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書刊發了邵鵬評《革命時代》一文（見附文）。
聽過幾次Zakaria的關於這本書的訪談，沒看過他的這本書。根據訪談以及雜誌的介紹，覺得邵鵬的解讀可能加入了過多的私貨。
根據Policy Magazine等雜誌的介紹，Zakaria書中主要談到了下面一些問題：
在《革命時代》（Age of Revolutions：Progress and Backlash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一書中，Fareed Zakaria 探討了自1600年至今塑造世界的重大變革，關注歷史和當代的變化。他認爲，儘管經歷了不斷的進步和反彈，過去400年中最深刻的變化之一是自由民主的興起。Zakaria 從16和17世紀荷蘭的進步開始，經過英國的工業革命，直到19和20世紀美國的工業化。這些革命中的每一個都從根本上重構了各自的社會，政治改革和女性解放是其中顯著的成就（Kirkus Reviews）（Policy Magazine）。
在當代背景下，Zakaria 認爲我們正經歷另一場革命時代，由全球化、技術創新和文化變化推動。然而，這種快速變化往往會引發反彈，因爲傳統價值觀和社區結構受到衝擊。他討論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連接性和孤獨感的影響，以及移民在現代民粹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作用。
Zakaria 還強調了漸進、有機變化的重要性，而不是從上而下強加激進的改革。他建議了加強家庭、社區和國家紐帶的政策，如免費學前教育、補貼托兒服務、當地社區中心和國家服務計劃。他的分析旨在爲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個深思熟慮的背景，以考慮其決策的更廣泛影響。
以上是兩家雜誌的評論，在Zakaria的訪談中，他還明確表達了對於中共專制的批判。我覺得總起來講，與邵鵬的解讀相差較大。Zakaria的思想基本上是中間偏右，他是穆斯林，但並不是那種印度伊斯蘭極端分子。（印度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是歐美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的主要構成部分，不是如人們想象的是阿拉伯伊斯蘭極端分子構成在歐美的伊斯蘭極端分子。）
作者投稿
附：新京報書評《革命時代》
美國社會的十字路口：當極化政治遭遇科技大爆炸
（邵鵬：新京報書評週刊 2024年07月07日 19:40 北京）
民粹主義的憤怒、意識形態的分裂、經濟和技術的衝擊、地緣政治的危險以及充滿災難性風險的國際體系，21世紀的頭二十年可能是現代歷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時期之一。然而，這不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這些歷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時代是如何開始的？它們又是如何結束的？
知名美國印度裔記者、學者和作家法裏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革命的時代：從1600年到今天的進與退》（Age of Revolutions：Progress and Backlash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中回答了這些問題，這本今年4月出版的新書受到了廣泛好評，並且很快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法裏德是第一代移民，出生於印度孟買的一個穆斯林家庭，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母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其父在倫敦大學獲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母親則從事媒體工作。法裏德後來在耶魯和哈佛大學完成了本科與研究生階段的教育，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
受家庭及環境的影響，法裏德很小就開始對各種政治、社會議題有自己的思考。尚在哈佛攻讀博士時，他就曾經被時任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託尼·雷克邀請去爲高級官員講解他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內容。本來可以成爲一位全職學者的法裏德在學業完成後一直在傳媒行業工作。現在他是《時代》雜誌主編，並且在有線電視網主持頗受關注的電視節目。之前他還在美國廣播公司主持過節目，並且一度擔任《外交事務》雜誌的執行主編。法裏德曾經長期爲各大報章撰寫時事評論文章，並且出版了數本在美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影響的書籍。美國前國務卿賴斯稱他爲“熟知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人”。而前總統奧巴馬則曾隨身攜帶他的書《後美國時代》。
法裏德的這本新書梳理了自十七世紀以來在人類歷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幾次變革，包括在荷蘭發生的第一次自由主義革命，以及發生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他花費了大量筆墨，細緻分析了美國從建國開始，其社會和政治生態如何一步一步發展到當下的狀態。法裏德還對當下的美國社會所處的變革進行了自己的分析和解讀。
從某種意義上說，法裏德或許是近距離觀察和分析美國的一個具有非常獨特優勢的知識分子：接受過良好教育和學術訓練，但出身於非基督教背景，又是第一代移民。既具備了分析評判的技能，又可以以一種成長於美國“主流”人羣之外的外來者身份，清醒地做出觀察和分析。而長期從事傳媒的工作，必須持續保持高頻率、大信息量的輸出，讓他與學院派的知識分子相比，具有更爲現實的視野，更“接地氣”。
筆者認爲《革命的時代》這本書對於中文讀者最大的益處，就在於作者對今日美國社會政治生態、思潮的來龍去脈的細緻梳理。我們熟知文獻及流行文化中，人們對美國的一些溢美之詞，比如“山巔之城”，“民主燈塔”之類的稱謂。但這些似乎與我們所看到的今日美國所流行的觀念有不小的距離。人們看到族羣間的尖銳衝突、大街上的流浪漢，又或者是民粹主義的政客在媒體上大放厥詞，會至少對那些精緻的政治理念多少產生些懷疑。在整個西方世界高度世俗化的今天，這些具有濃厚的基督教新教色彩的理念，與美國的現實究竟有多少距離？這些理念，與後來美國社會左與右的政治分野，有多少關聯？今天，左右之爭是否還是社會思潮的主旋律？這些都能在書中找到答案。
撰文 | 邵鵬
1. 真正的美國革命
說到當代美國曆史，當然都要從美國獨立戰爭，或者美國革命講起。但法裏德認爲，無論美國獨立戰爭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其實在它前後，美國普通人的生活方面沒有太多實質性的變化。雖然稅收的正當性、國家名義上的君主及政治架構發生了變化，但人們的宗教信仰、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生活都大致因襲了下來。這個依然以農耕爲主的國家裏，人們重視家庭、倫理的觀念和清教徒信仰這些生活元素都一以貫之地延續了下來。政治層面上，在獨立之前英國所擁有的北美殖民地其實已經在政治上獲得了相當高的自主權。地方政府機構、法律法規等等都由殖民地居民自己通過適當的方式自決。
1828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這一天，這個國家的第一條鐵路——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奠基。當時唯一一位尚在世的《獨立宣言》簽署者、曾任國會參議員查爾斯·卡羅爾（Charls Caroll）以九十一歲高齡親自參與了慶典。他自己回憶說，一生中所經歷的這兩件重要的事件（簽署《獨立宣言》及鐵路的建造），都對美利堅合衆國影響巨大。但他不知道哪一件意義更爲久遠——“或許是第二件” ，他寫道。對於美國和世界的塑造，鐵路的建造的確更具有深遠的影響。這標誌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端。從此美國的工業化進程一發不可收。二十世紀初葉的全盛時期，美國的鐵路總里程加在一起可以繞地球十圈，達到四十萬公里之多。
《革命的時代：從1600年到今天的進與退》（Age of Revolutions：Progress and Backlash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英文版書封。
著名的政治學者、哈佛大學教授、《文明的衝突》的作者塞彌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就持類似的觀點，認爲美國的獨立戰爭算不上什麼“革命”。法裏德和亨廷頓都認爲美國真正的革命是19世紀到20世紀的工業革命。世界不同角落的地方，對於美國的認知，最初也來自於它強大的工業基礎和較高的工業發展水平。大概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開始，人們開始接觸美國生產的從汽車、飛機，到鐘錶、食品這樣的工業產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先進的武器裝備，再後來像是登月這樣的創舉，都展示了美國雄厚的科學技術實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首先就建立在它的工業基礎之上。
美國的工業化是如何從一個農業社會開始、並且興起的？簡單地說，它步英國的後塵，通過抄襲、剽竊、挖牆腳，加上源源不斷的新移民帶來的廉價勞工。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美國的工廠主就開始“有組織、有預謀”地從大西洋的另一邊吸引從技術工人到企業管理者來美國工作。美國人的猖狂的做法讓英國不得不採取限制技術工人和知識產權出國的措施。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曾看到自己的書籍被盜版後在美國大賣，大爲光火。有這種經歷的作家，肯定不止他一個。1791年，美國政府甚至支付了48美元給一名英國紡織工人，以竊取英國更爲先進的紡織技術。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地區著名的商人弗朗西斯·洛爾，親自跑到英國參觀，然後憑藉着記憶在波士頓北部地區原樣建立了自己的紡織企業。同時，爲了保護自己的工業，美國也給進口商品施加高額的保護性關稅。
不過情況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慢慢發生變化。美國的企業開始具有更好的創新能力，並且趕超英國。早在1807年，羅伯特·福田（Robert Fulton）就開始在紐約的哈德遜河上開始經營使用蒸汽船隻的水上運輸生意。這條河也就是胡適博士曾經坐輪船遊覽、並在詩句 “四百里的赫貞江， 從容的流下紐約灣， 恰像我的少年歲月， 一去了永不回”中提到的那條河。沿岸的城市，包括這首詩的題目《從奧爾巴尼到紐約》中提到的奧爾巴尼（今天仍是紐約州首府），都是那時開始靠着水運興盛起來。美國的發明家們也開始爲自己的想法申請專利權。摩爾斯在1844年實現了長距離電報信號的傳輸。1846年，馬薩諸塞的利亞斯·豪（Elias Howe）獲得了現代意義上的縫紉機的專利。不過到這時候爲止，這些創新還都是基於對肇始於英國的技術的改進。
但是，此後美國人就走在了前面。
十九世紀中葉，這個國家迎來了內戰。但是和多數大規模戰爭一樣，美國內戰雖然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給無數人造成了創傷，但它也在客觀上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社會許多方面的進步。時任美國總統林肯利用南方各州在華盛頓沒有代表的機會，通過了許多政府主導、投資的大規模基礎建設項目——比如橫貫美國的鐵路。最終，林肯的大規模投資，加上移民的西進、新移民的到來，讓美國進入迅速現代化的軌道。
十九世紀末——也就是英國鼎盛的維多利亞時代，美國進入後世常稱爲“鍍金時代”的時期，工業化持續進行，財富也隨之持續增長。有統計稱在1860年時，英國的大多數家庭裏，都用上了美國產的鐘表。美國的工業產品價格實在太便宜，以至於英國控訴美國傾銷工業產品。到了1880年，美國的鋼鐵產量就超過了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則在1916年首度超越了英國。更爲驚人的是，從美國建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35年間，這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3.9%的速度持續增長。以複利計算，增長達到驚人的175倍。這個長時間持續增長的紀錄，至今沒有被任何一個經濟體打破。過去三四十年間開始發力的中國和印度，能否打破這一紀錄，我們拭目以待。
工業的發展，隨之帶來了整個國家面貌的改變——不僅是表面，也包括深層次的變革。美國工業化起步時所依賴的抄襲、偷竊知識產權，慢慢被自身產生的強大創新能力所取代。執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史學家布萊德·德隆（Brad Delong）曾說到，1870年以後，西歐與北美的創新能力進入一個新的高度。美國發明瞭“發明”這個概念本身。工業界出現了進行應用研究的實驗室這樣的機構。而創新，也不僅僅侷限於紡織、鐵路行業。
城市化進程迅猛發展。1870年到1920年，城市化人口從25%翻了一番。美國最大的城市紐約，人口從1850年代的60萬猛增到1900年的350萬。今天美國中產住進城市郊區，則是更後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生產和生活方式變化的結果了。二十世紀初葉的美國，開始出現了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城市中富裕人口與貧困人羣的差異。
由於工業化的迅猛發展，美國人普遍擁抱了自由市場的理念。從那時候開始，美國兩黨政治的核心，始終是如何處理對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理解。
在一個如此迅速發展的時代，貧窮和弱勢，似乎看起來理所當然是由於懶惰和不勞動造成的，又或者他們本身的缺陷決定了他們就應該被社會淘汰。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那時是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意識。貧富差距，工人生活環境的惡劣，雖然導致了許多以罷工爲主要形式的抗爭，但美國始終都沒有能掀起像歐洲那樣的工人運動，也沒有能夠產生出歐洲那樣的工黨。社會主義思潮雖然在知識分子中傳播，但遠沒有達到歐洲的規模和影響力。在歐洲，到1871年隨着巴黎公社短暫地控制了法國首都巴黎，社會主義政黨橫掃了整個大陸。新生的民族國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力如此巨大以至於影響了鐵血宰相俾斯麥的許多政策走向，偏向左傾。這些在美國都沒有發生。
但那時候的美國，與我們今天以及過去半個世紀中看到的，依然十分不同。
2. 現代美國初現
在二十世紀的初葉，所謂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美國轟轟烈烈地上演。洛克菲勒的石油公司見證了石油取代傳統的煤炭，成爲工業的血液。而在交通方式上，汽車開始取代在上一輪變革中取代了水運的鐵路運輸。如果說上一次工業革命的時候，美國還處在英國的陰影之下，那這一次變革中，美國則完全佔了上風——在工業生產的創新方面，美國已經完全走在了前面。福特公司在生產上採用的生產線、可以在不同產品間替換使用的配件這些理念被人們冠以“福特主義”的稱呼。工人們在生產線上以最快的速度裝配產品，生產的設備也越來越複雜，這些創新的生產理念成爲日後席捲全球的工業標準。這時候城市的面貌也開始發生變化，高速公路連接的城市網絡開始初現雛形。技術的進步讓人們的生活變得異常的便利、迅速，人們的活動空間也變得更大。自由市場讓每個人都覺得工業變革如此奇妙。這時候質疑自由市場無疑是非常另類的。
共和黨這時開始將自由市場當作自己的信條。凱文·柯立芝總統把對自由市場的“無爲而治”推到極致。他在政治治理中極爲“低調”，信奉“最好的政府就是什麼都不管的政府”。他是清教徒式傳統工作倫理的堅定信徒，認爲每個人的成功取決於自己的努力工作。有句著名的話：美國人民的事情，就是做生意（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就是出自柯立芝之口。他生逢其時，在美國工業爆炸式增長的過程中，什麼都不做，也可以目睹這一奇蹟的發生。以至於他去世後，有位諷刺作家多蘿西·帕克（Dorothy Parker）辛辣地說：“人們是怎麼發現（他死去）的？”
與此同時的紐約，政治的天平被推向另一個極端。阿爾·史密斯（Al Smith），時任紐約州的民主黨州長，正利用自己權力，爲日後的民主黨的前進方向提供了參考。他說服選民，通過了一億美元的項目，大刀闊斧地對許多項目進行改革，從基建項目，到提高勞工收入。西奧多·羅斯福的遠方表親富蘭克林·羅斯福，是史密斯州長在聯邦層面上的翻版。事實上他採取的許多政策，都源自紐約州的實驗。羅斯福總統宣稱自己爲處在經濟金字塔底層的民衆而戰鬥，贏得了巨大的支持。在某種意義上說，民主黨開始出現一些歐洲的社會民主政黨的特徵——開始鼓吹有監管規範的市場經濟、勞動福利以及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當然，民主黨無論在論調的強度還是措施上，都比歐洲的政黨要弱化很多。
柯立芝總統的繼任者，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曾做過商務部長。他支持勞工，並且鼓勵政府與商界的合作。作爲共和黨人，他認爲政府應該積極幫助經濟繁榮，而不是任由市場自己發展而放任不管。胡佛曾經表示：資本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本家本身，他們太過貪婪！這種表述十分微妙地體現了胡佛的觀點。但胡佛終歸是共和黨人，他的上述言論，並不代表他痛恨資本主義本身。相反，在大蕭條時期，胡佛也採用了放任政策。
但是大蕭條所帶來的巨大痛苦，讓共和黨人的放任政策顯得過於消極，而缺少成效。於是，在由共和黨把持白宮長達數十年，經歷了十三任總統之後（期間民主黨人僅有三任），民主黨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大蕭條中於1933年高票當選爲第三十二任總統，並且牢牢控制了參議院和衆議院。羅斯福並沒有很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他的政策選擇完全是爲了幫助需要幫助的生活底層，解決當時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但是客觀上說，他的做法打破了美國政壇之前對於“自由市場”的近乎盲目的信仰，開始讓政府在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中變得更爲活躍。
羅斯福第一個任期的政策在很多左派人士看來依然不夠，沒有辦法解決生活問題的根源。在第二個任期，羅斯福自己也開始變得更加大刀闊斧起來。他曾經在第二個任期的第二年，在國會演講中說：“社會正義，不再遙遠……而變成了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在1935年，他簽署了《社會福利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正式稱爲法律，奠定了美國的“福利國家”的基礎。
民主黨至此完成了一次變革。在羅斯福之前的民主黨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格洛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如果看到羅斯福時代的民主黨，一定會大喫一驚。羅斯福的“新政”，本來只是爲了解決大蕭條時期的具體問題，但最終，它讓民主黨進入了一個新的意識形態的時代：從完全自由市場的批評者，變成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某種意義上的另類翻版，或者是近親。當然，它極具美國特色，依然與歐洲的政黨有很大差別。即便是推行福利政策，它也並沒有完全採用依賴國家行政命令推行福利項目的方式，而是更多的依賴市場本身的工具。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無論政治家如何努力，美國這個系統都無法完全接受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系統，而選擇由僱主承擔責任的醫療保險。美國人的底層邏輯之一是：工作的人，纔有權自己賺得醫療的保障。
在恐懼情緒蔓延時，羅斯福總統四次發表“爐邊談話”，鼓舞美國民衆士氣。
可以說，美國在此時，完成了政治力量生態的“現代化”。從那以後的一個世紀中，左與右的傾向，就一直是美國政治中主要的兩個陣營。這兩個發端於法國大革命及英國議會的概念，更多的通過美國爲人所知。這種對立在冷戰時期達到頂峯。
法裏德在書中並未提及這一點，但筆者認爲，美國國家社會保障系統的建立，標誌着這個以自由市場爲底色的國家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過失理念的拋棄，無疑是社會的巨大進步。這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於更爲傳統的西方社會價值觀的復興。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在英國工業革命興起的時候，呼籲保留更早時代、建立新的福利制度體系的恰恰是英國的保守主義者。而當時靠勞動賺取工資、獲得了生活狀況改善的勞工階層則反對這樣做，因爲他們中許多人相信，貧窮意味着懶惰。《當下的啓蒙》一書中，該書作者、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教授就曾經提到，如果把所有的社會保障機制——包括僱主提供的福利考慮在內，美國在發達經濟體中其實是可以躋身前列的。這與一些人眼中，美國是“非福利國家”的看法，並不相同。
3. 當代美國的社會極化
美國兩黨政治在二十世紀末迎來了新的形態。1992年，年輕的阿肯色州人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入主白宮。作爲一個民主黨人，他上任之初指定了一系列的“激進”的施政計劃。這就包括試圖在美國推行全民醫療保險的“希拉里健康法案”。但到了中期選舉的時候，他兩年間雄心勃勃的努力讓民主黨遭遇了慘敗，導致共和黨控制了國會的參議兩院。情急之下，克林頓祕密找來了迪克·莫里斯（Richard Sameul Morris）擔任諮詢顧問，解決當時的困境。迪克在比爾尚在阿肯色州的時候，就曾經擔任其競選顧問。他是一位政治評論家，職業競選經理人，也是一位對政治遊戲爛熟於胸的操盤手。在迪克的具體建議下，克林頓開始採取一種介於共和黨自由放任和民主黨大政府的理念中間的道路。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執政期間既對一些工業放鬆了監管，提高了福利項目的門檻，但也一直沒有放棄政府在經濟中的積極作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最貧窮的一部分人的境遇得到大幅度提升。
實際上克林頓代表的是自1970年代尼克松總統被迫因水門事件下臺之後，開始出現的民主黨內持溫和的“第三條道路”理念的一個羣體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新民主黨”人。這一羣體一直活躍到2010年代。
時間來到2016年，在那一年的總統選舉中，以“激進”施政綱領爲賣點的無黨派聯邦參議員、總統候選人伯納德·桑德斯受到比以往更多的關注。與此呼應，民主黨出現了更爲左傾的傾向。可以說，2016年的總統大選，預示着更爲分裂和極化的美國社會的出現。
而這種狀況，包括更爲激烈的“黨爭”，其實在1990年代就已經埋下了伏筆。在克林頓通過中間道路策略獲得巨大勝利時，共和黨不得不對自己的策略進行調整，以化解對方的招數。在1994年對本黨的一份備忘錄中，紐特·金裏奇（Newton Gingrich）呼籲用以下這些詞彙描述對手：背叛、離奇、毀滅、貪婪、謊言、自私、羞愧、病態、偷竊……金裏奇是當時共和黨黨魁。他指責克林頓的所謂“新民主黨人”的標籤名不副實，實際上他是極端左派分子、精英、以及一個與美國民衆完全脫節的、沒有道德的精英分子。金裏奇掀起了對克林頓著名的萊文斯基一案的彈劾——雖然他自己後來被揭出也存在婚外情，並且因此聲譽大跌——並且領導共和黨在1994年的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取得了參衆兩院多數席位。金裏奇將兩代極端保守主義者帶進國會，並且直接導致了兩次政府停擺。
從此刻開始，兩黨黨爭的極端化時代慢慢拉開帷幕。金裏奇所使用的那些極具煽動性的詞語、論調，今天人們已經在各種媒體上司空見慣了。
但是金裏奇和共和黨也爲此付出了代價。在1990年代末期，多數美國人還是無法全然接受這種極端化的黨爭的——雖然歷史上出現過非常醜陋的政黨爭鬥，但畢竟時代隨着國力增強，民衆教育的普及，人們更希望體面的政治生活。當克林頓離開白宮時，他獲得了有記錄以來最高的離任總統支持率。當繼任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入主白宮後，他的政策被人們稱爲“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意味着更爲溫和的、與此前的共和黨同僚們有所區別的立場。它的核心要素是，採用保守主義的方法，增進民衆福祉，或者國家的福利政策。
然而這種溫和，畢竟沒有能夠抵擋住整個社會的變化所帶來的大趨勢——社會的撕裂和價值觀更爲激烈的衝突。
4. 身份政治和部落主義的桎梏
人類社會從未有像過去200年間這樣經歷爆炸式的發展。雖然至今在地球上的一些地方，生存依然是問題，但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發達國家經濟體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衣食住行不再是多數人需要擔憂的問題。作者在書中談及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於1940年代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在最底層的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後，人們就會追求社交、尊重和自我滿足的需求。如果說二十世紀以前，西方世界主要是着眼於物質需求的話，那麼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美國可以說進入了一種“後物質主義”的時代。“前物質主義”時期的左、右的政治理念之爭主要着眼於對於社會經濟生活的關注。那麼它之後，人們自然就會更多地關注頭腦中的理念。而這一變化中的產物的身份政治，不幸地成爲美國社會分裂的罪魁禍首之一。
中文有：“物以類聚，人以羣分”的說法。這一點在美國曆史上似乎格外真實。美國作爲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所謂“階級鬥爭”在社會上並不是十分突出的矛盾。這也是前文所述的有大規模影響力的工黨沒有出現的原因之一。但種族問題、族羣問題，則一直是美國社會生活中最大的潛在分裂基因。
部落主義（tribalism），無疑是今天美國最大的危機之一。處於政治光譜中不同位置的人們頭腦中的觀念，被割裂並極端化。作者在書中列舉了許多令人喫驚的數據。在1990年代，認爲新移民會讓美國更爲強大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本黨內的比例基本持平，各爲32%和30%。可以說旗鼓相當。但這個數據在2017年，變成了84%比30%。民主黨的對立面共和黨，對於民粹主義的總統川普的支持率，在其任職期間從未跌到過七成以下。
法裏德認爲，美國今天的基本狀況是：政治光譜中偏左的人羣佔據文化上的優勢，但試圖尋求使用政治權力推行自己的理念；而偏右的人羣，則渴望在文化上佔據更多的主導權。他們眼中天然左傾的大學校園、知識分子羣體、媒體、好萊塢，都代表了激進的、破壞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意識形態。
5. 第三次工業革命與AI時代的更大挑戰
第一次工業革命興起於英國。美國引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成就了人類高速的發展。今天人們把互聯網和計算機技術興起爲代表的新的變革，也就是信息化時代的形成，稱爲第三次工業革命。作者法裏德認爲，與第一次和第二次中物質層面、交通便利性大大得到改善不同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讓信息的流通、知識分享、信息處理能力都迅猛發展，因此對於我們的精神世界，比如心理狀態、思維方式、甚至心理健康的影響更大、更直接。
互聯網的普及，實際上製造了更小的精神共同體。諷刺的是，原本被認爲可以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的互聯網，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的分裂。美國社會自國家建立之日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種民間自願組成的各種組織，來實現互助、經濟合作以及慈善工作。但是互聯網興起之後，人們開始對自己社區存在的正如扶輪社、教會、體育組織失去興趣。一個顯而易見的新現象是，許多人搬進某個社區，可以對本社區的情況一無所知，而在網絡上獲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信息：求職、看病、社交等等。許多人說不出自己生活所在地的有影響力的人物，而對網絡紅人如數家珍。對本地社區發生的事情鮮有過問，但對全國性的、世界性的新聞則密切關注，或者被動關注。
試圖把人們聯結得更爲緊密的信息化，實際上造成了人們對於地域差異解讀的變化。有一個從2016年總統大選開始流行的詞彙：沿海精英（coastal elites）。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東、西海岸，成長在優渥家境裏，接受了良好教育，又在東西海岸的都市羣進行專業工作的人們。與此對照的，就是在傳統制造業衰落、轉移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後，生活在廣大中西部地區的人們。《鄉下人的悲歌》一書，以及由它改編的電影裏，描述的就是這種差異的極端案例。資金、資源都在向海岸轉移，傳統小鎮上的便利店，以及人們賴以生存的各種服務業都被像亞馬遜這樣的大企業吞併和控制，最終讓這些地方失去了希望。年輕人爲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只能離開家鄉，去別的地方。而留守下來的人，或者無法離開的人，就成爲一股新的，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都與精英們更爲對立的勢力。
信息的唾手可得，讓人們失去耐心和細緻思考，爲民粹主義者提供了絕好的舞臺。傳統的政治生活中，大衆與一個龐大的、反應速度遲緩的官僚機構緩慢地互動。而互聯網時代，人們對待政治人物以及這個系統的反應的期待，就像對待網絡購物那樣，希望一次點擊，就可以得到問題的解決方案。最好發現犯錯之後——比如購買了錯誤的商品之後，可以迅速的通過網絡退貨，更換下一個商品。川普之前，從未有政治人物可以像他這樣高效率地滿足公衆的需求：他可以隨口說出聽起來非常具有爆炸性的、迅速解決複雜問題的承諾。用詞簡單、具有衝擊力，而且隨時可以把自己的想法通過即時通訊工具推特廣而告之。他直接對於公衆的承諾：像是通過建築一堵高牆阻止難民越過邊境、通過提高關稅保護製造業，聽起來簡單有效。但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不瞭解事務複雜度的民衆，完全無法判斷這些簡單措施本身實施的複雜度，以及帶來的複雜後果。也是因爲同樣的原因，讓陰謀論的盛行，成爲信息時代的另一個顯著特徵。
互聯網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美國社會經歷着自“鍍金時代”以來最大的貧富差距。筆者注意到，有統計數據表明雖然國民整體收入一直穩步增長，美國具有高中以下學歷的勞動者的實際工資較1970年代出現了令人憂慮的下降。無論其背後的原因如何，這都成爲今天的社會撕裂背後的推手之一。
2024年6月7日，在美國社交媒體上，一段關於總統拜登的視頻開始流傳。視頻的一個版本是，在法國參加諾曼底登陸80週年紀念活動的拜登由於精神問題，彎腰，並試圖坐在一張不存在的椅子上面。隨着視頻傳播的，還有一則信息：此後，他因爲拉在了褲子裏，提前離開會場。然而這不是真相。在主流媒體提供的活動的完整視頻裏，人們可以看到拜登的身後確實是有預先準備好的椅子。在他彎腰準備坐下時，活動的主持人介紹下一位講話的嘉賓。於是他彎腰等了幾秒鐘，等主持人的話音落下，他就和身旁的其他人一起落座。毫無意外的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和川普總統競選團隊的社交賬戶，都在第一時間轉發了剪輯過的那個版本的視頻。
這是被稱作“錯誤信息的時代”裏，一個典型、又不讓人意外的案例。互聯網時代，個人及各種羣體都可以隨時隨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而理性的聲音總是不如更爲吸引眼球的極端言論吸引人。美國極端左派不斷地在網絡平臺鼓吹諸如開放邊境、環境極端主義、減少（取消）資助警察這樣的言論，而極端右派則散佈各種陰謀論的信息：從無視氣候變化的論調，到冠狀病毒疫苗有關的、聳人聽聞的虛假信息。一個極右翼的電臺主持人、陰謀論者艾利克斯·瓊斯甚至建立了一個包括虛假信息網站在內的龐大帝國。當他的個人視頻頻道被強行關閉時，訂閱數高達兩百餘萬。
本書中法裏德也提到，在這種環境中，人工智能的“深度僞造（deepfake）”技術的危害尤爲嚴重。一些僞造的內容，連專家都難辨真僞。在印度南部的泰米爾納德邦，曾發生過一位政治人物的一段指責某政黨腐敗的音頻文件被曝光。但該政治人物矢口否認，聲稱這是“深度僞造”技術的作品。但麻煩在於，調查此事的機構也表示他們無法辨別這個文件的真僞。在美國和全球各地，人們已經看到很多僞造的政治人物比如美國總統的講話。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傳播仇恨的文字導致巨大災難的故事。1903年首度在俄國出版反猶主義書籍《錫安長老會紀要》，作者不詳。但書中描述的猶太人試圖統治世界陰謀論至今興盛不衰，並且成爲納粹迫害猶太人的論據和宣傳工具之一。像是這種產生巨大影響的信息，如果在今天這個虛假信息時代出現，恐怕傳播的速度更快，影響也更廣、更大。
6. 無限的深淵？
無限的深淵是《革命的時代》最後一章的題目，但沒有問號。作者寫作本書所涉及的話題比筆者所關注的有關美國的內容更爲宏大。他關心的是整個人類發展歷史上的政治哲學如何在十六世紀出現變化，所謂“大分流”（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慕蘭提出的名詞，意指西方如何在十九世紀走出困境，超越東方國家）和“小分流”（荷蘭烏特勒支大學全球經濟史教授揚·盧滕·範贊登於2009年提出的一個新概念，認爲十五——十九世紀，英國和低地國家通過不同發展路徑導致工業革命）如何出現，人類社會以後的歷史又如何發展到今天，以及自由主義在當下面臨何種困境。
但筆者認爲本文前述的有關美國部分的內容，十分值得關注。作者所梳理的內容，讓我們看到這個看起來亂糟糟、既有發達的科學技術、又充滿反智色彩的國度，其政治生態是如何從建國之初的理念發端，被第二次工業革命具體塑造，又是如何在不同的時期，經歷了不同的變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表面上看起來非常渙散的、充滿了各方利益博弈的國家，一直在被其經濟生活所推動和重塑。其建國之初所奠定的理念基礎，在不同的時期都被以不同的方式傳承下來，而具體的解讀方式，卻又成爲各方角逐和博弈的較量場。
無限的深淵，暗示了作者對於美國當下所面臨的困境的憂慮。一套良好運轉的現代政治系統，離不開“信任”。可以說整個現代文明的基石，都建立在契約精神賴以生存的“信任”。而今天的困境讓人憂慮之處，就在於這種信任在被削弱。在《時間終點（End times）》一書中，作者皮特·圖沁（Peter Turchin）提到美國上一次度過危機是在大蕭條時期，通過各種手段重塑了社會契約，讓最富有階層的人數減少了一半，而社會中下層共享了發展帶來的利益。
在本書的開頭，作者引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寫在《共產黨宣言》裏的話：“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今天的美國如何度過當下的困境，值得人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