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學時，班上白皮細肉的學生哥不多，衆同學來自天南地北，一個個面容滄桑，筋骨勞苦，隱隱然身上都有點江湖氣息。小字輩機靈如梁左者，就四處打探各人底細。主要打探兩項，一弱，一強。
讀中文系的嘛，不用說，弱項即高考時的數學分數。彼此問起，大都含糊其詞語焉不詳，最後消息靈通者透露，說是老葉和老顏並列居首。人家那是“老高三”，”文革”前就紮紮實實，經了足秤的全科訓練。連弱項也強如此，梁左說，不能不寫個“服”字。強項，乃入學前發表過些什麼作品。文學專業七七級果然臥虎藏龍，探得詩人有三李（李彤、李矗、李志紅）一孫（孫霄兵），小說家有陳建功黃蓓佳王小平，個個身手了得。
梁左激動得直哆嗦，自始懷揣小說初稿若干，一有機會就掏出來向大哥大姐們討教。孰料哥們姐們兒全都謙遜地直襬手，說，得得得，回家問你媽（諶容）去。這一擺手不要緊，造就了後來的“喜劇大師”，小梁左的才華往相聲和情境喜劇的方向使勁發展去了。但我想他心底至死不渝的執念，還是要寫一部“偉大的中國小說”出來的吧。
剛開學，老系主任楊晦先生經典的“定向培養原則”，就在不同的場合被一再宣示：“中文系培養學者不培養作家。”後來歷屆的系主任，似乎也仍然不斷向新生宣示這原則。其實早在我們那年頭，大家就已對原則心領神會。好多已然是作家的自是無須培養，一心要弄創作的文學少男少女，如李春、梁左、蘇牧，也都明白，貴“文學專業”不培養，咱自個兒業餘練練總行吧？
梁左（右四）和北大334宿舍同學在一起
不知怎的，這些人居然曉得現代史上有過一樣東西，叫做“社團”，而且好像憲法上也說是可以自由“結”之的，就都嚷嚷着要立個文學社。詩人們心頭熱血一向澎湃，捋袖摩拳就要動真的，倒是小說家們習慣了起承轉合，都說先問問領導的意思，終歸穩當一些。不料問的結果，領導比咱的思想更解放，說，文學社，很好嘛，可以立一個！
班主任張老師就帶了一衆周身“文學細胞”超興奮的同學，在未名湖石舫，聚會立那“社”。請來畢業留校十幾年還是“青年助教”的謝冕老師當顧問。謝老師當時正給我們授“當代文學史”的詩歌部分，講臺上最受歡迎的是大聲朗誦郭沫若“百花頌”裏的那首《水仙花》：“活得多，活得快，活得好，活得省！”還有一首《艙內艙外兩個太陽》，然後一聲長嘆息，道：“現代中國最傑出的詩人，後來寫的這叫什麼詩嘛！”
那一晚薄雲拂天，星月微熹，石舫上花了最多熱烈的時間，構想文學社的名字。謝老師比同學們興致還高，回憶起多年以前，文學五五級，也立過一個“紅樓”文學社的。火得很吶，都有誰，張炯、孫紹振、溫小鈺，數到林昭，就沒再往下數。噩夢，但噩夢醒來是早晨。
在北大讀書期間的查建英
謝老師當然希望我們的文學社接棒還叫“紅樓”，可是那年頭誰都覺得幹什麼最好“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總之有點開天闢地的意思。後來我說就叫“早晨”吧，大家就拍手，“早晨”一致通過。文學社下分詩歌小說評論各組，還要出油印刊物，刊名《早晨》。順便把“主編”安了給我，張老師建議說，此人入學前在廣東人民出版社文藝室（花城出版社的前身）當過“借用編輯”，有經驗的。
那是文學社唯一的一次全體活動，平時還是分組行事。詩人們激情洋溢，在三李一孫帶領下活動頻繁，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朗誦新作。新作積累得很快，《早晨》的創刊號，理所當然是“詩歌專號”。有一回，借了校圖書館的活動室，與著名詩人顧工座談。顧工閉口不談自己的詩，鄭重推薦的卻是他兒子顧城，發在朝陽區文化館的刊物《向陽院》上的組詩《無名的小花》。那年頭只知道顧工，沒聽說過顧城，於是輪流傳閱，“讓太陽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膚/太陽是我的縴夫”，紛紛讚歎“好詩好詩”。顧城含羞坐在一旁，沒說話。詩歌組也忘了跟他約點稿子。
Image大一暑假，梁左（右一）和幾位同學在延慶山村
《早晨》創刊號的風格顯然與朦朧詩相去甚遠，還是與當年“撥亂反正”的主旋律同步，無意中延續了記憶猶新，高考作文題的思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北京）、“大治之年氣象新”（廣東）——無非是懷總理、憶老帥，詛咒黑暗，順便也讚頌了英明。真正“文變染乎世情”，敏感及時追上了“傷痕文學”腳蹤的是小說組。
因了“主編”之責，各組有活動都叫上我。小說組沒詩歌組浪漫，卻更好玩。原來小說組的活動別具一格，坐一塊兒不幹別的，專門輪流“談構思”。大約是之前“工農兵創作學習班”的傳統，相信集體智能高於靈感與個性。照例是這樣開始：“嗯，我想寫一篇小說，題目嘛還沒想好，人物都有誰誰誰，情節呢……”情節都還來不及展開，大夥兒就迫不及待，一通亂出主意。主意餿的居多，偶然也能支點高招。
最愛談構思的是陳建功，從宿舍到大飯廳打飯一個來回，《萱草的眼淚》就大致成形。當然到第二天那構思又改了，推倒重來面目全非，也不見得比昨天的好。總之在他定稿之前三番四次，去飯堂，去課室，去圖書館，逮誰是誰，你總得一路點頭聽他談構思。吳北玲在小說組談她的長篇小說設想，陝北的苦人們那個苦呵，談得一組人直掉眼淚。後來我總愛揣想，那是我們班另一部湮沒在忘川的“偉大的中國小說”了。黃蓓佳的《夏天最後的玫瑰》，類乎古詩說的“美人遲暮”，原來用的卻是世界名曲的題目。王小平的《小罪犯》，題材很尖銳呀，寫的時候分寸感該如何把握呢？岑獻青寫《夕陽下的江水》，右派平反改正，這是從“傷痕”推進到“反思文學”了……如此這般七嘴八舌，聽人談構思，竟然比讀小說還過癮。後來修讀金開誠老師授《文藝心理學》，發現許多概念，原來小說組的同學早已無師自通。
《早晨》，十六開油印本，純文學刊物，非賣品；1978年出了一期，1979年出了三期，總共四期。油印本也者，是相對於鉛印本而言，在複印機和激光打印機發明之前，是小規模印刷的主要方式。小時候看紅色電影，每見地下工作者在密室中哧啦哧啦推油墨滾筒，然後在十字街頭長衫青年一甩圍巾漫天撒傳單。這與革命時代相始終的印刷工具，鋼板、蠟紙、滾筒，儼然透着某種神祕的莊嚴，如今卻只能在某印刷博物館裏見到了。
《早晨》第四期的“版權頁”總算列出了刻寫者的名字：楊柳、高少鋒、趙小鳴、孫霄兵、徐啓華、李彤。每期的“主刻手”是李彤，他入學前是北京工藝美術廠的工人，曾經帶同學回廠參觀景泰藍製作工藝。李彤寫得一筆好字，文學史教到元曲部分，他住的32樓332室的牆上就元氣淋漓，貼了一幅關漢卿的《不伏老》：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如何如何打折了腿還死不悔改愣往煙花路上走，同屋們遂自我命名332室爲“銅豌豆廬”。每天早起看到他們一粒粒器宇軒昂往外蹦，我們住隔壁334室的同學無不訝嘆：好的書法，鼓舞士氣如此，難怪如今領導人到哪兒都有紙筆墨硯伺候呢。其實一個字一個字刻蠟紙，不比揮毫潑墨，很是枯燥乏味，李彤卻樂此不疲。“詩歌專號”他一人包乾了。再兩期，則有琴棋書畫多才多藝的趙小鳴幫手。第四期“小說專號”工作量實在太大了，纔有楊高孫徐的加入。
《早晨》的紙張等費用記得是由學校贊助的，每期印數一百本，除了七七級同學和班主任人手一冊，其餘主要是用來跟全國各大學中文系的社團交換。印數如此少，您如今若是還有一冊在手，那就是珍本了。多年以後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查數據，純粹好奇用計算機檢索，竟然有一份完整《早晨》庫藏，當場傻在那裏沒動。同學如有熟人聯繫，也鼓勵寄給一些體制內的媒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人日報》都分別廣播或刊載過《早晨》的小說與詩歌。我每期都給廣州的《花城》寄，後來他們專門來了兩位編輯（羅沙和林振名），住在學生宿舍裏看文學社的稿子，挑了《流水彎彎》等一批作品走。
那年頭各省市的文學刊物雨後蘑菇似的，舊的復刊，新的創刊，稿子奇缺。體制內外的文學力量互相激盪，匯流得很快。一日，收到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大路社”寄給《早晨》主編的包裹，兩大捆，每捆一百，32開鉛印本，薄薄的小冊子，藍色封面，紙質差，校對更差，疑似哪一家縣級印刷廠匆匆忙忙乾的活。黑大的同學附有短函一封，說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新時期最最重要作品，請早晨社同學在北大校園代售，成本費每本貳角伍分。都知道報告文學的功能，向來是激發公民責任心，坐而言、起而行。李春正在上鋪擺弄某種樂器，一見來了兩大捆，一躍而下忙問老黃又有什麼活幹。梁左別的方面懶散，讀文學雜誌倒是勤快，忙把大夥兒攔住，說，前兩天才出的《人民文學》，頭條，寫一東北女的，煤炭局長，貪污那叫一個多喲，20萬元人民幣！得，平郵郵件的速度，趕不上文學界思想解放的速度。黑大的同學還在爲這事挨查呢（聽說後來還影響了畢業分配），報告文學卻已經一炮而紅，到處轉載，連獲大獎。作爲黑大同學曾經鐵肩擔道義的見證，那兩大捆就靜靜躺在我的牀鋪底下，到畢業遷出宿舍時，不知所終。大路社的同學好像也都忘了成本費的事。
又一日，《早晨》主編又收到沉甸甸的郵件，這回是上海寄來的。拆開是一大卷八開稿紙，工整小楷手抄小說三篇，篇篇題目很特別，都只有一個字：《鎖》《貓》《火》，作者是上海某廠技術員曹冠龍。小說寫得結實有力，譬如《火》這篇，說是有一年輕政治犯被槍決之後，眼睛移植給公安局長，手術很成功，拆紗布那天局長一睜眼，眼前總是一片熊熊火。附有短函一封：拙作三篇，請早晨社同學幫忙在北大校園代爲張貼，不勝感激云云。
我把小說給建功看了，他也是擊節叫好。我說，兩點：第一，這位是來歷不明的“社會人士”,不比各大學社團的同學，多少知道點根底；第二，這三篇可有點狠，比當時正挨批的《飛天》之類還厲害……建功說，是好小說不是？是咱就貼！這樣吧，別讓小字輩跟着，就咱倆貼去，出了事咱倆老傢伙兜着。建功和我同年同月生人，我比他癡長几天，在文學七七級班上，算是依齒序排爲老五老六。前礦工和前農場工，倆屬牛的，一人刷糨糊，一人順着頁碼貼了《鎖》貼《貓》再貼《火》。大清早在32樓對面牆上貼了一長溜，中午時分，就擠滿了端着飯碗讀小說的人羣。但是也沒有熱鬧幾天。不久新一期的《上海文學》，就全文刊載了《鎖》《貓》《火》三篇，而且好評如潮。若干年後，我和建功在據說跟“文化尋根”有關的那次杭州會議上，見到了小說家曹冠龍。握手道了久仰，誰也沒提北大校園貼稿子的事。
劉震雲在北大
其實，跟“社會人士”的文學交往，小字輩比老傢伙走得快多了。小剛、小聰、小楂、小平，隔三岔五，就騎車進城，到東四十條的一個大雜院，煙霧騰騰，參加《今天》雜誌的文學活動。一日，小平和小楂引了北島，到北大圖書館前的草坪，跟早晨社同學“隨意聊聊”。聊聊才知道，北島的來意非常明確。話題散開去又繞回來，老在說《今天》的詩歌最強，小說次之，評論就弱了。原來他讀了《早晨》第四期上小楂的《最初的流星》和我的評論，說，武漢最新一期的《長江文藝》，終於刊登了原先在《今天》連載的中篇小說《波動》，準備在下一期組織一組評論，請他在北京這邊也邀點稿。子平你也來一篇？好吧，來一篇就來一篇。兩天後趕了出來，交稿，北島吭哧吭哧地說，武漢那邊正在展開對《波動》的大批判哩，這稿子只能給《今天》用了。此時《今天》的生存處境也日漸艱困，我的評論後來是發在“今天文學研究資料”上，也就是說，一個非正式社團的非正式出版物上。
《早晨》呢，也沒有繼續出。多年之後同學聚會，都納悶，按說《早晨》當年的勢頭，如火如風，怎麼歸總纔出了四期呢，好像不止吧？其實，一個班級，文學的能量終歸有限，當年分流的渠道又多。成名作家的稿子，正式刊物都等着要，這邊廂哪來得及刻鋼板，那邊廂早已經上機變鉛字了。文學少男與少女們，又忙着以“早晨劇社”的名義，排演話劇《美麗的愛情》和《良心》，分別是李春和建功的本子，多才多藝如李彤、北玲、蓓佳、小平，都是領銜主演。話劇轟動，還拿了獎，李彤差點當職業演員去了。不過《早晨》悄悄地沒有再往下編，主要還是跟另外兩家刊物有關，一家順理成章吸納了早晨社的骨幹力量；另一家，卻一波三折，說起來像長篇驚險故事。先說這“順”的一家：《未名湖》。
所謂“順”，是說來頭大，來路也比較“正”。五四文學社是由北大團委領導下成立的，社長是當時團委文化部的負責人張幼華，副社長有三位之多，鄒士方（哲學系七七級）、李志紅、陳建功，還有北大黨委書記當名譽社長，朱光潛、季羨林、王瑤、章廷謙、謝冕等任顧問。來頭大的好處是可以請到許多名人來演講，但當時最吸引的是可以弄到不少“內部電影”的票，招待社員們觀摩。我和小平、小楂基本還是參與了《未名湖》的編輯活動，因而結識了不少外系的文學青年。
從前大學文科招生，分數線由高而低的順序是“文史哲政經法”（如今當然是倒了過來）。話說當年老顏本來報的是法律系，分數太高，讀法律可惜了，遂直接被取到咱文學七七級。讀了四年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得，畢業時又給分到政法部門去了。當時我安慰老顏說，至少有一門功課沒白讀，“公案小說”是也。反過來可想而知，當年很多本來報考中文系的文學天才，一不小心差幾分就讀到政經法去了。這些人的才華主要就在五四文學社裏洋溢。
《未名湖》由茅盾題寫刊名，封面由小聰找來他的中學同學徐冰設計。原來是套色分版的，我和小平、小楂看見其中黑底的一版，不約而同連說這個好這個好。您如今看到的第一期封面，就這麼黑底紅字地呈現，充分暴露了我們當年的審美偏見。很多年後我在芝加哥碰到徐冰，他還念念不忘，堅持原來的設計纔是最好。小平、小楂還負責小說組的審稿，記得她倆曾經找來七八級的劉震雲，很認真地給他的《瓜地一夜》提修改意見。害得震雲一宿沒睡，抽掉兩包煙通宵改稿。吳北玲拿來她的農友史鐵生的《沒有太陽的角落》給小說組。詩歌組的主力則有蘇力、亞丁等人。聽說五四文學社和《未名湖》都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可以說是八十年代創立的學生社團與刊物中的長壽者了。
《這一代》籌備會代表在北大合影
相形之下，我們所參與的另一家刊物就短命多了，只出了殘缺的一期。《這一代》，由中山大學《紅豆》、人大《大學生》、北大《早晨》、北京廣播學院《秋實》、北師大《初航》、西北大學《希望》、吉林大學《紅葉》、武漢大學《珞珈山》、杭州大學《揚帆》、杭州師院《我們》、南開大學《南開園》、南京大學《耕耘》、貴州大學《春泥》共十三個社團聯合創辦，1979年11月出版，16開鉛印本，108頁，定價肆角伍分。武漢大學的張樺是郭小聰的中學同學，中山大學的蘇煒是我海南島插隊的農友……總之無數的偶然碰撞，使得那一年的暑假，衆社團的代表以校徽爲記，在北大校門的石獅子前集合，然後到張樺家開那“跨校園刊物”的籌備會議。
張樺的父親是地質地理系的黨總支副書記。我第一次走過，發現未名湖北邊還有好幾個小湖，湖畔的民宅爬滿青藤，熱氣騰騰容下一屋子人。陳頌，吉大；周小兵，中大；李培禹，人大……張樺特別介紹，這位是北師大的徐曉，天安門“四五”運動坐的牢，剛放出來不太久。徐曉笑笑沒吭聲。個個一見如故，武大同學老王煮好了五斤打滷麪，邊喫邊聊。第一次主要是碰碰頭，還是花了很長時間討論刊名：《文學青年》、《大學生》等等，沒一個滿意的。
半個月之後又開了一次會，貴州大學春泥社湊錢買火車票，派兩位同學遠道趕來，我安排他們住在32樓的空鋪。這次很快商定了好幾項：刊名，《這一代》（蘇煒的提議）；季刊，創刊號由武漢大學主編（校長劉道玉已經答應借款若干），然後北大中大往下輪流；稿子由各院校推薦，主編者有權取捨無權刪改；發刊詞，唉，寫這類虛飄飄煽情的文字是我的宿命（後來已完全忘記那是我寫的，更不用說寫了些什麼了）。
推薦稿子，王小平的《夜雨瀟瀟》和上海作家曹冠龍的《火》被創刊號採用了。在三角地貼徵訂的海報，還真有很多同學來預訂。武漢的同學魄力大，開印就是一萬六千本。錢不夠，讓各院校把訂費和籌款先匯去。建功墊了一個月的工資。同時北京這邊就開始積極籌備第二期。
沒想到武漢那邊出事了，印好的，沒印好的，直接在印刷廠就被封存了。出事的原因，據說是詩輯“憤怒出詩人”裏王家新、葉鵬的詩有點太憤怒了。已經投進去7200元人民幣，換來三噸被封存的廢紙。珞珈山社衆同學一咬牙，決定：搶！殘本也要搶出來裝訂。結果每本108頁，只搶出來其中的64頁。封面是張樺、張安東和徐冰一起設計的，畫的是黑的一排柵欄，兩行彎彎曲曲的足跡。那些腳印是用拳頭蘸墨一個個摁出來的。套色的封面只印了一千，印刷廠拒絕繼續印，後面的一萬五封面都只是一張白紙，上面孤零零寫着“這一代1979年1期”幾個大紅字。
三噸重的散頁運到一家街道裝訂社裝訂，連夜分成三百包寄給各院校。李春從五道口火車站用板車拉回一千本殘本《這一代》，鉛印的雜誌，封二卻是油印的《告讀者書》，說：“由於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單位突然停印，這本學生文藝習作刊物只能這樣殘缺不全地與讀者見面了……是的，《這一代》創刊號的殘廢決不意味着這一代的殘廢！”
建功說看見這殘缺的雜誌，心都涼了，這怎麼向預訂的同學交代？“早晨社”全體出動，在三角地擺攤。李彤大字抄了那《告讀者書》，貼在大飯廳門口的牆上，以示質量問題童叟無欺。這後來被證明是最佳的廣告策略。那年頭，越是殘本越是好賣，一千本不到一天全部賣完了。據說黑市價賣到五元一本，被炒高了十倍。
北京四院校的同學既被殘本所激怒，又被殘本的銷量所激勵，決心無論如何第二期，要完整而漂亮地出一本。徐曉聯絡着，連續開了好幾次會，風聲卻越來越緊。張樺的父親和北大中文系的領導也被通報了。張樺他爸氣得直罵，都什麼年代了，還搞株連！大家終於明白，詩人憤怒也好，不憤怒也好，跨院校纔是此中關鍵。漸漸編務會也開不成了，《這一代》宣告半期而終。我那時開始跟謝冕老師寫畢業論文《從雲到火》，和詩人公劉有些書信往來。公劉信中說，十三，不是個吉利的數字。其實那時因讀了殘本，積極加入的院校社團，已經有二十多家。院校是越跨越勇呀，可是《這一代》，終歸還是失敗了。
那是一個探索的年代，英勇無畏地探索自我、探索社會，探索民族前行的歷史可能性。社會上一般印象，七七級們也如此自我認定，我們是同齡人中的幸運兒。無論之前有過多少磨難，似乎從接到錄取通知的那天起，我們的名字就習慣了與成功之類的字眼連在一起。因此，我們常常是最缺乏自我反省的一羣，常常忽略了挫敗（尤其是歷史性的失敗）纔是我們生命的組成部分，而且是那重要的部分。入學之初，因經歷了浩劫而自覺承擔的使命，因生逢其時而暗藏心底的那一腔宏願，好像，也都早已湮沒於時間的忘川。
多少年了，午夜夢迴，如今時時襲來撞擊久已沉寂的靈魂，豈不正是生命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和挫敗，那些未能實現的歷史可能性，那些被錯過的、擦肩而去的歷史瞬間？譬如說，《這一代》。
2009.5
（收錄《今天》第118期）
來源：新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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