。他說：“帽子，就作九毛錢賣給你吧！”因爲一元以下的舊貨，是不需要戶口簿的。書，總算是買到了。
現在，鍾先生手上不僅珍藏着周作人的書，還有他家的地址。於是，距離上次寫信五年以後，1963年11月24日，他又給老先生寫去了一封長信。那已經不是讀書的年代了。鍾先生依然在拉完板車以後，燈下讀着周作人的書。爲了給周作人寫信，爲了表達自己的虔誠，這個手無寸紙的“勞動人民”，特爲跑到家對面的小店，買了幾張一面光潔一面粗糙的紙、一小瓶墨汁和一支最低廉的羊毫筆，用老式豎寫的格式，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並且得到了先生的回覆。
那時候誰都不會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現在說給人家聽，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鍾先生沒有向周作人做任何解釋，只是說自己“迫於生計”，無法購置稍微合適的紙筆。周作人沒有詢問，而是給他回信。在那個年代，他並不願意提及自己的處境，因爲這多少是有點危險的；但是在籌備出版《周作人散文全集》時，他和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常聯繫，有次周豐一發現了近三十年前的鐘先生去信的手跡，複印以後便寄給他了。他在信中寫道：
從三十年代我初讀書時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愛讀的中國的文章⋯⋯我一直私心以爲，先生的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於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度，乃是上下數千年來中國讀書人所最難得有的態度，那就是誠實的態度——對自己、對生活、對藝術、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冷靜地，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
先生對於我們這五千年古國，幾十兆人民，婦人小子，愛是深沉的，憂憤是強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藥方也是開得對的。二十餘年來，中國充滿了各種事變，先生的經歷自是坎坷。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即使不讀乙酉諸文，我也從來不敢對先生有何怨責，不幸的只是先生數十萬言爲之剴切陳詞的那些事物罷了。
一封長信，在那樣的年代，給這樣一個被認爲是漢奸的，寫了如此深情的信，他就不懼怕？這讓我困惑了很久。
有一天，在我父親彭柏山留下來的舊書裏，發現一張讀書卡片，日期也是上世紀60年代初期，在第20頁上，他同樣是抄下週作人的句子：
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衆”的慈善主義，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用人道主義爲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便謂之人的文學。
當我看見這卡片時，背脊同樣發涼，手上卻溼漉漉地冒着汗水，雖然已經遠離那個年代，可是我還是感覺到一種懼怕。我記憶裏的青海，總是那樣窮困和黯淡，黑夜茫茫之中站立着父親，看不見他的臉，因爲對他我沒有清晰的記憶，只是不明白，爲什麼他在青海的日子裏，依然認定了“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爲什麼他和拖板車的鐘先生，在那樣的年代，都閱讀着周作人的書？那時父親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可是鍾先生才三十剛出頭，這些落入人間底層的庶人，怎麼都在思考一個共同的課題？他們到底在尋找什麼？
周作人果然將藹理斯的話抄寫給鍾先生了：
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們路程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斯（Lucretius）看來，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徵——裏一樣：我們手裏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後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裏去。
這裏有太多傷心的體驗，似乎父親也是隱沒在我的生活裏的火炬手，他消失了，走得悄然無聲，我沒有看見他的遺容。他去世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父親已經不在世上，他最後被髮配去河南農學院，不知道是一個什麼身份。我太小了，不懂政治，不懂父親。他被置放在樓梯下，一個在生理上就不能抬起頭的空間裏，面前放着一張小桌子，桌上放着改錐和剪刀，他躬着背坐下，整日修補着圖書館裏的舊書。不久，他渾身是傷和瘀青，屍體泡浸在福爾馬林的藥水裏一百天了。1968年7月，我的大姐被通知去認領屍體，我沒有機會給他送終。
回頭看去，在黑夜裏，只有父親留下的書櫥。這成了他傳遞下來的火炬，沒有遺囑，沒有訓導，只能再次上路尋找。而此刻，我不願意看見鍾先生的消失，他們這些有學問的人，怎麼會落入生活最黑暗的地方？我想知道他們在黑暗中的體驗，他們爲什麼要接過那個火炬？他們看見了什麼，爲什麼還想在黑暗中舉着火炬，朝前走向哪裏？
04
我也給鍾先生寫了一封信，沒有寄到出版社，請求朱正先生將信轉去。
很快，我接到了鍾先生的電話，在話筒的那一頭，是我熟悉的湖南話。他叫我“捧（彭）笑（小）臉（蓮）”，他說我跟你是半個老鄉啊，你祖籍是茶陵人，“文革”中我在茶陵服刑九年啊！隔着電話，看不見鍾先生的模樣，難以想象一個遙遠陌生人說話的樣子，但是我忍不住對鄉音有一份感動，那種突然衝進我生活裏的湖南口音，在提示我父親的存在；那裏蘊含着家庭溫暖的氣息，同時又散發出那種失去鄉音以後的恐懼和陌生，它們混雜在一起，讓我有一份傾聽的渴望。
鍾先生說話是不動聲色的，但是幽默得讓你接不上話題，他的第一句“認老鄉”，就拉近了我和他的關係。我想象中的鐘先生，就是這樣強大、剛正不阿且善良的老人。他的堅強和感傷，總是不和諧地交織在一起。想讀明白他，真不是那麼容易。
2017年，鍾叔河和彭小蓮合影。汪劍供圖
突然，我掉過頭去，不再繼續寫下去，恨不能對着牆壁一頭撞去，一種羞辱的感覺。丟人啊！我一下想起了2014年的春天，不知道着了什麼魔，竟然冒出一個念頭，爲自己快要出版的新書，寫信請鍾先生給書名題簽。我得意洋洋，寫了很長一封信，完全不瞭解鍾先生，更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庸俗和無聊。沒有，一點意識都沒有。我就是那麼愚蠢地把信發出去了。
收到回信時，看見鍾先生允諾的口氣，我就後悔了。他是那麼有教養，有禮貌，他並不樂意，但沒有拒絕。他說：“不給你寫字，顯得很矯情，我的字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寫字的話，就是不要在書名下面題上我的名字，這是你寫的書。”
我意識到了自己的無聊，真想回信說：“算了，不用寫了。”又讓我想到契訶夫的“小公務員”，我變得更加矯情，人家已經答應你了，你什麼意思？要和鍾先生擡槓？信的末尾，他問我，是橫着寫還是豎着寫。我說，各寫一幅吧！很快，鍾先生就用上好的宣紙，橫排、豎排，各寫了兩個小條幅用掛號信寄來了。
出版方堅持要在鍾先生書寫的書名下題簽他的名字，我不同意，這是我答應鐘先生的條件，我和他們爭執了很久，他們說：“沒有他名字的題簽，就沒有意思了。”“爲什麼沒有意思，那麼漂亮的書法！”“字寫得好的人多了去了。”“我不認識這些人。”“我們要的是鍾先生的名字和名氣。”一下就點到了我的死穴，難道我當初不也是帶着這樣的虛榮去要求的嗎？現在，只有一個改正的機會，堅持我對鍾先生的承諾。最終題簽放在了書的內頁。
書出版了。我讓出版社給他寄去兩本以表謝意。我再也沒有和鍾先生提起過這事，我想，在本質上我是虛榮的，儘管我堅持了原則，但是我的起點就是俗不可耐的願望。我不好意思給鍾先生寫信了，不知道說什麼好。我拖住我的搭檔汪劍，任何事情都請她幫助，我幾乎有點害怕直接跟鍾先生在電話裏對話，生怕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會流露出我的俗氣。
來源：新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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