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曾問過中山大學歷史系一位青年教師：“什麼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從那時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關於這類子女的書，讓人們記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這樣一個龐大並被遺忘的族羣，藉以瞭解一個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時代。
從1949年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積累了一批又一批階級敵人和階級異己分子。這些人各有名目，後來不知是哪一位天才發明了黑五類一詞，簡明易記，又富含階級感情色彩，於是，人們也就樂於使用。至1979年，宣告階級不復存在，這時黑五類已經繁衍了好幾代人了。我未曾見過有關全國黑五類子女的統計數字，但推算起來是龐大驚人的。作爲一個偶合羣體，他們並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聯繫，三十年間一直處在一種自我封閉、互相隔離的狀態。今天看來，其實只是一個“記憶共同體”而已。惟有記憶存在，共同體纔有可能存在，雖然是虛幻的存在；但當記憶喪失，整個羣體就將長此消亡。名爲羣體，實不見羣體的存在，這種狀況，大約只有物理學中“蒸發”一詞差堪比擬。
在漫長的三十年間，黑五類子女一開始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對他們來說充滿歧視和不公的世界。他們是在不斷認識自己的身份的危險性，從而不斷地放棄自己和防備他人中成長的。他們必須承認現存的秩序，學習與這個秩序和平共處，學會順從。所以，他們每個人的內心過程，都是一個粗暴的摧毀性過程。文革結束以後情況如何呢？受歧視的生活是一種不可逆的、最終有效的、貫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損害的創痛楔子般進入生活，就進入了內心。雖然種種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爲過去，痕跡無存，甚至連記憶也變得一片空無，然而，那些曾經發生的帶有情緒創傷的體驗早已成爲生命的有機部分，成爲他們的天性，成爲永恆。
在我所認識的衆多這類子女中，除了極少數較爲開朗豁達，願意跟人們交談來往，大多數則形成內傾性格，自卑、畏葸、被動，沉默寡言，離羣索居。他們敏感於周圍細小的變化，對世上的人們，包括自己在內，多抱一種不信任感。明顯地，有一種宿命的悲觀色彩籠罩其間。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的小說《無命運的人》寫到集中營世界的倖存者柯韋什的內心感受時，有這樣一段話：“新的生活——我認爲——只有在我重新誕生或是我的大腦出了問題、患了病時纔有可能開始，……我們決不可能開始新的生活，我們永遠只能繼續把舊的生活過下去。”讀罷除了感嘆唏噓，實在無話可說！
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說與這麼多帶着他們的屈辱和創傷生活在我們身邊的黑五類子女沒有關聯。即使我們不曾直接向他們施以暴力和凌侮，那麼，我們有沒有阻止過加害於他們的事情？有沒有拒絕過他們在曠野中的呼告？如果沒有，今天，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還能夠像以往一貫的那樣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恥嗎？
如何處理歷史留給我們的這份精神遺產，成了時代的考驗。
如果說我們需要歷史的話，就因爲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影像中重新發現自己，認識自己。歷史首先意味着還原真實。但是，清除了個人記憶，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構成的歷史肯定是殘缺不全的，不真實的。魯迅所以說中國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就因爲史官單一地從帝王的視點出發，忽略了更廣大的人羣，尤其忽略他們的精神狀況。在我們的歷史讀物當中，應當有更多的傳記、自傳、回憶錄，更多的個人關係史、遷流史、生活史、心態史，等等。必須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內容對歷史的補充。惟有把我們每一個人的創傷記憶儘可能地發掘出來，並且形成對於人道主義、社會公正的普遍的訴求，包括文革在內的民族苦難的歷史才能轉化成爲有意義的歷史。
剛剛逝世的波蘭裔詩人米沃什曾經援引威爾斯在《時間機器》中描繪的圖景：地球上一個叫作“白天之子”的部族，他們無憂無慮、沒有記憶，當然也就沒有歷史；結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時，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記憶的族羣，註定要受到時間的懲罰。可是，在黑五類子女作爲一個社會羣體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後，我並不曾看到遺下的關於它的存在的記憶。
歷史不可能爲沉默的人們作證。說，還是不說？於是成了問題。
關於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我注意到，無論是納粹的子女，還是猶太人中的倖存者，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努力說出事實真相，一種則始終保持沉默。其實，這兩種態度在黑五類子女中同樣存在。不同的民族歷史當然不可一概而論，不過，那種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對於不同國度的青少年來說倒是頗爲相似的。
爲了履行內心的承諾，去年春節，我曾特意帶上一部小錄音機，打算借回鄉的機會，採訪村裏熟識的地富子女。頭一個被訪者是一個曾經改嫁的農婦，她因爲害怕留下自己的聲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後訴說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熱情頗受影響，加上別的事情的壓迫，計劃便擱置了起來，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種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組織書稿的決心。
經過大半年時間，星散於全國各地的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作者，斷斷續續地，總算把他們的聲音匯聚到這裏了。欣慰之餘，頓然生出一種焦慮——對此，世上可有願意傾聽的人？
補白：對於不少黑五類子女來說，與家庭脫離關係是當年擺脫政治歧視的唯一途徑。這種行爲造成的傷害，多年之後漸漸露出血痕。著名文學批評家孫鬱曾說道：“我不願意回憶那一段歷史，還有着悔愧感在起作用。說出來是一種折磨。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因反革命罪被髮配到農場。爲了劃清階級界限，我改了姓名。我還記得老師宣佈我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一期，2010-08-01）
來源：博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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