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從小在衚衕里長大，我們那一帶靠近城牆和護城河。北京老話說“城根兒的，河沿兒的”，意思是從這兒出來的人都不好惹，因爲在整個北京城，城牆根下和護城河邊都是貧民區，民風刁蠻。這是指的城牆外。我們是在城牆內，那就算“城裏”了，稍微好一些，但比起東、西城的中心區域，要破爛得多，百分之八十是大雜院。我寫了不少大雜院裏的故事，還有百分之二十是什麼呢？或者是家底殷實深藏不露的“舊社會”精英，或者是新朝權貴高門大戶。所有這些人家雜處在一起，構成了衚衕作爲一個“社區”的完整生態。
我們那兒，最豪華的宅院是徐悲鴻故居，佔地廣闊，院牆高大，裏面樹木蔥蘢，到底有多少房子，誰也說不清。他家的後門開在我們衚衕的死衚衕裏，前門在東受祿街。徐死後，1954年把其中的一部分闢爲“徐悲鴻紀念館”，對外開放參觀，即是在幾間平房內，陳列他的畫作。我小時候跟我姥姥進去過一次，從故居的前門進，印象最深的是一幅裸體油畫，當然還有各種馬。
徐的家人仍在後面的院落里居住生活，我見過的，一個是他的遺孀廖靜文，是1966年秋冬我路過東受祿街，正好碰到幾個紅衛兵把廖從院內押出來，她面色慘白，兩個人撅着她的胳膊，踉踉蹌蹌，被塞進一輛轎車裏，估計是要押到哪裏去批鬥。另一個我們叫他“徐悲鴻家的大傻子”，男性，30歲上下，智障人士，一條腿有毛病，他是徐家的親戚，但不知道確切的關係。他經常從後門出來（也幾乎是唯一從後門出入的人），去我們那邊的“合作社”買菜，或與小孩子下棋。
1967年挖地鐵時，故居正在地鐵線路上，就給拆了。
在農業部大樓（辦公主樓）的斜對面，靠北靠東，有一個不小的院子，住的據說是法國的領事，一到洋節日，門前就會停不少轎車，有客人來這裏參加party。院門是中式的紅漆門，有門洞，不大，平時關得嚴嚴的。有一次我路過，剛巧門開着，我往裏張望，裏面是一幢二層小洋樓，樓前有修剪整齊的草坪，草坪上擺着白色桌椅……百分之百的異國風情。這個院子的產權可能屬外交部，文革開始後，法國領事搬走了，那裏成了部機關幹部學習開會的場所，變得一片狼藉。
從那裏往西，到了與馬匹廠衚衕相交的地方，路北，有一排二層的西式樓房，類似我們現在說的聯排別墅，那裏住了一個印度老太太，一個人獨居，不知是怎麼個來歷。也是在1966年前後，她就不見了，不知去了哪裏。
這些人、家，雖然是地理上的鄰居，卻與衚衕的生活沒有任何關係。
02
1949年進城以後，各機關部門徵收了大量房產，分配給幹部居住。我們那片僅方圓一里地內，就有機械、農業、紡織、鐵道、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社科院）等部的10個副部長的住宅。此外還有兩個部長助理和難考其數的局級幹部的房子。
離我家最近的是劉培植家，西庫司衚衕10號。劉培植，陝西宜君人，陝北老紅軍，1957年任農墾部部長助理期間，被打成右派，撤職降級，蒙冤20年。他曾被髮配到北京東郊的雙橋農場勞動改造，一年後纔回到城裏，降職使用。1979年徹底平反，任農業部副部長，不久就搬家了。
劉培植身材不高，腰板挺直，雙目炯炯有神。他愛穿尼料衣服、黑皮鞋，即使身處逆境也沒有一絲頹唐的樣子，走起路來又快又有精神。我印象特深的是，我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正在衚衕裏玩兒，只見劉伯伯肩扛樹苗走進衚衕，招呼這幫孩子說：“你們快去打水來，幫我種樹……”然後他回家拿了鐵鍁，開始挖坑，在一些大孩子的幫助下，沿牆帶拐彎，種了大概有10棵楊樹，全活了。幾十年滄海桑田，歲月折磨，那一帶拆拆建建，面目全非。劉伯伯種下的樹現在只留下了一棵，已經是雙人合抱的大樹老樹了，真所謂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從我家往北往西再右轉（都是很短的路段），有一個院子，不是規整的四合院，天井很小，房間也不多，但臺基很高，紅漆大門十分氣派，有好幾級臺階。北京的房子，地基越高房子越好，因爲北京地潮。講究的房子都是鋪木地板，用龍骨支撐，地板離土地越高越不潮。我聽一個房修工人說，他在中海和南海里維修過皇家的房子，那裏有的房基有一人高。這個小院子估計原來是一個大宅院的一小部分，但原來是什麼建築已不可考，到1960年代，它周圍的民居已經亂七八糟，什麼樣的都有了。
這個院子換過幾個主人，住得最久的是左葉家。左葉，江西永新人，井岡山出來的，住在這裏時是農業部部長助理。大約在1960年，他和謝文景、李興（一個是機關黨委副書記，一個是人事司副司長）被打成左謝李反黨集團，他被撤職發往重慶工作，幾年後又翻轉過來平反了，他家又搬回北京，後來好像又出了事，總之是非常複雜的一個過程。
我與他家的老四左忠和謝文景的兒子小明都是發小，很熟悉，前幾年我還分別問過他倆，左李謝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對於是誰整的左李謝，二人的說法基本一致，比較明確，但爲什麼整和兩次反覆的來龍去脈，我聽來聽去也沒完全搞清楚。
那個年代，不論把什麼都上升到反黨和“集團”的高度，同志瞬間就變成敵人，已經形成了一個惡劣的傳統，非常普遍。在我們外人看，他們自己人對自己人出手也忒狠了點兒。這和蘇聯是一樣的。
另一位在這院子裏住過的是李菁玉，也是農業部部長助理。他是河北南宮人，冀南抗日根據地的開創者之一，資格很老。1990年代我讀過當時旅居海外的一個老作家劉真的回憶文章，她是在冀南參加的八路軍，是親歷者。她說：冀南區1942年的整風搞得非常殘酷，許多人挺不過百般折磨跳崖自殺了。後來對此進行糾偏，李菁玉是主要責任人，受到批評或處分，影響了他建國後的仕途。
衚衕裏的大孩子們很愛議論這些人物，所以我小時候就聽說他是個資歷很老的幹部。後來，在1961、62年，他又被開除了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家也搬出了那個院子。原因好像是“野心家”，詳細的我不知道，如今，恐怕也只有少數的歷史專家才知道了。
我沒上小學時的不知哪一年，有一天，忽然看見他到我家來找我爸爸了。我對他很好奇，老想看看他。他和我父親坐在書房裏，二人都垂着眼，一句話不說。我從書房來來回回穿過，大約有一個小時，兩人從頭到尾都是乾坐着，沒有任何交談。這個怪異的場面給我留下極深印象。
他和我父親無私人關係，歷史上也沒有淵源，他來幹嘛？爲什麼兩人都不說話？無從揣測。這顯然不是正常的人與人的關係，可並非是這二人有毛病，在他們那些人中，這種狀況相當常見。爲什麼他們那一輩的老幹部普遍話少？恐怕是因爲長期的殘酷內鬥，把他們都嚇破了膽。
運動開始後，好像是1967年，李菁玉的名字又流星般出現了一次。當時的某一派造反組織突然把他抬了出來，說“我們找到了一個長期受劉少奇迫害的副總理資歷的老同志”，讓他控訴所受到的迫害，並擁戴他加入了造反組織。據說，高層知道後非常生氣，嚴厲批評了李菁玉。這個“據說”，只是聽到的傳聞，至今未見過相關資料（老幹部參與造反組織的，下場都不好，如山東王效禹、四川劉結挺張西挺）。可以確定的是，李菁玉被抓了起來，1972年在關押地點去世。
劉培植在有困難的時候曾向李菁玉借了200元錢，心存感念。文革結束後，他讓自己的孩子想法找到李菁玉的後代，一直無果。李夫婦是否有後，沒人知道。
03
這個小院子的斜對過，緊靠農業部辦公大樓的東側，有一個獨院，院子的面積很大，房子是西式的，基本呈正方形，有300平米大小，南端是一條橫貫東西的寬大走廊，陽光充足，非常氣派，也最舒服，而後面的正式房間則採光不太好，比較陰。在這座正房的西側，還有一排南北向的矮小平房，是廚房和司機的家。
以前劉瑞龍家住在這裏，1961或62年，劉瑞龍“犯了錯誤”，調出北京，到華東局工作。蔡子偉家搬到這裏。蔡子偉，陝西藍田人，從1954年開始在農業部當副部長，直到文革中被打倒，這十幾年間還是平平穩穩的。但此前卻很坎坷，他是老資格，1935年陝北蘇區搞左傾肅反，最早抓起來的就是他，在嚴刑拷打之下，逼他們承認了有個子虛烏有的社會黨，由此大規模株連，把劉志丹等大人物都抓了，險遭活埋。不久後全部平反，蔡子偉卻沒有得到重用，不僅如此，到1942年的“搶救失足者”時，又把他捆了起來。後來進行甄別平反，宣佈所有被整的人都整錯了，唯獨整蔡子偉是對的，繼續關押（韋君宜《思痛錄》）。抗戰勝利後才又安排了工作，真是沒地兒講理去，倒黴透了。
他們家可能是我們那一片最早有電視機的（應早於1964年），好像是臺蘇聯電視。我特小的時候，在他家還看見過一臺當時非常稀罕的半導體收音機，日本進口的，形狀也十分新奇漂亮，是一個金色的地球儀，300多元一臺。現在網上有一篇文章說蔡子偉生病的時候想喫酸菜，一問保姆說要兩塊多錢，他嫌貴就不買了。文章的本意是讚美蔡部長艱苦樸素，在我看來效果卻相反，是抹黑了他，信口瞎扯。
再說，那個時代，蔬菜是以分錢論斤的，雖說酸菜比大白菜貴一些，可兩塊多錢的酸菜，仍是一個巨大的量，恐怕沒有哪個家庭會買那麼多。另外，副部長的家庭都由機關配備專門的廚師，採買食材是廚師的工作，蔡部長想喫酸菜爲什麼要跟保姆說？編得不合情也不合理。
那一帶除徐悲鴻故居外最大的宅子，是黎玉家。黎玉，山西崞縣人，八機部副部長。他家是一幢二層洋樓，面積約400平米，有前院和後院，後院更大一些，後院的南牆是一排平房，文革前司機家住在那裏。平房中間開有一個小門，是他家的後門，從他家後門到我家和劉培植家，不足百步。
黎玉是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創建者和主要領導人。他赤手空拳，帶領幾個才20歲出頭的小夥子，硬是在山東開闢出一個局面，爲八路軍主力擴大和鞏固根據地創造了條件，功勞實在大。解放後，山東的幹部遍天下。但是，1947年饒漱石當了華東局一把手後，立刻給副書記黎玉扣上富農路線、類似鐵托的錯誤、宗派主義等十幾頂大帽子，狠鬥一頓，整了下去（《王力反思錄》）。後來，黎玉一直當副部長，這與他的資歷和貢獻是不相稱的。更可嘆的是，直到1986年才把當年對他的錯誤結論和不當處理全部推翻，恢復名譽。不久，老人就辭世了。
在他的幾個子女中，我跟小弟最熟。小弟1969年參加工作，在東城區橡膠二廠當工人，忘記乾的是什麼工種，搞得兩隻手掌上佈滿了小黑麻點。記得當時他剛買了一輛自行車，上下班卻不騎它，他說：“剛參加工作就騎一輛新車，人家會覺得幹部子弟太特殊了……”
近年我們曾聊起父輩那一代與他們的父輩的關係，小弟講的事情令人感慨。他的爺爺是崞縣農村的農民，也做些小買賣，土改時定的成分較高。所以，解放後，他父親不敢接爺爺來北京一起住（李昌1966年被打倒的罪名之一，就是把大地主的母親接到北京長期居住）。奶奶早亡，爺爺一個單身老漢在農村過日子是很苦的。多年來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中間也有短暫消停的時候，只要氣氛寬鬆一點兒，他父親就把爺爺接來北京，一緊，又趕快送回去，反覆多次，直到爺爺去世。他分析他父親心裏也是很難受的。
用一種意識形態覆蓋下來，人爲地把人羣分爲等級、然後加以對立，從事的職業不同、財產收入不同，就因此劃成了好人或者壞人、“敵”或者“我”，是敵的話，父子不敢相認、兄弟視同仇讎，這種有悖人倫人情人性的做法，可把中國害慘了！
在我們那片方圓一華里的最北邊，是東裱褙衚衕和水磨衚衕，再往北就是建內大街了。東裱褙衚衕有魏震五家。魏震五，抗戰時名魏健，吉林遼源人，東北大學肄業，當時是農業部副部長。1962年，他突然遭到批判鬥爭，被撤了職，發配到吉林省農安縣當副縣長。他家本來是一個獨院，他被撤職後，又搬進來一家。整他的原因都十分牽強，當時農展館有個副館長叫吳文華，想叛逃蘇聯（未果），魏震五分工管農展館，於是就把責任算到了他的頭上。
我還看過一份批判材料，說農展館是黑據點。後來我跟他兒子北凌開玩笑說：“大字報上說了，你爸把農展館辦成了農業部走資派們喫喝玩樂的黑據點。”北凌苦笑着說：“咳，別提了，我跟我爸去過那兒，你猜喫的是什麼？木須肉！”
1962年發生了小說《劉志丹》事件，牽連了原來西北的很多人，中旬同志也因此下臺了。魏震五與中旬同志是姻親。人們普遍認爲，整魏震五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受到他姻親的株連。他的這個冤案，直到1977年才平反。
寫到此，感覺這些人從事的是一個高風險行業，沒有一個沒捱過整、受過冤的。這麼個搞法，究竟是爲了什麼？“與人鬥，其樂無窮”？什麼樣的人面對這種事情會感到快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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