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日，湖南省岳陽市遭暴雨襲擊，建築和街道被洪水淹沒的鳥瞰圖。法新社圖片
自從6月中旬以來，中國南方多省都面臨着洪水災害的襲擊。尤其近幾天，湖南省華容縣、平江縣均遭遇罕見的決堤、潰壩險情，但互聯網上卻看不到以往那種“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的場景。更有文章指出，中國“社會捐贈驟減, 救援隊捉襟見肘”。那麼這背後到底原因何在呢？
中國官媒央視新聞9日報道稱：“財政部會同水利部今天下達中央財政水利救災資金8.48億元，支持湖南、江西、湖北、廣東、福建、浙江、廣西、安徽、貴州、重慶、黑龍江、雲南等12省自治區、直轄市做好度汛救災相關工作。”
南方多省洪災 中央財政頻頻撥款 地方籲社會捐助
今年進入主汛期以來，中國南方多省面臨強降雨襲擊，防汛形勢嚴峻。中央頻頻撥款，卻是杯水車薪。
綜合中國媒體報道，6月17日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出現持續強降雨天氣。6月24日，中央氣象臺發佈了今年首個最高級別暴雨紅色預警，也是自2010年啓用預警發佈機制以來的第三個暴雨紅色預警。這一輪雨災中，受影響的包括中國南方10多個省份，幾乎半個中國都有洪水險情。中國財政部、應急管理部6月份兩次向災區預撥救災資金3.64億元和4.96億元。
據官媒新華社報道，7月5日下午，湖南嶽陽市華容縣洞庭湖一線堤防發生決口，造成近48平方公里的垸區被淹，7680名民衆緊急轉移。6日，湖南平江縣九峯水庫大壩也發生滲漏險情，當地已組織轉移羣衆1000餘人。中國財政部、應急管理部5日緊急預撥5.4億元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支持各地救災工作。7月6日，華容縣融媒體中心發佈《關於接受社會捐贈告知書》，呼籲社會各界愛心人士、企業和組織積極捐贈，協助共克難關。
而此前7月2日，平江縣剛剛遭遇70年來最大洪水，據官方統計，至少36萬多人受災。該縣也向外界發佈了《關於接受社會捐贈的公告》，希望各界踊躍捐款捐物，幫助他們重建家園。
2024年7月3日，湖南省岳陽市平江縣暴雨引發洪水，街道上有汽車和大量碎片。（路透社）
華容縣災民：東西只要到政府手上 老百姓就得不到
不過，湖南嶽陽市華容縣團洲鄉的災民陳先生（化名）對於外界捐贈卻有不同看法。他告訴本臺：“如果你們真正要捐的話，你等水退了，一對一地捐給老百姓還是可以的。只要到政府手上的東西，老百姓就得不到了。”
陳先生的家人都來自被洪水淹沒的垸區，目前只能投親靠友。他說：“政府基本什麼都沒管，就是把我們驅趕出來了。昨天他們說有物資拿，我就跑過去，就給我發了一瓶礦泉水。我叔叔、我嬸嬸、我們那一塊的還有幾十個人，基本上什麼東西都沒有。在我們這裏，還有來幫我們抗洪搶險的那些人，（政府）有時候給他送瓶水啊、或者給他送點什麼喫的東西去。” 因安全原因，陳先生採用化名受訪。
對於當地是否有救助資源不足的問題，華容縣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本臺：“具體情況我不是很清楚，你查一下官媒什麼的，好吧？官方都有說明的。”
媒體：社會捐贈驟減 救援隊捉襟見肘
中國今年南方水災嚴重，但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官方撥款，社會捐款似乎相對較少。《中國慈善家雜誌》7月1日發表一篇《社會捐贈驟減,救援隊捉襟見肘,如何應對救災消耗戰》的文章，其中指出，這波救災舉措中，雖然騰訊、阿里、字節跳動三大公司積極響應，但總體而言，企業捐款額明顯下降。
文章援引《公益時報》不完全統計，2023年京津冀水災中，有72家企業參與捐贈，善款總額超過10億元。本次水災的捐款企業則多是閩、粵本地企業及本地商會、機關單位。廣東梅州市工商聯公佈接收的捐款額爲約2300萬元，福建龍巖市文明委則只公佈了愛心企業名單，未公佈具體數額。
文章說，社媒平臺上，不少人提到對災情的關注度與其嚴重程度不匹配，社會捐款也相對較少。災情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多數公益機構持觀望態度。到目前爲止，做出響應的基金會數量也仍顯不足。
文章還以全國曙光救援同盟爲例，指出其救援工作的資金缺口越來越明顯，甚至救援人員的路費都成了難題。曙光救援隊指揮長王剛說：“現在只能讓弟兄們先墊付，然後找我，我儘量地去找資源。”
2024年6月29日，貴州省黔東南州遭暴雨襲擊後，建築物被洪水淹沒。（法新社）
經濟狀況差 企業沒錢捐
網易公共號“深度財線”7月7日發文指出，不要說當年1998長江大洪水、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 社會各界和政府、企業數十億、數百億的捐款，就是相比近幾年的鄭州洪災、京津冀水災時國內大型國企、民企羣起鉅額捐款,這樣的情況在今年也沒有出現。前幾年, 大量外企在疫情爆發後針對中國進行數以億計的捐款, 但今年南方大洪水後, 也沒怎麼看到外企慷概援手。昔日“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盛景已成爲回憶。
近兩年剛剛“潤”美的前廣西民營企業家孟軍告訴本臺:“這（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經濟情況不好了，企業大量的倒閉，下崗失業。這些民營企業在疫情之後都經歷了什麼，大家都看得到的。”
旅美前上海民營企業家胡力任也告訴本臺，以往經濟狀況好的時候，一些公司能夠賺到錢，但他們捐出一些錢做慈善也並非都是出於本意：“據我知道，（這）也是當地政府爲了完成某一個目標。這些企業拿錢出來，他們可以有一些交換條件，比方說，我可以減免稅收，或者是可以抵稅，有這樣一些政策。”他說，現在企業狀況都不好，政府想讓企業掏錢也掏不出了。
疫情後，中國經濟停滯，外資大舉撤離，2023年第三季度，中國外商投資出現了自1998年以來的首次赤字。同時，中國的富豪掀起逃亡潮。據權威機構統計，2022和2023年兩年，從中國移出的百萬富豪就超過24,000人，帶走的財富約1600億美元。這自然也會影響到相關的慈善捐款。
民衆爲何不捐？收入少、怨氣高、信息封鎖
與此同時，普通民衆對於慈善捐助也興趣缺缺。日前，一位家在廣東南部、遭遇水患的旅美中國留學生李雍（化名）以書面方式向本臺表示，由於中國當局對輿論的監控，導致大部分洪災事件在第一時間都被封鎖消息，民衆能得到的真相和新聞信息十分有限。他說：“這種情況下，我個人感受是大家已經普遍對災害新聞 ‘免疫’ 了，好像沒有什麼事情是非常嚴重的。當然，這是政府管制輿論的不良後果。”
來自上海的退休人士郭先生（化名）告訴本臺，民衆不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因爲改革的紅利沒有真正落實在老百姓手裏，我們現在的經濟狀況越來越糟糕，自從疫情以後沒有好過，收入不是相應增加而是減少，因爲物價在上漲。”
他說，老百姓在收入減少的同時，對於當局都充滿怨氣，一旦有大的災難發生，百姓既不願也無能力捐助。此外，他認爲2011年發生的“郭美美”事件影響也很大：“因爲他們不是把這些捐款公開、透明地真正落實到災情上面去，而是被這些利益集團、當官的、控制基金的人自己分了。” 出於安全考慮，李雍和陳先生均採用化名受訪。
“槍打出頭鳥” 明星和企業都不敢捐
除了企業捐款額有明顯下降，演藝界明星在本次救災行動中也相對沉寂。上文提到的《中國慈善家雜誌》在文章中稱，許多演藝界明星以往都帶頭參與救災行動，主動發聲呼籲社會關注，發揮了很好的“引領作用”。但今年，在明星公益領域經驗豐富、旗下掛靠有芭莎、華誼兄弟等公益慈善基金的中華思源工程基金會，在本次水災響應項目中，還沒有明星主動找來發聲或合作。
旅美前上海民營企業家胡力任說：“你只要有一個明星捐款，你只要做這件事情，你可能就會變爲衆矢之的。（記者：爲什麼？）很多人都會查你，你錢哪裏來的？現在整個社會都是仇富心理啊。”
據中國《公益時報》網消息，7月5日，華容縣團洲垸洞庭湖一線堤防發生決口險情後，新茶飲品牌霸王茶姬和鳴鳴很忙集團分別捐贈500萬元，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聯合天貓超市和菜鳥向決堤災區提供救援物資。
2024年7月7日，湖南省華容縣洞庭湖大壩潰決造成洪水期間被淹沒的房屋。（法新社）
不過，這些善舉沒有受到廣泛肯定, 反而惹來一些非議。有網友給霸王茶姬留言稱：“這茶的利潤太高了”,“以後堅決不喝這個茶了”，也有人發帖稱：“沒喫過趙一鳴，以後也絕不再喫”。
對此，旅美前廣西民營企業家孟軍認爲，“槍打出頭鳥”，以前他的企業也曾因爲捐款救災而被當局查稅：“你捐得多了之後，就知道你有錢。地方稅務就開始過來。所以那時候，我都怕了。”
中國的慈善公益事業何去何從？
中國興起慈善捐款應是近三十年來的事情，由於改革開放導致貧富差距拉開，社會互助機制才重新從政策層面被提起。據本臺此前報道，中國最早的慈善組織被稱爲“GONGO”，即“政府主管的非政府組織”，與國有壟斷企業的性質十分相似，主要負責完成政府轉移的行政任務。到1988年，國務院通過《基金會管理辦法》，現代公益的種子纔在中國開始萌芽。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出臺，首次提出鼓勵非公募基金會發展，中國民間基金會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後，中國社會捐款出現了突破性增長。這一年也因此被稱爲“中國民間公益元年”。當時，全國共接收社會捐款約750億元人民幣，17%的中國人蔘與募捐和志願者活動，個人捐款首次超過企業捐贈。大災中迸發出了巨大的民間力量，而中國紅十字會等官辦慈善組織的效率低下，則在大災面前一覽無餘。
地震發生後，由影星李連杰發起成立的“壹基金”及時進入汶川災區救助災民，併爲賑災共募款5000多萬元人民幣，引發民間對於紅十字會等中國政府主導的基金會的高度質疑。旅美前廣西民營企業家孟軍告訴本臺：“老百姓對國家相關的慈善機構的質疑相當大了。你們在做什麼？有難的時候，怎麼都是民間的來做？這些大的慈善機構在做什麼？”
不過，在政府主導型的體制之下, “壹基金” 募集到的善款，自身只運作了極小一部分，其餘絕大部分交由紅十字會支配。最終，紅十字會又委託給政府部門進行實施。
2024年7月3日，湖南省岳陽市平江縣暴雨後，一名居民推着裝有水瓶的手推車。（路透社）
2008年以後，中國社會捐款總額基本穩定在五六百億元左右。而2021年和2022年，全國社會組織捐贈收入則分別達1192.5億元和1085.3億元。但2011年發生的“郭美美”事件給官方主導的慈善機構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並觸及到社會治理體系的根本問題。中國紅十字會的捐贈收入從2010年的30億元驟降到2011年的5.6億元。
“以紅十字會的名義來炫富，那紅十字會是什麼機構？是一個斂財的機構了。” 旅美前廣西民營企業家孟軍說，他也曾和慈善機構的一些領導們喫過飯。“你看他們開的車、穿的東西、戴的東西，你就知道，這些錢去了哪裏了。”他表示，現在很多人已經不再相信那些“國”字頭的慈善基金，寧願自己做，也不會把錢捐給這些機構。
習近平2012年上任以來，更收緊對於非政府組織的控制。民政部連番出招，打擊所謂的 “非法社會組織”。2017年1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生效，境外NGO主管部門由民政部門變成了公安部門。
近年來，互聯網提高了公益效率，“輕鬆籌”、“水滴籌”這類通過網絡平臺發起的個人求助性募捐越來越多。但技術本身無法化解社會誠信危機問題。總體上中國的慈善業還缺乏專業、高效、透明，導致中國人即使有錢也不樂捐。
旅美前上海民營企業家胡力任說：“大家都明白了，其實在中國，這些所謂的慈善就像是一門生意一樣的。官員在裏面涉及到一些貪腐，可能比一般的工程類項目的貪腐更厲害。”
他認爲，除了腐敗，社會道德的崩壞也令很多人對於他人的苦難變得無動於衷，這也是捐款下滑的重要原因：“他們覺得，你的苦難就是你的苦難，跟我沒有關係，我爲什麼要拿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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