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從武俠小說開始說起吧。爲什麼金庸因爲寫武俠小說而引起這麼多的關注，擁有如此廣泛的讀者，這應該是民族心理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我認爲武俠文化，換言之武俠情結是埋藏在中國人心底的一個非常動人的夢。武俠情結和中國人心中的另一個情結——清官情結，或者叫清官文化，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或者叫一體兩面，構成了中國的皇權情結，或者叫皇權文化。而中國長達幾千年以來，都生活在皇權之下，誠惶誠恐地生活在帝王文化之下。所有的文化，說穿了都是爲皇帝服務的。爲皇帝服務的文化也不能一直吹捧皇帝聖明、罪臣當誅，也要來一點調味品。這個調味品就形成了兩大支流——清官文化的支流，宋代有包拯，明代有海瑞，每一代我們老百姓都要崇拜幾個清官；清官文化的另一面就是武俠文化，因爲靠清官還不夠，所以人們自然幻想那些武功蓋世，能夠除暴安良的大俠，武俠文化就這樣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金庸可以說是中國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從清末以來，中國的武俠小說大致上有三個高峯：第一個高峯的出現以《三俠五義》、《包公案》等小說爲標誌。這個時期的小說中，清官與武俠是結合在一起的，很多俠客本身就是爲清官賣命的，他們結合在一起又是爲皇帝服務的。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武俠小說的第二個高峯期。它出現的歷史背景是軍閥混戰，天下大亂。這個時期，人們幻想着有武功蓋世的人出來，所以就產生了還珠樓主、平江不肖生這麼一代。寫出了很多以技巧取勝的武俠小說。金庸受他們的影響非常大，從八歲開始就接觸這些人的作品。第三個武俠小說的高潮不是出現在大陸。因爲大陸1949年以後，武俠小說也好，言情小說也好，都被黨和政府作爲有害的文學作品禁止了，所以大陸不可能出現武俠高潮。這個高潮主要是在香港，餘波涉及臺灣。因爲臺灣國民黨專政時期對武俠小說控制也是很厲害的，在60年代，金庸的武俠小說在臺灣曾經也是被禁的，一夜之間，臺北的警察四處搜查武俠小說，全部沒收、銷燬。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武俠小說纔在臺灣有所發展。所以他的大本營還是在香港，以金庸（包括梁羽生等）爲主要代表。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裏，已經沒有清官和武俠的一種結合，也不僅僅是取悅於市民階層的一種作品，金庸在裏面注入了一些新的東西——包括他自己的人生體驗。因爲他經歷過亂世，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他曾三次幾乎面臨被學校開除、沒有地方讀書的危機。中學兩次，大學一次，都是因爲他骨子裏有一些反叛的性格。在他上高中時，因爲在壁報上發表了一篇《愛麗絲漫遊記》，諷刺了當時學校裏權勢在校長之上的訓導主任。這個訓導主任是代表國民黨的，所以他肯定是要被開除的，但是校長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家，網開一面，轉學了之。換了個學校以後，他又捲入了一個反對訓導主任的學潮，上了黑名單，差點被開除，也是校長覺得不要這麼大面積開除人，所以保了下來。大學時代，他在重慶的中央黨校，那時叫中央政治學校，後來改成中央政治大學，是爲國民黨培養幹部的一個學校。他是學外語的，學成以後本可以實現他的夢想，環遊世界，做外交官的。但是他讀了不到一年，也就是十一個月，就因爲仗義執言，爲當時的左派學生（其實他本人不是左派，他不信仰共產主義，也不信仰國民黨的主張，他什麼都不信仰，是一箇中立的學生，一個埋頭於讀書的青年學生），最後還是遭到了勒令退學這樣一個處分，失去了學業。後來，他在上海有過一個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學歷，不過在那裏的時間也很短，一年都不到。所以可以說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大學教育。就他這樣一個人，再加上他在整個中學和大學階段，完全靠政府當時對淪陷區學生的補助金生活，所以到冬天穿草鞋沒有襪子。草鞋、校服是官方供應的，短褲和襪子是要自己出錢買的，他沒有錢。他家那時已經中落了，家被日本人燒掉了，母親死了，父親流亡在錢塘江南岸的一個小鎮上，他得不到家裏的救濟，所以他的中學階段是穿草鞋跑步，沒有襪子穿，冬天也是這樣。那時冬天比現在的冬天要冷一點。
再加上他的弟弟和母親都是因抗日戰爭缺醫少藥去世的，還有他的同學因日本人打細菌戰得了麻風病，在衢州中學，他親眼目睹他的同班同學——一個體育健將被送上一條木船，讓他去等死。經歷了這些生離死別的痛苦，包括家人，包括同學，包括抗戰八年生活上極端的艱辛，那些戰亂還有幾次失學的經歷，他對那個時代的痛苦是有所體會的，身上有一些現代意識的東西。他把這些東西加在了傳統的武俠小說中，使他的武俠小說跟過去的有了一點點的不同。我們不要小看這一點點的不同，就是這一點點的不同，使他的武俠小說成了風靡整個世界，讓千千萬萬的華人都忘不了的東西。但是我覺得這些還是表面現象，更深層的意義上，是因爲我們漢文化圈對武俠文化、清官文化的一種近乎本能的追求。這個追求是跟皇權文化幾千年籠罩整個歷史、所有的人心分不開的。從深層文化結構來說，武俠文化之所以能夠流行，讓那麼多人癡迷，現在打開電視，總有一半是跟武俠有關，這決不是簡單的三言兩語所能解釋的。在這些武俠作品當中，客觀的說，他的作品達到了最高境界，所以他的流行應該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金庸未能成就知識分子的現代人格
作爲一個知識分子，金庸的主要成就並不是他的武俠小說，而是他在香港創辦了《明報》。從1959年《明報》創刊，到他1993年出售《明報》，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裏，金庸的《明報》曾經在香港、在整個華人世界，甚至在西方主流社會都有廣泛的影響。鼎盛時期是70年代，據說美國的國務院、總統，東南亞許多政要，每天都要叫自己的助手把《明報》社評剪下來，作爲參考。因爲金庸有一個過人的本事——預測天下大事，而且十有七八都被他料準了：沒有發生的事，他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比如說美國70年代跟越南打過一場持久戰，金庸經常把戰爭的進程預先在他的社評裏分析出來。他有幾個最著名的準確預測：早在1982年，他就預料到了香港要收回，收回前15年就公佈，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個預測。還有比如說林彪最紅的時候，也就是寫進黨章、成爲鐵定接班人時，他就預測林彪沒有好下場，肯定死無葬身之地。比如江青剛登上政治舞臺準備大顯身手的時候，他就寫了一篇社論《不知往哪兒躲》，別看江青今天要得勢了，但是毛澤東一死，她躲都沒地方躲，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預測非常地準確，有驚人的預見性。由於這些，他在國際評論界享有非常高的聲譽。兩岸三地都把他當作座上嘉賓，鄧小平、蔣經國和他見過面，彭定康之前的香港歷任港督和他都有良好的關係，都把他看作高人。作爲一個知識分子的金庸在國際上有地位，在兩岸政要中有地位，不是因爲他寫了幾本武俠小說，而是因爲創辦了《明報》，寫了那些有影響的、甚至令世人震驚的社評。
作爲一個知識分子，爲什麼到了晚年，他變成了一個大衆眼中的情人，卻引起了那麼多的爭議、非議？到現在爲止，這還是一個謎，一個似乎很難破解的謎。我覺得，金庸作爲一個知識分子，談他的現代人格的話，那是不及格的。爲什麼不及格？爲什麼會不及格？這是兩個問題。
現代人格，作爲一個知識分子，起碼要破除兩個觀念。第一個就是剛講到的要破除帝王崇拜的情結。一個社會不能以權力的是非爲是非，以皇上的是非爲是非，小民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是非。如果這個觀念都沒有破除，還是依附在權力情結下面，那是談不上現代人格的。第二個要破除的是成王敗寇的觀念。我們中國幾千年的觀念裏只有成敗，沒有是非。任何事只問成了沒有，成了就了不起。就像今天，你要是總裁、執行官，要擁有億萬身家，你就是成功人士，整個社會就會仰望你，象衆星捧月一樣。如果你失敗了，就只有跳樓。這個導向就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劉邦勝了，那就是漢家的天下；如果項羽勝了，照樣是西楚天下。兩個觀念如果都沒有破除，要想成爲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那是不可能的。金庸在這兩個問題上，顯然都沒有過關。
我想從金庸思想世界的幾個方面來看一下他這個人。首先，我們可以看一看他的權力觀。金庸寫過一篇不太爲人注意的作品，叫做《三十三劍客圖》。這不是一篇武俠作品，帶有半小說半歷史的成分，隨筆式的，70年代在他自己辦的《明報晚報》上連載過。在這個作品裏，他說了一句話：幾千年來人類的生活變化很大，有些東西變化不大。什麼東西變化不大？比如說那些政治人物對權力的慾望，那種爭奪的方式，這些都沒什麼變化（大意如此）。過了幾千年，人還是那麼貪婪，對權力的追求還是那樣。他的武俠小說幾乎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權力的解讀。我們從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開山之作《書劍恩仇錄》開始，這就是一部講江山和江湖恩仇的作品。通過陳家洛這一虛構的人物，雖然是虛構，但又跟歷史上的人物有關，他利用家鄉海寧的一個民間傳說去寫乾隆和陳家洛的故事，寫出了乾隆爲什麼跟他的親兄弟陳家洛在六和塔上盟過誓不殺他，在海寧潮前擊過掌也是說不殺他，但是到了宮裏，又要用毒酒把紅花會的兄弟都置於死地呢？是誰說出了其中的奧祕？是最美麗的香香公主，在臨死前用她的鮮血寫下了六個字”不要相信皇帝”，這六個字就是金庸對權力的否定。從他的開篇之作，一開始他對權力是否定的，他把整個不可一世的帝王權力否定了。第二本作品《碧血劍》，寫到農民造反領袖李自成進城以後的作爲，李自成進城後還不是要美女、要金錢、要那把金鑾殿上的椅子。他的部下劉宗敏這些大將要的也是這些東西。金庸這本作品其實說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阿克頓勳爵那句話”權力趨向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他後面的作品從《笑傲江湖》到《天龍八部》都是通過一系列江湖上的故事來演繹形形色色的人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的無邊慾望。《天龍八部》通過一個人物，就是慕容復一定要恢復他的大燕江山，爲此踐踏了包不同這樣的生死之交的兄弟情誼，也不惜踐踏王語嫣對他忠貞不渝的愛情。在他看來，權力高於一切，愛情也好，兄弟情誼也好都是不值一提的。只要能恢復江山，一切都有了，而這些東西都可以不要。他最後的下場是什麼呢？發瘋！通過慕容復發瘋這一個結局，金庸也是對權力作了辛辣的嘲諷。《笑傲江湖》是他對權力否定的經典作品，這一作品最初連載的時間，正好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人就反覆的問金庸：你這個作品是不是影射大陸的文革？他表示不是。不管他是不是影射，這一點並不重要，我們從這些故事裏能讀出自己的東西：無論東方不敗也好，任我行也好，誰掌握了黑木崖至高無上的權力，誰就必然地腐敗，都想”一統江湖，千秋萬代”，而這幾個字不僅是他們的口頭禪，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命脈所在。無論是失敗了的那些”寇”，還是成功了的那些”王”，不論叫什麼，叫總統也好，叫主席，叫皇帝，一樣都是東方不敗和任我行。通過這些，金庸就得出一個結論，他在《笑傲江湖》後記裏寫了一句話：歷史上大多數時候都是壞人當道。這句話不是一句簡單的話。爲什麼是壞人當權？他沒有說。因爲他寫的是武俠小說，寫的是傳統的故事。他的故事裏只有否定，沒有新的建設性的探索。我們還可以在談一下他的另一作品《倚天屠龍記》，其中的主角張無忌，他在後記裏否定了張無忌這個人。爲什麼否定他？金庸說張無忌如果做朋友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他的人品不錯，但是這樣的人在中國永遠不可能當權，所以他只能是退隱江湖，把權力讓給朱元璋這樣有陰謀的人。在這一部小說裏，他還寫了幾個女主角，趙敏也好，周芷若也好，雖然都很美麗，有武功，也有心計，但本質來說，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她們都不可愛。就因爲她們恰恰是有權術的，是能玩得轉權力這根棒子的，而張無忌卻是玩不轉的。到這裏，他也是否定權力，都沒有說權力是好的。
如果僅僅如此的話，金庸的武俠世界差不多達到了現代社會的認識水平。不幸的是他的最後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記》把他前面十幾部作品的這條線一刀砍斷了。他寫的《鹿鼎記》表面上主角是韋小寶這麼個丑角，但實際上，它的主角不是韋小寶。金庸有一個很欣賞的部屬，這個人在香港也是一個著名的報人、法律界名人，一個女人，叫葛藹儀，她說《鹿鼎記》真正的主角不是韋小寶，而是康熙皇帝。金庸寫了那麼多武俠，他覺得即使武功最好的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蒼生，只能靠開明君主來救國。於是他就提出這麼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在現實中也是有對應的。雖然在武俠中寫了康熙這麼個人物，把他拔高成一個非常好學的、非常有雄才大略的，能夠一統山河的人物，而且他在現實中，1994年訪問臺灣時，對記者也親口講過，康熙是一個很好的皇帝，好學、願意學習外國的知識、有能力、愛民如子，他認爲自己非常崇拜康熙。講到這裏，我就覺得金庸跟今天活躍在大陸的二月河對上了號。二月河把歷史上康熙、雍正、乾隆這三位皇帝寫得是多麼英明，寫得康乾盛世也是這麼光輝燦爛，簡直時光倒轉五百年，活到那個世界去，那我們就幸福死了。所以金庸最後得出了跟二月河也差不多隻是一步之遙的結論，認爲靠開明君主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否則無論怎麼好的蓋世武功，怎麼好的智慧都解決不了那些社會問題。在武俠小說這一層面，可以說他已經完成了從最初的否定權力到最後肯定權力、從否定皇權到肯定皇權這樣一個輪迴。
但我們解讀一個人的思想，如果光是從他的作品還不能說是很靠得住，所以我們還是來看看他在現實社會中的表現。現實生活當中，金庸在60年代之前都是一個小人物，是微不足道的，在香港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1959年創辦《明報》，前三年是苦不堪言，幾次面臨關門的危機，撐不下去，讀者始終徘徊在一萬人以下。一萬人的讀者要維持一家報紙是不可能的，也沒有什麼廣告。它的轉機出現在1962年，大陸發生了歷史上說的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至於是不是自然災害，那是另一說。金庸就借了這個大陸的災難，一下子搖身一變成功了。怎麼成功的呢？大陸的災民特別是廣東人，發了瘋一樣的要逃生，要逃到香港去。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當時的人口是380多萬，如果再擠進來，人那麼多的話，大家日子都不好過，所以港督的政策是堵住，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梧桐山上把這些人都堵住。金庸最初的方針是絕不報道，因爲報道的話要得罪大陸政府，但是在他手下的記者、編輯們再三的懇求下，他最終決定，孤注一擲，全力去報道這一次難民潮，或者叫”五月人潮”。同時呼籲香港市民捐款捐物，送到邊界去。這樣一來，在短短幾天時間，他的小小的《明報》就成了香港一個人道主義的救援中心。很快，《明報》發行量翻跟斗一樣翻了幾番，樹立起了一個具有人道主義導向的報紙形象，很快就有了一點大報的風範。經過這一事件，他嚐到了甜頭，介入政治的好處，從此一發而不可收。短短五年時間，在香港發展出了一個明報王國，除了《明報》這一家報紙之外，還有《明報月刊》、《明報週刊》、《明報晚刊》等，還有一些武俠小說的刊物，還有旅遊公司，甚至把他的手伸到了海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跟其他商人合資創辦了《新明日報》。這樣一來，整個明報集團就在香港站穩了腳跟，金庸也成爲一個國際級的報人，然後就有很多機會參加國際新聞界的活動，那時他的社評也聲譽鵲起，港督把他作爲座上客，他就有機會參加了香港的廉政委員會，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帶有公益性質、榮譽性質的政治活動。
他在政治上開始有了第一步的地位。香港的歷任港督，一直到末任港督彭定康之前，跟金庸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整個六七十年代，金庸在香港是以反大陸、反文革出名的，在國際上，聲望如日中天。但從80年代後，他卻是以支持香港迴歸大陸出名，他的《明報》曾遭到大學生火燒的抗議。爲什麼發生了這麼大一個轉型，人們覺得是一個謎。其實金庸本人講過一句話，我是一根直的筷子，我沒有變，變的是下面轉的盤子，盤子變了，我筷子還是沒有變。爲什麼這麼說呢？他這個人從來就不是後來人們所想象的，他當時是在追求現代的民主、自由理想，他批評大陸文革時期的江青、林彪這些人的同時，他一貫的在他報紙上支持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所代表的另一條路線，所以他身上有着非常強烈的忠奸觀念。這個忠奸觀念在中國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由來已久的。看一個舞臺上的官員，總是看是忠臣還是奸臣，除了這一傳統的尺度，沒有其他更高的價值判斷。
金庸出生在一個世代文宦世家，他的祖上從元朝末年到浙江海寧定居以來，五百多年中，曾經出了20個以上的進士，60個以上的舉人，有100多人被載入了史冊，成爲官員、各行各業的專家。這樣一個世代科甲門第出身，一直到他的少年時代，之後家道中落，爺爺死了——他爺爺是他家最後一個進士、光緒時代的進士。他家裏面康熙皇帝賜的兩塊匾還在，匾都是用九條金龍裝飾的。金庸在晚年談起這九條金龍、康熙御筆的時候，還是眉飛色舞的。可見在他童年的記憶裏，皇上的恩賜、御筆，是多麼的深刻。
一個家世的輝煌，血緣的東西也不能說對他沒有任何的影響，何況作爲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他所受的教育也是有很大侷限性的。他大學最初的一年讀的是國民黨的黨校，這種黨校的教育傳達的就是忠孝仁義這種東西。雖然他讀的是外語系，但是他接受西方的東西是非常有選擇性的。比如說他非常喜歡西方19世紀故事性很強的小說，而不是18世紀的啓蒙讀物，從來沒聽說過他喜歡、或者閱讀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之類政治哲學的經典作品，所以他對西方文明接受的東西本身也是有選擇性的。這樣一個家庭出身，這樣一個教育的結構，他身上確實沒有太多現代文明的東西，基本上還是一個傳統型的讀書人。我看過一張照片，是一個電視臺記者到他書房拍的，書架上擺的書幾乎全是精裝的英文版的書。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的並不像是一個閱讀原版英文書出身的人，他的觀念基本還是停留在古代。
對權力的判斷上，他主要還是一種古代士大夫的忠君情懷。當文革結束，1981年大陸邀請他訪問北京，鄧小平親自接見他，給予他最高的國賓級的禮遇，回到香港以後，他就欣喜萬分，寫下了兩篇長文，說大陸好了，這下是肯定好了。鄧小平在我看來簡直是郭靖那樣的英雄人物。（郭靖在他心中還是看得很高的，俠之大者，是爲國爲民的。那麼他把小平比作郭靖，可見他對鄧小平的看好。）從那以後，他基本上已經不再批評大陸的事，負面的新聞基本不再報道，發生了這麼一個轉變。這個轉變，他自己解釋，他沒有變，變的是下面的盤子。他只不過一根直的筷子，盤子變了，中國發生了變化，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了，當年他也並不是反對大陸的所有東西，而是針對當時掌握了”文革”主要發言權的那幫人。對另一批受難的人他是給予了巨大的同情，他曾經多次寫文章爲鄧小平呼籲，那是在鄧小平落難的時期。這些文章，據說鄧小平都是看到的，所以爲什麼81年會叫他來，會親自接見他，那都是有原因的。還有，他和當年掌握港澳及華僑事務的第一號人物廖仲愷的公子廖承志也有這樣的交情，廖承志遭迫害的時候，他也是最早預感到這件事，在自己報紙上爲廖承志鳴不平。廖承志81年見到他的時候，當面向他表示感謝，請他在以後、在用得着的時候，他的《明報》和他本人多爲北京說說話。這也難怪後面在香港迴歸的事務上，他是非常堅定地站在北京一邊，堅決地與香港人民拉開距離，所以六百萬香港人是堅決地反對金大俠，要火燒《明報》，不斷地抨擊他，從這點轉變來看，他本身沒變，是一貫如此，但是我們覺得他變了。結合他的武俠小說，從否定權力到肯定權力，也是一個迴歸。無論從小說層面還是在現實層面，他都完成了對權力的迴歸，最終沒有能擺脫幾千中國知識分子依附皇權，站在強者一邊的特性。
作爲一個普通文人的話，這些或許本來無可厚非，人各有志，願意站在哪邊都是自由選擇。但如果我們要問他到底有沒有成就他的現代人格？起碼從這一點來說，是沒有成就。因爲成就現代人格最起碼有四大要件。第一點，如果有現代人格的話，這個知識分子肯定是一不媚權、二不媚俗，並不是說社會大衆對這件事怎麼看，我就跟他們的；也不是權勢者怎麼看，我就跟他的，而是有自己獨立的判斷。第二個要件，作爲一個有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一定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裏有創造性，無論是技術或者是學術，總要有他看家的有創造性的一面。第三個，作爲一個有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要有社會責任感，要有公共關懷的意識，要有所爲有所不爲，不趨時，不矯揉造作，能夠爲社會說話。第四個要件，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氣和精神。如果這些東西沒有的話，說他具有現代人格那是肯定不及格的。在這個意義上，通過對金庸的權力觀是上述分析，我覺得他是不夠格的。
第二，我們可以看看金庸的美國觀。金庸是一個堅定的反美主義者，可能在今天高校裏很有市場，因爲反對美國是很多青年人的一個非常狂熱的夢，金庸也是這樣一個人。而且我第一次發現金庸所寫的一篇文章，就是反美的。這個反美可比今天的青年人早多了。1949年的時候就看出了，他說美國太不可一世了，並預言美國50年後肯定要衰落。很遺憾50多年過去了，美國不但沒有衰落，反而越來越強大了，這個預測失敗了。
看他這幾年到大陸的演講，我記憶比較深的有3次。第一次是1999年10月，在浙大西溪校區召開全國新聞業體制改革的研討會，在這個會上，金庸做了一個長篇書面發言。在這個發言中，它就非常強烈的反對美國，他認爲美國是一個被軍火商所控制的國家，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假想敵，過去是蘇聯，但是前蘇聯已經灰飛煙滅了，那它現在的假想敵一定是中國。這是他推測出來的，除了中國，誰還可能是他的假想敵呢。既然中國是它的假想敵，它就要不惜一切的尋找打擊中國的時機，比如轟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就是其中一個證據。那他講了，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一定要忍讓。不忍讓不行啊，現在打不過人家，人家比你強啊，你去打，不就是雞蛋往石頭上碰，不就完蛋了。所以小平同志講了要韜光養晦，這四個字是傳統中國的精華。這麼做就沒錯，等到哪一天，我們兵強馬壯，打得過人家，我們就把它幹掉。所以用他的話說，203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就有可能達到美國一樣了，如果不行，2050年一定是差不多了，那個時候，我們再來收拾他。（大意如此）
2001年，他到中山大學演講，講得更直接，因爲演講的主題就是國際形勢。他在那次演講說俠義精神不僅僅體現在社會行爲上，而且應體現在國際行爲上。那麼現在爲什麼不能跟美國講俠義呢？。講俠義就是跟美國開戰，那才叫俠義、主持公道。他說現在我們打不過他，等到打得過的時候再打。當時一個新聞界的朋友，筆名好像叫胡一刀（胡一刀是批評金庸的，但不幸的是，這個筆名還來自金庸的筆下（笑））。胡一刀的文章發表在2001年5月28日的《南方都市報》，那是一張大報，發行量也很大，把金庸批評得狗血噴頭，他說金庸，金是金錢上的，庸是政治上的平庸。說他既不是郭靖郭大俠，也不是喬峯喬大俠，而是韋小寶。他所說的俠義精神是要等到你力量強大打得過人家時纔去主持公道，那個時候需要被你拯救的人都死光了。俠義不是要在危難時出手嗎？你要等到你強大才去講俠義，所以你這個俠義是滑頭的韋小寶式的。（大意）即便這樣批評金庸，他也沒有回應，可能沒法回應。
在中山大學演講是5月份，9月份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大約11月份他正好到廣州談版權問題，所以跟《南風窗》記者有一番交流。在《南風窗》的這一訪談中，他就大罵美國出兵阿富汗的不合法，講”三個代表”好，然後說《南風窗》正好體現了”三個代表”的精神。他講的最重要的一條是，本·拉登的人權不能不講，本·拉登這個人權怎麼能不講呢？你美國不是講人權嗎？那你怎麼可以去打阿富汗呢？本·拉登也是有人權的，不管是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他也是有人權的，你不能去抓。從六七十年代來看，反美在他的社評裏也經常有表現，有時是直接的，有時是間接的。我印象比較深的是1960年，臺灣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案——雷震案，《自由中國》被封。按理說一般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去罵雷震，因爲是國民黨蔣介石獨裁嘛，錯不在雷震。結果他的《明報》卻是罵雷震。爲什麼罵雷震呢？原因只有一個，因爲美國人是非常支持雷震這個人的，既然如此那就要罵雷震。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從1949年到2003年，一如既往的堅定的反對美國，這個從來沒有動搖過。這也是他的一個可愛之處吧，長期的保持50年不變（全場大笑），可能他活到什麼時候，都不會動搖。你看他經常去外國，可美國很少去啊。經常去澳洲、去加拿大、去英國、去歐洲，美國卻是不大去。他不喜歡美國，爲什麼不喜歡美國，他主要說是不喜歡美國的霸道，但骨子裏，我看他是不喜歡美國的自由價值觀念、美國的民主制度，這是他的美國觀。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新聞觀。新聞觀對他來說更是致命的，因爲他是一個報人，他之所以在歷史上能留下東西，也是因爲辦過報紙。武俠小說作爲一種娛樂品，只具有大衆文化層面的意義。所以說作爲一個知識分子，他還是靠《明報》站住的，所以他的新聞觀對於解讀他的思想更爲直接。他過去辦《明報》的時候反覆地講，我這個報紙是中立的、客觀的、尊重事實的、不傾向於左、也不傾向於右，對於兩岸的關係，既不站在臺灣一邊，也不站在大陸一邊，完全是中性的這樣一個新聞觀。這一新聞觀基本上恪守了20年，但從80年代開始發生了傾斜，往大陸這邊傾斜了。傾斜以後呢，當時主要是香港迴歸問題，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那個時候，他就講了，報紙只不過是老闆的私器，不是社會的公器。所謂的新聞自由，並不是報社的職工向老闆要求的自由。所以他認爲我是老闆，我有決定權，誰不同意我的觀點，可以，我如果不炒你的魷魚，我就讓你靠邊站。有一個編輯部主任，也算是中層以上幹部，因爲不同意他的立場，他說我沒有開除他，就是讓他不管事了，工資給他發一點。1999年，那時他已經售出《明報》了，他到浙大召開新聞業研討會上，他的長篇講話，就有一條最核心的內容：什麼是新聞，新聞和人民解放軍一樣就是保衛祖國，跟軍隊一樣的功能。這個觀點一出，在大陸當然是不會有任何的反響，那就像是石頭拋入大海。但是在海外，在香港有過一場不小的風波。批評他的人很多，其中有兩個，一個是董橋，是金庸的故交，曾經在明報集團工作了15年，前7年擔任《明報週刊》的總編輯，後8年擔任《明報》的總編輯，跟他有非常好的交情。董橋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君子，他看過這樣的講稿後，也坐不住了，在他主持的專欄裏面，寫了一篇文章《金庸在杭州講話》，題目非常輕描淡寫，裏面的批評也非常委婉，只是說查先生辦報47年，關於新聞的事情，隨便講句話，那都是很大的事情啊。今天他這麼講，說新聞跟解放軍一樣也是保衛祖國，我讀了卻有了咫尺天涯之感。他說得很委婉。但是另一位不是搞新聞，跟金庸本來也是關係很親密的，應該說他也是金庸小說的讀者，張五常，搞經濟學的，他也坐不住了。他也寫了一篇，這篇文章已經收入《老人與海》，在大陸也是公開出版。他一條一條地把金庸的新聞觀進行了清理，把他批評了一通。所以緊接着金庸到臺灣去訪問的時候，記者窮追不捨，問新聞爲什麼跟人民解放軍的功能是一樣的？他一開始不回答，但人家追問不捨，他只好說了，臺灣也一樣，新聞跟國軍一樣。有人認爲，他這個話是一種應付，一種表面上的看法。其實不一定是這樣，2000年他在湖南嶽麓書院開壇講學，在那樣一個莊嚴的場合，當記者問他對新聞什麼看法的時候，他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在浙大的時候，新聞系同學問我現在搞新聞怎麼搞，他的回答是”服從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爲人民服務。”我們如果把這些話連起來看，他的新聞觀從最早保持公正客觀，尊重事實到後來報紙是老闆的私器，到最後報紙是跟解放軍一樣，那麼它的新聞觀也是一步一步演變過來，有這麼一個幾十年的漫長過程。到他晚年達到了新聞跟解放軍一樣這麼一個深刻的認識，完成了一個否定之否定。
我們再來觀察他的宗教觀和金錢觀，這兩個可以結合起來看。我記得杭州高級中學，也算是金庸的母校。因爲他曾經在浙江麗水的當年抗日戰爭時期的浙江臨時聯合中學讀過書，那個中學是杭嘉湖的7所學校合在一起的，其中包括杭高、嘉興中學等等。他一旦功成名就了，人家學校肯定要把他看成貴人，貴人都要成爲校友的，那時肯定的。在座的有哪一位將來成了大人物，你哪一天在哪一個學校上過一節課，那一定要請你去當校友，這個是中國特色。杭高把金庸的畫像放在校史陳列室，我去看過，掛得很大，那是它的貴人校友。學校裏有一個學生前兩年得了很大的病，要50萬治療費，社會紛紛捐資，甚至聽說楊振寧也都捐了錢。他的同班同學都是武俠愛好者，想到一個辦法，我們不是還有一個學長嗎，一個貴人校友，一個大富人，那給他寫信，請求伸出援手吧，聯名全班同學給大俠寫了一封信。大俠很慷慨，大筆一揮，送了他們一套武俠小說作品集。拿去賣吧，很值錢的。今年杭州抗擊非典，那也是一件大事情，不是要搞一個雕塑嗎，社會各界都慷慨解囊。金大俠遠在臺灣，也聽到這個消息，不能落了這一筆，趕緊送書吧。還好香港出了一個大字本的《書劍恩仇錄》，拿去拍賣吧，這也很值錢的，後來據說買了一千多。這樣的事啊，太多了，我記憶也有限。2003年7月26號大夏天40度高溫，他來杭州爲他的《金庸茶館》做宣傳、推銷。《都市快報》一個記者當面就問：金先生，聽說你捐都是捐書，你認爲是不是捐書比捐款好？談談你的金錢觀。金大俠笑了，笑得很不自然，笑了以後，他說：”我其實造了一個房子，1400萬港幣，我都給了杭州市政府。”他給了這樣一個回答，然後主持人馬上給他打圓場。主持人說：”金大俠人很好的。你看在浙大當院長這麼多年，一分工資都沒要。這次來，我們要給他出場費，他也不要。”在我看來呢，他這個回答沒有能按提問的意思回答。記者問的是慈善性質、公益性質的捐款。你造這個房子，自己不去住，捐給了市政府，市政府賣門票作爲一個商業創收的新景點，那是兩個概念，不是同一回事。至於浙大上課沒拿工資，我想你們比我更清楚，他上什麼課、該不該拿錢呢？那是兩碼事。還有一個記者馬上問了，那個記者來自天津，是一個非常新銳的記者：”金大俠，我以前很崇拜你，是你多年的讀者。我覺得你80歲了，還飛來飛去，挺辛苦的，到處奔波，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是缺錢花呢還是名氣不夠大？”這個問題也是屬於比較尖銳的問題，但大俠自有妙手空空的本事，他沉思了一會就說了八個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現在大搞”金庸”產業，要把《金庸茶館》辦起來，把金庸茶館開起來。前面這個茶館帶書名號，後面這個茶館是真喝茶的地方，在西湖楊公堤。要把金庸產業化，要把金庸小說做成動畫片，並做成遊戲軟件，卡通人物等等，這些東西都是發財致富的道道。他說這些都是被動的，自己不是主動的。人家要這麼做，自己是盛情難卻，實在不好意思推辭。他說，人家來找我，我如果不去，那好像架子太大，不好意思。他這樣的回答，主持人臉上掛不住了，因爲主持人剛說過這些金庸產業金庸是顧問，而且佔了很大股份的。既然有了股份，這些東西就不是被動、主動可談。通過這件事，基本可以透視他的金錢觀。他自己講了我這個人命好，買股票從來不虧，隨便買買就賺，我想不賺錢也不行啊。他就是這麼一個人，把他的宗教觀放在一起，一比較就明白了。1979年他到臺灣去，他找了李敖。狂人李敖是不管你的，當面給你下馬威的。在李敖家裏他談了8個小時，李敖當面就問他，你不是說現在是佛教徒了嗎，很虔誠，進了什麼境界，什麼佛經都讀過了，但是你錢那麼多，又不捐掉一點。佛教好像要將四大皆空，起碼要講捨棄錢財嘛，你那麼多錢怎麼解釋啊？大俠紋風不動，置之不理。但是李敖不放過他，兩年以後，1981年，他把這件事寫了一篇文章，叫《金庸式的僞善和三毛式的僞善》。金庸式的僞善就是講他的金錢問題。三毛式的僞善是講你不是要去幫助北非沙漠裏的人嗎？臺灣的貧苦人民很多，弱者很多，需要幫助的人很多，身邊的她可以幫助，並不是要坐飛機跑那麼遠去幫忙的。金庸自然也沒辦法回答。
金庸信仰佛教，一開始確實是出於尋求生命答案的這樣一個內在需要。他的兒子在他跟第二任妻子離婚時，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一年級，19歲，選擇了自殺，吊死了。金庸不承認他是爲了父母離異自殺的，只說他從小就神神道道，10歲的時候就追問人生爲什麼的問題，想得很深，跟他母親關係不好，反而跟我的關係很好。19歲就選擇自殺是因爲跟女朋友一言不和，說是要分手，其實也沒那麼嚴重，就上吊了，這是金庸的說法。跟他比較熟悉的朋友，包括香港作家林燕妮，還有其他人，他們都說主要是他媽媽要跟他爸爸離婚，他勸說無效，決定用放棄生命的方式表達抗議。這個消息傳來的時候，金庸因爲做報紙，凌晨正在寫社評，他沒能放下手中的筆，還是繼續在寫，眼淚卻在心裏流。他把這一段寫入了《倚天屠龍記》的後記裏頭，他說寫《倚天屠龍記》的時候，我還不知道人生有這樣的大悲痛。這個時候，我已經懂了，在修改的時候，體會過失去兒子的痛苦。那麼實際上不管什麼原因，兒子選擇了自殺，兒子終究是死了。所以我說上帝永遠是公平的，有些人大智大慧，但是上帝讓他斷子絕孫，上帝給每一個人永遠是差不多。蘋果切開來都是差不多份額，不會有人享受太多，有人得到健康，有人得到天倫之樂，有人得到了財富，有人得到了權力，看你要什麼，最終得到差不多。人生還是公平的。他覺得兒子的死對他打擊非常大，他要追問爲什麼要選擇自殺，能不能在另一個世界相會。一開始他找的是《聖經》，讀了很長時間，《聖經》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所以去讀佛經，讀了一年的佛經，他說讀通了，我已經跟我兒子的心相通了。後來他對外宣佈是佛教徒了，所以他在香港也支持一些佛教方面的事，支持辦一個佛教雜誌，據說後來花五年時間寫了大量以佛教爲題材的詩歌，還沒有公開發表。從他的金錢觀看他的宗教觀，可以想見，他所謂的宗教信仰只不過是一種世俗的信仰，而不是超越於世俗之外的一種對神的追問，對生命答案的追問。所以他自己講過一句話：要我捨棄錢我做不到，要我捨棄兒女我做不到，要我捨棄名利我也做不到。好了，這三句大實話一講，金庸還是一個有幾分真誠的人，說了實話，”做不到”本來是常事。如果我們把他當一個常人看，人嘛，當然捨棄不了這些。可是他說自己不是常人，他信仰佛教，所以這中間就有了矛盾。
他的母親死於抗日戰爭，他的父親1950年被當作大地主槍斃了。他有這樣一個家世背景，對那些事情他內心都是很有看法的。但是歸根結底，他最終還是變成了這樣一個人，到了晚年還是要到處忙碌，飛來飛去，一會華山論劍，一會西湖論劍，哪兒都少不了，哪兒都不拉下。所以從這些方方面面來看，他顯然沒有達到一個知識分子現代人格的高度。
◇與金庸同時代出生的優秀知識分子
只要我們把金庸放在和他同時代的那些知識分子當中，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白，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能達到這樣的人格高度的。他是1923年出生，往前推，1915年出生的有顧準；1919年出生的有臺灣自由主義的精神領袖殷海光；1917年出生的，在大陸剛剛去世不久的吳祖光先生；1920年出生的有《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者、也是科學史家許良英先生；跟金庸同齡的，有剛剛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比他年齡小一點的，1927年出生的中國律師界的良心張思之先生，朝陽大學出身的；1928年出生的，沒有上過什麼學的，新聞界的良心人物戴煌先生；也是1923年出生跟他同齡的，沒有上過什麼學，共 產黨掃盲掃出來的知識分子，現在很活躍的何家棟先生。舉這些人就夠了，這樣的人還有很多。這些人無論是生活在臺灣，還是生活在大陸，跟金庸基本是同齡人，都是出生在五四運動的前後，都是在抗日戰爭的烽火狼煙中成長起來的，都經歷過大時代的痛苦，那些悲歡離合，基本上都是在四十年代接受大學教育，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基本也是在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而且他們跟金庸相比，他們要成就現代人格的難度更大。
爲什麼這麼說呢？金庸1948年3月離開大陸，沒有經歷後來發生的思想改造運動，以及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災難。他生活在有自由的殖民地香港，在思想上沒有什麼東西對他構成制約、干擾。他擁有億萬財產，擁有幾億讀者，擁有廣泛的金迷，他要成就現代人格，傲然獨立，做一個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條件是最成熟、最具備，他完全可以對一切說不，可以保持它的獨立思考、獨立批判，也可以退出江湖，真正的退出江湖，住在一個別人不太知道的地方，不做公衆人物，頤養天年，但是他沒有選擇這些東西。
而跟他同時代的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比如像顧準，他在70年代，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裏，一個人，一盞孤燈，他他所思考的深度已經達到了可以跟哈耶克這樣的思想大師相對接的程度，我們不可以說他可以在學理上跟人家相抗衡，但思想的星星點點是跟人家相接軌的，已經接近人家的思路上去了。殷海光處在臺灣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的最嚴酷的戒嚴時期，被臺大開除，回到家裏，什麼收入都沒有。蔣介石怎麼利誘，怎麼威壓，只要他能屈能伸的話，他就不會是這樣的結局，不會這麼早就病死，但是他都拒絕了，就是這樣，他還留下了在今天看來還站得住腳的學術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也好，其他的一些著作也好，都不是已經落伍的東西。其他的我們剛纔舉到的這些知識分子，大陸的，幾乎都是右派，在1957年，幾乎都是一鍋端被端掉的，都被打成了右派，經歷了20年、用戴煌的書名說就叫”九死一生”的歲月。但是在這個20年之後，他們都有新的反思，對中華民族有新的認識，都有重新的思考，都有重新做人的一面。比如說張思之先生，他現在是中國第一號的大律師了，他已經是七十幾歲的高齡了，但他還是站在法庭的第一線，爲一些別人不能接也不敢接的大案子仗義執言。他出過一本書叫《我的辯詞和夢想》，是他幾十年來參與律師辯護的實錄。他曾經是一個法官，建國初期他就是北京法院的法官，因爲做了右派，25年階下囚的生活，對這個社會有了新的認識，所以決心能夠重返律師崗位，要做一個真正的律師，像一個人那樣站起來。李慎之可能大家更熟一點，他今年已經去世了。1999年，他以巨大的勇氣寫下了《風雨蒼黃五十年》。這篇文章震撼了海內外，尤其震撼了跟他有共同經歷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儘管他沒有把自己的心裏話講透，還有種種的不足，但是他已經把大部分的真話說出來了。韋君宜已經去世了，但她在臨死之前出版了《思痛錄》，他是”一二·九運動”的北京學生領袖，投奔延安，他是一個富家子女，一個小姐去革命，一腔熱血，最後到晚年，她把自己走過的光輝道路否定了。
從韋君宜到李慎之，這些人都一樣，他們跟金庸相比更沒有條件成就現代人格。應該說他們所受的苦難，他們所遭的罪，他們所處的更不容易的環境，接觸到的西方文明更有限，他們出國的機會更少，看到外部世界的機會更少，他們要真正有所反思，有所覺醒，難度更大，但他們最終還是走過來了。但是金庸走不過來，最終反而是走向另外一條路了，爲真正有良知的、有獨立思想的人所小看，那是他自找的。因爲他要什麼都有了，他不需要什麼，不需要你賜給他什麼，他要錢有錢，要名有名，但是他最終還是要這麼走。所以說這裏面有很複雜的原因，其中包括個人內心深處的一些文化因子在起作用。他的文化密碼裏面還帶有傳統中國讀書人往往無法超越的皇權情結，而清官情結、武俠情結無非只是它的補充罷了。
*根據在浙江大學”雙週博士論壇”上的講話錄音整理
來源：獨立中文筆會轉載自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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