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過統計，”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至1976年”文革”結束，在這不足三分之一的世紀裏，共發生震盪過55次”運動”。這些整肅對象不同、打壓目標各異的所謂”運動”，其最終目的其實就是讓全體中國人屈服於共產暴政，匍匐在威權腳下，做一個聽話的”乖孩子”——逆來順受、任人踐踏宰割的順民。
而爲達到此目的，當政者在歷次運動中所慣常採用的手段，一是肉體折磨，二是人格踐踏，三是精神摧殘，四是株連親朋好友。
衆多研究顯示，歷次運動中，首當其衝的整肅打壓對象是知識分子，是讀書人，也既我們民族中最精華精粹的那個羣體。
這個羣體儘管良莠不齊魚龍混雜，一些人的表現遠不盡人意，但就總體而言，他們是我們中華文化及歷史傳統的承載者和繼承人，他們也是對”外面的世界”最敏感，吸收外來文明最快、能爲我們民族帶來革故鼎新變化的第一梯隊。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撥人——我們泱泱大”鍋”上面薄薄漂浮的一層”油花”、精粹，在接二連三的運動中被撇掉了——或甩到地上，或封存在罐中，成爲有口不能言，有筆不敢寫的植物人。
我曾經接觸過這樣一位知識分子，與他有過敞開心扉的交談，他講的一句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不，應該是刻在了我的心版上，一直隱隱作痛，永遠無法除去了。這句話就是我本篇文章的題目。下面我簡略介紹一下這位”一生怕井繩”的知識分子。
程羨瑞，江蘇泰州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入校報到後他填報的專業是新聞編輯，但卻被分配到漢語言學專業。據他講，當年北大的新聞專業擬招收100人，但”名額中偏沒有我的份。”
“說來也許是一種緣分”，程羨瑞介紹說，他在北大的老師是語言學家魏建功，”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有史以來發行量最大的、婦孺皆知的《新華字典》的主編，國家一級教授。”後來他們倆相熟了，魏建功先生告訴程羨瑞說：”你的專業是我替你定下來的，你的底子不錯，見你填的籍貫是我的小老鄉，所以我就給你做主了。”
程羨瑞接着說：因我是學科代表與先生接觸較多，有一次先生還告訴我：”你們這一屆漢語言專業的學生，將來畢業後大部分要去中國科學院編纂《漢語大詞典》。這是國家的一件大事。”並勉勵我好好學習，敦品力行，要有真本事。
在一篇回憶文章裏，程羨瑞是如此描述他在北大的生活的——
北大未名湖畔四年的學習生活，真可謂是”絳帳名師星燦爛，書城典籍閣琳琅。”學習環境是如此優美，授課的導師個個學富五車，在老校長馬寅初領導下，大師級的老教授們，辛勤地教誨、栽培着我們這些幼稚的莘莘學子。我那時的眼睛簡直是長在額頭上，一心想成名成家，將來也能成爲一名專家、學者，爲國家作出應有的貢獻。所以，每天除了聽課以外，就鑽在圖書館裏，讀書、學習，學習、讀書。
1957年春夏之交，年輕幼稚的大學生們，響應黨中央幫黨整風的號召，在北大燕園內將大字報張貼得鋪天蓋地。年輕又浮躁的我也與其他兩位同學一起寫了一份大字報貼了出去，標題是《討阿諛分子和喜奉承者檄文》。兩三天後的一個晚上，魏建功先生來電話把我叫到他的中關園公寓內，疾言厲色地斥責我不該寫那份大字報。他說：”你們用《檄文》討伐對方，就把自己明白地放在了對立面，這難道是正確的嗎？”他要我第二天就向班裏的黨支部書記作檢討。當時，我還覺得幫助黨整風沒什麼大錯。
1958年春，畢業前夕，我終於被劃出線外，與北大其他500多名學生一樣，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年僅23歲。那時，我真是心力交瘁，萬念俱灰。一個週末的半夜，我突然感到胃部很不舒服，起來嘔吐了半臉盆的血和飯的混合物。同學們急忙送我到校醫院搶救，被診斷爲十二指腸潰瘍大面積出血。從此這個難纏的消化道潰瘍一直攪鬧了我大半輩子。（程羨瑞：《我在陽泉生活工作的五十三年》）
我不太清楚當年北大在校生有多少人，如果不足一萬人的話，把500人劃爲右派，其比例是遠高於毛的5%之右派分子標準的。
就這樣，一個滿懷理想和激情，準備畢業後建功立業報效祖國的年輕知識分子，因爲寫了一篇大字報，便被拋入”賤民”的行列，淪落爲”被改造對象”。
程羨瑞講：
1958年夏季，戴着一頂沉甸甸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拖着瘦弱的病軀，我離開燕園，分配到了山西。記得在榆次專署文教局報到時，因爲潰瘍大出血不久，體質極度衰弱，領導批准我回原籍休養，一年多後安排我來陽泉工作……在十年動亂中，我真是喫盡了人間的苦頭，幹過我體力難以承受的活兒：下過煤窯，拉過排車，抬過礦石，裝卸過水泥、石子，當過泥瓦小工等等，等等。有時，爲全家人生計所迫，我曾撿過破爛。
程羨瑞到陽泉後，與當地的一位女子相戀相愛，結了婚並養育了三個孩子。
這裏需提一下程羨瑞先生生命中出現的一個”轉機”：1978年初春，他在陽泉市人民醫院看病時，偶然認識了一位叫殷伯年的江蘇老鄉，這位老鄉在娘子關發電廠任車間主任。他聽了程的簡要情況後，心生同情，就向廠黨委書記趙龍作了彙報。趙龍當即表示，我們廠不缺工科人才，但廠子弟學校卻缺少學文科的大學生。於是派專人到市相關部門調研了一下，瞭解到程沒有什麼大問題，就將程羨瑞和他的妻子一併調到娘子關電廠學校，使程夫妻二人都當上了教師。程羨瑞先生回憶說：我當時的主要想法是，調到電廠，讓三個孩子唸到初中畢業後，就去廠裏當個工人，再也不要當我這個”臭老九”了。
到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國範圍內開啓”撥亂反正”巨閘，北京大學黨委給娘子關電廠黨委發函，寄來北京大學糾正程羨瑞被錯劃爲右派分子的決定。隨後，陽泉市委也對程羨瑞在文革中被迫害造成的冤假錯案作了平反。
因爲我的岳母與程羨瑞的妻子是同一個村子長大的，是發小又是同班同學，關係甚篤。我落腳陽泉後岳母知道我偶爾寫點小文章，就引薦我認識了程羨瑞先生。
程先生雖然身有重疾且長期遭受各種打擊，經歷了大半生的磨難，但我見他第一面時，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儒雅、精幹、思維敏捷、待人隨和、一襲老式知識人的風範。
我後來與他有過幾次深談，他沒有把我當外人，給我講許多老北大的故事，講他在淪落爲”被改造對象”後的種種經歷。
那一陣子我正看謝泳先生送我的幾本書，其中有一篇文章講到，許多在歷次運動中被整肅，身心遭受摧殘，如今已到晚境的人，卻一句話都不說，這非常不好。應該寫點東西，應該講講自己的經歷，給後入留下一些可資借鑑的”史料”（大意）。
基於謝泳先生的這個提醒，有一次程羨瑞先生正興致濃厚地給我講他在北大的經歷，我插話說：”你應該把這些寫下來，這是非常有價值的。”
程羨瑞先生突然停了下來，臉上的笑容沒有了，換了一副狡黠的面孔，看着我，說：”別人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然後，他放緩了語速，一字一頓地接了下去：”我是一朝被蛇咬，一生怕井繩。”然後臉上又恢復了笑容。
我卻不想放過他——這個難得”落”在我手裏的”老右派”，就進一步逼他：”有些事如果不記錄下來，後人就什麼也不知道，你所受的苦也就白受了。”
程羨瑞先生望着我，緩緩地說：”道理上講是這樣，但我的傷疤太深，已經什麼都不願說了。我不相信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未來也不抱希望。”
這以後，我與程羨瑞先生的來往少了許多。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篇北大退休教授錢理羣回顧”反右”歷史的文章，我把其中的一段話摘錄在下面，作爲本篇文章的結尾——
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處，不僅在肉體的傷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靈的控制……久而久之，”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與消滅”，就成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自覺要求。這樣主動的、心甘情願的受迫害、被奴役，纔是真正殘酷的。因此，我說過：”在我的苦難記憶裏，最不堪回首的一頁頁，全是關於在外在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叛變，自我人性的扭曲、醜惡，以至變態……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一般壓在我的心上，無時無刻咬嚼着我的靈魂。”（錢理羣：《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爲精神資源》）
2024年8月13日
來源：獨立中文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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