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近百年前，《大公報》的張季鸞先生，讓編輯王芸生開設了《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專欄，並在1932年結集成書。該書從1871年《中日修好條約》講起，直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直至今天，這套書也是中國人瞭解日本的必讀著作。王氏甚至因此去廬山爲蔣中正講解中日關係。
當然，今天的中國人透過原文翻譯去閱讀日本學者、作家的著作，可以更直接地瞭解日本，而不必透過中國人的著作。但當代中國人面臨的困境是，瞭解中國比了解日本更難，尤其在中日關係的重重迷霧之中，一般人無法在自身目睹的歷史進程中作出判斷。
新聞界有一句老話：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易言之，沒有新聞就沒有歷史。而中國的事實正是如此——我們只有新聞界而並無新聞，只剩下支離破碎的個體記憶。很多年後反芻的時候，纔會恍然大悟，原來我們曾經歷了那樣的歷史進程。
當下在日本所目睹的那些熟悉的事物，讓我的個體記憶又變得鮮活起來，往事歷歷在目。過去的四十年，中日關係經歷了頗多跌宕起伏，如今卻被人評價爲”歷史上最差的時候”，民間的反日行爲也再次甚囂塵上。那麼，什麼是歷史上最好的時候呢？中日關係又何以至此呢？
山口百惠、碑林、熊貓：蜜月期的八九十年代
1986年春天我六歲，父母帶我去西安興慶宮公園春遊。那個公園裏有一座漢白玉紀念碑，父親帶着我誦讀碑上的兩首詩，一首是阿倍仲麻呂的《望鄉》：翹首望東天，神馳奈良邊。三笠山頂上，想又皎月圓。
一首是李白的《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這兩首詩我至今還能背誦。父親給我講了遣唐使的故事，上學時我在歷史課本里又讀到這個故事。
後來我才知道，我在興慶宮公園讀詩的那個春日上午，許多來自日本的工匠，正在距離興慶宮南側五里之遙的樂遊原青龍寺，栽種一千多株櫻花樹。多年以後，我在日本高野山金剛峯寺的壁畫裏，又見到了青龍寺，那是空海大師的學法之地。跨越一千多年，中日之間的那種神奇的連接，幾乎無處不在。
少年時代看動畫片，有《鐵臂阿童木》、《聰明的一休》、《聖鬥士星矢》等，至今記憶猶新。多年前我第一次在京都閒走，在大德寺外覺得特別眼熟，似乎以前來過。原來那就是一休所在的寺院。
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電視連續劇《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國播出，主演爲女演員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稱爲”幸子衫”，當時在中國各大城市風靡一時。山口百惠是我父親心目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時候他還鼓勵我說，長大以後去日本讀大學之類的（沒想到後來果然來了日本的大學）。當時最令中國觀衆震驚的是，在他們心目中的戰敗國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馬桶、燃氣竈、電視機這些很高級的東西，城市車水馬龍，高樓鱗次櫛比。
我看日本動漫的同時，也在接受另一種關於日本的敘事。這就是《地雷戰》、《地道戰》、《烈火金剛》幾部電影。大概都看過七八遍，每年過年都會播放，有的臺詞也能背得出來比如那句”高，實在是高！”那裏面的日本人都是壞人。對於小孩子來說，人好像只分好人壞人兩種。一休是好人、新右衛門是好人；毛利太君是壞人、何大拿是壞人，等等。
介於這兩種敘事之間，於我而言，說不上對日本有什麼仇恨，說有多少好感，卻也談不上。但來自愛國主義教育的素材實在是太多，各地的紀念館，各種國產電影、小人書，以及電視上念念不忘的各式批判，至少沒有增加我對日本的好感。這個國家仍然只是一個想象中的存在，略微帶一點負面的感覺，但其實那是一種不自覺地向政治正確的靠攏。
1992年，我的中學語文老師要我寫一篇作文，描寫一組郵票：《中日邦交正常化20週年》，我是集郵的，但對這兩張郵票實在無感，票面設計太差了。第一張是兩隻丹頂鶴，背景是富士山和長城，第二張是一個剃着”茶壺蓋”的中國男孩和一個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孩相擁，背景是和平鴿。我那時只問了一個問題：爲什麼不是日本男孩和中國女孩？老師就生氣了。那篇作文後來還是沒有寫，因爲我不知道”邦交正常化”到底是什麼意思。
1992年的春天，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以及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相繼出訪日本。江在日本時邀請天皇夫婦訪華。這是中國政府當年尤爲重視的”中日恢復邦交20週年”的大事件。我作爲中學生所被要求的命題作文，不過是整個國家宣傳計劃中的一個小故事而已。
那一年的10月下旬，明仁天皇第一次訪問中國，這不僅是日本天皇首次訪華，迄今爲止，也是唯一一次。明仁天皇特意去了西安，中國最悠久的古都。天皇所到之處，西安市民熱情地揮手歡迎，人山人海接踵摩肩。天皇訪華是當年的大事件，天天都在報紙頭版頭條，我記憶猶新。
天皇夫婦在西安碑林參觀之時，在一面石碑上面，找到了”平成”年號的出處，是《開成石經》裏《尚書大禹謨》裏的話，”地平天成”。這在當年正是中日之間歷史連接和邦交親善的明證，曾被傳爲一段佳話。更不必說天皇在北京晚宴上表示，”曾有一段我國給中國國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不幸時期，我對此深感痛心”。
這一年，東京上野動物園的大熊貓”悠悠”和北京動物園的雄性大熊貓”陵陵”互換，悠悠回中國，陵陵則來日本。除了朝鮮之外，日本是獲贈大熊貓最多的國家。整個1992年，在官方媒體的渲染下，中國沉浸於與一衣帶水鄰邦的真摯友誼之中。而整個九十年代，中日之間的高層互訪極爲頻繁，幾乎每年都有三四次。
1998年秋天，我負笈金陵，去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南京是一座刻着很多日本記憶的城市，我宿舍邊上就是拉貝故居，他是南京大屠殺的見證者。故居破敗不堪，我畢業很多年後德國西門子公司纔出資修繕。大學圖書館就是戰時國際紅會的南京難民營，但也少有人知。從此時開始，”日本”開始頻繁地在我的生活和閱讀中出現。
也是在這個秋天，江澤民出訪日本，雖然是他第二次訪日，卻是作爲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日本。我當時對外交事務毫無概念，很多年後才明白，那一次訪問之中，中日之間蜜月期各種友好親密的表面文章，被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衝突毫不留情地撕碎了。
後來揭祕的新聞報道說，日本試圖在此次會談中就侵華一事再次道歉，但條件是此後中國不得要求日本再就此事道歉，然則被中國拒絕。而”道歉”這回事，此後的十多年裏，成爲中國民族主義者念茲在茲的一項重要訴求。當然，這也是中國官方對日外交中主要的”抓手”。
靖國神社、教科書、U型鎖：千禧年的衝撞與震盪
2001年的夏天，我在南京一家報社實習。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馮錦華，在靖國神社用油漆噴了”該死”二字——當下更爲中國人所知的則是那個在靖國神社撒尿、塗鴉的叫做鐵頭的網紅。當時身處南京這座在中日關係中較爲敏感的城市，我在報社看到新聞時，隱約覺得哪裏不對。秋天，小泉純一郎作爲首相訪華，並參觀了北京盧溝橋紀念館，他也就侵華之事表示反省和道歉。但雙方的芥蒂早在這一年的春天種下了。
當年春天，日本文部省放行所謂右翼傾向教科書，引發中方不滿，半個月之後，退任的臺灣前總統李登輝以治病爲由訪日，再次引起軒然大波。8月，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之後，即有馮錦華噴漆之事。年底，又發生日本海上保安廳在東海海域使用武器之事。
2001年中日之間接二連三的各種衝突，當時惘然，但事後看，那正是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靖國問題、安全問題等各方面的立場衝撞，是在各個領域不信任對方的開始。這讓即將到來的2002年蒙上一層陰影。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雖然獲得中方極高規格的紀念，但在我看來，這時正是中日關係盛極而衰的拐點。
小泉在任的五年，或許因爲日本國內政治的原因，對華態度逐漸強硬。日本當然是依據自己的原則處置對華外交問題，但對於中國來說，不論日本做什麼，日本都與美國一樣，是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中的”假想敵人”。對中國這樣的政權來說，外部敵人的存在至關重要，這是現政權統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即北京政權可以保護中國人民——或者至少做出保護的樣子。
毫無疑問的是，此時，官方主導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民間亦獲得相當程度的認可。在官方的仇恨敘事當中：日本右翼軍國主義抬頭、無意對侵華之事道歉、放棄了中日友好的外交方針、試圖成爲亞洲的政治大國等等。這些刻意渲染的誇大之詞，在有着嚴密言論審查的中國，顯然只能是官方塑造出來的。
還有一層原因，與中國官方交好的傳統日本左翼人士，在對華交往中，爲了鞏固自身利益和地位，容易誇大日本右翼的實際影響力。很多在普通日本人眼裏毫不起眼的右翼行動，在左翼人士的描述中被擴大化，從而讓中國官方誤判爲那是日本的主流民意，進而極爲警惕，對右翼思想的批判，亦成爲意識形態宣傳話語的一部分。
2002年夏天，中國的網絡防火牆建成並開始試驗運作，從此，很多港臺及美國、日本的新聞網站就不能繼續訪問。我認爲防火牆的效果，終於在二十年後的當下初見成效。2000年以後出生的孩子們，從來沒有訪問過外面世界的網站，同我們這代人相比，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簡單而可憐。如今中國大陸網絡上小粉紅現象更與此密切相關。（參見拙文《中國”粉紅色”城市奇觀與文化自信的躍遷》）。
2005年3月下旬，因爲日本申請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事，中國至少有20個城市爆發了反日的遊行或者示威，包括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持續多日不散。遊行與示威活動期間的4月初，因爲日本文部省審定扶桑社教科書之事，反日活動進入更頻繁的階段。
那一年的9月18日，我與一位上海的作家朋友在北京西單一家回轉壽司店用完午飯，幾個大學生在飯店門口指着我們罵：”漢奸！”朋友很憤怒，”我是滿族！”我們當時都極爲驚訝，因爲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對日本幾乎都是好感，這纔沒過幾年，怎麼喫壽司都成漢奸了？
2022年8月，蘇州女生穿和服被報警，她不得不屈辱地脫下和服。很多日本人不能理解這件事。但是，在2005年的北京，喫壽司就是已經是”漢奸”了。這樣的認知在中國至少持續了17年，而且還在不斷被強化當中。但我認爲，狹隘的民族主義不是對外的，而是對內的，是一種管治需要。
官方的反日意識形態也部分迎合了民間的反日情緒。很多中國人反日是有社會心理基礎的。比如說，自日清戰爭以後，中國沒有在戰爭中打贏過日本——日本是被美國打服氣的。這就好比，一位血氣方剛的少年在報殺父之仇的時候，發現仇人已經被他人正法，自己一身武藝反而無法親自復仇。
此外，當年日本投降的對象是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是如今共產黨的共和國政府。換句話說，日本從來沒有真正向中國——中共治下的中國——認輸。而日本拒絕更多的道歉，則成爲北京對日外交中重要的籌碼。在日本看來，中國的道歉要求猶如怨婦經年累月的哭訴。
日本很想解決歷史問題，不論是面對韓國還是面對中國。可能對於韓國而言，歷史問題只是外交籌碼，但對中國而言，不僅是外交籌碼，還是對內的思想統合工具。很遺憾，歷史被工具化，這就是東亞三國之間的最大問題。
此外，中國從1992年開始的第二次改革開放，經過十年努力，終於獲得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入場券，獲得了更大的世界市場，北京可能會判斷對日本的貿易依存度會降低。在入世後的第八年即2010年的時候，中國超越了日本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爲亞洲第一，這有利於”中國崛起”的官方敘事。
對於所謂”亞洲第一”的國家地位的欣然自得，也助長了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我們這一代成長的時候，中日友好固然是看得到的，而且因爲中國當時的落後以及奮起直追的狀態，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否定中國”的聲浪中成長起來的。我們在日劇裏看到東京的高樓大廈以及在好萊塢電影裏看到紐約曼哈頓的夜景，那種羨慕和崇拜是無以言表的。
而我們的下一代人，則是在”肯定中國”的輿論環境下長大的。1999年5月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之後，有一份以商業民族主義爲圭臬的報紙——《環球時報》——成爲中國最主要的反美及反日媒體。這份報紙在審查部門的縱容之下，以挑撥反日排外情緒爲能事，同時又頻繁發表對”中國崛起”的溢美之詞，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大本營之一。
也不僅是輿論的原因。中國城市裏鱗次櫛比的摩天大廈、廣袤原野上穿梭不停的高速列車、每年7%的GDP增長，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這些被視爲”中國崛起”的符號及暗示，令他們不必也不願接受”中國不如發達國家”的陳詞濫調了。和報紙上的”被侮辱和被損害”、”日本妄圖挑戰中國地位”等話語之間的巨大張力和衝突，構成新一代青年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一樣的心理癥結。
於是，在2012年9月15日西安爆發的反日遊行中，一位叫蔡洋的河南青年，拿一把U形鋼鎖，砸在了一位開日本品牌汽車的車主頭上。受害人顱骨被打穿，並失去行走及語言能力。蔡洋因此獲刑十年，2022年8月才被刑滿釋放。蔡洋正是過去十年裏在”中國崛起”與”民族屈辱”矛盾中輾轉反側的愛國人士的代表之一。
如對靖國神社的塗鴉一般，相似的襲擊甚至也在以相同模式複製着：2024年6月24日，蘇州一輛載有學生的日僑校車遭到歹徒用刀襲擊，造成三人受傷，其中一人爲中國籍，兩人爲日本籍。中國籍傷者胡友平在阻止嫌疑人犯罪過程中受傷嚴重，經送醫搶救無效，於兩日後不幸離世。
2012年8月19日深圳爆發反日遊行時，正好我從香港到深圳訪友，目睹了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從華強北步行到深圳體育館。他們還掀翻了一臺NISSAN（日產）的警車。在中國的反日遊行中敢於對抗當局與警察，這恐怕是第一次。在廣州，憤怒的人羣包圍了日本駐廣州領事館，並投擲石塊。
日本對釣魚島的”國有化”，使得這一年的9月，兩國關係幾乎降至冰點。媒體稱爲”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在這樣緊張且充滿敵對的民間情緒當中，第二次安倍內閣上臺了。
當年10月6日，我小時候常去看的西安興慶宮公園阿倍仲麻呂紀念碑，被人潑墨破壞。這猶如一個令人不安的巨大隱喻。
這一年，正逢中日建交四十週年。
在”爆賣”與反日間的中國人
2012年年底，我從香港回到北京工作，卻不小心又見證了一個”大時代”。那一年秋天，中國的新的領導人上任。一開始人們還抱有相當期待，認爲會有所謂的政治改革。十年後再回看，這十年猶如摧枯拉朽一般。一切堅定的認爲中國不斷崛起並更加開放的觀點，在這段時間裏遭到了無情的嘲弄。
那一年，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額到達歷史最高點，112億美金。此後的十年幾乎呈逐年下降的態勢，日本企業對中國的興趣大大降低，尤其是新冠肆虐之後。雖然中國媒體聲稱中日之間是一種”政冷經熱”的狀態，但數字並不支持這一結論，只是媒體的報道在表面上顯得很熱絡。
2009年元旦，由馮小剛和演員葛優合作創作的電影《非誠勿擾》上映，一年後推出續集。在這部電影裏，主人公和他的愛人在北海道開始他們的愛情，並且他也計劃在那裏結束這段愛情。片中美麗的阿寒湖和道東地區的美景給中國觀衆帶來了非常震撼的好奇感。
就在這一年，日本開放中國公民赴日個人旅行。但日本遊真正成爲風潮的，是2012年以後，並在以後逐年增加。疫情之前的2019年，赴日旅行的中國人已達900萬人。有日本朋友問我說，爲什麼中國媒體上對日本表達出那麼多的敵意，但是來喫來玩卻一點都沒有心理負擔嗎？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釋。在中國人海外旅行的選項卡上，從花銷的多寡來看，首先是去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海岸線景區，其次纔是韓國、日本兩個東亞國家，再次是西歐國家。日本的旅行消費水平大體上是東南亞的3-5倍。來日本的旅行的，幾乎都是中國的中產以上階層，或者說，從年齡上看，正是那些在童年時代受到日本文化影響的那一代人。這些人和近十年反日的小粉紅並不是同一個人羣及階層。
我第一次來日本旅行是2014年，在奈良、沖繩、北海道，在任何日本著名的景區，都能遇到差不多同齡的中國人。在目黑川的櫻花下以各種姿勢拍照，一次買十包鹿餅在東大寺門口喂鹿，諸如此類。2015年6月4日，100日圓兌人民幣爲4.93，創下歷史低谷，來自中國的遊客在日本花錢看上去一點也不心疼。
起初是買相機、電飯鍋、馬桶蓋，上野的電器店和池袋的百貨店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中國遊客。東京和大阪的各個店鋪也開始接受中國的微信以及支付寶付款。後來，他們坐着大巴車在東京和大阪穿梭，豪擲億萬買下都內的臨海公寓或者一戶建住宅。有的中國富商的日本豪宅甚至就緊挨着京都御所。一到週末，浦東機場飛往關西機場的航班都是爆滿。
2013年，中國境內的日本料理店大約一萬間店鋪，而2019年，全中國的日本料理店爲7萬間。就在新冠疫情的2020-2021兩年間，單是深圳一個城市，日本料理增加了兩千間店鋪。比如長江以南最高的摩天大樓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甫一落成，即有一間高檔日料店在雲端開張，單次人均消費高達10萬日元。
換句話說，中國民間的親日和官方的冷淡在這幾年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民間的對日態度在過去的十年內分化爲兩個支線：即四十歲以上的中產階級的親日現象與二十歲左右的小粉紅反日現象並存。這是值得玩味的，其根本原因在於過去二十年反日的洗腦教育已經初見成效。
在安倍晉三遇刺身故後，中國的互聯網上出現了非常多奇怪的聲音。一些網民爲此喝彩，甚至詛咒日本再次發生類似”311地震”那樣的大地震。這些匪夷所思的言論讓人不寒而慄。中國互聯網上的一些對日極端發言，某種程度上是被放縱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在一個遭遇言論審查的輿論環境中，某些發言可以通行無阻，只能說明這是被允許和被鼓勵的言論。
中國和日本對歷史態度的問題正好相反。安倍在世時曾經表示過，絕不能讓下一代揹負歷史問題的包袱。但中國政府的做作所爲是，必須讓下一代乃至世世代代牢記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中國年輕一代的網民，可能必須忘記貴州在2022年9月18日因爲轉運隔離而發生的大型車禍，但是必須牢記1931年的9月18日的瀋陽。
很明顯，歷史就是一種控制當下的手段，中日間的歷史被中方嚴重工具化了。一方面當然可以持續以歷史問題爲由，遏制日本的國家正常化訴求。但更重要的，歷史問題是中國政府爲了實施國內的思想控制而刻意設置的議題，就像中國互聯網上所調侃的那樣：”仇日是中國人的出廠設置”。
半藤一利在描述1941年秋天日本的國內輿論時這樣說：”各式各樣反英反美的訊息在國內到處流竄，巧妙地煽動國民的好戰熱潮。”（半藤一利《真珠灣の日》）中國當下對日本稱不上好戰，頂多算對臺灣好戰，但對日對美的仇恨宣傳是無處不在的。而且短期之內完全看不到好轉的任何可能。
由於言論自由的社會與言論管制的社會之間存在天壤之別的信息差，中國一般民衆無法瞭解到中日之間的歷史真相和細節，只能被動地接受媒體和網絡上被放縱的謠言、謊言，那麼他們無法心平氣和地去接受中日交流這件事。所以目前存在這樣一種極大的可能：中日之間只要增進交流，那麼所引發的不愉快事件只會更多。不久前去世的著名記者、日經編輯委員村山宏先生便是持這一看法。
前不久發生的靖國神社被紅漆塗上toilet的事件，正是村山宏先生這一觀點的明證。從馮錦華到鐵頭，過去二十三年了，我一時之間都覺得無法描述這類現象。當然，我相信馮錦華是真誠的，那時候沒有流量驅動這回事。
我看過很多中國人談日本的文章，很多人還是北京和上海的”日本通”，但他們也完全無法理解日本深層次的國民心態。對我觸發很大的一句話來自丸山真男先生：”自日清戰爭以後至現在的100年（1995年），日本便一直是亞洲的頭號國家，以1945年的戰敗把日本歷史分爲戰前戰後，無益於理解日本歷史。（大意）”但是從一般中國人的角度，是完全無法理解這句話的。不過，即便是親如兄弟一般的朋友，都很難真正瞭解彼此，何況是兩個歷史交織的鄰國呢。
末記：明月不歸沉碧海
回顧過去四十年中國的道路，”改革開放”是一個頗能迷惑人的詞彙。北京藉着兩次的改革開放以及加入世貿組織，建立了同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密切的關係，並創造了從2002年到2012年之間驕傲的”黃金十年”。經過四十年的發展，他們總結了相當多的經驗，有資金、有技術、有高超的能力繼續維持高壓管制，並且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以民族主義及狹隘的愛國主義爲圭臬。
從1998年的江澤民訪日到1999年的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中國對外部世界開始警惕起來，擔心過度開放和及全球化會給中國帶來政治危機，猶如十年前的六四那樣。因而在加入世貿組織的第二年，便建立了所謂的”大防火牆”。此後並未實現入世的承諾，在嵌入全球經濟之後，又在意識形態上與普世價值爲敵。
是故，中國在對美及對日外交上此後呈現出來的警惕以及敵視的態度，完全是可以依據其管治邏輯去解釋的。不論是華爾街、國會山或者是霞關，都曾經以一個虛假的對中國的期待作爲對華政策的主軸，認爲中國的發展進路是線性的、不斷往上的，中國會不斷保持開放姿態，這樣的判斷如今看來是錯誤的。
歷史不會一直是進步的。從中國歷史的經驗看，反反覆覆的事情太多。當年義和團領袖朱紅燈也是帶着農民在山東推倒聖誕樹及火燒教堂的。就像如今，在和服的起源地蘇州，穿和服竟然會被警方問話並且被強制脫掉；安倍晉三去世的時候，中國國內互聯網上一片歡騰之詞，這在八九十年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四十年來，其實中日之間積累了大量的交流經驗，從生產、服務、到學術研究，本可以成爲亞洲國家應對新紀元的良好夥伴。但事與願違，讓人扼腕而嘆。我對未來的中日友好也不抱希望，心境猶如文首李白詩中所言：明月不歸沉碧海。
來源：新世紀 20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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