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紅標：“北決揚”資料集序言
董塞塞：父親董啓強將軍，文革中的“三進宮”
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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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館通訊（一二五六）·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四期（zk2407d）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ＣＮＤ）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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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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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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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鉤沉】 “北決揚”資料集序言 印紅標
【亂世人生】 父親董啓強將軍，文革中的“三進宮” 董塞塞
【春秋史筆】 “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二） 郭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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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鉤沉】
“北決揚”資料集序言
·印紅標·
這是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羣衆運動期間湖北地區“北決揚”派的歷史資料集。
提起“北決揚”，當下的人們恐怕聞所未聞，而在１９６７年之後數年的湖北，尤其是武漢地區，卻是羣衆運動中廣爲人知的派別。“北決揚”人數很少卻曾經掀起過不大不小的風波，其與衆不同的激進觀點及活動，在羣衆運動中引發激烈爭議，爲武漢軍區主導的“新生”政權革命委員會所不容，進而被中央領導人講話和中央文件稱爲“反動思潮”“反動刊物”。口誅筆伐“北決揚”是湖北省批判“極左思潮”，壓抑造反派，結束羣衆運動的重要一環。戲劇性的變化是不久之後，主持整肅“北決揚”的武漢軍區領導人受突發的林彪事件牽連而失勢，甚至落馬。１９７１年１１月，毛澤東談話又提到整“北決揚”“搞過了一點”，於是又是一番波動。文革結束之後，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湖北省黨委批准省法院的重審結論：“北決揚”不是“反革命組織”，相關個人作爲個案分別處理。“北決揚”的首要人物魯禮安“免於刑事處分”，予以釋放。
“北決揚”的名稱來源於這一派別賴以活動的羣衆團體和報刊名稱的縮寫：“北斗星學社”“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揚子江》刊和《揚子江評論》報。“北決揚”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超乎一般羣衆組織的激進思想觀點，包括對文革運動的形勢、任務、黨內鬥爭以及對中國社會矛盾的分析和判斷。“北決揚”的觀點與當時出現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無聯”）等羣衆組織的思想傾向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被“無產階級司令部”及主流羣衆組織定性爲“極左思潮”。“北決揚”關於文化大革命理論觀點的關鍵詞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官僚資產階級、巴黎公社。他們認爲文革不僅是政治革命還應當是社會革命。所謂社會革命就是：“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官僚資產階級”，“要徹底讓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就必須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推翻這個階級。”他們認爲人民羣衆與這個“官僚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是文革政治鬥爭的社會基礎，因此“政治革命必然伴隨以社會革命”。這裏的“社會革命”意味着階級關係的根本性變革，而不僅僅是黨內路線鬥爭和打倒幾個當權派等政治革命。這個觀點超出了以毛澤東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關於文革的理論和任務。
在羣衆造反運動發動和高漲的三年，文革領導中樞沒有提出中國存在一個新的“官僚資產階級”，也沒有提出推翻“官僚資產階級”的任務，而是要求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判“修正主義路線”。就是說，要求羣衆參與黨內鬥爭即政治革命；要求羣衆去批判和打倒領導幹部中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那部分人，而不是整個黨政領導羣體。儘管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底的一個批示中曾經提到“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但是提法很快就改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文革最初三年的羣衆運動期間，中央文件、首長講話和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紅旗》和《解放軍報》一概迴避使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更沒有提出過進行“社會革命”。顯然，“官僚主義者階級”和“社會革命”的概念很容易導致否定領導幹部整體，導致運動偏離領袖和中央指導的方向。
在毛澤東步入垂暮的１９７５年，官方喉舌公開發表毛澤東１９６４年批示中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概念，同時發表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談話，意在針對黨內否定文革的意見，重在黨內鬥爭，而不同於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羣衆運動“極左思潮”中出現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概念（湖北，北決揚）、以及“推翻十幾年來新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在中國的統治”，進行“社會革命”的呼喊（湖南，楊曦光）。“極左思潮”是激進青年自主延伸、闡發領袖的觀點，重在分析領導階層與民衆之間的社會矛盾，幻想推動運動超越黨內鬥爭的部署，向着他們理想的社會革命方向發展。１９７５年公開發表毛澤東“官僚主義者階級”批示時，已不存在羣衆造反運動，那些數年之前提出“官僚資產階級”的“北決揚”青年人繼續是戴罪之身。
“北決揚”的另一個思想特徵是推崇巴黎公社政權模式，不滿足打碎原黨政領導機構後建立的革命委員會，他們認爲，革委會只是臨時權力機構，應當使其向巴黎公社式的嶄新國家機器、革命政權過渡。羣衆運動中的巴黎公社觀念來自文革發動階段中央的提倡。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提出：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羣衆組織應當成爲各單位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其成員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由革命羣衆充分醞釀，進行選舉；對其成員羣衆可以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羣衆討論，可以改選、撤換。這種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制度激發了“革命羣衆”政治參與的熱心與憧憬，一定程度削弱了基層黨政領導當權派對運動的掌控權。但是當造反派羣衆奪權，當真要建立起“上海人民公社”的時候，領袖卻否定了巴黎公社模式，轉而要求建立“羣衆組織負責人、駐軍代表、革命幹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以有領導的協商取代直接選舉。從這以後，誰再執着於巴黎公社直接選舉的政權形式，誰就違背了領袖的指示，就要受到批判，淪爲“極左”，“北決揚”就是一個典型。從文革的歷史演進看，革命委員會建立之後，接着是重建黨委領導體系，全然沒有了巴黎公社式選舉的影子。當初提倡的巴黎公社民主選舉，事實上成爲一個發動羣衆的手段，不如意即予以拋棄。
“北決揚”對黨內鬥爭，運動的發展方向提出的一些觀點，或多或少背離中央領導意圖。他們從激進造反派的立場不僅抨擊保護老幹部的周恩來，還暗批張春橋是“叛徒考茨基派”，因張春橋打壓“炮轟”他的上海部分造反派。他們自以爲是地套用共產黨革命時期進行武裝鬥爭、發動農民運動的先例，違背領袖對文革的指示，鼓吹在文革運動中進行“暴力革命”“重新建黨”，寄希望於發動農民運動，將運動進行到底。他們思想的起點是毛澤東的某些論述，自認爲領會並可以發揮領袖的思想，可以對社會政治現實和運動方向做一番分析和評論，而具體結論卻偏離權威的理論闡釋，與領袖的文革部署南轅北轍，不被允許。
“北決揚”案例展現了思想領域裏控制與自主思考之間的矛盾衝突。文革羣衆運動中的越軌思潮帶有明顯的個性，不甘於亦步亦趨緊跟中央指示，而要自己琢磨出一些觀點、理論，模仿青年毛澤東去“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然而，文革運動的“大民主”是定向的，有限度的，不是言論自由；若越出了限度，輕則被警告，重則遭關押。在文革最初的階段，最高領導放手發動羣衆，拋開地方和基層黨政組織體系，允許羣衆成立組織，在遵循最高領袖指揮的前提下，發表批評性的言論，似乎有了較大的政治言論空間。在“放手發動”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中央管控與羣衆自發越軌言行的矛盾。那些激情澎湃的青年或許沒有認識到，文革運動最終不能允許追隨者像領袖青年時代那樣盡情揮灑，“糞土當年萬戶侯”。
“北決揚”“省無聯”等“極左思潮”對“官僚資產階級階級”的批判，對巴黎公社政權模式和民主選舉的追求，反映了羣衆對逐漸發展的執政者官僚化及其壓迫的不滿，反映了羣衆通過直接民主選舉限制和監督掌權者的願望。湖北的“北決揚”比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多了些理論探索，比“省無聯”多了發動農民運動的行動。對“極左思潮”的分析有助於瞭解羣衆激情投入文革運動的社會政治根源。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對“官僚特權”批判和對民主嚮往的民間思潮在過往７０多年期間時起時伏。從１９５７年的鳴放、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的造反，到１９６９－１９７６年的民間思想潛流一路走來，一方面，其思想武器隨時代更替表現了差異；另一方面，以政治參與和民主權利反制官僚特權的訴求不絕於耳，呈現出類同，其根基是體制性的社會政治矛盾。文革中造反羣衆，特別是“極左思潮”，或溫和或激烈的批判言論，從領袖繼續革命理論以及批判走資派、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話語中獲取思想資源和政治合法性，具有獨特的時代特徵，而未曾改變的是對官僚特權的不滿和對言論、選舉等民主權利的追求。詳實的“北決揚”資料爲實證性對比研究提供了生動的個案素材。
需要指出的是：“北決揚”等“極左思潮”作爲文革思潮的一支，應當予以認真反思。“極左”派大體是不被承認而遭受打壓的追隨者，那些被斥責爲“反動”的觀點，不外是基於領袖的繼續革命理論，進而從民間立場做了某些自主闡釋，未能自成體系。他們的思想烏托邦色彩濃重：揭露批判有餘，而實踐性不足。
他們關於運動方向的主張，例如“北決揚”鼓吹的“暴力革命”，在現實中只能是加劇動亂。封閉的環境限制了一代人的眼界和思想深度，徹底走出文革的思路，纔能有柳暗花明的天地。文革是當代中國歷史中抹不掉的劫難，舉國上下不論領導還是羣衆，不論青年還是老者，不論主動投入還是被動裹挾或者受害，幾乎無人能夠置身度外。記取文革的慘痛歷史教訓是中國轉型進步的起點，是解放思想、開啓改革開放進程的主要原動力之一。然而，從１９８０年代後期開始，文革史研究、文革話題被視爲敏感領域，隨着時光流逝，封禁不僅沒有鬆動，反而愈加嚴苛。常聽到人們說：“文革在中國，文革研究在外國”，這不是杞人憂天，卻也不盡如此。在文革研究領域的三支隊伍，中國國內研究者、海外華人和外國學者，從來沒有停止其研究和資料收集整理的腳步。國內研究者以其堅韌頑強的努力，突破壓力、阻礙和風險，負重前行，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幾十年來這些來自體制內外，專業或業餘、在職或退休的研究者、親歷者，推出了一批迴憶錄、論文和文集、專著、資料彙編、網絡刊物和網絡專題講座，在國內、海外或網絡出版傳播，向世界學術界展示了中國研究者的學術貢獻和風骨，一種不曾磨滅的對民族、對歷史的責任感，超越功利的執着，如同疾風中的勁草，岩石縫中的青松。
文革運動與以往羣衆運動的一個顯著區別是領袖發動和領導了大規模的、羣衆性的造反運動，允許羣衆和羣衆組織印發傳單、報刊、領導人講話、甚至中央及地方領導機構半公開的公告文件，這些都是研究這段歷史不可或缺的資料。當時，官方檔案館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擾和衝擊，對於羣衆自發出版物的收藏未必豐富，並且至今不對外開放。國內一些公共圖書館和院校研究機構的圖書館曾經將羣衆出版物當作革命運動資料專門收藏，保留下來，卻也很難開放。因此，散落在民間並保留至今的資料，具有了特別重要的地位。隨着歲月的流失，這些資料亟待搶救性的整理。
目前有關“極左思潮”個案的資料十分欠缺，經收集整理的關於“北決揚”的資料寥寥無幾，侷限了研究的深入。這本內容豐富的“北決揚”資料集，是文革資料收集整理成果當中紮實厚重的一份，彌補了資料的不足和空缺，提供了“北決揚”個案研究的紮實基礎。
李曉航先生多年專注於文革歷史資料的收集和研究，不僅收藏甚豐，並且發表了論文《文革時期羣衆組織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考略》等十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李先生在其收藏的基礎上編輯的這部資料集，彙集了“北決揚”的大批言論，基本來源於第一手資料原件，並附錄了李曉航先生編輯的《“北決揚”大事記》，爲多方面研究“北決揚”事件提供了可靠的資料基礎。在編輯過程中，李曉航先生以其史料學的專業素養，對“北決揚”資料進行了規範的整理和註釋，使之十分方便研究者利用。毫不誇張地說，李曉航先生貢獻給讀者的這部資料集實爲“北決揚”資料的集大成者，定會推動文革羣衆思潮研究的深入。
在祝賀李曉航新作付梓之際，期待李先生和同仁們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 來源：李曉航編注：《“北決揚”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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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人生】
父親董啓強將軍，文革中的“三進宮”
·董塞塞·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我不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兒，也不知道這會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父母和自己帶來什麼災難。我只是感到新奇，好玩，革命的熱血沸騰，頭腦被造反派的氣流衝昏，腳步跟着造反派的節拍移動，被這股洪流推着不能自已，思想、行爲、語言各個方面都變得不可思議。
當我父親（董啓強，當時爲七機部二院黨委書記——編按）被七機部二院造反派關到專政隊時，有一天我去看他。在一間黑暗的小屋子裏，父親低着頭坐在那裏沉思，造反派在旁邊監視。我興沖沖地在父親面前大講造反有理，唱造反歌，跳造反舞，父親什麼也沒說，驚奇的看着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真感到自己不懂事，像“羣魔亂舞”中的一個怪物。
隨着文革的進一步深入，我漸漸感到風頭不對，這造反派的矛頭主要都是指向那些“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革命老幹部。我父親因爲多次被造反派逼着戴高帽、遊街、彎腰，他的腰椎間盤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痛得不能走路，但是造反派還是逼着他去參加批鬥會，我只好用自行車推着爸爸在造反派的押送下去院裏參加批鬥。
沿途，許多人看着我們，有的表示同情，但不敢說什麼，到了院辦公區的大門，哨兵仍然恭敬地立正向父親、向他們的老首長行軍禮，這讓我很感動。
因爲我是學生，沒有通行證不能進去，只好待在院外等着。只聽到大喇叭播放着批鬥會的現場實況，造反派一一數落着父親的罪行，不時傳來“打倒走資派”“打倒反革命”的口號聲。我的眼淚止不住的撲撲落下……
父親被批鬥了幾次後放回家裏住，有一天傍晚，我妹妹董進進和父親在二院禮堂周圍散步。突然見她哭着跑回來泣不成聲的大喊着爸爸被人抓走了。她說，當他們走到第一幼兒園的門口時，一輛小汽車停在了他們身邊，下來幾個人就把父親推進汽車裏。妹妹也鑽進汽車決心和父親一起走，儘管妹妹狠咬了他們的手臂，不要下車，但是他們幾個人硬是把妹妹拖下了車。她追了幾下，但是汽車屁股後一冒煙，轉眼就無影無蹤了，無奈只好回來通報情況。
我們家６個女孩子，一個男孩，弟弟還小，大姐在文革初期就被逼瘋。二姐因父親問題航空學院畢業後不能留在北京，被分配到洛陽拖拉機廠工作。我算在家的最大的一個，那時１８歲，我和媽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這一夜好長呀，翻來覆去總睡不着。
媽媽一夜沒有閤眼，連夜給國防科委軍管小組領導粟裕將軍寫信，邊寫邊掉淚。紙都被淚水淋溼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媽媽流淚，心痛得像刀割一樣。第二天我立馬把信交給譚聯娜（空軍副司令譚家樹的女兒），她是我們班的同學。請她轉交給粟裕的女兒，她也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但是我們不是一個班的。同時也把信給了程南征（父親是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政委），她也認識粟裕的女兒。結果會怎樣誰也不知道。沒有別的招了，只好闖闖了。
大約傍晚時分，我們家的司機送來一張紙條，他說是造反派逼着他把爸爸送往天津，然後用火車押送到上海七機部二院的一個工廠去批鬥。之後又接到從上海航天局的一封信，是劉建章的兒子劉潤生寫來的，告訴我們他在上海批鬥會現場看到了董啓強。
這下知道了爸爸的具體去向。媽媽急得團團轉，我自告奮勇要求到上海去找爸爸，我雖然長這麼大也沒有自己外出過（那時大串聯還沒有開始），媽媽也很擔心，但是爲了探聽父親的情況也只好同意了。
爲了讓媽媽放心，我和大姑姑的兒子董白崗一塊兒坐火車踏上前往上海的路途。時值夏天，天氣異常悶熱，在上海我們住到大姑的朋友寧家，第一眼就看到他們家的男孩都打着赤膊，看見我進來，他們很不好意思，趕緊穿上襯衫。他們的房子很小，４個兄弟一個妹妹，很擁擠。但是他們很熱情地接待了我，沒有嫌棄我是黑幫子女。我和他的小女兒擠在一張牀上。董白崗住了一晚就離開了上海。
我費盡千辛萬苦，在父母老戰友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兒子劉潤生的幫助下，終於見到了被關的父親。我帶了麪包、香腸給父親喫，父親消瘦的臉上露出一絲喜悅的神情，他沒有告訴我他受到的各種殘酷折磨。後來我知道，打耳光、跪煤渣，是在造反派們沿途鞭打下爬進批鬥會場的。父親的一個耳朵被打聾，另一個也被打壞。所以後來我們必須大聲同他說話他才能聽見。
爲了更狠的打擊父親還讓人們看不出來，他們用沾溼的馬糞紙抽打父親，讓父親痛得鑽心，還不留痕跡。這些受過高等教育，有着特殊技術的年輕工人們，在社會的動亂下變得人品扭曲，上當受騙，成了錯誤路線和“四人幫”迫害他人的工具。後來聽說，是北京的９１６造反派讓上海的造反派把我父親打死不用送回北京了……
即使在這麼困難的時期，也是有很多主持正義，同情父親遭遇的人。他們暗地裏安慰我，幫助我。第二天我又去看我的父親，但是父親被轉移了，我到工廠打聽，最後幾個老工人偷偷告訴了我。當我突然出現在父親面前時，父親非常喫驚。我們談了一會心，父親讓我轉告母親不要擔心，要相信黨，相信羣衆，雖然我點頭同意，但是心裏很是想不通，覺得父親這種時候了，被整得這麼慘，還是那麼忠誠。
當我第三次興沖沖的去看父親時，造反派又把父親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在劉潤生的幫助下，千方百計終於第三次見到了父親，父親看起來更加虛弱，疲憊不堪，父親告訴我粟裕將軍已下指示，命令立即用飛機將他活着送回北京。父親讓我先回北京，不要擔心，回去報告這個好消息給母親。我心裏的一個大石頭終於落地了，心裏特別感激粟裕將軍。
回到家裏告訴母親，爸爸很快會回來。媽媽緊皺的雙眉終於舒展開了。不久父親回到了北京。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今後還會有什麼事繼續發生。我們全家，尤其是父親要繼續堅強的面對。
之後，１９７２年父親被解放，從專政隊出來的第一句話就是向關押他的人說，你們哪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專政，最清楚地表達了他的立場和看法。即使在專政隊裏，他也和其他人不一樣，始終作鬥爭，所以父親是被打最多的和最重的。最後連那些打他的造反派都不由得佩服起他來，說他骨頭最硬，誰也比不了。
１９７３年１月父親出來工作，任二院黨的核心組長。他積極扭轉被破壞的科研形勢，解放各級被罷官的幹部，拒絕了造反派的入閣，恢復科研形勢，被造反派恨之入骨，編造出一個反黨俱樂部“董柴反黨俱樂部”，父親再度被打倒，關進專政隊。
１９７５年鄧小平主持工作，父親又被放出來。１９７６年父親在王洪文、江青、李先念、紀登奎在中南海接見的批判會議上作爲復辟的走資派的典型，給定了性，下發紅頭文件到全國。一場再次揪走資派的運動又興起。
〔王洪文散佈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資派”的言論：
“現在到處有走資派。走資派就是復辟派。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時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資派＝復辟派！”
“現在的革命對象，就是舊社會里喫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就是勤勤懇懇、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務，不搞貪污腐化的走資派！”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談到天安門事件時說道：“天安門事件是走資派挑起來的，走資派是主要危險。”
五月三日，他在接見國防科委、七機部負責人時又說：“要通過這次把運動深入搞透。現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後策劃者、深的搞出來。主席講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比較難的是在黨內，領導層要追下去，千萬不要手軟，揪出一個拿來教育羣衆。
“不要手軟，該抓就抓，該批就批，該鬥就鬥。”
“要趁這個機會打翻身仗。”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對七機部負責人說：“要抓大官，抓上線。”
於是，七機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舒龍山（七機部造反派領導）、黨的核心小組列席成員葉正光（七機部二院造反派領導）、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兼副部長曹光琳（七機部造反派領導）在與王洪文密談後，便向下“吹風”。
舒龍山說：“黨內資產階級在黨內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從廣度上不是一個人，是一批人。”“從深度上來看，從中央到地方，從幕前到幕後。”“在領導權問題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這次無論如何不能再等了。”
葉正光說：“從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長的黑線。”
曹光琳說：“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決司令部的問題，不要犯歷史性的錯誤。”（來源：《王洪文傳》）〕
１９７６年中央發文件，定性董啓強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開除黨籍送北京郊區勞改，發生活費２００元。由於毛澤東去世，這一文件沒有被執行。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父親才被放出來。
在文革中，父親是少有的“三進宮”的老幹部。９１６、９１５組織每天輪流批鬥父親以證明自己的組織不是保皇派達一個多月，又綁架到上海批鬥，返京後關押長達８年之久。１９７８年得到初步平反，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３日父親徹底平反的文件才批下來。
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７日中共北京市委員會和中共七機部黨組又下發了“關於爲七機部第二研究院‘復辟資本主義俱樂部’假案徹底平反的決定”。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８日又作出“關於董啓強同志家庭歷史問題的審查意見”將原來文革中的二院領導和羣衆組織誣陷的所有歷史問題澄清，還歷史本來面目。父親纔得到徹底解放。
文革結束後，多次見到父親做惡夢，都是他被造反派毒打的情景，他大聲地吼叫、抗爭、搏鬥，拍得牀咚咚作響。
就是他在８４歲得了肺癌做手術出來時，當他清醒過來的第一反應就是被綁架了，他大聲疾呼，反抗着，幾個醫生、護士、戰士都摁不住他。所有的人向他解釋他沒有被綁架，他都不相信，直到３０１醫院的副院長來了向他打保票，父親才相信平靜下來。可見文革給父親留下了最深的創傷。
我們的父親不管是在戰場上負傷（頭部、胸部、腕部），還是在冀南反掃蕩的艱苦歲月裏，在挺進大別山的捱餓的最艱難的時期，在十年文革中，他都堅持鬥爭，堅持原則，克服一切困難，始終前進在正確路線上。這就是我們堅強的非凡的將軍父親董啓強。
□ 來源：微信號《新三屆》（原題：董啓強將軍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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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筆】
“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二）
·郭羅基·
（上接zk２４０７c）
第三章 檢討標兵
馮友蘭通過檢討來發聲，變被動爲主動。
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馮友蘭在“老教師學習小組”會上做長篇發言，一連講了三個上午。有一個正式的題目，叫作《自我揭發，自我批判》。〔１〕他事先寫成稿子，像宣讀論文一樣。他總是和別人不同，檢討也是像模像樣的。
他的發言稿有２４０００多字。當時統治北大的工作組命哲學系打印出來，達３６頁之多，從哲學系拿去１０份，說是“要上報”，“上報”到哪裏就不知道了。馮友蘭的檢討，不但是哲學系，而且是北大全校老教師中的獨一份。馮友蘭成了“檢討標兵”，這就是他“不沉默”所要達到的目的。
馮友蘭一開始就說他的檢討是“自覺”的，是“自我起義”：
自覺革命就是自我起義，自己對自己起義。能起義就開始站在革命這邊來。不然，就永遠是革命的對象。自我揭發，自我批判，就是實行起義、實行跟自己的錯誤相決裂。我決定從抗戰時期起，至現在止，就我過去的錯誤言行，分段批判。
他按歷史程序分成七段來自我揭發、自我批判。這是馮友蘭所有的檢討中最爲全面系統的一份，對於怎樣認識馮友蘭及研究馮友蘭怎樣認識自己，都是很重要的。而馮友蘭的《三松堂全集》沒有收入此文，《馮友蘭自述》根本沒有提到，蔡仲德編著的《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提到了，但沒有內容。在特殊的條件下，他透露了一些內心的隱祕，而後來又極力掩蓋。在此，有必要向世人詳爲介紹（小標題是原有的）；只需介紹，不必多加評論了。
◇ 第一段 抗戰時期
１９４４年（後來出版的《馮友蘭自述》記爲１９４３年），馮友蘭代表西南聯大國民黨區黨部起草了一封給蔣介石的信，要求改革政治，實行憲政。信中有言：“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爲殷鑑。”並言：“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至。”拳拳之心，語帶感情。據說蔣介石看了也爲之掉淚，回信說：“有如此忠實的黨員，有困難也可以克服，轉危爲安。”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雷海宗〔２〕對馮友蘭說：“即使你所寫的一切都失傳了，只要有這一篇文章就可以不朽。”馮友蘭頗自得。他說：
後來我到重慶，蔣匪對我說：“要改良政治。”又說：“共產黨的話，人們也不大相信了。但是我們主張政治解決。”
我還向蔣獻策，說要抵制馬克思主義最好是提倡正統哲學（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用蔣的“侍從室”的錢，在“中國哲學會”中設“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與賀麟辦的“西方哲學編譯委員會”相輔而行，宣傳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
毛主席在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說：“現在中國正在開着兩個大會”，一個是共產黨的大會，一個是國民黨是大會。（《愚公移山》）我每讀到這裏，就覺得慚愧萬分。我在當時是出席國民黨的大會，並且是大會的主席團成員。在一個晚上，還同蔣匪並坐看戲。還參加主席團一次討論對共產黨政策的會議，虛僞地決定，共產黨問題政治解決。利用“政治解決”爲幌子，實行反革命戰爭。
馮友蘭的自我批判說：
由這些事，可見我是蔣王朝的忠實謀士，在關鍵性的問題上替蔣匪出謀劃策，深得他的讚賞。大字報說我是蔣王朝的御用文人，御用哲學家，反共老手，反動政客，這都是真實的。
大字報上的這些帽子，尺寸不一定合適。其實馮友蘭本人也不見得心服，但他統統攬了下來，叫人摔不出新的帽子來了。
馮友蘭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批判自己的哲學。抗日時期，有“兩個中國之命運”之爭。他說，他的哲學是引向黑暗的中國之命運：
蔣匪１９４３年所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所講的就是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我在抗日戰爭時期所發表的六本書，自稱爲“貞元之際所著書”，所講的也是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是妄圖把中國引向黑暗的路，引向老中國的前途。
馮友蘭的哲學叫“新理學”，是程朱理學的翻新。他的“貞元之際所著書”共６本，第一本就是表達他的哲學綱領的《新理學》（１９３９年）。後五本依次爲：《新事論》（又名《中國到自由之路》，１９４０年５月），“事”相對於“理”，“事論”相對於“理學”，《新事論》是《新理學》的實際應用；《新世訓》（又名《生活方法新論》，１９４０年７月）論述處世術；《新原人》（１９４３年），在馮友蘭的哲學體系中有三大部分，《新理學》講自然、《新事論》講社會、《新原人》講人生；《新原道》（又名《中國哲學之精神》，１９４５年４月）論述中國哲學的發展，落腳到建立“新統”；《新知言》（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論述哲學方法論。總而言之，他說：
這個體系是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哲學方面的反映，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識形態在哲學方面的集中表現。它最適合於作爲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統治階級、大地主、大買辦資產階級的欺騙人民的工具。
馮友蘭認爲，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所講的，是“封建道德加資本主義工業化（實際上是殖民地化）”。這就是馮友蘭“師帝王”的根本所在。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說：“這是一本對中國人民的宣戰書，是發動內戰的思想準備與輿論準備。”也有人說：“這是準備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動員令。”均未得其精髓。馮友蘭說：“我的那幾本書，基本也是發展中國固有的東西，即封建的東西，結合資本主義工業化。”蔣介石的“中央訓練團”請他去講過兩次課。他說：“我講得比較細緻，因此欺騙性也就更大。”
對“貞元六書”中的《新原人》，馮友蘭說：“代表我在抗戰時期的反動哲學思想最後的發展。”反動何在？
近來關鋒同志認爲我在抗戰時期的哲學思想，由《新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發展到《新原人》的主觀唯心主義。就政治方面說，《新原人》特別提倡所謂“樂天”“順天”。這就是叫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安於所處的地位，叫殖民地的人民安於奴役屈辱的地位，不反抗，不鬥爭。這真是麻醉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的最毒的鴉片煙。去年，我在重慶參觀了中美合作所博物館。我的這些反動著作，就是蔣王朝在“文”的方面統治人民的“中美合作所”。
馮友蘭對這個階段做了一個小結：
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對於鼓吹和支持黑暗中國之命運的反動哲學，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但是很不徹底；對於其政治上的危害性，我還認識不夠，甚至拒絕認識。這些反動哲學思想，還長期潛伏在我的心中，遇有適當氣候，它就頑強地冒出來。這就是投降而沒有繳械，遇有機會，就把槍拿出來，進行反攻。
“投降而沒有繳械”，這個生動的比喻成了名言，其他老教授常常引用“馮先生說……”。
◇ 第二段 解放前後
解放前，國民黨敗局已定，馮友蘭回憶自己的思想，有三點比較突出：
一個是：“我是中國人，不管哪一黨派執政，只要能把中國搞好，我都擁護。”照現在看，這個思想是反動的。……
我還有個思想是：“中國好比有兩個兒子，大的是國民黨，二的是共產黨。大的把中國搞糟了，應該讓二的試一試。”這也是一個反動思想。……
還有一個思想是，我自以爲對於社會主義有所瞭解。我所瞭解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蘇修的技術官僚、精神貴族統治的社會。我想，我是專家、學者。在舊社會，政治上專家、學者是附屬於帝王、資本家的，到社會主義社會，他們更升一級，豈不也好。
馮友蘭在檢討中給自己和別人扣了太多的“反動”帽子，爲什麼是“反動”？沒有說理。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旬，陳雪屏〔３〕從南京到北平，約清華的一些教授喫飯。席間宣佈，南京派了一架專機來接諸位先生，願走的可以同他一起出發。在座的人，包括馮友蘭在內，相顧無言。
１４日早上，西北方向炮聲大作。大家知道，解放軍已經到南口了。中午，解放軍就進到了清華北邊的清河鎮。學生們都登上宿舍的樓頂觀戰。下午，校長梅貽琦坐車進城，一去不復返了。〔４〕
北平和平解放時，馮友蘭留下來了。爲什麼？他說：
我的階級出身以及我的歷史使我不可能對於革命事業有正確的認識，更不可能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有正確的認識。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於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並不是由於對共產黨的歡迎。
梅貽琦離去的次日，校務會議成員自動集合，商量應變事宜。因爲前校長羅家倫離開清華後，馮友蘭曾爲校務會議主席，教授們再次推舉他爲校務會議主席，以周培源〔５〕爲保衛委員會主任，率領校衛隊維持治安。解放以後，校務會議改爲校務委員會，馮友蘭被任命爲主任委員。他表示願意服從人民政府，但也不罵臺灣。“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他現在的檢討說：“其實，我對於共產黨是面降心不降。”語出吳偉業（號梅村）的“身降心不降”。吳爲江蘇崑山人，明末清初著名詩人，系崇禎皇帝欽點的進士第二名——榜眼。因降清入仕，被譏爲“江浙五不肖”之一。
正由於“面降心不降”，馮友蘭作爲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處事多失當。１９４９年１月，國民黨的飛機轟炸清華，扔了１２枚炸彈。好在沒有人員傷亡，也沒有多大財產損失。第二天，國民黨的報紙卻說，國軍轟炸北平的共軍炮兵陣地，損失慘重。黨中央、毛主席給清華髮來慰問電，馮友蘭把它貼在佈告欄了事，羣衆對此草率從事大爲不滿。４月，校務委員會改組，由葉企蓀任主任委員。馮友蘭寫了一信，辭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和文學院院長的職務，理由是能力不勝。一黨員幹部對他說：“你說的理由不對，應該是政治上的理由。”他又寫了一信，承認是政治上的理由。
馮友蘭雖承認因政治上的理由辭職，但心有不甘。因爲他還有個“進步包袱”：
我在１９３４年到過蘇聯，自以爲很同情社會主義。回來以後，作了幾次稱讚蘇聯的講演。蔣匪的憲兵第三團把我捕去，在保定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放了。我以爲坐過監、帶過手銬，自以爲是左派了。不明真相的人也以爲我是左派，比我更反動的人也說我是左派。蔣廷黻就說我是個 Sincere Leftist（真誠的左派）。我覺得這個帽子戴着很舒服。
其實，我在保定，他們叫我寫一篇在歐洲旅行的情況，實際上等於一種自白書。我寫了，這就是屈服。出來以後，清華教授會要爲我這件事開會抗議。我怕事情鬧大，私下勸說停止了。事後，梅貽琦叫我同他到南京去了一趟，見了些當時教育部的人，實際上是去請罪。
經過回顧事件和清理思想，他得出一個結論：“我揹着一個進步包袱，直到現在才覺得是清算了。”
他看到有人在報上表態，擁護共產黨，就直接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久回了一封親筆信。馮心中有牴觸：
主席說，我是犯過錯誤的人。我的進步包袱使我老想我也有進步的一面。主席說：“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我想：“我還能不實踐嗎？”主席說：“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我想：“我有什麼不老實”，更使我失望的是，主席沒有回答我重新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主席的話，我只記住了一句，就是“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我就把思想改造一直拖下來，一拖就拖了十七年。
１９５１年秋天，馮友蘭參加以丁西林、李一氓爲正副團長的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和緬甸，他說：“這一次我受到的教育不小。”“有個印度人跟我說：中國進步這樣快，印度一萬年也趕不上。”
１９５３年，印度德里大學代表團訪問北大。馮友蘭記下了一位哲學教授在臨走上火車時的感慨：
他初來的時候，發現中國的青年有一股熱情和毅力是印度青年所沒有的，他不知道是由於什麼原故。現在他知道了，這是經過一個革命和沒有經過一個革命的區別。他這話是說對了。
馮友蘭確立了一個檢驗自己解放以後思想的“試金石”。
毛主席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現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這兩句話具有無邊深遠的涵義。對於這兩句話的瞭解的深度是考驗我們的政治覺悟、階級覺悟以及理論水平的試金石。
馮友蘭頌揚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無邊深遠”等說法，都是林彪的語言。馮友蘭對這個階段做了一個小結：
由於和國民黨對比，又和印度對比，我逐漸認識以上所引毛主席的第一句話的意義。至於第二句話的意義，一直不認識或拒絕認識。以後幾次“學術辯論”都是這種不認識的結果。
認識了第一句話的意義，即政治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對第二句話不認識或拒絕認識，即思想上不能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
◇ 第三段 抽象繼承
１９５３年以後，馮友蘭解放以前的著作受到批判，他也做了一些自我批判。他自認爲並不徹底。之所以不徹底，“主要的是由於沒有突出政治，把批判只作爲‘純學術討論’”。
我在１９３４年被捕後，往南京去了一趟。有個人對我埋怨國民黨，說：“人家替你們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你們還逮捕人家。”我聽了很不高興。我當時自以爲，我寫哲學史是純學術，爲學術而學術。其實這個人說的是客觀事實。至於由《中國哲學史》發展出來的“新理學”，那是更明顯的爲蔣王朝服務的。可是我最不願意別人這樣說。
蔣匪拉攏我是他的事，接受他的拉攏是我的罪。他拉攏我是因爲我的反動哲學能爲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服務，我接受他的拉攏是因爲我的反動哲學思想本來是爲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所謂“純學術研究”，完全是欺人之談。
他說到解放以後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過是記住一些詞句。自我批判也用上了這些詞句，沒有解決根本問題。由於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遇到適當的氣候必然要冒出來。
這個適當氣候，在１９５６年果然來了，那就是匈牙利事件。１９５６年黨宣佈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我覺得大概是鑑於匈牙利事件，對於思想改造要放鬆一點，多搞些資產階級自由化，開放唯心主義，當然（對）新理學也開放了，心裏覺得很輕鬆。對於毛主席所說的“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教導，完全忘記了。
１９５７年，北大召開了規模較大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我就趁這個機會放出了一顆大毒草《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又發表一篇《再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提出了同志們所稱爲的抽象繼承法。
北大召開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是哲學界的盛事，許多著名學者都參加了。馮友蘭在會上提出抽象繼承法，是在１９５７年整風反右之前的１月８日，整風反右中他就沉默了。他對抽象繼承法分三點進行自我批判。
第一，爲什麼要強調繼承？馮友蘭認爲，無產階級的基本精神是批判舊世界，批判一切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可是我講歷史首先着重的是繼承，唯恐歷史上有什麼東西失傳了，這個立場就是與無產階級針鋒相對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他們一方面不願意看見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文化被消滅，竭力爲它們找出路；一方面也看不起無產階級，認爲他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非向剝削階級學習不可。
第二，爲什麼要抽象？馮友蘭說：
抽象繼承法特別看重抽象，實際上是以談哲學遺產繼承形式使“新理學”的主要思想復活，向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反攻倒算。
抽象繼承法認爲一個思想的階級性不是它的本質，一個思想有其抽象的超階級意義，從古到今一直傳下來。在不同的時期中表現爲不同的階級形式，這些形式是可變的，但抽象的本質是不變的。這正是毛主席所批判的，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這個“道”就是“新理學”所說的“理”，抽象繼承法通過繼承問題重新肯定“理”的存在。這是直接向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反攻倒算。
到文革時他才承認，抽象繼承法是構造“新理學”的方法論，經過不斷地抽象，才能造出萬事不變的“理”來。
第三，抽象繼承法的危害性。馮友蘭說：
抽象的東西，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主張抽象繼承的人，講的是抽象的東西，可是等到舉實際的事例，教人學習的時候，就還是具體的東西。
他批評吳晗也是以抽象繼承法講道德繼承的，並揭露《海瑞罷官》宣揚封建道德抽象繼承的欺騙性。馮友蘭對抽象繼承法的批判：
我所講的抽象繼承也是要使封建思想、封建文化登臺，而又是用一種資產階級哲學方式表現出來的。這就爲資本主義復辟作思想上、輿論上的準備。
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是他自己及其他新儒家的典型手法，藉助資產階級哲學方法論的新花樣，推銷中國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運動以後，一邊是“全盤西化”，一邊是“堅守國粹”，形成兩個極端。新儒家在兩者之間，他們也常常談論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但認爲中國古已有之，就是將儒家的一些概念抽象化，然後與現代概念對接。
馮友蘭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重新申明：《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很不妥當，但是其基本的主張，我現在認爲還是可以成立的”（《三松堂自序》）。他又推翻了自己的批判。１９８２年訪美之際，《中國時報》刊出採訪記《與馮友蘭談他的哲學觀》。文中說，馮友蘭１９５７年提出“抽象繼承法”之後，“捱了２５年的罵，馮先生有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呢？‘沒有’，馮先生說：‘我仍然堅持凡哲學命題都要先經抽象，然後才能繼承。’”他是反覆無常的，每次反覆，他都能講出道理來。
◇ 第四段 人性論
１９５１年訪問印度以後，馮友蘭自認爲逐漸認識了毛主席所說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但不認識第二句“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認爲，不認識第二句，也就不能真正認識第一句，由於思想上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以後便一再冒出來。不過他善於選擇時機。
１９５７年，他看出右派分子想憑口舌之爭跟共產黨“輪流坐莊”是不可能的。他沒有參與鳴放，民盟開會批判章羅同盟也沒有發言。教研室裏批判張岱年的右派言論，馮友蘭輕描淡寫地說“是他很少到外面參觀的結果”，有時間就搞業務，忙於他的“名山事業”。他自己承認：“在反右鬥爭中，我是矇混過關的。”
１９５８年，討論教育改革，他冒出來了，發表反對意見。他將意見寫成文章，題爲《樹立對立面》，登在《光明日報》上。現在他說：“竟然要同黨的方針政策對立，這猖狂到何等地步！”他是有算計的，１９５７年他就不“猖狂”，沒有自動充當“對立面”。《樹立對立面》受到批評，他又縮回去，立即發表《取消對立面》，但他承認：“實際並沒有取消”。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和“樹立對立面”不斷遭批評。紀念五四運動四十週年之際，馮友蘭出版了一本題爲《四十年的回顧》的小冊子。前面有一首題詩：
奮筆當時信有由，
根源一一細搜求。
不堪往事重回顧，
四十年間作逆流。
馮友蘭常常以“對立面”“逆流”的姿態，以“回顧”“檢查”的口吻，一次又一次頑強地冒出他的“新理學”。他說：
我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遇見適當的氣候就又冒出來。這個適當的氣候，就是１９６０年以後的困難時期以及由此而起的大反覆和復古思潮。
１９６０年批判巴人〔６〕的人性論時，馮友蘭在教研室的會議上講確有抽象的人性，大唱反調。
我的理由大概是這樣說的：衡量一個言論是否是真理，有一個標準，那就是是否與客觀實際相符合。衡量一個行爲是惡是善以什麼爲標準呢？有的同志說，凡是符合歷史進步的行動就是善的行爲。我說這不解決問題，還得有個標準。什麼是進步？什麼是反動？
馮友蘭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找到一些談論人性的話，“認爲行爲善惡的標準就是人性”。他自我批判道：
這樣一來，抽象的人性就成了離開社會各種制度以及其中具體的人，獨立存在、永恆不變的東西。這豈不又成了新理學所講的“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跟董仲舒所講的“天不變道也不變”的“道”又是一類的東西了。
凡是講抽象人性的人，若果一談到他所說的人性的內容，他所談的其實就是他的階級的道德。孟子談性善，表面上看，他是談抽象人性，可是其內容就是封建道德，仁、義、禮、智等。我所談的抽象人性，若談到其內容，必然也是封建的、資產階級的一套。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的中國，一概否定人性、人道、人權，對人性論的批判是不正確的；但作爲批判對象的人性論，其說不一，並非都是正確的。馮友蘭的人性論就是和“新理學”、抽象繼承法一脈相通的。他承認：“這又是新理學的反攻倒算。不過這次反攻倒算，多帶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僞裝，利用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詞句反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對人性的論述也是不正確的，如果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僞裝”，而是確實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來反對它，並非錯誤。
第五段 籍孔子的殭屍，向毛澤東思想反攻
１９５８年，馮友蘭在哲學系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其中《孔子》一章，１９５９年在教學改革中特別受到批評。馮友蘭說：“當時我心裏想，我的講法是根據歷史事實，你們的講法是根據教條，不肯接受意見。”
１９６０年以後的困難時期，尊孔思想活躍，山東還開了孔子討論會。第一次孔子討論會，馮友蘭沒有參加，寄去了一篇論文，題目爲《論孔子》，內容就是中國哲學史課程中《孔子》一章。會後，刊登在７月２２日和７月２９日的《光明日報》哲學副刊上，雖經批評，基本觀點堅持不改。８月２６日，《光明日報》哲學副刊發表教改中學生批評馮友蘭講《孔子》的文章。第二次孔子討論會於１９６２年１１月舉行，馮友蘭參加了。他提交了兩篇論文，一篇是《再論孔子》，一篇是《關於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題》，並在會上做系統發言。《再論孔子》即《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孔子》一章。他承認，《中國哲學史新編》“比講課中更加吹捧了”，把以前《新原人》中講孔子的修養境界的部分也抄進去了。他在檢討中說：“這就是以研究中國哲學史爲名，企圖使新理學復活的一個明顯的例子。”
他對《孔子》一章的自我批判是：
一，孔子是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祖師爺”。兩千年來，封建統治階級都用孔子的思想統治人民。對於孔子，應該是暴露，而不是歌頌。我講孔子，基本上是歌頌。五四以來，進步的思想家，打倒孔家店，作了許多暴露工作。我講孔子是企圖爲他辯護，修復已經被打倒的孔家店。
二，我講孔子，特別宣揚他所講的仁就是“愛人”，這就是宣揚“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人類之愛”。
三，過去一切統治階級所講的“人類之愛”都是欺騙。我卻說，孔子所講的仁，不能簡單地歸結爲欺騙。
四，我在講孔子一章以及後來的辯論文章中，着重講在春秋時期，奴隸以外的其他各階級的“共同利益”。
五，毛主席說，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是不存在的。我卻說，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治統”與“道統”是並行的。
馮友蘭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論述。他說：“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想，像《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類的書哲學味重，你們又不通外文，很難看懂。這在表面上是對當時批判我的人說的，實際上是對毛澤東思想說的。”
馮友蘭說，這個時候吹捧孔子，是跟當時的復古主義逆流相適應的，“在我的靈魂深處，其反動的意義，還不止此”。
“新理學”一套反動哲學，是把中國封建階級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的毒素都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取其中最毒的毒素，用資產階級哲學方式，組織起來。當時地主階級中有人稱之爲“新論語”。我聽見很高興。我想，我的著作是“新論語”，我就是新孔子了。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
後來我所說的“抽象繼承”，就是這個“提煉”思想的掩護。“抽象繼承法”就是妄圖證明“一個哲學可以爲不同的階級服務”。具體地說，就是我的“新理學”的“新統”也可以爲無產階級服務。
馮友蘭認爲“治統”和“道統”是並行的，“治統”雖經朝代變遷，孔子的“道統”是不變的。他的“新理學”是新的“道統”，故曰“新統”。《新原道》的最後一章就是“新統”。馮友蘭說：“這個題目暴露了我當時的狂妄。”中國的千年“道統”，在他身上成爲“新統”，當初欲爲國民黨的“治統”提供“新統”，後來又說也可以爲共產黨的“治統”服務。“服務”，說得好聽，其實就是爲共產黨的“治統”提供“新統”。兩者都是爲了“應帝王”。
照我所說的抽象繼承法，孔子的“道統”不是也可以“抽象繼承”下來了嗎？我不是自以爲“新理學”是繼承孔子的“新統”嗎？就是說，在共產黨的“治統”之下，“新理學”的“新統”也可以存在。即使共產黨的“治統”有所變化，而新理學的“新統”則是可以永世長存嗎？我發現我的靈魂深處竟是這樣的反動。我的思想若不徹底改造，我不知道更要墮落到什麼地步。
我本來以爲，在帝國主義面前我還是愛國的。這是一種假像。我原來的一套反動哲學思想本來是爲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買辦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我是走狗的走狗。解放以後我還堅持這套東西，這是賣國。我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也是祖國的罪人。
他說，孔子爲封建統治階級欺騙勞動人民，騙了兩千年。
而我還要繼承他的衣鉢，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光天化日之下繼續欺騙人民。
萬萬不能允許這樣的欺騙，一定要把我這樣的騙子手打倒、打爛、打碎。我也要把自己打倒、打爛、打碎。
第六段 近一二年的錯誤言論
馮友蘭列舉了１９６４年後的錯誤言論，主要是：在民盟的會議上，有人提出，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必然要經過暴力革命，和平過渡是不可能的。但是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可以通過和平演變，使資本主義復辟。這是什麼道理？馮友蘭給予解釋：
農民有兩面性，一面是勞動者，一面又是小私有者。黨領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符合農民的利益的。但是農民的私有思想一時不能完全消滅，所以容易走回頭路。
他接着自我批判：“這完全是對農民的污衊。”“蘇聯所發生的和平演變，主要就是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
在越南戰爭中，美國與越南進行和談。他認爲，這是用階級調和的辦法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由此引申：
我想，中國哲學史中，統治階級的哲學家都是主張階級調和的。
他接着自我批判：
階級調和論是有的，階級調和是不可能有的。孔子、孟子所講的仁和仁政，以及近來人們所講的合二而一都是階級調和論。統治階級越講階級調和，階級矛盾就越加深。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矛盾，哪裏有可能調和？
第七段 自我鑑定
他重新強調前面六段的結論，最後說：
像我這樣的人，在一般的形勢下，竟是被迫還不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革命革到自己頭上，這纔有所覺悟。黨對我採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真是無微不至。可是我不改造，就是不接受黨的政策，以至同無產階級的人民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我辜負了黨對我的教育。辜負了毛主席對我的期望。我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全國人民。我願意接受黨和國家給我的任何嚴重處分，願意接受人民對我的任何嚴厲批評。我決定重新作人，……。
馮友蘭自我貶損，自毀形容，獻媚權勢，迎合潮流。爲馮友蘭辯護的人，都輕鬆地說，他的檢討是被迫的。雖然是形勢逼人，但在同樣的形勢下，馮友蘭的表現與別人不同，在哲學系“老教師學習小組”中沒有第二人。他是被動中有主動。
註釋：
〔１〕施京吾在《人文之殤：哲學泰斗馮友蘭的“文革”遭遇》中雲：“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他根據造反派要求，在哲學系作了長篇發言《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人民網；又見《馮友蘭誕辰１２０週年：文革之殤》。沒有人對馮友蘭提出“要求”，完全是他出於不甘沉默而主動採取的作爲。好些有關馮友蘭的文章中的“‘文革’遭遇”，僅僅是作者的想象。在馮友蘭的女婿蔡仲德編著的《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下冊中，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記載：“奉命開始在哲學系會上作長篇發言，……”（６７１頁）奉誰之命？這些都是爲馮友蘭開脫之詞。
〔２〕雷海宗（１９０２—１９６２年），河北永清人。１９２７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教授。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後，任南開大學歷史繫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馮友蘭稱之爲“反動教授”。１９５７年，雷海宗被打成右派分子。馮友蘭是按照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戴的帽子給４０年代的雷海宗定性。１９５７年的大鳴大放中，雷海宗說：“馬克思主義還停留在１８９５年。”１８９５年是恩格斯逝世之年。他的意思是恩格斯逝世之後，馬克思主義沒有發展，所謂“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他的超越當世之論，過了多少年才爲歷史所證實、被常人所理解。
〔３〕陳雪屏本是北大教育系教授，後爲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現在是“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三人執行小組成員，另外兩人是傅斯年和蔣經國。
〔４〕在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的飛機，１４日載有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人飛走了。梅貽琦是１２月２１日作爲第二批“搶救”的學人南飛的。
〔５〕周培源（１９０２—１９９３年），江蘇宜興人。著名的流體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是中國近代力學和理論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１９２４年畢業於清華學校。１９２６年春獲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同年底獲碩士學位。１９２８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同年秋，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在諾貝爾獎獲得者沃納·海森堡教授領導下從事量子力學博士後研究。１９２９年，赴瑞士蘇黎世高等工業學校，在諾貝爾獎獲得者沃爾夫岡·泡利教授領導下從事量子力學博士後研究。１９２９年回國，被聘爲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休假期間，赴美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從事理論物理的研究，並參加愛因斯坦領導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１９３７年回國。抗日戰爭爆發，周培源受校長梅貽琦之託，安排清華南遷，任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４０年代，轉向湍流理論的研究。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６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先是在加州理工學院從事湍流理論研究，後參加海軍軍工試驗站的魚雷空投入水的軍事科學研究。當局規定，參加軍事科學研究的必須是美國公民。周培源不願做美國公民，美方只得遷就他。１９４６年，周培源去歐洲參加牛頓誕生３００週年紀念會和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他還參加了在法國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應用力學大會，並被選爲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理事會理事。１９４７年回國，繼續在清華大學任教授，擔任教務長。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後，在北京大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力學專業，擔任教務長、副校長、校長。１９５５年當選爲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數理化學部常委。１９５９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還擔任過中國力學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文革中，抵制陳伯達批判相對論。他說：“狹義相對論是駁不倒的；廣義相對論可以討論，但不是批判。”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撰文號召教育和科學界重視基本理論的研究。特別是在“批鄧”中，一批著名科學家被裹挾進去，周培源拒不表態。
〔６〕巴人（１９０１—１９７２年），原名王任叔，作家，曾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在康生的指使下，１９６０年起，從文藝界開始，批判巴人作品中的人性論，以後擴大到思想界各個領域。
第四章 表態高手
中國社會流行“表態”。表態，就是擁護權威，以示臣服。馮友蘭不僅善於檢討，也精於表態。檢討是對自己的，表態是對別人的。有時，馮友蘭很巧妙地將檢討與表態融爲一體。
◇ 馮友蘭誓言“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
１９６７年２月初，馮友蘭向哲學系文革副主任趙正義交出一張紙條，是從他家後面的窗戶縫裏塞進來的，上面寫着：
馬思聰〔１〕已經出走香港，即將去美國。如果你也有此願望，我們可以幫助你。明天晚上到這裏來取你的回話。
馮友蘭戰戰兢兢地說：“我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決不去美國。”還說：“我的大兒子馮鍾遼在美國，我多次勸他回國，我自己當然不會再去。”
趙正義問：“你的大兒子怎麼去美國的？”
馮友蘭過分敏感：“我的大兒子去美國跟我沒有關係。”
趙正義說：“我沒有說跟你有關係，只不過隨便問問。”
馮友蘭做了解釋：抗戰時期，馮鍾遼在西南聯大學習。當時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他和西南聯大的許多同學一起報名參了軍，被分配在緬甸遠征軍當翻譯官。遠征軍回國後，送他去美國進修。不久，抗戰勝利了，他留在美國繼續上大學。
馮友蘭是老謀深算的。他大概以爲那紙條是紅衛兵對他的試探，一個勁地表態，獻忠心。
北大校文革的保衛組和北京市公安局在馮家四周隱祕處佈防，準備抓特務。守了一夜，沒見到特務的人影。幹這種事情的人，不會沒有一點機警，可能一直注視着馮友蘭，知道他到哲學系辦公室報告去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毛主席號召向走資派奪權，引發全面內戰，動亂升級。造反派忙於打內戰，疏於監管，一些“黑幫分子”跳出“牛棚”，趁機逃亡。
那個時期，冒死偷渡，時有所聞。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高曼君所生，與陳延年、陳喬年爲同父異母兄妹），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不堪凌辱，冒死投向怒海。她把自己綁在一個汽油桶上，泅水漂流，１０小時後到達香港。到了香港還怕廣州的紅衛兵來追殺，沒來得及與胞弟陳鶴年一見，又匆匆去了加拿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關愚謙，盜用日本友好人士西園寺一晃的護照和簽證，乘國際航班離開了中國。只有極少數幸運兒能夠逃出生天，多數人被抓住，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的罪名判處死刑。投奔蘇聯和朝鮮的，即使出了國境也沒有找到生路。北大西語系學生顧文選，當了右派又成反革命，刑滿釋放後留場就業，等於終身監禁。文革中逃跑，越境去了蘇聯，但被遣送回國，１９７０ 年判處死刑。
◇ 工宣隊罵馮友蘭“笨蛋”
１９６８年８月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北大後，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教職員工集中住到學生宿舍，不準回家。哲學系所有的教師都住在３８樓。馮友蘭、王憲鈞、湯一介和我同住一室。〔２〕湯一介和我是中青年，睡上鋪；馮友蘭、王憲鈞是老年，睡下鋪，免得爬上爬下。
我們每天都要“早請示”，每次“早請示”都會玩出一些花樣來。有一天“早請示”，由紅衛兵監督，讓有問題的人排成一行，自報“頭銜”。輪到馮友蘭，他自報：“我叫馮友蘭，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對，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重報！”馮便改口：“我，我，我是反動學閥。”接着是洪謙。他怕被說成避重就輕，徑直就報“反動學閥”。紅衛兵又說：“不對，你還不夠資格，你就是反動學術權威。”洪謙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又說：“不對，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裏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還有一天“早請示”，最後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按節拍揮小紅書。馮友蘭不合節拍，亂揮一氣。軍宣隊的陳某發現了，把馮友蘭從隊列中叫出來，厲聲斥責：“馮友蘭，笨蛋，揮小紅書都不會！看我是怎麼揮的。”陳要馮再來一遍，馮揮得還是不合節拍。陳說：“回去多練練，你們房間的人負責教會他。”當時馮已年逾古稀，軍宣隊如此粗暴對待老人，我們都看不過去。回到房間，湯一介和我對他好生安慰，誰知他本人卻若無其事，開起會來，又帶頭髮言，誠懇表態，說：“亂揮小紅書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不恭敬，罪該萬死。”王憲鈞悄悄地對我說：“馮先生是爐火純青了，我做不到。”
◇ 馮友蘭善於找題目表態
節日、生日、紀念日等都成爲馮友蘭表態的機會。
１９６９年８月，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北大一週年，馮友蘭賦詩表態，登在《新北大》校刊上。沒有別人表這個態。
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
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
哲學系革命委員會成立，馮友蘭又賦詩表態：
其一
鑼鼓聲喧喜溢洋，新功燦爛繼前光。
主席當年親題記，大字報中第一張。
其二
交織心中愧喜情，昨非今是嚴分明。
像章光彩盈懷抱，照我陽關道上行。
這一年，馮友蘭寫了許多表態文章，主要的有：《一丘之貉——從路線鬥爭的歷史批判我和劉少奇的互相呼應互相支援》《狼狽爲奸——從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鬥爭批判我和蔣介石的狼狽爲奸》《以改造的決心和實際行動迎接九大的召開》《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受到的教育和所得的收穫》《徹底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政治簡歷——解放前我同國民黨、蔣介石的關係》《向孔家店反戈一擊，兼批劉少奇的黑六論》《批判我的教育思想》《所謂“教授治校”的反動本質》等。
１９６８年進校的４５８７部隊軍宣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爾後１９６９年８３４１部隊的軍宣隊進校。１９７０年３月，８３４１部隊的軍宣隊總結“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整黨”三個經驗，由毛主席批發（北大作爲“六廠二校”之一，據云是“毛主席親自抓的點”）。馮友蘭賦詩表態：
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批北大總結經驗
其一
萬類欣欣齊向榮，春風和煦近清明。
燕園更有紅光照，主席親批樹典型。
其二
北大原爲老大難，工軍領導換新天。
一切歸功毛主席，精神威力大無窮。
其三
三千桃李出燕園，革命路途寬又寬。
“分配”又贏新勝利，“總結”定有第四篇。
１９７０年５月，馮友蘭爲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作詞一首，調寄《西江月》：
東方紅曲嘹亮，真是響徹雲霄。
嫦娥吳剛喜相招，細賞革命音調。
環顧亞非拉美，燎原烈火遍燒。
億萬人民把首翹，共仰紅星高照。
這一年，馮友蘭又寫了幾篇表態文章，計有：《駁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唯生產力論，兼批我所放的大毒草＜新事論＞》《學習＜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體會和收穫》《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收穫》。“文化大革命中的收穫”有三：第一，“認識自身過去的罪行之嚴重性”；第二，“開始懂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真理”；第三，“覺得這毛澤東的偉大時代，作爲一個學哲學的人，有廣闊的天地，極其光榮的任務，極其光明的前途”。
１９７１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５０週年，如此重大的節日，少不了馮友蘭的詩興，而且是一再表態：
敬賀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週年
調寄浣溪沙，師毛主席《卜算子·詠梅》詞意。
飛雪堅冰正歲寒，陽春浩蕩到人間，東風吹徹五十年。
五十年來催花發，千紅萬紫遍宇寰，叢中梅子笑開顏。
詠梅
調寄卜算子，師毛主席詠梅詞意，再賀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週年
發在衆花先，喚起羣芳悟。戰勝嚴冬雪與冰，開闢芳菲路。
開路接春天，又把春留住。大地蒼茫有沉浮，長是春爲主。
１９７１年，馮友蘭又寫了表態文章多篇，主要的有：《我在１９７０年中的思想轉變》《對於中國哲學史中的先驗論的批判和對於我自己的先驗論的自我批判》《關於突出政治的一點體會》《堅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徹底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於我過去的反動哲學體系的自我批判》等。
１９７４年，馮友蘭趁國慶表態，發表《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週年》，刊於９月２９日的《光明日報》。並作詩一首，向國慶獻禮：
故國四千載，新邦廿五年。
奇花開古樹，異彩耀今天。
友盈三世界，義反兩霸權。
批林批孔後，飛騎更着鞭。
１２月初，於７９歲生日，馮友蘭作詩自壽，又成爲對“批孔”的表態：
水擊三千里，人生二百年。
尚未及半數，不爲晚着鞭。
尊儒風未息，批孔戰方酣。
願奮一支筆，奔走在馬前。
◇ 政治運動中更是積極表態
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運動興起。１０月，馮友蘭及時表態，寫成《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復古和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文，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７３年第４期。１２月３日和４日，《光明日報》轉載，加編者按：馮友蘭的批判和自我批判“這是一個進步，值得歡迎”；《北京日報》等全國其他報刊亦相繼轉載。馮友蘭在前一篇文章中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一向保護‘孔家店’的。在解放前這是爲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服務的。在解放以後，這是爲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我對孔子的認識。我現在對於孔子的批判也是對於我自己過去保護‘孔家店’的思想和行動的自我批判。”
這一表態是馮友蘭命運的轉折，由此開始成爲“批林批孔”中出世的“梁效”的顧問。
他又連續寫了兩篇“批林批孔”的表態文章：《“克己復禮”是復古主義路線的核心》《從孔子的文藝觀批判儒家思想的保守主義、復古主義和中庸之道》。
１９７５年２月，馮友蘭發表《參加批林批孔一年來的思想收穫》，刊於２月４日的《光明日報》，一再表態要做“馬前卒”。文中說：“去年我的兩篇批孔的文章發表以後，我接到很多羣衆來信……在這種激動的心情下，我寫了《詠史廿五首》，其中最後一首說：‘我原是一尊儒者，喜隨工農步後塵。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謝耆年帶路人。＇歸根到底這都歸功於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隨着批林批孔運動進一步普及深入地開展，我這‘喜隨工農步後塵’的心情體會越來越深。在１９７４年初冬我按捺不住這種興奮的心情，又作了一首詩，題爲《言志》：‘水擊三千里，人生二百年。尚未及半數，不爲晚着鞭。尊儒風未息，批孔戰猶酣。願奮一枝筆，奔走在馬前。＇我要用我的一枝筆，參加戰鬥，跟隨工農主力軍做一個馬前卒，效一點奔走之勞。”
１９７６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以《孔老二的“撥”和走資派的“扭”》爲題，說鄧小平的“整頓”就是孔老二的“撥亂世，反諸正”，搞復辟。在一次會上，他又說鄧小平“是亦步亦趨地踩着孔老二的腳印走，是地地道道的復辟狂”。
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門廣場上以悼念周恩來的名義發生的抗議運動遭到鎮壓後，馮友蘭寫了一首長詩，題爲《天安門廣場幾個蒼蠅碰壁》，稱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是“碰壁蒼蠅”“害人之蟲”，他們要使“神州再沉淪”“國家變色顏”“中華隨逆流”，最後讚歎：“害人之蟲誓掃盡，捉鱉那怕下五洋。碰壁蒼蠅大驚慌，搗亂失敗至滅亡。”〔３〕９月１日，馮發表《批鄧必須批孔》，刊於《人民日報》。
◇ 江青的關懷和馮友蘭的獻詩
早在１９７３年８月中，謝靜宜就轉達江青對馮友蘭的問候。同年１０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即“梁效”）成立時，江青點名要馮友蘭參加，也有人說是毛主席欽點的。兩者可能同爲真。在成立的會議上，謝靜宜拿了一本趙紀彬的《孔子誅少正卯考》交給馮友蘭，說：“江青同志要你看看，不久還要找你談談。”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２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批林批孔座談會，出席者爲北大、清華和中央黨校的大批判班子。主持人江青與每個人握手時，特地對馮友蘭說：“本來想去看你，因爲窮忙，沒有去。”會後，謝靜宜通知馮友蘭赴外地開會，地點和內容均保密。他與“梁效”的人一起坐上火車，到站一看是天津。第二天一早，宣佈三項規定：第一不準寫信，第二不準打電話，第三不準上街。搞得極端神祕。江青來，講了兩個鐘頭。下午，馮友蘭因左腿丹毒復發，住進醫院。他在醫院裏也沒耽誤表態，躺在病牀上作詠史詩１８首，回後京又續作７首。共２５首，發表於９月１４日的《光明日報》。其中，第１１首雲：“則天敢於作皇帝，亙古反儒女英雄。”特別引人注意。
１９７４年７月，馮友蘭出席法家著作註釋工作會議，獲江青所贈李贄的《四書評》線裝本一部。
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後，８月４日晚，江青在遲羣的陪同下到北大。在黨委所在的四院前，下車伊始，江青對圍觀的人羣說：“同志們，你們生活得好嗎？過得好嗎？”接着又說：“你們‘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走在前頭，抗震救災也要走在前頭。”本來，遲羣說：“東震西震，不能妨礙‘批鄧＇。”“唐山是９６０萬平方公里中的１００平方公里，是８億人口中的１００萬人口，要擺正‘批鄧’與抗震的關係，用９０％的力量搞‘批鄧’。”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師生在地震發生的當天，就開赴唐山，以專業知識開展宏觀考察，抗震救災。遲羣橫加指責：“你們怎麼可以隨便去？”華國鋒去了唐山，“四人幫”爲了搶抗震救災的旗幟，腔調變了，遲羣也跟着變，第二天就討論派北大師生１２００人去唐山。
江青說，她來北大的目的是要看看幾位老先生，頭一個就是馮友蘭。從四院到馮友蘭家，不過２００多米，江青的隨從說：“不行，走的路太多了。”於是驅車前往。在馮友蘭的抗震棚，還有魏建功〔４〕在場。江青說：“我來看看你們這些老先生。你們不要驚慌，老年人要帶這個頭，抗震要有長期的準備，至少一個月。”有人問：“毛主席身體好嗎？”江青說：“主席身體很好！”這時離毛去世只有一個多月，報紙上說他“神采奕奕”，實際上氣息奄奄。江青還說：“我一定轉達大家對主席的問候。”這又是謊言。其實，她已經多時見不到毛了。她見毛還要通過祕書張玉鳳提出請求，毛報以“還是不見爲好”。
江青走後馮友蘭獻詩云：
無數英雄戰地天，紅旗高舉到前沿。
主席關懷如旭日，萬衆歡呼勝夜寒。
馮家四代人都激動起來了。馮友蘭意猶未盡，又作一首：
四世同堂不尋常，況又同謝黨中央。
愚公當日移山業，也是全家戰太行。
他把江青的看望當“主席關懷”，喻之“旭日”；再謝“黨中央”，江青又等於“黨中央”了。
１９７６年８月２５日，奉江青之命，北大在東操場放映電影《歡騰的小涼河》。這是當年拍攝的一部新片，其中把鄧小平的一些言論當作走資派的臺詞來批判。放映前，黨委書記王連龍發表講話，“感謝江青同志對北大師生的關心”。江青還特地關照北大黨委通知馮友蘭去看電影。馮友蘭已經是８１歲高齡的老人，他怕看露天電影會受風寒，沒有去。第二天江青到清華，派人接來馮友蘭，關心地問他：“我推薦的電影，昨天你看了沒有？”馮說沒有。江青說：“預報昨夜有地震，讓你看電影是爲了避震，沒有明說。”
◇ 抓住一切機會歌頌毛澤東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到馮友蘭、翦伯贊。翦伯贊沒有聽到傳達，自殺了。軍宣隊趕緊向馮友蘭傳達，他記下了：“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５〕馮聽了軍宣隊的傳達，立即寫一首《蝶戀花·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呈上：
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時代。
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向前邁。
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線，罪行深如海。
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
軍宣隊爲了上報馮友蘭的表現，開了一次批判會，讓他表態。最後，軍宣隊問：“觸及你的靈魂了嗎？”
馮答：“觸及了。”
又問：“深刻嗎？”
“深刻，深刻！”像演戲對臺詞。
此後馮友蘭感恩戴德、阿諛奉承之作不斷。
壽星明（沁園春）
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
日出韶山，雲起井岡，風行延安。
如雄雞一唱，聲徹大地，睡獅猛醒，威震人寰。
發展馬恩，繼承列寧，史無前例奪文權。
論貢獻，問千年萬國，幾人並肩？
世界革命當前。杖指揮從容談笑間。
看亞非英雄，前赴後繼，美蘇紙虎，外強中乾。
彼盡兇頑，我有正義，勝負已分在戰先。
願領袖，如方中紅日，永遠經天。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馮友蘭爲毛澤東７７歲壽辰獻詩一首，請軍、工宣傳隊轉呈。
今日成功大，當年預見先。
精神變物質，舊國換新天。
壽考南山並，威望北斗懸。
帝修臨末路，世界有延安。
馮友蘭在頌毛的同時，不忘克己，什麼“罪行深如海”“深痛多前罪”，脫口而出。
毛澤東７８歲壽辰之際，馮友蘭又賦《韶山頌》３３首。最後一首寫道：
曾以宏詞作天問，又以革命作天對。
曠世風流問對人，萬歲萬歲萬萬歲。
更無才情賦新章，標語口號湊成詩。正巧，翦伯贊自殺後，在他上衣的口袋裏發現一張紙條，寫的也是“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同樣喊“萬歲萬歲萬萬歲”，表態不同：一個是邀寵，一個是決絕。
毛澤東看了馮友蘭的詩和信，滿心歡喜，１９７１年６月５日託謝靜宜向他表示感謝並致以問候。馮激動不已，再作詩，又託謝靜宜轉呈：
感事（七絕一首，１９７１年）
１９７１年６月５日，毛主席派人來雲：“你給他的詩，他看了，謝謝你。向你問候。”不勝感激，賦此回呈毛主席。
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
爲有東風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綠蔭。
１９７６年６月８日，馮友蘭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新的生命，新的力量》，作爲“文化大革命贊”。文中說：“毛澤東思想是革命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強大的武器，是中國人民的傳家之寶。”寫頌詩一首：
革命烘爐火正紅，燒除舊事布新風。
鬥爭武器無窮數，都在韶山四卷中。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下午，聽到毛澤東逝世的廣播後，馮友蘭的第一句話是：“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上了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當日賦詩一首：
神州悲痛極，億兆失尊親。
一手振華夏，百年扶崑崙。
不忘春風教，長懷化雨恩。
猶存宏文在，燦爛照征塵。
９月１１日，馮友蘭發表《長懷化雨恩》，刊於《新北大》校刊；９月１７日，又刊於《人民日報》。９月１８日，參加天安門前的毛澤東追悼大會，當場賦詩一首：
紀念碑前花如林，無聲哀於動地音。
城樓華表依然在，不見當年帶路人。
９月２８日，馮友蘭發表《再紀化雨恩》，刊於《光明日報》。文中說：“毛主席從來對於我的思想改造的每一進步，哲學史研究工作中的每一進展，都極爲關心，並給我以熱情的鼓勵。我要化悲痛爲力量，繼續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續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繼續修改和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
馮友蘭在文革中創作的表態詩有近百首之多。馮友蘭的辯護人常說他的檢討、表態是被迫的。看，這類言爲心聲的詩詞，是被誰所迫？
馮友蘭自述：“我們這一門有一種作詩的家風。”他的祖父、伯父、父親、姑母均有詩集行世。馮友蘭承襲家風，也喜歡作詩。他知道：“有些人學問很大，可以下筆千言，但寫出來的詩不是詩，儘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寫出來，但就不是詩。”〔６〕馮友蘭急於表態，作詩連“完全符合格律”都做不到，按他自己的標準，這難道“是詩”嗎？
註釋：
〔１〕馬思聰（１９１２—１９８７年），廣東海豐人，作曲家、小提琴家、音樂教育家。早年赴法國求學，入巴黎音樂學院，主修小提琴。１９３２年回國。他用西洋音樂手法，抒發中國感情，創作了《搖籃曲》《綏遠組曲》《西藏音詩》《牧歌》《新疆狂想曲》《塞外舞曲》等多部著名音樂作品，１９３７年創作的《思鄉曲》，被稱作中國２０世紀的經典音樂之一。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被任命爲中央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文革中遭批鬥、凌辱。迫害他的紅衛兵，恐怕大多是唱着他作曲的“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成長的。１９６７年１月逃亡後，康生和謝富治指示成立“馬思聰專案組”（又名“００２號專案組”），調查馬思聰的逃亡，株連馬家和太太王家的親屬數十人，家破人亡，連馬家的廚師賈俊山也被判了刑。１９６８年，馬思聰被定爲“叛國投敵分子”，１９８５年得以平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於１９７１年７月訪問中國後，在美國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他在會見周恩來時，周向他問起居住在費城的馬思聰近況。周說：“我生平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五十多歲離鄉背井到國外去。我很難過。”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０日，因心臟手術失敗，馬思聰逝於美國費城，享年７５歲。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按照本人生前願望，馬思聰和夫人王慕理的骨灰由親人護送返回中國廣州，魂歸故里。其實早在１９４８年，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曾邀馬思聰赴美，遭拒絕；文革中，馮思聰冒死逃亡，還是去了美國。生前去美國，死後又回中國，他的一輩子，用生命和熱血演奏了《思鄉曲》。
〔２〕施京吾在《人文之殤：哲學泰斗馮友蘭的“文革”遭遇》中雲：“他於８月底９月初被工宣隊誑騙出去，對他實施隔離審查，開始了勞動改造。這說明對馮友蘭的批判升級了。”引自人民網。還是這個施京吾，前面說文革初期馮友蘭被關入“牛棚”，這裏又說１９６８年對馮友蘭“實施隔離審查，開始了勞動改造”。完全是瞎說。
〔３〕王永江、陳啓偉《評梁效某顧問》，《歷史研究》，１９７７年第４期。原詩找不到了。
〔４〕魏建功（１９０１—１９８０年），江蘇如皋人，字天行，別號山鬼。１９１９年考入北京大學，以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學習期間，是著名文字學家錢玄同的得意門生。１９２５年畢業，留校任助教，後爲講師、副教授、教授。１９３５年，出版《古音系研究》，這是魏建功的代表作。４０年代，任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委。１９４５年，臺灣光復後，被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借調去臺灣推行國語，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兼任臺灣大學特約教授。臺灣同胞特別是青少年，由於深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響，大多不能講國語。魏建功和諸多專家的努力工作，在臺灣推行國語卓有成效。（此處“國語”指漢語，而且僅指漢語。這是一個大漢族主義的概念。中國除漢族以外還有許多兄弟民族，漢語以外的多民族語言都是中國的國語。藏語、維吾爾語等等難道不是國語而是外語？僅以漢語爲“國語”，或以漢語等同於“中文”，這些概念都是不準確的。１９４９年以後，“推行國語”的口號改爲“推廣普通話”，纔是準確的。北大中文系的全稱是“漢語言文學系”，這就對了；簡稱“中文系”，這又錯了。）１９４８年，回北大任教。１９５０年，魏建功組建新華辭書社，兼任社長，並主持《新華字典》的編纂。１９５３年，《新華字典》發行，成爲適合於廣大羣衆需要、深受歡迎的工具書。１９５２年，受聘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下設的文字改革研究會，爲１２名委員之一，投入漢字簡化方案的制定，爲文字改革做出重要貢獻。１９５５年，被選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１９５９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創辦古典文獻專業，６０年代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文革中，魏建功被人揭發“反魯迅”“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受到衝擊。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被吸納加入“梁效”，前罪盡消。
〔５〕這一段話，引自馮友蘭的《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１卷，１５７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但關於毛對馮及唯心主義的評論，諸書引述互異。百度百科的“馮友蘭”詞條中記載，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上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還有另一種記載：“馮友蘭你不叫他搞唯心主義一套，我看也難。還有一個翦伯贊，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歷史權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對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辦法。如薪水每月只給２４元，最多的給４０元，不要扣得太苦了。這些人用處不多了。還有吳晗，可能還有某些用處，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問一問他們。”〔《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０日），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５０卷，３１４—３１５頁，香港，香港潤東出版社，２０１３。〕此處斷句不對，應是：“這些人用處不多了，還有吳晗。可能還有某些用處，……。”《毛澤東傳》的記載應該比較準確，但未引原話：“１０月３１日，毛澤東在全會（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式上講話。他着重講了三個問題：……第二，對於一些學者，所謂學術權威，不要做過分了。馮友蘭、翦伯贊，還有吳晗，也還有某種用處。你如果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１５３２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但《毛澤東文集》第８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１２冊的１９６８年部分，均沒有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有關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篇目中也沒有講到馮友蘭、翦伯讚的段落。
〔６〕馮友蘭：《馮友蘭自述》，４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
（未完待續）
□ 來源：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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