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秉安：淚飛之陵——接履橋慘案調查
熊明鑫：搞什麼航天飛行？餵豬去！
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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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館通訊（一二五七）·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五期（zk2408a）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ＣＮＤ）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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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八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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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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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靈祭壇】 淚飛之陵——接履橋慘案調查 陳秉安
【生逢亂世】 搞什麼航天飛行？餵豬去！ 熊明鑫
【春秋史筆】 “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三） 郭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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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靈祭壇】
淚飛之陵——接履橋慘案調查
·陳秉安·
經過調查，可以確認，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發生在道縣等地的對“階級敵人”（地富反壞）的大屠殺，最先並非起源於道縣，而是起於零陵的某個村落，其範圍至少涉及到湘南的１２個縣……
◇ 引子——零陵，爲什麼是“淚飛如雨”
零陵，是舜帝南巡後，埋葬的地方。《史記·五帝本紀》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所以，史學家認爲“零陵”，實際上就是“舜之陵”。
那麼，“零”又是什麼意思呢？
有人說，“零”就是“無”。“零陵”就是“無陵”，“無”者無限，表達舜帝陵大之無限，以頌其偉。另外的看法反過來了，“零”就是“沒有”，那是告之世人，舜帝根本就沒有“陵”，免得盜墓者起歹“心”。
但另一說不同意以上的看法：“零”作爲數字看，那已在明代之後的事。在此之前的人，是不會把“零”視爲“無”的，只把“零”，看成“涕零”（落淚）。傳說舜的兩個妃子娥皇和女英，千里迢迢來到九疑，找不到舜帝的陵墓，傷心落淚，以致泣血。這纔是“零”之本義。
“零陵”，應爲落淚之地，“零陵”即是“淚飛之陵”。
然而，萬萬沒有想到，我來到在這個舜聖歸天，二妃飛淚，充滿了浪漫色彩的地方時，找到的卻是另一番“飛淚”——那是受盡了冤屈的文革倖存者悲哭的“飛淚”！
◇ 當地領導人爲什麼爲難
我一到零陵，就聞說到一樁慘案；殺人兇手用鐵絲穿過被害人的手心，然後拉去槍殺。
事情太殘忍，太叫人憤慨了！
這個傳聞是否屬實？被害者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還有不有親屬活着……這一切都需要落實。
“你想要了解什麼呢？”當地的一位領導人把我朋友的信放下，很客氣地問我。
“啊，我在做一個歷史的選題，想了解一下零陵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如果我一開始就問“手心穿鐵絲”的傳聞，那一定會驚“走”了他。
“文化大革命？”領導很敏感，“陳老師，你想了解零陵縣文化大革命哪一方面的事呢？”
我只能把目標說近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永州多個縣都發生了屠殺地主的事件，我想了解這方面的情況。”
“這個啊——”他的臉色便有點緊張了，又拿了我的介紹信看了看：“哎呀，你找的這個事情，不好辦啊。”面有難色。
我再三向他解釋，我只是作個記錄，４０多年了，這段歷史要再不作記錄，可能就要從史書上消失了……
領導無奈地嘆了一口氣，說：“不是我們不想幫你，殺人風的事，上級早已宣佈了紀律，陳老師，還得請你原諒啊。”
雖然在意料之中，我還是有些失望。
我發現，我的採訪常常是因爲我的真誠而被打動的。
“這樣吧——這件事我不介入，但人家介不介入，那是他的事。”事情突然發生轉折：“我們這有個公認的零陵通，只要你能找到他，你的調查就成功了一半。”他最後狡詰地瞟我一眼：“我可不知道這人住在哪裏啊——”
兩人相視大笑。
他的確啥也沒說，我憑自己的辛勤，終於找到了當地的學者，那位“零陵通”。
◇ 接履橋慘案始末
（一）還有親屬活着嗎
“聽說——”我一開始就接觸到目的，“有一個被殺者，是雙手心被鐵絲穿過，牽出去殺的，有此事嗎？”
康中宏（代名——作者注）默默地點了點頭，“這是真的。”他說。
我問：“能找到那個村子嗎？”
康中宏：“能，我就是那個村子的人。”
啊，是這樣！
“你們村子叫——”
“接履橋村。”
“死者還留有家人在嗎？”我問，有點緊張，因爲這點很要緊。
“有，有一個妹妹。”？康中宏露出悽慘的表情說，“她叫張美銀，她是九死一生活下來的，好不容易啊！”
看康先生的模樣，分明後面有許多的辛酸。
“能找到她嗎？”我問。
“能，她應該還在接履村住，前些日子我還看見她。”
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汽車往接履橋去。
“爲什麼叫接履橋呢？”？我問起了一個似乎無關主題的問題。“履，不是古語鞋的意思嗎？”
“不錯，橋名接履，當然是有說法的，也算是當地的傳說吧。”他說。“傳說三國時候，張飛打零陵。其時正下大雨，路上泥淖，張飛到接履橋一帶的河邊上去催促部隊，知道士兵遲遲未行動，十分生氣，張飛跺腳痛罵，把一隻靴子也跺落在泥淖裏了，他便拾起靴子來，摔到河裏，結果讓河上一位打魚的老翁伸手接了。於是這地方就叫接履橋。”
（二）告狀種下的禍根
接履橋村靜靜地躺在零陵與道縣相接的邊界上。由於隔得近，自古以來，就有客商從零陵挑了布匹，到道縣去賣。慢慢的，賺了幾個腳力錢的接履橋人便不再靠挑扶賣力，有人開始在道縣的街邊租下一兩間小小的店鋪，做起了生意，把零陵挑夫們挑來的布匹接過來賣。
這中間就有一戶姓張的人家，叫張德福（音），常去道縣做生意，也在道縣開了店鋪，張老闆拿賣布掙的錢，在接履橋買了４畝７分田養家。農忙的時候，就會放下布店的生意，趕回家來，系起袍子下田插秧割禾。這半農半商的日子倒也過得平靜滿足。
到了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張老闆生下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張迪光，女的取名張美銀。都聰明伶俐，喜好讀書。
共產黨取得了大陸政權後，農村搞土改了，要劃階級成分。照說，一家才４畝７分田，怎麼也劃不成地主。張德福親自下田，犁耙還是把好手，靠自己勞動的，怎麼能算是地主？
可是貧農協會有人說，張家有“田”還有“鋪”，過年的時候一簍簍的道縣柑子揹回來，家裏還掛着臘肉，不是地主是什麼？一定要把張德福家劃成“地主”，張德福便告狀告到了區裏，說貧農會陷害他，區裏還真的派人來。經過工作組的評判，還是把張德福劃成了地主。
一旦成了地主，張德福就是像泄了氣的皮球，再也不敢吱聲。這張德福本來還在道縣參加了公私合營的，到了６０年代搞四清了，地主分子不能留在“革命隊伍”中，他被“清洗”回家，從此老老實實在接履橋村下田務農了。
再說張老闆的兒子張迪光。那張迪光出奇的聰明，文化大革命前在道縣一中上高中，門門功課都拔尖。１９６５年考大學的時候，不少人都預測，照張迪光的水平，上不了“清華”也能上“中南礦冶”。
高考完畢，張迪光在家盼通知，盼啊盼，眼都望穿了，盼來的卻是一紙：“條件不合格，未能錄取”的通知。顯然，“條件”，指的就是他家的“地主”成分。
這彷彿如同一記晴天的霹靂，張迪光的精神受到了刺激。
從此之後，村裏的人們就發現，張迪光有點精神恍惚了。整天就是寫告狀信，往縣裏送，往省裏跑。不管是誰，他抓住人家就問：“你說說，４畝７分田，算不算地主？”人家說他是精神病，常掙脫他，他又會追着問：“有地主勞動的麼？有地主會犁會耙的麼？”
誰知道，張迪光的告狀信竟然起到了作用，國務院的某部門真的給他回信了！還蓋着紅通通大印，而且通知他：“請同當地政府聯繫。”
不久區政府的幹部就到了村中，找到當時的大隊幹部商量，說上面來指示要甄別了，張家的成分是不是土改時定高了。
張迪光一跳三尺高，說：“我告贏啦，我告贏啦——”
要是事情順利發展，到６６年的下半年，張家的成分本可以重新認定的。誰知道，在這年的上半年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情況突然變化！
（三）張美銀哭述父兄怎樣被殺
沿着接履橋公路邊荒草中的小路，我們看到路邊有一處小村子。
“這裏就是張美銀住的地方——”康中宏指着樹蔭中的瓦屋說。“只是不知道張美銀會不會出外了。”
一棵大樹下，有個帥小夥在用水泥刷着地面。康中宏走過去同他聊了幾句後，向我招手，高興地對我說；“好消息，這是張美銀的兒子，張美銀在，她就在後面挖土。”
康中宏朝着竹林那頭的田峒喊：“張美銀——”就聽見挖土的聲音停了，一個粗重的女聲答道：“哪個——”
一會，一個五六十歲的婦女，隨聲走了過來。她就是張美銀。
出乎我意料的是，一聽說是來了解他父親和哥哥的死時，還沒等我們坐定，張美銀就猛地大哭起來，彷彿積聚了多年的山洪，終於得以爆發：“我盼你們都盼了幾十年啦，你們終於來啦！我爹我哥死得好慘啊——”
費了老大功夫，我們才使她平靜了下來。
下面，是張美銀口述的接履橋村張德福、張迪光父子被殺的經過。
（四）張美銀口述
口述時間：２０１２年４月？
口述地點：零陵縣接履橋村
口述人：張美銀，時約六十歲。
作者整理
（１）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家改成分的事就再不提了。縣城那邊殺人不久，我們這邊也開始殺了，第一次就想殺我屋裏的人，我哥哥出門了，到我屋裏來抓人，沒抓到我哥，抓到我老子。
那是陽曆９月了，雙搶了，我老子下在田裏打穀子，他們大隊上的人就喊，張德福，上來，去大隊開會。結果我老子兩腳是泥，一上田坎來就被民兵捆起了。推起到門口的禾堂坪裏來審。我老子會說，問他們，爲什麼抓我？他們說，你兒子是地主，還參加了湘江風雷（造反派組織）。我老子說，他冒參加，就是參加了，也是一人犯法一人擔，與我何干？就要掙脫。我老子還有點武功的，他們怕把繩子掙脫了，有人就喊，會跑了，會跑了，割掉他的筋。就幾個人把我老子摁住，用鐮刀割斷了我老子的腳筋——（失聲痛哭）
我老子走不動了，有人說，拉起出去打了算了，就是槍斃了。有人就拖我老子走。拉着他去槍斃。拿繩子把手吊着，他不肯走，倒着往紅土嶺，就是你們來的那地方過去一點，拖——（失聲痛哭）
我是看到他被拖着走的啊，他是不甘心的啊，不肯走，拿腳勾着路邊的石頭，不走。我和我老孃想趕過去幫他，他們民兵就上前攔着，不讓我們去。我衝過去，他們又把我拖回來，硬關進了一間窗子是鐵欄杆的屋裏。我哭天喊地也沒人理了。
後來，我苦命的老子，就是給打死在紅土嶺上的，那天斷黑時分，我和我老孃是聽見槍響的啊——（失聲痛哭）
殺了我父親，又要殺我的哥哥了。我哥哥沒在家，他不是自己回來的，是第二天給他們抓回來的。他們說，你地主狗崽子還想翻天，看你還翻不翻案了！
他們是一定要搞掉我哥哥的，他們說我哥哥是有本事的人，北京的信都弄得到手，要是讓他得了勢，他們一個個都會被我哥哥搞死的。
怎麼殺我哥哥的的？你看他們好殘忍啊，他們從公社把他押解回來後，看我哥哥不肯走，拿繩子捆還不走，就拿這麼粗（用小拇指尖打比方）的鐵絲，從我哥哥的手心穿過去，扯着我哥哥走，你說痛不痛啊？走一路，滴一路的血。後來我逃走，走的也是那條路，還看到路上都是他的血呢。（失聲痛哭）
走到半路，我哥哥說，我實在受不了了，你們就在這裏打死我算了。那些人就說，這裏是路邊上，不行，上好的地方，人家要種紅薯的，到了紅土嶺再打你！
我哥哥又說，我好渴，你給我喝口水再死行不行？路邊有間小屋，小屋裏有個姓劉的老婆婆，聽他這樣說，看他可憐，就拿個桶，提了水出來給他，他咕咕咕就喝了半桶，像頭牛一樣呢。喝了那半桶水，老太婆就對那些人說，這麼年輕，你們就別殺他啦？殺個老的也好過殺他呀！？那些人就說，階級鬥爭，不殺他，他就會要殺我們！老太婆就說，那你們別殺在我屋門口，我晚上怕。我哥哥說，老人家，你是好人，我不死在你門口，要死，我會死遠點的。
也怪啊，這時，突然就天昏地暗，黑雲遮天，下暴雨了，真是天也在哭啊！他們逼着我哥哥泥一腳水一腳地往山上去，一隻鞋子都掉在泥裏了，扯不出來，他就把鞋子摔得遠遠的。
他就光着腳走，走到了山邊了，就不動了，站到一棵樹下邊去。等着他們開槍打他。
兩槍。一槍打的胸，我哥哥還沒倒下，第二槍是開花子，打了腦袋。我哥哥就倒下了。（再迸發出山洪似的哭聲）？
（２）我很清楚，打了我哥哥，下一個就該是我了。
後來我聽人說，他們殺了我老子我哥哥之後，的確是準備把我沉塘的。說我性子火，留下來會報仇的。要斬草除根。
我不是給他們關着的嗎？門口還派着人站崗的。世界上還是好人多啊，站崗的人是張明忠（音）還有張和秋（音）。一個村的，很熟的。明忠開鎖進來了，張和秋在外頭站崗，我也不理他，他突然對我說，美銀，你還想不想活嘛，我就哭起來了，也不回答他，你說，人哪有不想活的呢？他就說，我們同你哥哥都是朋友，你才１６歲，不該死的，死了，你老孃都冒人養了。我們放你一條生路吧。我們不能放你從門上走，他悄悄指着窗戶說，那個窗戶的鐵欄是鏽了的，扳得松的。等下喫飯的時候，我們就走開，你自己扳開鐵欄，跑出去吧！再不要回來了，他們馬上要殺你了，你要快啊！說完，關了門就走了，我連感激的話都沒來得及說一句。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好人啊！
好了，過了一會兒，他倆把牢門鎖好，真的走了，喫飯去了。等他們一走，我就去扳那個窗戶鐵欄，真是天無絕人之路，那個鐵欄真的一扳就鬆了，露出一個大洞，我趕忙就鑽了出去。
一出去，我又茫然了，那時，天都黑了，我往哪裏去？也不知道爲什麼，就是想往人多的地方去，我打算往零陵縣城裏去。心想，有人的地方就能保護我。我怕村裏的民兵發現，忙向山上跑，鑽進了樹林裏。跑到山上，突然就想到，摸也要摸到紅土嶺去，最後看我的父親和哥哥一眼。
我就往紅土嶺上爬，昏黑中，我慌不擇路，一腳高一腳低，終於到了紅土嶺。找到了我父親和哥哥的屍體，就那樣仰朝着天躺在地上的啊！這些黑良心的，殺了人都不埋啊！
父親叉開腳，倒着。還是像平日那樣安祥。哥哥的屍體遠點，在一棵樹的旁邊，腦殼給打爛了，人都認不出了。（痛哭聲）
記者啊，不知道爲什麼，那時候我都不知道哭了，對着屍體，一點兒也不怕。不久，星星月亮都出來了，慘白白地照在地上。？我就跪下去，對着星星月亮說，老天爺呀，你太不公平了呀！？
我又向父親和哥哥的屍體拜了兩拜，忍住了眼淚準備逃。
走到山頭上，一步一回頭的，看看山下我們村子，心裏一酸，想到父親沒有了，哥哥也沒有了。山下的那間房子裏有我的母親，也不知道母親怎麼樣，自己這一走，很可能十年八載都不會回來了，再也看不到她了，這時，我才落淚了。
快走到零陵縣城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我不能在零陵呆，他們是要斬草除根的。就是在城裏，也會有危險，我要走遠點，遠走高飛。
我把我穿在身上的一件燈芯絨的衣服賣了，賣了５塊錢。在理家坪（音）上的車，那時候，哪有什麼目的地啊，隨着車跑，就這樣一直到了廣西。
我隱姓埋名，嫁到了深山裏的一戶貧農人家，深山裏的人娶媳婦不容易，只要我願意，他們就接受了我。
我的男人很忠厚、老實，對我也好。
我改了名，換了姓。整年整年不下山，整整８年啊。我就這樣，過起了被別人叫做“白毛女”似的與世隔絕的生活。
山下雲海茫茫，接履橋的老家，遠在千里之外，那些噩夢般的往事，不願意再去想，好像都是隔在另一個世界的事了。
直到我生了第三個孩子，我才把我家的遭遇全部告訴了我的丈夫。
我的老公說，現在山下面都換了一個世界了，鄧小平都搞改革開放了，不要怕了！？那些殺人的人，不敢再做壞事的了。你應該回去看一看，不知道老孃她老人家還在不在呢。
多年後，我帶着我的老公，還有四個孩子回到了接履橋。老孃早已死去。我的一個孩子，你在屋邊看見的，今年都３０歲了。
回到村裏，那些壞人看到我，一點事沒得，連句道歉的話都沒得，人殺了就殺了，我心裏這口氣，還是窩着的。
陳記者，（指着胸口）我心裏好嘔（氣）啊！
你不是看到我兒子在刷地面嗎？我們的舊房子不能住了，住在裏頭也老容易想起那些事，傷心。我們打算建個新房，建給他們看看，也是爲了給父親哥哥爭口氣！
不瞞你說，我這輩子啥都不缺了。就是沒有能替慘死的父親和哥哥出這口氣，不甘心啊！
（張美銀突然朝地一跪）陳記者，你要是幫我寫出來，你就是我的恩人，我的菩薩！我不由得也下跪了。
３、張美銀大姐的事感動了我。
我突然感到不是在做記錄，我是在替一些沒法說話的弱者、冤魂申冤了！
我嘆息了一聲：“美銀姐，你說的我都記下了，你能把自己最關心的一句話寫下來，讓我告訴世人嗎？”
她突然冷靜下來了，稍停後說：“要得——我寫，我要把我家的冤情告白天下——”
我聽不大懂零陵話，我也沒有想到一個普通的農婦，會說出那麼有見識的話。我便問同行的，坐得靠近她一些的周雲峯教授的夫人：“她……說什麼？請你代她說一遍。”
周教授夫人一字一句告訴我：“她說，她想把她家的冤情告白天下！！”
張美銀拿起筆來……
“我想把我家的一切冤情告白天下——張美銀”
□ 來源：微信號《經典生活文萃》，節選自作者待出版的新著、長篇紀實文學《大屠殺》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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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亂世】
搞什麼航天飛行？餵豬去！
·熊明鑫·
熊明鑫——１９５８年民航西南通訊臺臺長，１９２３年生。本文爲採訪熊明鑫記錄〔採訪人；譚松，時間：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地點：重慶市氣象臺〕
你來挖這段往事，啷個說喲，我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我真的是不想提呀。
抗戰時我在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習，後來又考入無線電通訊專科學校，畢業後進入中國航空公司，在飛機上搞通訊導航，不久，我就成爲該公司的技術骨幹。
中國航空公司在１９４９年時，已經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排在美國PIA航空公司、英國BOC航空公司之後。大陸解放時，中航一片混亂，１９４９年底飛到香港機場的飛機就有上百架，大量的中航職工聚集在香港。當時主要有三條路擺在我們面前：到臺灣、留香港、回大陸。此外還可以到世界各地，那時飛行人才在全世界都是搶手貨，我們中部分人就被一些國家用高薪挖走，例如，英國挖了一些人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中航近３０００人中，約有５００人選擇了回大陸，我是其中之一。
我爲啥回來？當然有原因。
我經常跑國際航線，到過近２０個國家，親眼看到中國人在異國他鄉的生活情況。我認爲祖國強大，海外華僑纔有地位，在外面流浪總不及呆在自己的祖國，我的技術肯定能爲祖國服務。還有，我雖是搞技術的，但也有點歷史知識，我那點淺薄的知識告訴我，開國皇帝總是比較好的，奮發向上的。共產黨能夠打敗強大的國民黨，一定有它先進的道理。還有，１９４５年我在重慶機場見過毛澤東，聽過他的講話。毛澤東非常親切，寬厚，開明，而且很有才學。他提出要聯合，要共商國事，要政治協商，我非常贊同。總之，那一次毛澤東給我留下的印象好極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我在香港讀到他在開國大典上的致詞，讀到“共同綱領”，我激動得很，覺得中國在他的領導下，一定能走上富強、民主、光明之路。我才２６歲，人生路還長，不爲一個光明的新中國效力，還到哪兒去效力？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１２架飛機載着５３名機組人員（包括中航的經理），突然從香港升空，穿雲破霧直飛北京。這就是著名的、在世界上引起轟動的兩航起義。這事不僅國民黨沒想到，美國沒想到，就連共產黨也沒想到——天上突然掉下來１２個餡餅！
中航的職工，除了那隨機的５３人外，陸陸續續返回大陸的有５００多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留在了重慶，共產黨剛剛執政，西南地區航空人才奇缺，我成了寶貝，不僅馬上被錄用，而且進入了專門接送鄧小平、賀龍等大人物的專機組。
我們當時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只是共產黨最初承諾的高薪和用美元支付沒有兌現。我每月只有１００多元人民幣，只當我１９４９年之前三個小時的飛行津貼。我們回來的人中，有１００多人因此離開大陸，到了香港或世界各地。我沒有走。我回來不是爲了錢，而是希望祖國強大，我自以爲自己能幹，能做出貢獻。但是，我不久發現一些問題。
１９５２年，叫我們捐款支援抗美援朝，大家都有覺悟，都自願捐款，我們不到１００人就捐了４８萬，買了三架飛機，兩門大炮。但共產黨要我們捐款的方式不對。他們給我們算帳：你在中航幹了多久，應當有多少錢，所以，你起碼應當捐多少。而且還來硬的，比如說某人交了多少，你也得交多少，某人錢全部交了，你也得全部交，不交不行，搞得不象是捐款，而象是逼債。在那次捐款中，我們一起回來的有兩個人，被逼得沒有退路，上吊死了。我的家底比較厚實，我愛人叫楊世華，她哥哥楊少華是中南空軍司令，蔣介石直升機的駕駛員。１９４９年前我家屬於富有階層，捐款前，家裏還有不少黃金和美鈔，到捐款結束時，除了還剩點首飾，基本上洗空了。捐款給我心上投下一點陰影，但沒有影響我工作。新中國的航空業剛剛起步，太需要人了。我訓練飛行員，舉辦學習班，開闢新航線，一年到頭在外奔波，忙得不亦樂乎。周恩來出訪萬隆的飛行我提供了氣象數據，中緬國際航線的開通是我奠定的基石，我還爲貴陽民航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因爲如此，１９５６年我被評爲民航全國優秀員工，劉少奇親自給我授了勳。
１９５８年是我人生路上的“滑鐵盧。”前一年的整風、反右雖然搞得紅紅火火，但我一點沒參加。爲啥？一個字，忙！１９５８年，重慶市領導認爲，民航中有人來自舊社會的中航，這些人在外面日子過得十分滋潤，薪金極高，爲什麼“人往低處走”，甘願回大陸拿低薪？說不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雖然一時沒有線索，但不妨分配兩個右派名額，敲山震虎，防患於未然。這樣，市裏專門撥下來兩個右派名額。
那天，民航政委親自上門來找我，請我對民航工作提點意見。我正忙，沒空說話。政委見我實在抽不出身，就說，不要緊，等你空點了我派車子來接你。
幾天之後，我到政委辦公室，說了幾句心裏話，包括三方面：
一、培養新生力量要注意知識面，不能只強調出身。我提這個意見是基於慘痛的教訓。例如，１９５１年我在成都負責培訓１３名女飛行員（因爲毛主席說我們也要有女飛行員），這些女學員按出身好——僱農（貧農都不行）；政治好——中共黨員；身體好三條標準從部隊裏選拔。三條中唯獨沒有文化標準，我們訓練時，費盡移山之力。由於學員文化太低，一個小時能完成的訓練，花十多個小時都達不到要求。折騰下來活脫脫報廢了兩架寶貴飛機，那發動機和配件是美國貨，當時根本配不到。這個想法（即選拔注重知識），我在１９５２年曾當面給朱總司令提過。
二、希望今後考慮配備懂業務的副局長。民航的飛行和管理工作，技術含量很高，我們的局長、政委等都是軍隊幹部，他們打仗行，但搞航空外行，我不同意外行領導內行，我記得劉少奇就說過，我馬列主義水平再高也開不動飛機。局長不懂業務，我們中層幹部很難處，沒有決定權，但要承擔責任。向局長請示，他不懂，說我們認爲行就幹。幹得好自然相安無事，一旦出了問題，領導（當時叫首長）可以推說他不懂業務，責任全在下面。我們中好些人因此被判刑，而且一判最低六年。所以，我提出在黨領導全面的前提下，最好配一名業務副局長。
三、希望提高民航幹部的待遇，因爲當時實在太低。
我提這幾條意見，政委連連點頭，樣樣同意，很把我感動了一回。哪曉得轉眼就變臉！共產黨我摸不透，紅臉白臉眨眼變。後來在長壽湖，管教人員教育我們說：“形勢變了政策就要變。”換句話說，就是可以說話不算話。因此我們管共產黨的政策叫“月亮政策”——天天不一樣。
我這三條意見都有回答：一、污衊工農學員，以技術權威要挾黨組織。二、想篡黨奪權，自己當業務副局長。三、夢想恢復舊社會資產階級特權生活。這幾條罪狀把我驚呆了！告訴你，從那以後到現在４０多年，我再沒提過任何意見。
公平地說，西航並不想一棍子把我打死，原因是我的技術。我擔任民航西南通訊臺臺長，統領十餘個科室，５０多號人，負責整個西南地區的飛機導航與通訊。還有，這些年來，我是怎樣在幹，他們應當看得清楚。
發放名額的重慶市“首長”非要完成任務，他們一狀告到省委書記李井泉門下，李井泉馬上將民航局長和政委找去，說了一句話：“兩個右派都處理不下去，是不是要我報到中央去批？！”
抓我，採取了軍事上的突然襲擊。那是１９５８年４月的一個晚上，一輛軍車突然開到白市驛機場，把我抓上車，押往位於大巴山深處的通江勞改農場。我當然不願把這事告訴父母，但是我有兩個娃兒，兒子七歲，女兒五歲，我一走，他們怎麼辦？我不得不寫信回武漢老家，請父母來重慶把孩子接走。妻子？她在１９５７年因病去世了。說到她，我心裏很難受，她１９４８年畢業於南京金陵醫科大學。結婚後，我一直在外忙，很少回家，更說不上照顧她。她彌留之際我從成都匆匆趕到醫院，她躺在病牀上，雙眼睜着，一動不動，也不說話，我俯下身去抱她，非常傷心，旁邊的醫生、護士在流眼淚。後來我才知道，抱她的時候，她已經斷氣了，但是她的眼睛沒有閉，我在她的遺體前站了很長時間，一動不動望着她。至今我都覺得對不起她，懷念她。
再說那封信，正是那封信斷送了父親。那幾天父親心情正好。老友董必武先生髮來通知，接他進京做點事。他行李已經打點好，喜滋滋準備進京。他收到我的信，坐在藤椅上品讀。信還沒讀完，他突然大叫一聲：“這個雜種不爭氣！”他頭一歪，倒在藤椅上。家裏人趕緊把他抬到醫院，腦溢血，已經沒救了。在大巴山勞動四個多月後，重慶把我們接回來，準備轉到長壽湖。這個時候，大躍進在全國展開，民航也要大躍進，要在１５年內趕超英國。他們覺得我正是可用之材，不必發配我到長壽湖，只需要把我“閹割”一下——保留“拉磨”的力氣，去掉“傳宗”的功能，用他們的說法，叫“政治上打倒，技術上使用。”我不幹，我是頭犟驢，寧願受懲罰，也不願被閹割。我跑出來，自己買船票去長壽湖。
我一直認爲，中國人有力量搞航空，可以不依靠美英把新中國的航空業搞上去，我就是爲此回國。後來我們中很多人離去，我也有去香港的機會，我不走，也是爲了這番事業。但是我決不以一個“分子”的身份來幹事業。
我到長壽湖後，勞改名單中沒有我，農場不接收，不給我安排住處。我鐵了心，找到一間教室（當時還在放暑假），將幾張課桌拼攏作牀，然後跑到農場的養豬場，挽起袖子就幹活。白白送來一個勞動力，豬場居然不要。我不管，天天去宰豬草，也不多說話，操起菜刀，“通、通、通”一陣猛宰。時間一長，人混熟了，養豬場終於收留了我。
這年我３５歲，開始長達２０年的長壽湖生活。
我當右派後，只發９元生活費，後來按市政府規定發１８元，１９６２年加到３０元，一直到１９７９年“改正”後才恢復原工資。饑荒年我全靠賣首飾，一件接一件賣，賣了就趕緊買喫的，１９５２年沒捐走的那些首飾救了我一命。
但是，我個子大，消耗多，還是餓得全身浮腫，１９６０年，管教幹部孫×看我不行了，開恩特批我回武漢老家養病。（在我採訪的所有長壽湖右派中，熊明鑫是唯一提到孫×好處的人。）
那個時候，武漢條件相對四川好一些，關鍵是我呆在母親身邊，她象護理嬰兒一樣護理我，把家裏和能搞到的好東西全部給我喫，幾個月時間，我又恢復了人樣。
我該回長壽湖了。頭一晚上，母親流了一夜的淚，她怕我又要捱餓，在長壽湖活不出來。第二天，母親和姐姐送我到江邊。船拉了汽笛，要開了，她這才放我的手。我轉身匆匆朝輪船走去。母親一直呆呆望着我，就在我走上跳板，要登船那一霎那，她突然站立不穩，踉踉蹌蹌往前竄了幾步，一頭栽倒在地上。姐姐驚叫起來，我扭頭一看，飛也似地奔回去。母親睡在地上兩眼翻白口角抽搐，已經不能言語。我與姐姐一起將母親送到醫院急救。她沒有再醒來，第二天，她走了，她不會再掛念我了。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啊，都死在我手上！
母親去世後，我把我的兩個孩子分送到姐姐和妹妹家，姐姐收養兒子，妹妹收養女兒。事情還沒完，文革還有一道鬼門關在等我。
１９６７年，一羣造反的學生氣勢洶洶殺進島來，把我們拖出來跪成一排。他們在我胸前掛一塊大牌子，強迫我雙膝跪在煤渣上。這次，給我定了一個“美蔣特務”的罪名，命令我向毛主席認罪。我跪在煤渣上痛得冷汗直流，突然，一個紅衛兵飛起一腳踢來，這一腳狠，力量特大。我慘叫一聲，向前撲出三米多遠，額頭在地上碰得鮮血直流。這一腳踢在我腰上，腎臟受了嚴重損傷，我躺在牀上幾個月起不來，整整拉了兩年的血尿。幸虧那人穿的是雙回力鞋，要是大頭皮鞋，我肯定當場就報銷。
他們爲什麼下死命踢我，原因是他們抄家搜到我當年同美國飛行員一起照的像片，說我裏通外國。那次捱打後，我把過去的照片統統燒光，一張不留。（毛澤東也同美國飛行員照過相，那是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６日。那時毛看上去無比親切、寬厚、“民主。”）
造反派打人不說，還抄家。我在長壽湖的“家”被抄得只剩下一件勞保服，真正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我身體垮得很快，１９７１年初，終於倒牀不起。我料想我不行了，快去見我父母了，別人也這樣看。管教幹部鄭修成來到我牀邊，問我有什麼話要說，也就相當於遺言吧。我告訴他，這輩子我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子女，沒有做一件虧心事……
然而，我大難不死，盼到了１９７９年的“後福”。
一天，獅子灘場部來了一輛豪華轎車，這車在當時當地極其少見，車上下來兩個氣宇不凡的人物。場部辦公室人員一看介紹信，慌了神——來者竟是地師級官員——漁場場長也不過才縣團級。辦公室人員趕忙把場長叫來接待。“地師級”告訴場長，他們要見民航西南通訊臺臺長熊明鑫。
場長說，熊明鑫住得遠，一兩天出不來，有什麼話對他講。“地師級”表示，他們願意等。
三天之後，我才從長壽湖最偏遠的一個地方——飛龍島划船出來。
“地師級”在場部招待所接見了我，我那時已被改造成一副“熊”樣。我看見桌子上放着我一尺多高的檔案，裏面裝有我多年的思想改造彙報，每年每月的勞動評審鑑定，認罪服法表現，言論思想記錄等等。
“地師級”態度非常誠懇，他對我說，當年把我錯劃成右派，組織上決定“改正”，接我回原單位工作。我本來早已心如死灰，這幾句話來得突然，一下子把我撩翻，我也不知爲什麼，由“熊”轉“牛”，一躍而起，指着“地師級”的鼻子大罵：“一句整錯了就算了？！，老子是二十一年冤屈，九死一生哪！”
“地師級”非常有涵養，他不緊不慢地說：“我們來之前首長就給我們交待了，說熊明鑫同志能力很強，水平很高，但性子急。你受了幾十年的苦，心裏有氣，罵我們，打我們，往我們臉上吐痰都可以，只是請你出了這間屋就不要再亂說了。”
這一招，以柔克剛，我伸出去的那隻手垂了下來。但是，這幾十年我傷透了心，民航傷透了我的心，情感上我無法再回民航。這就象一個把靈魂和肉體全部奉獻，但卻被無情拋棄和折磨的女人，不願意再回到那個男人的懷抱。所以，我申請調到了重慶氣象局。那時氣象局的三個局長都不懂業務，我還算懂氣象業務的人，能夠做點事。
我進氣象局時國家正強調領導幹部年輕化，１９７９年我已經５６歲了，因此，我自願放棄官職，當一個一般技術人員。就這樣，幹了幾年退休完事。
從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經過３０年的折騰，兩航起義的５００多人已被整肅得所剩無幾。文革中，僅在北京一地，便有４８名起義人員被當作美蔣特務整死。那位策劃並指揮了著名的“北飛行動”，將１２架飛機和５３名航空人才交到共產黨手中的潘定國，也被打斷了背脊骨。若不是周恩來念他立下試航首飛拉薩之功，保他一命，這位著名的飛行員也活不下來。文革之後他去了美國。
我後來聽北京的朋友講，我當年訓練的１３名女飛行員之一諸××，在林彪手下當了民航總局副局長，文革中她曾到處找我——我在訓練時幾次想淘汰她。北京的朋友說，幸虧我早早躲到了長壽湖，如果落在她手裏，必死無疑。
說來不可思議，我兩次差點死在長壽湖，但長壽湖終究救了我。
◇ 訪後記
熊先生身材魁梧，步履穩健，一眼望去，猶有當年藍天上叱吒風雲的氣魄，甚至還有幾分“大首長”的風度，雖年近八旬，但耳聰目明，思維敏捷，由此可想，３５歲“下崗”時，是何等精神。
長壽湖豬場的菜刀“通、通、通”，把熊先生十八般武藝宰得稀爛，拌合他迴歸大陸的熱忱，效力祖國的願望，一起煮熬，傾入豬槽。
２００１年深秋的一天，我登上長壽湖同心島，這兒是熊明鑫勞動改造過的地方。我沿着一條土路往半山坡走去，四周非常寂靜，看不到一個人影，涼嗖嗖的秋風撲面而來。我走到一家農舍前，一眼就看到一個大豬圈，幾頭肥豬在圈裏拱動，吧吧嗒嗒地爭喫槽食，空氣中飄蕩着糞水和穀草的氣味。我站在豬圈旁，望着深秋有些蕭瑟的山坡，感到一種遠離社會、遠離文明的荒寒。吱呀的木柵圈門，潮溼的石頭豬槽，一堆紅苕藤，沾着泥糞……
熊先生留我喫飯，席間，他嘆了口氣：“我今天說了好多話，破例了。前不久有人來找我瞭解１９４５年重慶談判的一段往事，我客客氣氣，但絕不多說，更不表態。電影《重慶談判》和反映兩航起義的電視劇《北飛行動》與我所瞭解的一些事實有很大出入，可我一言不發。不怕你笑，我被整怕了，看見一根草繩，便怕是毒蛇。我現在有心臟病，共產黨再整我一次，完了。”
◇ 補記
熊明鑫先生於２００５年８月２日在重慶去世，終年８２歲。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６日，熊先生最後一次參加長壽湖右派難友聚會，在會上，他與分別了３７年的長壽湖難友譚顯殷重逢。一年後，這位厚道的老人永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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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筆】
“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三）
·郭羅基·
（上接zk２４０７d）
第五章 “當代孔子”向古代孔子宣戰
要看懂馮友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前後沉浮，以及加入“梁效”之後的飛黃騰達，必須理解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批林批孔”的戰略步驟，以及馮友蘭和“梁效”如何滿足這種戰略步驟的需要。“批林批孔”正是馮友蘭和“梁效”的用武之地。馮友蘭時來運轉是在１９７３年。在文革前期，他作爲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反動學術權威”，戲劇性地搖身一變，成了後期“批林批孔”的革命權威。毛澤東掀起“批林批孔”的滔天大浪，這叫作英雄造時勢；馮友蘭和“梁效”在“批林批孔”的滔天大浪中弄潮兒向濤頭立，這又是時勢造英雄。馮友蘭說過：“‘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本互爲因果也。”他是看透了。不過，人爲造出來的時勢，非天下大勢，乃倏忽行時之勢；由倏忽行時之勢造出來的英雄，亦非天下英雄也。
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是文革的分水嶺，前後恰好大致都是５年。前期的主題是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後期的主題是批判“叛徒、賣國賊”林彪。批倒批臭劉少奇的時候，拉來一個外國人赫魯曉夫做陪練；批倒批臭林彪的時候，又拉來一個古人孔子做陪練。前期，文革沖天而起，高歌猛進；後期，文革盤桓迴旋，不知所終。就毛澤東本人的動機來說，卻是前後一以貫之。〔１〕１０年之中，有一半的時間是用來爲文革辯護，防止被人所否定。這就是“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任務。
◇ 時來運去生感慨
１９７１年，林彪覆滅後，中國的時局面臨一個轉折點。轉折，可能從壞轉向好，也可能從壞轉向更壞。不幸，前一種可能錯過了，後一種可能成爲現實。
打倒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林彪被尊爲“偉大舵手”毛主席的“偉大助手”。據說，歷史上有三個“偉大助手”：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偉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寧的“偉大助手”，第三個“偉大助手”就是林彪。這是林彪的歷史地位，現實身份呢？１９６９年，把林彪作爲法定接班人載入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確立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一個老朽和一個病夫聯手的毛林體制。這個結果被認爲是文革的“偉大勝利”。“九一三”事件產生了巨大的震撼。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聽傳達的人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外交部發生一個笑話，當場有人站起來對宣讀文件的主持人說：“你念錯了，是耿飈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背叛和滅亡，標誌着“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在理論上的破產，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實踐上的失敗。但是中共中央的文件把破產和失敗說成了“勝利”。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發出的《粉碎林陳反動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說：“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繼揭露以劉少奇爲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揭露了陰謀反革命政變的林彪、陳伯達反動集團，除了這一害。……這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全國人民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這種自欺欺人的說辭反而促成千百萬人的思考，走向醒悟。
不是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嗎？怎麼沒有“洞察”身邊的“親密戰友”呢？偉大領袖的神聖形象遭到懷疑。毛澤東本人也幾乎陷入精神崩潰，經常發脾氣、摔東西，大病一場，從此一蹶不振。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主席在林彪事件後變化較大，狂躁、發怒、猜疑、恐懼，常問我、問張玉鳳，要我們放開講、要講真話、講心裏話。我和張玉鳳還是千篇一律告訴主席，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無限熱愛、無限忠於您老人家。主席聽了有時會哈哈大笑說：＇我還不如小學生＇；有時會擺擺手說：＇又是一通屁話。走！走！走！＇”〔２〕毛常常在藏書上反覆抄寫兩句古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３〕以林彪事件爲分界，毛切身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時來”“運去”。
林彪事件損害了毛的健康。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８日，他在會見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時說：“我……已經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見了一次上帝，現在又回來了。”〔４〕但報紙上還是說他“神采奕奕”，這是報道毛主席的專用詞彙。
過了好幾個月，毛緩過氣來了，才着手收拾敗局。
◇ 羣衆自發批極左
１９７０年在廬山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開始批判投靠林彪的陳伯達，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批陳伯達本是敲山震虎，指向背後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後，順理成章，“批陳整風”運動拓展爲“批林整風”運動。林彪的敗亡，引發人們大量宣泄對文革的懷疑和不滿，故“批林”的同時，還要強調“整風”。“批林整風”的“整風”和“批陳整風”的“整風”不一樣，後者是整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跟着陳伯達起鬨的人；而前者是整對文革懷疑和不滿的人，防止矛頭向上，穩住局面。“批林整風”運動是批極左還是批極右？這一爭論又演變爲“批林批孔”運動。
在毛澤東不理事的幾個月裏，羣衆自發地起來批林彪的極左。批着批着，就批到文革了。王洪文說：“批極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５〕一點不錯，因爲文革就是極左思潮的產物。黨史記載：“有一些地區和部門不是根據文件所定的調子，而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判斷，明確地提出要‘認真批判林彪煽動極左思潮的罪行’‘當前主要是克服極左思潮的干擾’。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支持下，這種真正反映羣衆意願的呼聲使＇批林整風＇運動突破了原定的框框。”〔６〕批林彪的極左，必然會批到以極左爲指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林彪的言論，本來就是附和毛澤東、激化毛澤東思想的。
周恩來支持羣衆的願望，在實際工作中從各方面大力糾“左”，也就是糾文革之偏；“九一三”事件之後的１９７２年，逢會必講，批極左。３月９日，周恩來在全國出口商品生產工作會議上說，受極左思潮影響，手工業很多人改行了。４月９日，在廣州觀看部隊文藝演出後，發表談話說：“看來你們的極左思潮還沒有肅清。”“你們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相結合。”“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７〕
直到到１９７２年秋，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公安工作會議、出版工作會議、科學工作會議、衛生工作會議等多種場合，提出批判極左思潮，批判無政府主義。
教育戰線是文革的突破口，因爲教育戰線上極左思潮的泛濫由來已久。教育問題上極左的表現之一是高喊“開門辦學”“任務帶動學科”之類的口號，輕視、忽視以至於無視基礎理論的教學。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４日，周恩來接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時，楊指出中國教育和科學的嚴重問題是削弱了基礎理論的研究。周恩來當場對陪同接見的物理學家、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周培源說：“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提高基礎理論水平，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７月２０日，周培源給周恩來寫了一信，分析我國基礎科學落後的原因，認爲“要使我國基礎科學趕上去，關鍵在於領導”，建議“是否可以讓中國科學院統一領導全國基礎科學研究工作，包括綜合性大學的理論研究工作”。周恩來於７月２３日給國務院科教組和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指示：“把周培源同志來信和我的批評及對你們批件的意見都退給你們，好作根據。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去就忘了。”〔８〕
周培源應《人民日報》之約，寫了一篇《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他對“教育革命”中的“理向工靠”“理工不分”〔９〕“以校辦工廠代替實驗”“按產品劃分專業”等削弱和取消理科的極左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見。張春橋、姚文元以徵求意見爲名，召開座談會，進行詰難；最後，阻撓《人民日報》發表。１０月６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此文。張春橋說：“周培源有後臺。不管他的後臺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匯報》在他的指使下，連續發了《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妥當？》《馬克思主義是最基礎的理論》《打什麼理論基礎？》等文，進行攻擊。〔１０〕總理周恩來交給周培源任務的同時沒有交給他權力，周培源關於辦好大學理科的意見在北大行不通。北大黨委副書記、軍宣隊負責人郭忠林說：“什麼有釘子要拔掉，還不是拔掉我們！”真是不打自招。周培源有權力把他們“拔掉”嗎？沒有，而且他們還反攻過來。郭忠林在物理系的大會上居然批判有人“利用加強基礎理論來複舊”，是“上下呼應”。〔１１〕但廣大教師聽到周恩來的指示，看到周培源爲貫徹周恩來的指示所寫的文章，無不歡欣鼓舞，不僅理科，就連文科的教師也在暗地裏下功夫，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抵制極左思潮。
◇ 反左與反右的較量
１９７２年下半年，看來周恩來想進一步推進批極左。８月１日、２日，他在人民大會堂連續兩天向外交使節和外事、宣傳單位負責人做長篇報告，系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批林整風”等問題的看法，主題就是批極左思潮，並批評外交部、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說：“你們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極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鼻子下面就有嘛！”“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１２〕周恩來的講話在人民日報社傳達後，衆人興奮，正準備批極左，８月８日，張春橋、姚文元來到人民日報社，與軍宣隊和幾個負責人談話。張說：“林彪的一套，是在我們批判劉少奇的過程中搞出來的。林彪利用批劉，搞出一套形左實右和過了頭的東西，流毒很廣。因此，在批林的時候，不要過頭，不要重犯過去批劉時的錯誤。”他還反對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１３〕張、姚的態度與周恩來顯然不一致。
９月底，周恩來主持起草“兩報一刊”〔１４〕國慶社論，其中有繼續“批判極左思潮”的提法。主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竟敢刪去兩處“批判極左思潮”的字樣。
在一個時期中，周恩來主導批極左，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主導批極右。羣衆對批極右很反感，有人說：“放着極左不批，而去批極右，就會越批越＇左＇。”〔１５〕批極左，得到羣衆擁護，國內形勢明顯好轉；但江青一夥極爲不滿。無論如何，“１９７２年屬於周恩來，而不屬於江青的激進派”〔１６〕，這是外國觀察家的評論。
◇ 《人民日報》批極左
反左還是反右？在中國是政治風向標。反右意味着“繃緊階級鬥爭的弦”，搞“大批判”、整人；反左意味着“落實政策”，糾正冤案，寬鬆。《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許多人站在周恩來一邊，不贊成張、姚的說法。
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的王若水〔１７〕趁張、姚不在北京，於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編髮了一整版批判極左思潮、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黑龍江革委會寫作組以“龍研”的名義發表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這一動向受到輿論重視。法新社當天就發了電訊，進行報道，說文章“批評紅衛兵，爲老幹部講話”。１１月４日，張、姚所控制的上海《文匯報》，在內部刊物《文匯情況》第３１２期發表工人座談會的“反應”，說《人民日報》批極左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到羣衆頭上了”。１１月６日，又公開發表評論說：“要反對劉少奇一類騙子（指林彪）所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過了幾天，又有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類騙子一貫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搞了一點形左實右的的東西。１１月２４日，《文匯情況》第３３５期再次批評《人民日報》，還說全國有９家省市級報紙轉載了，８家報紙雖未轉載，也發了批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意思是流毒全國。這是自１９６５年批判《海瑞罷官》以來，《文匯報》又一次與《人民日報》唱對臺戲。
姚文元將《文匯情況》轉給人民日報社，要求討論，還說“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問他本人的態度，他推託說那幾篇文章還沒有看——夠狡猾的。《人民日報》的人當然不會輕易上鉤，理論部首先拒絕討論。胡績偉〔１８〕說：“怎麼討論啊？你說同意吧，它是錯的；你說不同意吧，它是工人意見。對工人意見，我們怎麼好去反駁？”姚文元說“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實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１９〕
當時全國的報刊和地方黨委的調子也很混亂，有的批極左，有的批極右。王若水一不做二不休，１２月５日寫信給毛澤東，談“批林”的方針問題，希望統一於批極左。
◇ 毛澤東親自出馬做裁決
王若水不知道，在他寫信之前，戰鬥已經開始了。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中聯部和外交部根據周恩來講話的精神，提出《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認爲“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在一些單位和地方還沒有得到徹底批判和肅清”，擬召開全國外事會議討論。１１月３０日，周批“擬同意”，將報告送毛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１２月１日，張春橋閱後對批極左思潮提出異議：“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１２月２日，江青批道：“我個人認爲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判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判林彪叛徒的同時應着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２０〕
王若水的信，對上層的鬥爭起了催化的作用，結果即將揭曉。信的內容主要是：
總理在８月１日的講話中，說到極左思潮還沒有批透，並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還會來。”這個指示很重要。
在總理講話一週之後，８月８日，春橋、文元同志對報社領導小組講話。在談到宣傳上批“左”的問題時，春橋同志說：“林彪的一套，是在我們批判劉少奇的過程中搞出來的。……由於林彪利用批判劉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實右和過了頭的東西，流毒很廣。因此，批林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不要重複過去批劉的錯誤。”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到底批“左”過了頭，還是沒有批透？我覺得總理的指示是正確的。對春橋、文元同志的講話，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剛剛開始，就提出不要過頭，這是給批“左”潑了冷水。
這些天，我反覆思索了這個問題。我想，劉少奇和林彪的實質都是極右，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就表現形式來說，劉少奇有右的表現也有“左”的表現，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現也有右的表現，主要是“左”。當前實際工作中的主要干擾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極左思潮。……我認爲批極左是中央的精神。但是文匯報的觀點是不是有什麼“來頭”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匯報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膽子？反過來說，如果是中央精神，爲什麼人民日報不知道？我不相信文匯報的觀點是來自主席，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２１〕
最後的幾句話是很雄辯的，看偉大領袖怎麼“指示”。
王若水在信中還引了張春橋、姚文元的話，表示不同意見。批林彪的極左，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點上，王若水沒有任何辯解。
毛澤東收到信的第二天，約見江青。江青要見他，他不見；需要江青的時候，召之即來。毛對江是愛恨交加。謝靜宜曾告訴吳德：“毛主席說，江青是個大女流氓，有野心。”〔２２〕罵她“女流氓”不過癮，還要加個“大”字。相處幾十年，毛不會不知道她的惡。但江青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使喚起來得心應手，有事還真少不了她。
王若水的信揭示了周恩來與張、姚的意見分歧，毛的意思大概是讓江青出面仲裁。他要江將王若水的信轉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並由他們一起找寫信人談一次話。怎麼談？他不說。江青說了。她向周恩來提出：“我們先談一下，統一一下認識。”三個主張批極右，一個主張批極左，怎樣“統一認識”？可想而知。
王若水的信件導致毛澤東親自出馬，對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做出裁決。１２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又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處對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發表談話：〔２３〕
批極左，還是批極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認識此人，不很高明。也讀過一點馬克思，參加過合二而一、一分爲二，桌子的哲學……（年邁昏庸，語不成句。）〔２４〕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２５〕
左傾或右傾，極左或極右，是共產黨內對抗正確路線的錯誤路線，是自上而下貫徹的傾向性錯誤。“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等不是自上而下貫徹的傾向性問題，不是路線問題。毛澤東把一切壞事說成右，極端的壞事就是極右。他的思維能力大大的退化，釐不清頭緒了。除了衰老的自然因素，主要的還是站在爲自己的錯誤辯護的立場，不可能面向真理了。中國的命運卻就捏在這個思維能力退化、釐不清頭緒的老人手裏。
由於５０年代以後毛澤東和共產黨幾十年一貫左傾，只能反右，不能反左。批左是高壓線，碰不得的，連王若水也說：“劉少奇和林彪的實質都是極右。但就表現形式來說，劉少奇有右的表現也有＇左＇的表現，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現也有右的表現，主要是＇左＇。”事後王若水承認：“這封信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其中就有＇左＇的影響，儘管我主張批左。”〔２６〕錯誤路線的“實質都是極右”，不能說極左；林彪的極左只是“表現形式”。這就是毛澤東創造的“形左實右”概念，而“批林整風”連“形左”都不能說了。
◇ 《人民日報》的“批邪”運動
一時盛傳，毛主席說《桌子的哲學》〔２７〕的作者王若水“不很高明”。王若水真正“不很高明”的地方，在於沒有看出張、姚的背後就是毛，還給他寫信，自投羅網了。“不很高明”抵得上什麼罪名？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拿雞毛當令箭，當着周恩來的面，在人民大會堂把王若水批了五個半小時（還有人民日報社的負責人魯瑛〔２８〕、吳冷西〔２９〕在場）。周恩來主持會議，講話很多，但較爲凌亂。他既要貫徹毛的批極右的指示，又要爲自己講過的批極左打圓場；他既要批評王若水，又要保護王若水。他是一個難演的角色。江青說：“《人民日報》這篇文章，鬼標題可長了。我也勉強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門）這不是對着林彪，是對着羣衆。林彪的路線，右到叛國了。至於他某一個時間、某些事情上，利用極左思潮，實質上也是極右。”“林彪的路線，右到叛國”以前，你們揭露過他的極右路線嗎？張春橋說“天下大亂”“紅衛兵造反”“停止黨的組織生活”，這些都是毛主席號召的，是毛主席決定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按照這種邏輯，凡是毛主席號召的、毛主席決定的，就不是問題、不是錯誤。極左也是毛主席號召的、毛主席決定的；林彪的極左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擁護毛主席的決定，所以不能批。張春橋泄露了不能批林彪的極左的祕密。姚文元說：“在階級鬥爭這個時刻，你站到哪裏去了？”王若水說：“這句話意味深長，使我一驚。”姚文元號稱“金棍子”，名不虛傳。張春橋的結論是：人民日報有“一股邪氣，一股勢力”，要“把邪氣壓下去”。江青說：“要從這篇文章入手，從這個版入手，從理論部入手。”〔３０〕
張、姚在人民日報社的走卒魯瑛回去就發動“批邪”運動，從１９７２年底到１９７４年底，整整批了兩年。胡績偉（當時是理論部黨支部書記）、王若水成了“人民日報反動勢力的代表人物”。最後做出處理：胡績偉發配外地，王若水下放到北京郊區大興縣紅星公社團河南隊勞動改造。至於周恩來，批極左，口頭上不說了，行動上照做。國家計委起草了一個《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６日，周恩來指示：
１９６９年以後，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鎮的陶瓷窯也給炸了。林彪一夥的破壞一直到“九一三”。１９７３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應把九大以來林彪一夥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３１〕
◇ 反左傾的代表何以又成爲左傾的代表
“批林”是批極左還是批極右？經毛澤東裁決，與王若水和很多人的願望相反，統一於批極右，誰還敢言批極左？從此風向變了。１９７３年１月，北京市召開的“批林整風”座談會上，強調“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藉口批＇極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否定革命的羣衆運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３２〕，誰批極左思潮就成了“別有用心的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遲羣、謝靜宜在清華、北大發動“反右傾回潮運動”，把１９７２年的批極左說成“右傾回潮”，上揪“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代表人物”，下掃“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社會基礎”。遲羣在會議上說：“我們要警惕，有些人現在批極左，是在批文化大革命，批社會主義。”清華、北大有一批教師被軍宣隊打成“內定右派”，本人也在其中。這個運動搞了三個月，後來就叫“三個月運動”。幸而“三個月運動”沒向全國推廣。
毛澤東故技重演。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本應反左，爲了打倒彭德懷，毛澤東強扭爲反右。大躍進的狂熱非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導致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從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以後，到１９７２年，由於批極左，文革得以暫時喘息。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本應繼續批極左，毛澤東強扭爲批極右。１９７３年以後，又高歌“向左進行曲”，一路狂奔，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多次發生左傾路線，冒險盲動，幾乎全軍覆沒。毛澤東是反左傾的代表，在危難中挽救了共產黨，因而取得領導權。１９７２年底，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重提毛與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鬥爭的歷史，說毛寫了１０篇文章，現存９篇，批左批得很透，總有一天要把這９篇文章印出來。１９４９年奪取政權後，毛澤東自己卻跌入左傾的深淵而不能自拔。從１９５３年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起，他就走上了左傾的道路，在沒有條件搞社會主義的地方和時間決意搞社會主義。爲了維護這條左傾路線就不斷反右，經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運動、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以後愈來愈左，至文革而達於極左。林彪從反劉少奇的右起家，獨佔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的位置。林彪覆滅後，毛澤東、“四人幫”反林彪的極右。“四人幫”覆滅後，華國鋒如法炮製，又反“四人幫”的極右。幾十年來，共產黨因不斷反右而左傾路線一路延伸，愈陷愈深。
毛澤東作爲反左傾的代表何以又成了左傾的代表？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爲毛澤東代表左傾，故他諱言“左”，一貫反右；實在說不過去，也要說“形左實右”，左的東西實質還是右。夫復何言！
批極左或批極右，是保衛文革的攻防戰。唯恐文革遭否定，這是毛澤東的心病。
◇ 毛澤東自認一生做了兩件事
１９７２年見了尼克松之後，直到逝世前不久，毛澤東與身邊的人及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談到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把蔣介石趕到幾個海島上去了，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後一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聽到他談話的護士長吳旭君問：“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怎麼只有兩件？”〔３３〕這是一般人都會發問的。《毛澤東傳》的作者妄評：“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爲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顯然是不適當的，也不符合實際。”〔３４〕怎麼“不適當”？非常適當；怎麼“不符合實際”？完全符合實際。１９４９年以前，２８年的奮鬥做了多少事，可以歸結爲奪取政權這一件事。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了，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應該說是兩件事吧？他說是一件事，就是幹暴力革命這一件事。１９４９年以後做了多少事，可以說是幹社會主義這一件事。毛式社會主義，經一系列歷史事件的聯動，引向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僅是毛一生所做的兩件事中的一件，而且是事業的頂點。１９３７年，毛澤東把中國革命分爲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部分，比作作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一生做了兩件事與文章的上、下篇，完全是一個意思。也可以說，前一件事，即文章的上篇，是奪取政權；後一件事，即文章的下篇，是運用政權。毛澤東沒有提到這兩件事、文章的上下篇的相關性。爲什麼“持異議不多”的暴力革命奪取的政權，在運用政權時做出來的事情會“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是更爲深刻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是否足以代表“下篇”？這是毛澤東自己清楚而許多人迷糊的地方。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毛澤東雄心勃發。他拋棄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劉少奇堅持他的新民主主義，反而被他指責爲右傾。６月１５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即席發言，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要求在１０年到１５年或更長的時間內過渡到社會主義。他還說：“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後全部過渡完。”結果，不到３年，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國就宣佈進入社會主義了。按毛澤東自己的標準，也是“走得太快，左了”。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前工業化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均無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３５〕毛澤東的空想性的主觀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還有所不同。聖西門、傅立葉、歐文他們推行空想社會主義的手段是說服和示範，說服不了，示範失敗，只好散夥。毛澤東運用政權的力量，強制推行空想性的主觀社會主義，企圖用鞭子把人民趕入天堂，不服就壓，因而造成災難，結果下了地獄。
爲了製造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毛澤東又拿根本不存在的“資本主義復辟”來嚇唬人。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的地方“反資本主義復辟”，只能倒退到前資本主義，復辟封建主義。
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路線、方針、政策，引起激烈的社會矛盾。毛澤東又發動一場一場的運動來對付矛盾，維護主觀社會主義。從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中國人民所遭受的厄運，根源就在於１９５３年的“向社會主義過渡”。如果文化大革命遭否定，就會發生連鎖反應，一路翻案翻過去。被打倒的劉少奇、彭德懷和一大批老傢伙固然會站起來；彭德懷站起來，大躍進就倒下去了；大躍進是爲了證明“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要反也反不了”，大躍進一倒，反右派也靠不住了；反右派是所謂的“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爲了維護１９５６年宣佈的“進入社會主義”。由此一直要翻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的提出。毛澤東自感“上帝給我下了請帖”（與基辛格語），來日無多，要對一生做總結，盤點自己的政治遺產了。他深爲憂慮，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他幹社會主義這一件事，終將毀了一世英名。
毛澤東極力維護文革，理由是什麼？
針對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毛主席在３月２５日（１９７３年）政治局會議上批駁道：怎麼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麼能發現？怎麼能打倒？〔３６〕
他說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是發動了文革，才揪出“劉少奇集團”，而是蓄意打倒劉少奇，才發動文革。不是在文革中揪出“林彪集團”，而是文革首先製造了“林彪集團”；“林彪集團”也不是文革揪出來的，而是自我爆炸的。林彪覆滅之前一直是文革的副統帥。理由不能成立，因爲它不合乎事實，不合乎邏輯。文革是無法維護的。
◇ 孤獨的晚年
毛澤東的最後幾年，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又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運動連運動，運動套運動，都是爲了維護無法維護的文化大革命，即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事的後一件事。以後一個運動維護前一個運動，爲了掩蓋舊的錯誤又製造新的錯誤，陷入泥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可憐的“偉大領袖”，在泥潭裏苦苦掙扎，至死方休。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５日，毛澤東病重之際，召見華國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王海容〔３７〕等人（有的版本提到還有汪東興、毛遠新），又說一生幹了兩件事：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３８〕
這是毛澤東對自己的“蓋棺定論”，語多唏噓。“與天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到了“運去英雄不自由”的下世光景，無奈慨嘆“只有天知道”了。此後，毛再也發不出“最高指示”了，這纔是“臨終囑咐”。
毛澤東對“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憂心忡忡。他的政治遺產還是託付給以“四人幫”爲骨幹的一批人。幾十年中，患難與共、生死之交的老戰友都不見了。他把一大批人打倒了，自己也孤立了。俄國著名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潘佐夫所著的《毛澤東傳》的最後一章，題目就是“孤獨”。
１９７６年，毛在黃昏歲月中度過最後一個春節。他的身邊人張玉鳳描述：
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天上有幾顆暗淡的星星。毛主席的住處籠罩在黑暗之中。沒有客人，也沒有親人。……年夜飯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時的毛澤東不僅失去了“衣來伸手”之力，就是“飯來張口”也十分困難了。他在這天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病榻上側臥着喫了幾口他歷來喜歡喫的武昌魚和一點米飯。這就是他的最後一次年夜飯。〔３９〕
毛的晚景何其淒涼！
註釋
〔１〕恰如我逝去的朋友張顯揚所說：“毛澤東爲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生前怕‘篡權’，死後怕‘鞭屍’。”見《開放》２００５年５月號。這是就毛澤東本人的動機而言，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延續下去，還有其他許多條件。
〔２〕出自《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初稿。１９９６年９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張耀祠回憶毛澤東》時，將“有損領袖形象”的內容刪除，留作檔案資料。見文學城。
〔３〕“據整理過毛澤東圖書的中直老幹部管理局副局長徐中遠說，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過的書上反覆抄寫這兩句古詩。”（閻長貴：《戚本禹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２００８年１２月，鳳凰歷史，２０１６／０４／２２－２３）這兩句古詩出自唐人羅隱的七律《籌筆驛》。
〔４〕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１６１１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上的插話，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８日。轉引自《周恩來傳》（２０１９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冊，８５３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３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８１５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８〕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周恩來教育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９。
〔９〕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６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嘲笑知識分子“教理工科的不會開機器和修機器”。這是典型的“理工不分”的論調。應該嘲笑的是姚文元自己，他連理科和工科是幹什麼的都不知道。理科根本不教“開機器和修機器”，工科教的也不全都是“開機器和修機器”。
〔１０〕引自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３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８５８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１〕《郭忠林罪行綜合材料》，郭忠林專案組，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１２〕轉引自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２０２０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周恩來接見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同志談話紀要，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２日。（誤，應爲１９７２年。）
〔１３〕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又見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６１４頁，香港，明報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權威的發佈信息方式。“兩報”是《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一刊”是《紅旗》雜誌。
〔１５〕國務院科教組就科教領域“批林整風”的形勢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中列舉的反面看法，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３５７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６〕Laszlo Landany，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1971-1985：A Self-Portrait，Stanford：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8，p.355.
〔１７〕王若水（１９２６—２００２年），祖籍江西，生於上海，童年在湖南度過，抗戰時期避難蜀中。１９４６年，王若水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投身學生運動。１９４８年５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１１月國民黨大逮捕時，轉移到冀中解放區。１９４９年春，隨大軍回北京，在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１９５０年底，根據本人要求，調往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曾奉命批判胡適、梁漱溟。１９５７年，毛澤東在批評鄧拓“死人辦報”的同時，表揚了王若水起草的關於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社論。６０年代，在“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爭論中，王若水和艾思奇爲一方，反對楊獻珍的“否定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觀點。文革中，王若水因主張批林彪的極左，反對張春橋、姚文元批極右，受到批判、撤職的處置，下放北京郊區大興縣紅星公社團河南隊勞動改造。粉碎“四人幫”以後回到人民日報社，被任命爲副總編輯。曾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７０年代，王若水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活躍一時。理論務虛會上的長篇發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廣爲流傳。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６日，在紀念馬克思逝世１００週年學術報告會上，周揚發表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演講，王若水曾參與起草。事後，王又將題爲《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周揚演講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此舉遭胡喬木、鄧力羣的批評，爾後被免職。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鄧力羣點名，與周揚、胡績偉、李洪林、郭羅基、阮銘一起，成爲六個重點對象之一。１９８７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王若水與吳祖光被中紀委勒令“勸退”，王本人勸而不退，改爲“除名”（中共的黨章上並沒有“除名”的處置）。他出版的《爲人道主義辯護》《智慧的痛苦》反而成了暢銷書。離休後，他多次到美國和瑞典訪問，２００２年逝于波士頓。逝世後出版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
〔１８〕胡績偉（１９１６—２０１２年），原名胡德恕，四川威遠人。１９３６年在四川大學經濟系學習時，參加成都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１９３９年赴延安。１９４０年後，任《邊區羣衆報》主編，《羣衆日報》總編輯、副社長。１９４９年，任新華社西北分社、西北人民廣播電臺總編輯。１９５２年調入人民日報社，先後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１９８３年，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與周揚、王若水、李洪林、郭羅基、阮銘一起，成爲六個重點批判對象之一，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後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委員、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期間曾積極推動制定《新聞法》，沒有結果。１９８９年，在天安門事件中，贊同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反對出兵鎮壓，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特別會議，因而被撤銷一切職務，受留黨察看兩年處分。胡績偉是當代中國自由化特別是爭取新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主張“新聞的人民性”“人民性高於黨性”，爲此冒犯意識形態總管胡喬木，長期與之發生爭論。
〔１９〕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６１６￣６１７頁，香港，明報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０〕周恩來、張春橋、江青對中聯部、外交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的批示，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３０日，１２月１日、２日。轉引自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２０２５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１〕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５７２￣５７５頁，香港，明報出版社，２００３。又見《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１７８￣１８０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２〕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１９６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據《周恩來傳》下冊，毛澤東的談話對象是張春橋、姚文元，２０２６頁：“１２月１７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中，明確表示不同意那封來信中的觀點，主張對極左思潮應當＇少批一點＇，當前主要應該批林彪的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的＇極右＇。”而《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中說談話對象還有周恩來等，第１６４８頁：“１２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在住處召集小範圍的會議，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參加。毛澤東在會上說：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他認爲：＇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毛澤東同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談話記錄，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說：“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在大陸從事周恩來和文革史研究多年，出國前是大陸官方《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毛澤東傳》文革部分的執筆人。”（９頁，香港，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據此，《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的文革部分，都是高文謙執筆的。同一個人對同一件事的說法，何以有此出入？再一細究，《周恩來傳》下冊的《七十、批判極左思潮》一章及其他文化大革命章節的作者是安建設（２１５９頁），《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的《四十、十大前後》一章及其他文化大革命章節的作者也是安建設（１７９７頁），均非高文謙。但同一個人對同一件事持有不同的說法，質疑依然存在。《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是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權威性著作，不應有此瑕疵。高文謙在海外出版的《晚年周恩來》，纔是他自己的說法：“１２月１７日，在政治局開會後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找來。名爲‘談話’，實際上是讓兩種意見對簿公堂。但是由於周恩來早已不再吭聲，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澤東面前造次，因此這次談話實際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獨腳戲。根據張、姚二人整理的談話記錄，毛在這次談話中圍繞國內形勢和批林的問題談了他的看法，開門見山地點出‘批極左，還是反極右’的問題，明確表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並斷言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張春橋、姚文元整理的毛澤東關於要批林彪極右實質的談話記錄，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３９２頁，香港，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據以上幾處敘述分析，談話對象應有周恩來，談話記錄是張春橋、姚文元整理的。但三個版本對毛的談話的引述都過於簡單。
〔２４〕王若水參與過“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哲學論戰，他與艾思奇爲一方，楊獻珍等爲另一方。但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他沒有參與。
〔２５〕《王若水上毛澤東書》附（一），引自餘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１８４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及《毛澤東全集》均不見此談話。
〔２６〕同上，１８１頁。
〔２７〕《桌子的哲學》是１９６３年王若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有關認識論的通俗哲學文章，影響很大。傳說受到毛主席的表揚。
〔２８〕魯瑛（１９２７—２００７年），是上海《解放日報》黨委辦公室主任，並非編輯人員。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爆發時被調到北京，作爲以陳伯達爲首的中央工作組的成員，進駐人民日報社。工作組奪了總編輯吳冷西的權。工作組的成員相繼離開，魯瑛留下來成了實際負責人。１９７４年，張春橋、姚文元把他扶上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的位置。此人文化水平不高，知識貧乏，出盡洋相，人稱“草包總編”。讀報唸到“美國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遊弋”，念成“遊戈”；說到志願軍炸坦克“履帶”，他念成“覆帶”；更可笑的是把洛杉磯念成“洛彬磯”，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他的講話常引起鬨堂大笑。魯瑛把一些文句不通的稿子送周恩來審閱，週一面修改、一面搖頭，說：“你們以後不要讓我當小學教員好不好？”張春橋知道魯瑛“弱得很”，但又說“在目前的情況下，對魯瑛同志要支持”。粉碎“四人幫”以後，魯瑛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
〔２９〕吳冷西（１９１９—２００２年），廣東新會人。１９３７年奔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次年加入中共，歷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編輯、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國際部主任。１９４６年進入新華社，負責國際部的工作。１９４９年任新華社總編，１９５１年任新華社社長。１９５７年取代鄧拓兼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１９６４年，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長。文革初期靠邊站，１９７２年恢復工作，爲人民日報社的負責人之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新成立的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汪東興任辦公室主任，吳冷西與李鑫、胡繩、熊復同爲副主任。這個辦公室是“凡是”派的據點，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上遭到批評、清算。未幾，“凡是”派又得到重用。１９８０年，吳冷西被任命爲廣東省委書記，１９８２年調任國務院廣電部部長。
〔３０〕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６２３￣６３７頁，香港，明報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１〕《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引自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３卷（下），８９５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２〕龐松：《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三），３１６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３〕訪吳旭君談話記錄，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１６４５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４〕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１７８２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５〕見郭羅基《歷史的漩渦——１９５７》中“禍起總路線”一節（香港，明報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６〕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毛主席講話記錄，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６日。轉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１６５４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７〕王海容（１９３８—２０１７年），湖南長沙人。毛澤東的表兄王季範之孫女。１９６４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俄語系，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英語一年。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入外交部工作，人稱外交部的“五朵金花”之一。１９７１年７月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參與基辛格祕密訪華和尼克森訪華等重要外事活動；１９７２年５月任外交部部長助理；１９７４年７月任外交部副部長。在毛遠新當“聯絡員”之前，她和唐聞生是毛澤東和政治局之間的“橋樑”。粉碎“四人幫”後接受審查。１９８４年４月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
〔３８〕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４０２頁，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９１；《和部分政治局委員的談話》（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５日），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５２卷，１５０頁，香港，潤東出版社，２０１３。又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１７８２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毛澤東傳》所據的是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的《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但葉並非親歷者，他沒有提供出處。範碩在《葉劍英在１９７６》中記載了這段話。“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之後，還有一句：“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１７９￣１８０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０。）範碩的這個版本，最早出現在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６００—６０１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只是把“紫金城”改爲“紫禁城”。始作俑者王年一未註明出處。《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文革部分的編者是王年一。他自然把《大動亂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話寫了進去，但刪去“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一句。亞歷山大·潘佐夫所著的《毛澤東傳》（下）（８９１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５）轉引了《毛澤東傳》中的這一段話，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之後，又多了一句：“我們佔領了北京，拿下了金鑾殿。”未注出處，也不見於其他版本。餘汝信、曾鳴在《毛澤東“政治遺囑”之疑》（《領導者》２０１４年６月號）中對王年一及其後引用的毛澤東的這段話，提出強有力的質疑，但還未達到證僞的程度。毛澤東“一生做了兩件事”的談話有多次，即使６月１５日這一次證僞了，也不等於全都證僞。
〔３９〕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載《炎黃子孫》，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未完待續）
□ 來源：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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