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局：如何看待江澤民時代

江澤民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構建了“三個代表”理論，推動市場經濟改革，處理國有企業改革難題，支持加入 WTO，並且打破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增強了媒體輿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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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志安

江澤民去世了，咱們今天聊一聊長者的話題。我對江澤民的印象總體還不錯。他當年曾經接受過華萊士的採訪。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裏接受過華萊士採訪的一共只有兩個，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江澤民。後來的胡錦濤、習近平完全不敢接受西方的媒體採訪了。到習近平的時候，別說西方媒體，我看中國媒體採訪他都害怕。

所以，江澤民當時敢接受華萊士的採訪，那絕對還是挺有勇氣的。要知道當年鄧小平接受華萊士採訪的時候，第一，中美之間相對來說還是蜜月期；第二，華萊士當時採訪鄧小平的時候，時間也限制得比較短。而且說實在的，華萊士當時被鄧小平強大的氣場所震懾，沒有提特別尖銳的問題，基本上也就提了關於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問題。

然後，江澤民可不一樣。江澤民接受華萊士採訪的時候，其實正經曆“八九”之後，中美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更何況，江澤民他自己也知道，華萊士採訪他的時候一定會問非常尖銳的問題，但他也接受了。採訪過程中華萊士指著他說：“有人說你是個獨裁者。”江澤民還能談笑風生。在共產黨國家領導人裏頭能夠做到這一步的，我個人覺得，如果不是絕無僅有的話，也是非常少的。

“一個人的命運啊，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我絕對不知道我作為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把我選到北京去了。所以鄧小平同志同我講話，說‘中央都決定了，你來當總書記’。我說另請高明吧，我實在也不是謙虛。我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到北京來了呢？但是小平同志講‘大家已經研究決定了’。後來我念了兩首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所以我就到了北京。”

“到北京我是幹了這十幾年也沒有別的，大概三件事。一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把鄧小平的理論列入了黨章；第三個就是‘三個代表’。如果說還有一點成績，就是軍隊一律不得經商，這個對軍隊的命運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後來又幹了一年零 8 個月的，等於說我在部隊幹了 15 年軍委主席。還有 98 年的抗洪也是很大的，但這些都是次要的，我主要的是三件事。很慚愧，就做了一點微小的工作，謝謝大家。”

江澤民人已經去了，今天我就來講一講，江澤民主政十幾年的時間，他對中國社會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三個代表”理論的構建。共產黨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核心是“階級鬥爭”。所謂“階級鬥爭”是把共產黨看作是一個革命黨，那麼革命黨裏面就講工人階級是先鋒隊，農民、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要麼是同盟軍，要麼是階級敵人，需要鬥爭。在這裏頭其實只有工人是最純潔的。

那麼這個革命理論就帶來一個問題，它就把整個社會分成了不同的社會階層之後拼命地搞政治運動，甚至在自己內部天天搞純化的政治運動，一直要越來越純潔，純潔的過程中間就是看誰都不順眼。那麼這個實際上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這個社會把社會精英排除到了執政體系之外。

在任何一個社會，其實知識份子都是社會最寶貴的財富，但是在共產黨早期的這些理論中，這知識份子是臭老九，是屬於被改造的對象。毛澤東頂多說老九不能走嘛，那你這個身份先天就比工人和農民都要低。他把你規定的比工人還要低，你在這個社會中還能發揮什麼作用呢？

於是，你想想，這個社會如果都是用文盲、無產者去領導，而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變成了被批鬥、被改造的對象，那這社會可不就是反智嗎？所以，老毛的這一套理論，就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這套理論整體來講是革命的理論。

但是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其實鄧小平是把老毛那一套推翻了，但鄧小平實際上沒有一整套意識形態。你去看鄧小平的理論，基本上是比較零散的。我看鄧小平的很多文章，我有看《論語》的感覺，就是他的很多話就一句話，這一句話你聽起來很有道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不討論姓社姓資的問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等。這些話都比較零散，它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

他只是覺得老毛做得不對，我現在也想不清楚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我們就先幹。所以鄧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但是作為這麼大一個國家的執政黨要往前走，肯定需要一個意識形態的。所以說，鄧實際上對毛是完成了一個“破”，但是在“立”的過程中間沒有一個完整的體系。

江上臺之後，實際上是在王滬寧的幫助下重新構建了一套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就被稱之為“三個代表”。所謂“三個代表”，實際上就是把共產黨由革命黨變成了執政黨。它其實核心講的就是，共產黨不再是所謂的“工人階級先鋒隊”了，所有“這些人”都是我們共產黨代表的。共產黨永遠代表最先進的文化，代表最先進的思想、最先進的生產力。全社會各個階層，包括知識份子、農民、工人，甚至包括資本家都是我要代表的一部分。

那你想想，這個體系跟老毛那個體系就完全不同了。我在鄧那期節目裏曾經講過，按照鄧的改造方式，共產黨其實已經不再是共產黨了，它在逐漸地被改成類似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只有一個區別，就是它還是一黨專政。假如說它要是搞政黨輪替，就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講，它已經不講實現“共產主義”了，它也不講階級鬥爭了。馬克思列寧的那一套“共產主義”的理論核心已經被他們放棄了。

但是真正被他們徹底拋棄的時間，實際上是在江的“三個代表”理論構建完成之後，才形成了新的理論體系。應該說這個理論體系是非常重要的，它構建了共產黨從一個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它也可以讓普通老百姓從一個執政黨的角度去審視共產黨。於是才可以搞輿論監督、黨外批評。

你想革命黨允許你批評嗎？革命黨不允許你批評，你批評革命黨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是與人民為敵、與革命為敵。但是當你由一個革命黨變成了一個執政黨，你執政本身的合法性何在呢？你要麼是經濟發展，要麼是你執政的方式正確，如果你這些做不到，老百姓就可以批評甚至要求你改正。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個人覺得江完成的“三個代表”的理論體系，是他任期內在意識形態領域內最大的貢獻，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應該說在江執政的那十幾年的時間裏，是完成了中國的改革的“深水區”。大家都知道，中國改革是從共產黨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改革，這個改革實際在整個共產黨國家裏沒有成功的先例。大家都知道，俄羅斯採取的是“脆性瓦解”的方式，一夜之間共產黨的體系就不存在了，然後通過“休克療法”的方式給大家發"私有化券"，然後國有體系就崩潰了。但其實代價挺大的，因為通貨膨脹高了 10 萬倍，這個國家過去每一個人積累的社會財富都不見了，最後形成了“寡頭經濟”，普通的老百姓和這些寡頭之間貧富差距也挺大的，最終經濟發展實際上也沒有那麼顯著。其他國家更是沒有什麼先例可循。

共產黨從“計劃經濟”國家裏要轉型到“市場經濟”國家裏，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地方，其中最大的技術問題就是國有企業怎麼處理。當時在中國，這些國有企業首先是競爭力不行了，確確實實不行了，但另外一方面，共產黨過去對這些國有企業的員工是有承諾的。這個承諾實際上是國家承諾要養他們，你也不能隨隨便便就把他們解雇了。所以在江時代，實際上他解決的改革的“深水區”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打破了“鐵飯碗”，把國有企業這種“你進了單位你就進了保險箱”的用工制度給改革了。於是就通過下崗的方式把這些沒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推向了市場：你要麼破產，要麼就獲得新生。我父親當時那個企業，實際上就在“下崗潮”的改革過程中間近乎於破產了，其實就是因為它沒有競爭力了嘛。

但是這個對於那個時代的人，對於那個轉型時期的人，應該說是有陣痛的。那個下崗時代，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建構起來，所以很多下崗的家庭是非常悲慘的。朱鎔基事後在他自己的回憶錄裏頭也曾經講過，但是這個改革當時是必須邁過去的。如果不邁過去的話，中國改革沒有出路。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價格雙軌制。一開始中國的價格改革實際上是實行兩套價格體系：一套是計畫內的，一套是計畫外的。那麼這兩套體系的價格差就形成了很多腐敗的源泉。很多人通過這種批條子、走關係，可以在價格內拿到的各種商品，按照計畫外一賣就可以賺很多錢。所謂“官倒 官倒”，當年指的就是這個，就是通過權力就可以利用價格差來實現超額收益。

最終朱鎔基主導的改革就把這個價格雙軌制給取消了。價格雙軌制取消之後，當年曾經也帶來過巨大的陣痛：巨大的通貨膨脹以及人民幣跟美元之間匯率的大幅貶值。當時有五年、八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的經濟確實是挺艱難的。但是熬過去之後，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確實是給後來的整個經濟改革創造了條件，也就闖過了“深水區”。

我個人覺得江澤民和朱鎔基時代是中國改革最難的地方，都是在這個區域裏頭完成的。當然最終水到渠成，實際上是加入了 WTO。中國的經濟真正騰飛是從中國加入 WTO 開始的。

當年因為中美關係不是特別好嘛，每年都在討論最惠國待遇問題。我還記得龍永圖跟美國談判加入 WTO 的時候，當時談判的那些內容總是媒體報導的一個熱點。最終加入 WTO 的時候，全國人民都非常非常興奮。應該說，那也是宣佈中國開始融入整個世界的開始。實際上，中國真正的經濟騰飛是從加入 WTO 開始的。

“我們敬愛的江澤民同志特地來看望大家。”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江澤民同志為我們做重要講話。”

“今天來同大家見面，我感覺到非常高興，講三句話。第一，衷心感謝接受了我的辭呈。第二，衷心感謝…….”

第三個方面，我覺得他最了不起的是“到點下車”。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國家實行的全是終身制，全世界哪個國家共產黨都是一樣的，沒有例外。鄧小平上臺之後充分意識到老毛搞的這套領導幹部終身制不行，而且他們這一代的共產黨領導人受老毛家長制的影響苦不堪言。所以，最終鄧小平下決心打破領導幹部終身制。

雖然他打破了終身制，但是鄧本人沒有受任期制的限制。他用胡耀邦和趙紫陽，但鄧生前實際上沒有踐行這個，因為胡和趙都是在非正常的情況下下臺的。江本人實際上也不是他欽點的。所以，江實際上在他退休的時候，也就是 2002 年的時候，其實鄧已經去世了。

所以那個時候江能夠完成這個權力的交替，差不多是整個共產黨國家裏面的唯一一次，也是唯一一個。我們說句心裏話，那個時候他真不退，其他的人也對他沒什麼辦法。

但是江“到點就下車”，把位置讓給了胡錦濤，算是完成了整個共產黨國家裏按照任期制權力轉移的第一次，這個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又是“修憲”，又是“往回搞”，你才知道當時這麼搞的彌足珍貴。

那你想想，因為他實際上是開創了一個先例嘛，這個先例就是“一個領導人只幹 10 年，幹完 10 年之後就退休”。雖然保留總書記的待遇，但是不再干預繼任者的施政方針決策。江當時退休的時候還保留了一年多的軍委主席，留了個小尾巴，跟他們說叫“扶上馬送一程”。

但總體而言，實際上他對胡錦濤的那 10 年沒有太多的干預。所以這個我個人覺得那應該說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你放眼看整個東亞地區，我覺得江澤民那個時代有點像臺灣的小蔣時代。為什麼這麼講呢？就是說那個時候雖然說經濟比較落後，但是全社會每一個社會階層都在不斷地改善，經濟在不斷地發展，然後每個人的境遇也在不斷地提高不斷地改善。

法律也在完善，社會也在開放。從我們媒體的角度來講，也正是那個時代誕生了平面媒體的南方系《南方週末》，然後電視裏頭的《焦點訪談》和《東方時空》。所以那是一個比較蓬勃發展的時代。雖然說政治體制改革因為 89 年確實基本上中斷了，但是整個社會的市場化、法治化的進程沒有中斷，那也是當時中國發展的黃金時期。

那從我們媒體角度來講應該也是如此。我過去講過，朱鎔基、江澤民本人對輿論監督的作用都是充分肯定。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就當年我們《焦點訪談》曾經做過雲南省一個鎮長逼 S 過鎮上一個開飯店的人的節目。《焦點訪談》做了這期節目播出之後，江澤民看完之後馬上打電話叫雲南省委書記，讓他第二天早上趕到中南海。

這省委書記第二天一大早就趕到了中南海。到了中南海之後，江澤民對他一通臭罵，就說你們是什麼東西，你看你們底下這些官員是官員還是土匪。這個省委書記，江澤民罵他其實也不敢接茬。出來之後他就找到中央電視臺當時台長趙化勇，然後他就跟趙化勇說：“我不是說你們不該報這件事情，但實際上這個鎮長我們已經處理了。你們在節目中間應該把這個話給說出來，我在總書記面前其實也不敢解釋。”

通過這個細節你就知道，當年的朱鎔基和江澤民對整個媒體對他們政權的監督，實際上是相當開放的態度。實際上大家可以看，江澤民其實在外國記者面前的表現，到國外去出訪時那些表現，我個人覺得其實他對西方社會裏的言論自由，包括這種對媒體第四種權力的監督，他是有很大程度認可的。

他當年在哈佛大學演講的時候，有一個人問他，他說：“江澤民先生，你現在在這裏演講場外就有人抗議你怎麼看？”他說：“我現在知道他們在抗議，但是我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我自己說話的聲音說得更大，這樣你們才能聽得到。”

你想想，那樣一個開放的時代確確實實還是蠻令人緬懷的。每一個社會階層的人都幾乎能夠覺得生活、前途有希望。

第二，就是因為現在此時此刻我們現在經歷的一切太令人絕望。有人經常講，“就怕貨比貨，人比人”。用現在的這個時代去跟江澤民時代相比，你別說江澤民真挺了不起的。

“為燦爛的傳統文化而自豪。”

“我們也還要與時俱進。”

“應該吹奏起新世紀的號角。”

“讓我們創造出更好的文化的果實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