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月明：狂風摧落葉，盡瘁入黃泥
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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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館通訊（一二五八）·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六期（zk2408b）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ＣＮＤ）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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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八月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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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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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靈祭壇】 狂風摧落葉，盡瘁入黃泥 江月明
【春秋史筆】 “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四） 郭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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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靈祭壇】
狂風摧落葉，盡瘁入黃泥
——懷念我的父親中國輕工造紙專家張天榮
·江月明·
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６日“父親節”剛剛過去，父親的忌日６月２９又即將來臨。
情不自禁，我緬懷起我的父親；想起了父親那慈祥的面孔，那樸素的穿着和簡樸的生活，那與人爲善、謙遜寬厚的性格，那正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德，那兢兢業業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那嚴肅認真和勤奮不息，堅韌不拔不折不撓的事業心……
一位當年典型的老一輩高級知識分子的形象，浮現在我的腦海。可嘆，文革中父親含冤辭世撒手人間。
想父親，太悲痛！
憶父親，更沉重……
我的父親張天榮（１８９５－１９６８），字嘉平，號瞬初；出生於江西靖安吉洛張赤霞村。父親是民國早年獲得官費選派，懷着實業和教育救國的志向，東渡日本留學的老一輩專家，是我國著名的輕工造紙及其教育界的老前輩。系國內行業和江西省內有突出貢獻，受到政府和行業內以及科技界尊重的專家。
他是真正的無黨派民主人士，一生投身於建設和教育事業，專心致志，在國內歷次政治運動中安然無恙。
但是，卻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和全中國老一輩的高級知識分子一樣難逃厄運，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隔離、批鬥、示衆，不幸含冤去世。
直到十一年後文革結束，由省主管部門舉行隆重追悼會，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但人去樓空，化爲塵灰，早已作古。
想到父親在文革中的遭遇，往事歷歷在目……
１９６８年５、６月，天氣日趨炎熱，太陽高懸天空，直射人間大地，空氣燥熱沉悶。
這是狂熱的一年。人們似乎並不覺察天氣的炎熱，更關心注視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８年是全面清理和揪鬥之年。學校兩派紅衛兵你爭我鬥，爭先恐後，你追我趕，把矛頭轉向廣大黨外人士，揪鬥清理高潮此起彼伏，有如翻江倒海之勢。
１９５５年後直至文革前，父親被調在教育界工作，先後擔任了江西省工業學校副校長，江西工學院化工系主任（現南昌大學的前身），江西輕工業學院副院長——後爲江西輕化工業學校付校長，主管教學。和書記兼校長——一位年富力強的南下幹部配合默契。
父親爲人忠厚正直，工作認真負責，口碑很好。文革開始後，雖然有大字報批判，但並沒有直接受到揪鬥。
但文革開始後給知識分子帶來的衝擊，歷歷在目；父親心中似乎有不祥預感，心裏彷彿有着無形的壓力；在家一直鬱悶寡言、閉目沉思，心事重重，彷彿在靜候着風暴的來臨。
我還年輕涉世未深，也沒有經過這樣的陣勢，不知所措，無能爲力，未能和父親交流，不能爲之排憂解難。
我在大學一年的文革中，一直在大學宣傳隊演出，幸好遠離了派性鬥爭，但那些學校院系領導和老教授遭受衝擊的命運歷歷在目，令人不寒而慄，心中對父親的命運有不詳的預感……
運動初期，父親和很多老高級知識分子一樣，做出了放棄高薪的決定，主動將高薪降到只領取幾十元生活費。而且按時去學校上下班，不耽誤工作。但這無濟於事，絲毫改變不了他們經受造反紅衛兵衝擊和迫害的命運。
１９６８年揪鬥、清理之風愈演愈烈，兩派爭先恐後、隨心所欲，老專家教授無一倖免，全國高潮迭起，也釀成了大量冤假錯案。
終於，父親的噩夢來臨……
我們家住在校外，步行半個小時左右，父親有時候中午也回家喫飯。
１９６８年５月上旬一天，父親回家午飯後不久返校。就在半路上，遇到學校十幾個氣勢洶洶的學生紅衛兵，不由分說立即被揪，然後逼着他帶路回家抄家。在家中，父親被逼下跪，造反派學生到處翻箱倒櫃。
此前，不知誰唆使附近一箇中學的學生光臨抄家，連公社居委會也聞風而動來了兩次，父親學校這些學生來遲了一步，也把剩餘的錢財物品及略有價值的物品一掃而光。
不多久，他們押着父親掛着牌子帶着高帽返回學校隔離。
想不到，這竟然是父親和母親家人的生離死別。
父親飲食清淡，習慣母親烹調的粗茶淡飯。他被揪關押後，開始弟弟可以送飯給羈押中的父親，由看管人員查收，但不準探望。
有一次，妹妹代弟弟送飯找不到父親。好心的老師悄悄告訴她：張校長雙腿浮腫，不能行走只能爬行，被隔離關在樓下一間房間裏。
妹妹將飯食送到房間，還是沒看到父親。無意間一眼看到父親掛着一塊沉重的牌子在外面場地上下跪，雙目緊閉搖搖欲墜。旁邊有兩個紅衛兵看管，毫無表情。
此後，父親又被轉移在食堂後面的一間小房間內單獨關押隔離，時不時拉出去和書記和其他人批鬥或在驕陽下面示衆。
當時也被揪鬥的童老師後來告訴我們，父親主要是和書記及其他人一道批鬥，他們掛的牌子不是一般的木牌，而是沉重的鐵牌，父親身體虛弱，自己不能把沉重的鐵牌套上頭部，只得請她幫忙。
我們可以在文革期間紅衛兵小將批鬥或遊街示衆老幹部的歷史照片看到，有幾個是掛着沉重鐵牌的？可見這些年輕的造反派學生手法五花八門，別出心裁，無情之至……
不久，他們禁止弟弟送飯，也不准他進入父親的住房，更不得探望父親。我們遠離學校，根本不清楚父親的飲食起居和身體狀況，無從得知父親是否得病而且病情到了怎樣的程度？也根本得不到他們的通知，音訊全無。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８日，父親所在學校的校工萬師傅突然來到家中告訴我們：“張校長快不行了，你們馬上去接出來送醫院。”母親聽到這個噩耗，簡直不相信這個殘酷的事實！
父親一直喜歡簡單的運動，每天練習太極拳，平時在市區範圍內，從不乘車，天天徒步行走，不管風吹雨打不管距離多遠。直到被揪隔離，身體看起來還很健康正常，也沒有發現什麼大小疾病，怎麼關押５０多天，人就不行了呢？
而且父親早就不能行走只能爬行，而你們不聞不問，不予治療，還要不斷被你們批鬥示衆，直到人不行了，直到生死關頭，纔不得已派人通知我們，要我們自行去接人送醫院，這人命關天之事，竟然如同兒戲一樣。
今天的年輕人，你能理解嗎？
我上高中以後，由弟弟跟着父親在學校居住，順便照顧父親。
但是弟弟早就不準再去學校去探望了，想不到父親到了瀕臨絕境的地步。
母親立即要弟弟在外面請了一輛三輪車去學校接父親。當弟弟見到父親時大喫一驚，只見父親躺在牀上不能動彈、非常虛弱，雙腿及下半身浮腫得透明，粗大如水桶一般，奄奄一息。
弟弟輕輕地叫醒他，告知要送他去醫院。他從昏迷中驚醒，神智清醒過來。但他艱難地搖搖頭，叮囑弟弟不要先去醫院，要先送他回家看看，然後再去醫院。
弟弟把父親扶起，但父親連站都無能爲力。弟弟只能把父親背出房間，來到外面上了三輪車，三輪車師傅小小心心騎行，回到家中。街上圍滿了左鄰右舍和來往路人，連聲嘆息，露出了同情和惋惜。
母親忍着悲痛，幫父親擦洗全身，換了乾淨衣服，父親用微弱的聲音安慰母親不要難過，又叮囑弟弟一定要好好讀書。然後母親在三輪車上扶着父親，由弟弟陪同去到醫院。
看來父親預感自己不久於人世，希望最後一次回到家中，和母親家人見上最後一面，了卻最後的心願。
父親系當年受國家保護的高級知識分子，繫有突出貢獻的老一輩專家，文革前疾病治療在省政府大院旁省級幹部醫療中心。弟弟和母親把父親送到醫療中心時，已經不省人事。主治醫生立即囑咐轉到醫學院二附院心臟專科去搶救。
母親和弟弟跟着三輪車十幾分鍾後趕到二附院，誰知剛剛診斷，還沒有開始搶救，父親就毫無氣息、撒手人寰。
醫生診斷，父親心臟病爆發，全身浮腫，沒有及時治療，以致心跳驟停。醫院無能爲力，要家屬趕快準備後事！
後來我們瞭解清楚：父親作爲“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年事已高經受不了折磨。又成天關閉在斗室之中，不能活動，而飲食起居沒有保障，還要經受長時間的批鬥和示衆，掛着沉重的鐵牌長時間站立或下跪，引發心臟疾病，又得不到治療，愈演愈烈以至全身浮腫，不能行走。
父親孤立無助、身心交瘁、生命垂危、命在旦夕，只有“臥以待斃”了。所幸他終於在５０多天後，在彌留之際短暫的回家且僅僅２０來分鐘，和母親弟妹見上了一面，然後瞑目，駕鶴西去。
父親遺體被停在醫院太平間的石板牀上不久，透明腫脹的腹部和雙腿褪腫，流了一大攤水在地上。好心的工作人員連母親帶來的壽衣也換不上身，只有覆蓋在遺體上面。
母親悲痛欲絕，以淚洗面……
我是６６屆也即文革前最後一屆大學畢業生，由於文革按規定留校參加文化大革命，直到１９６７年底按原全國分配方案分配在本市一家工廠工作，離家不遠在工廠宿舍住宿。父親知道我沒有分配去全國各地遠走他鄉而就在近旁，覺得家庭也能有所依靠，頗爲放心，似乎情緒輕鬆了許多。
我是第一個分配來廠的大學生，也是工廠的第一個大學畢業生。剛剛報到，立即分配在車間勞動鍛鍊一年．而且是三班倒。當時大學畢業生屬於“臭老九”，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
我聞訊後，強忍着悲痛，急忙調休爲父親料理後事。
天氣炎熱，必須及時送往市郊唯一的瀛上火葬場火化。我怕母親承受不了，沒有讓母親一道前來，只和弟弟兩人前往料理後事。
遺體火化這一天，天氣突然轉陰，天色灰暗。火葬場也就是一棟單獨的紅磚小房子，煙筒不停地冒着黑煙。隔着小路，對面是丘陵亂崗，每一個小山丘就是一個密密麻麻的墓區。冷冷清清，不時有人燒紙掃墓透出哭泣之聲……
父親的骨灰用陶壇裝着，我們領好匆忙定製的簡單碑石，找到墓區墓穴，自己挖土填穴並堆成墳堆，草草下葬，一切從簡；以後再用磚塊草皮修繕。
那時候墓區設有專門陵園，除了領導幹部也有民主人士或名人的一席之地。但時過境遷，文革時期這些人成了揪鬥批判和打倒的對象，誰敢心存奢望，當然早日落土爲安纔是。
這就是我父親的最終結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整整一代老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則寫照。他們雖然爲國家做出了貢獻，卻如同秋風摧落葉一樣，命歸黃泉。
他們沒有追悼會，沒有告別儀式，沒有幾個親人送葬。
儘管如此，父親死後，而學校的紅衛兵還不放過……
有一天，妹妹的同事好心問她：爲什麼你爸爸要自殺呢？妹妹聽了大喫一驚。原來有學生告訴同事：父親死後，學校紅衛兵竟然貼出大幅標語，說是張天榮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這在當時也是一樁莫大的罪名。
明明父親是被他們迫害致死，他們還要踏上一隻腳，再抹黑一把，再扣上一頂帽子，可見人性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當然，他們也是一批被矇蔽的受害者，但是當文革浩劫結束後，他們有沒有反思？有的還肩負重任，他們有沒有感到內疚呢？
如果沒有，甚至還留戀當年的榮耀，那纔是文革造成的悲哀！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我妹妹參加工作時，爲什麼我所在工廠的政工人員，出具“其父自殺”的證明材料的來由。
直到這時，我才明白，父愛是多麼偉大！父親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念念不忘爲家屬爲子女着想，再大的痛苦，也堅持到底，獨自忍受，絕對不一了百了，絕對不連累子女親屬！
想到這裏，我熱淚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文革難道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嗎？
我的父親張天榮，是民國時期公派留學日本的老一輩的知識分子，是當年絕大多數懷抱“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理想的老一代的專家和教授。
談到父親的名字，還有一段故事：父親原名叫嘉平（嘉字輩），號瞬初。因東渡日本後，不慎落入深水不會游泳而大難不死，故改名爲張天榮（１９３５年，我國著名的音樂家，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者聶耳就在日本海濱游泳溺水身亡）。但即使這樣，還是在文革中遭遇不測，遇難而亡。
父親早年獲得官費留學日本，在當年的“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就讀“應用化學”，畢業後專攻輕工和造紙。
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的前身建於１８８１年，１９０１年５月更名爲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它是日本最早的工業大學之一，１９２９年４月更名爲“東京工業大學”。主要培養工程師、科學家、企業家和管理人才；後定名爲國立東京工業大學。
父親早在１９１９年於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學科畢業，隨即在日本富西造紙公司北海道造紙廠擔任技師，在日本工作了幾年受益匪淺，養成了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和勤奮刻苦的精神，爲成爲我國輕工造紙行業的專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他們這老一輩的知識分子，接受了傳統的教育，具有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和美德，誠懇踏實，勤儉樸實、從不計較個人名利，苦幹實幹，心中始終懷着理想。
父親的理想是“實業救國”。１９２１年即從日本辭職回國效勞，先後在上海、杭州、江蘇等地造紙廠擔任工程師。（文革後撥亂反正，這些紙廠紛紛派人訪問我們家屬，收集父親的資料，編寫專門的造紙歷史。）
父親當年的不少屬下，成爲了建國後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等著名造紙企業的工程技術和企業負責人，成爲我國造紙技術中堅。
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３２年間，父親先後連續在上海《申報》增刊上發表造紙論文，深受當年上海工商實業界人士以及工程技術界專家的讚賞。也受到廣大讀者歡迎。
父親這份用毛筆撰寫的“毛邊紙”文稿，雖已發黃，但字跡清晰保存完好。是父親留給我們唯一珍貴的遺物。
１９３７年，第二次淞滬抗戰爆發，父親即離開江浙返回家鄉江西從事教學工作。先後在江西造紙學校、江西建設銀行訓練班負責教學，後擔任了江西工業專科學校化工系主任等職務－－當時江西只剩下兩所高等專科學校（江西省農校於１９３５年停辦），另一所爲江西醫科學校（醫學院的前身）。當時全國專科以上包括大學和學院的學校一共才１０８所。
１９４９年江西工業專科學校併入國立南昌大學。
１９４５年抗戰勝利後，父親繼續身體力行實業救國，集資籌建了酒精廠、天工釀造廠等實業。採用了國外新工藝和螺旋壓榨機等設備生產製造醬油，其產品“飛機牌”醬油獲得國內展覽會金獎，在全省享有聲譽。父親爲民國時江西一窮二白的經濟建設盡了一己微薄之力。
江西在宋、明歷史上曾經輝煌一時，但近代戰亂頻起，民不聊生。
民國時期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也是贛人，但主政江西１０年，結黨營私任人唯親，留下一個經濟落後的爛攤子。
建國初期，經濟凋零百廢待舉，發展經濟建設是頭等大事。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６日，邵式平擔任江西省人民政府第一任省長，立即着手籌建江西第一家造紙廠“贛西南造紙廠。親自委任父親爲廠長兼總工程師籌建辦廠，利用贛西南豐富的資源，發揮江西的資源優勢。
邵式平省長親自簽字的委任狀，於文革中抄家被抄走。邵式平是贛東北出身的老資格革命家，有理想有抱負。他曾經就讀於歷史名校南昌一中，後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
邵式平省長主政江西后，一心爲江西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例如１９５１年他力排衆議提出在南昌市修建一條寬８１米的大道，按計劃將成爲國內第一寬的大道。後來因爲得不到有關的支持被迫改成６１米寬。１９５５年這條長２９６４米寬６１米的八一大道竣工，建造質量和速度爲當時全國一流，聞名全國，寬度僅次於北京長安街。爲城市將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同時發展教育，興辦大學，儘量在高考中留住江西人才防止外流。
可見他心胸開闊，目光長遠，光明磊落有超前意識。他在江西很有民望，歷任省長誰人能及？
可惜英年早逝，至今江西人仍然忘記不了他！
父親被邵省長任命後，先行前往贛州赴任。隨後有關部門專門派出一輛汽車將母親和家屬攜帶行李送往贛州，我年幼好動，坐在駕駛室司機旁邊一路東張西望。來到贛州，就住在光孝寺旁贛州一中附近，我就讀於贛州市第一小學厚德路小學。小學位於文廟之中，校舍金碧輝煌，操場有如足球場之大，傍靠碧雲寺高塔，學校極有文化底蘊。我就在這裏接受了文化啓蒙。
我常常去贛江戲水，在宋代古城牆上徒步，在建春門城樓上看古浮橋，登八境臺爬通天巖，受到了贛州文化古蹟歷史文明的陶冶。
母親告訴我，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人進攻江西南昌淪陷，父親舉家遷往贛南避難多年，在贛州也籌建了酒精廠和天工釀造廠。
我就在贛州出生，所以我的小名就叫“贛子”。想不到父親被邵式平省長委以重任，又一次來到贛州籌建江西第一所現代化的造紙廠。
建國初期，父親不負重任，在人員、經費、設備極其不足的條件下，深入生產第一線和技術員工人同甘共苦，不到三年就建成投產，受到了當年贛南專署的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父親因地制宜，解決了用贛南地區毛竹造紙的工藝生產技術，改善了木材紙漿製紙的單一工藝。現在我還保存父親在江西人民代表大會中所作的專題演講報告文集。
贛西南造紙廠順利投產後，１９５２年又被省政府任命爲江西省造紙廠總工程師，調回南昌籌建江西最大的造紙廠。
記得當年我又隨母親再次乘坐一輛卡車從贛州遷回南昌，那時候南昌的城建剛剛起步，還遠不如贛州。
我就讀於撫河區中心小學高年級，學校設在趙公廟內，小巧玲瓏。遠不如贛州第一小學那樣，宏偉氣派。但師資力量也很強，當年那些小學老師，頗有才氣，可惜有幾位打成了右派。
父親返回南昌後，忙於籌建，上海、江浙一帶口音的老同事和行家不斷來昌訪問交流，母親忙着烹調照顧客人。
父親在造紙廠解決了很多關鍵技術問題，特別是新聞紙紙張“沙眼”致命的質量問題，得到了邵式平省長的嘉獎。
和上海北京廣州等發達城市的造紙廠相比，江西毫不遜色，江西造紙有資源豐富的優勢，以至承擔了華東六省一市（上海）所有新聞用紙的供應。
江西這兩個造紙廠，是建國初期江西和全國最早建成的並生產的企業。爲江西的經濟發展的前驅，爲國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１９５５年後，父親完成了建廠使命，被調往教育部門工作，這也是他以前的老本行。父親不辱使命，在江西工學院，江西輕工業學院和江西輕化工業學校的教學領導崗位上，爲國家造就了不少人才，他的學生遍佈全國，成爲經濟建設的棟樑。有的在省市廳局擔任領導職務。
父親在文革前，曾擔任江西省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南昌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江西省化工學會常務理事、南昌市化工學會副主席。曾當選文革前江西省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會代表。
作爲高級知識分子，父親也沒有參加任何民主黨派。只是一心沉浸在工程技術和教學管理的業務之中，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舉之時，作出了應有的業績和貢獻，有目共睹，受到了省領導的尊重和保護。
直到省裏爲父親開追悼會時，我才得知，他的檔案由省委組織部直接封存管理，省廳和學校無權涉及，作爲有特殊貢獻的專家教授受到重點保護。
建國初期國家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政策，可圈可點，他們的待遇甚至達到了高幹的水平。而他們也誠惶誠恐踏踏實實爲國家效勞．
不過，當時社會上世俗的眼光普遍認爲，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是“舊知識分子”。所以雖然父輩享有盛譽，可他們的子女，卻沒有什麼特殊，還在不斷地改造思想，要求進步。
父親雖然得到省領導的尊重和優待，但爲人處世待人接物非常低調自律，一心從事業務教學，在師生中頗有口碑。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安然無恙。
談到老一輩的知識分子，誰都會立即聯想起那些政壇上和教育界、文史界的風雲人物和歷史名人。
相對而言，父親和絕大多數老一輩知識分子一樣，雖然在國內行業中有所建樹，在省內地方有所成就，在國內卻比不得那些馳騁於政壇文壇以及科技界大家、名人。
但正是他們這一大批在地方在基層企業的老知識分子卻是當年國家建設和發展的主力和棟樑。
談到鞠躬盡瘁，誰都會立即聯想到那些獻身國防建設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和名人。
誰會將眼光投向那些兢兢業業誠誠懇懇絕大多數老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長年累月在全國各地、各省市、各行各業，直至基層兢兢業業、默默無聞作出貢獻的專家教授和先輩呢？
我的父親對家庭和子女，從來都是默默付出，從來都是把自己的責任心和情感，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不輕易表露，不見言辭。他從來沒有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教，而我卻無形中被父親的言行舉止所影響，深受了父親性格和爲人的潛移默化和言傳身教，我的性格上有着他的烙印。
父親對我的教育方式是“放任自流，任其發展”，不橫加干預。所以我自幼喜愛大自然，享有自由活動的空間。貪玩好動，體格健康，但也成績平平。直到初中畢業前，我才“改邪歸正”，學習成績直線上升。
我在高考選擇志願時，父親也未參與任何意見。記得我獨自選擇報考專業，也沒有徵求班主任的建議，毫不猶豫獨自選擇了化學，而且一心想從事教育事業。結果卻在輕化工業行業從事科技工作，也算是命運使然吧。
父親看在眼裏、口中無言、而心裏卻一定會感到欣慰。
父親在生活上以身作則，儘管高薪卻生活簡單樸素、乾淨整潔，勤儉節約、從不浪費。對子女要求很嚴，我們子女住在居民區中，衣着樸素，飲食和生活與普通家庭毫無二致。那時候豬肉憑票供應，還得起早排隊買到一兩斤，打打牙祭。母親想方設法，買來小魚鰍煮麪條，分外鮮美，有如葷食一般。
我們和普通居民一樣，毫無二致，絲毫沒有所謂的優越感；別人也毫無一點不同的感覺。
父親飲食簡單，最喜歡母親烹調的素菜，我記得很清楚特別是醋香扁豆、清炒芥菜、豆腐青菜、芹菜醬幹……
記得，我小時候喫飯時不小心把飯粒掉在桌上，他馬上要我撿起，耐心地解釋“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我至今記憶猶新、終身不忘！
父親出生在農村，養成了熱愛農作的愛好。記得我只有十多歲，還在上高小，和父親住在學校。父親要我在校園偏僻泥石荒地上，好不容易開闢了一小塊菜地，播上菜籽，澆水挑肥。冬天寒風刺骨時，能收穫到綠油油的芥菜。這時候，我幼小的心靈才感受到了勞動和豐收的喜悅。那時候蔬菜相當便宜，父親買了不少書籍研究栽培技術，純粹是從小養成的愛好。
我後來練成了家中母親主要的幫手，和母親一樣任勞任怨，從小買米、擔水、趕早排隊買計劃肉，養成了勤勞的好習慣。
在高中擔任班長時，提倡勤工儉學經常送肥去農場參加勞動，我總是先在廁所罐裝大糞，然後掌舵推大輪板車，衆人在前面拉着繩索，奔向農場，然後施肥種植；喫苦耐勞，不亞於任何人。
後來弟弟接替我，也得到了很大的鍛鍊……
父親雖然專攻工程技術，但喜歡閱讀手不釋卷，特別喜歡閱看文史資料書籍。我和父親一道在他工作的學校居住時，他的臥室中不斷留有閱看書籍，我也就“順手牽羊”，成了我兒時的讀物。
所以我年紀很小，就閱讀了“石頭記”（紅樓夢）、文言文“史記”、“二十四史”以及“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三國演義”“拍案驚奇”等書籍，從小養成了閱讀文史以及經典小說的嗜好。
記得，父親在中山堂政協資料室借來只有在政協內部發行“文史資料”系列，由統戰對象、民主愛國人士、從前的高級將領及名人等撰寫的歷史史實和內幕以及回憶錄等，涉及歷史、政治、經濟、軍事、事變以及戰役等等，也成爲我兒時喜歡涉獵的書籍，充實了我的知識和視野。
父親爲人正直嚴於律己，父親主管教學教務，有一定的權力。親友有什麼有關請求，毫無通融一概拒絕，不循私利。當時對那些家庭貧困，努力學習卻學習成績差的學生，充滿了同情心。千方百計幫助他們補習，提高學習水平順利畢業走向社會。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７日，父親去世後整整十一年，文革浩劫結束後，省主管部門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宣讀悼詞，結論是：在“文革”期間，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不幸含冤去世。
悼詞對父親一生的貢獻給予以很高的評價，爲之“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儘管文革浩劫結束後父親也得到了平反昭雪。但秋風掃落葉人去樓空，魂歸黃泉。但是這一結論，無疑成了我們的子女的福音。
由於父親屬於“反動學術權威”被衝擊，所以子女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爲父親平反的結論，可以入檔改正不實之詞，什麼自絕於人民的不實之詞，不攻自破。
往事如雲煙。想起父親，作爲人子，直至今日，我心中一直很爲內疚，我爲父親做的事情太少太少。
文革中雖然誰也無能爲力，但可以盡微博之力陪陪父親，爲父親排憂解愁吧，哪怕是聊聊天解解悶也好！
父親的後顧之憂，就是母親和我們子女家屬，現在我只有爲父親排憂解難，幫助母親協助弟妹度過難關。讓父親在天之靈欣慰
父親去世後，家庭經濟立即捉襟見肘，我盡力協助母親照顧家庭，擔起長子之責。當年大學畢業工資４３.５元，我只留少數膳食費，其餘都交給母親，成爲了母親的貼心助手，爲母親排憂解難。
我大學畢業分配工作後，在車間當工人勞動鍛鍊達五年之久，很晚纔來到技術崗位。但是就像煥發了青春一樣，要把損失的時間搶回來。
我就像激發了滿腔熱情一樣，爭分奪秒，加倍努力，勤奮工作。在工廠連續獲得市級科技成果獎。後來調往省級單位主管科研後，幾年內連續獲得省級科技成果、新產品獎和優秀科技管理人員等四項獎勵，１９８７年即成爲國內行業中第一項發明專利技術第一發明人（中國專利法１９８５年４月開始實施）轉讓在國內外引起了反響，要求專利技術或代銷產品回饋美元外匯。可惜我隨即作爲訪問學者赴聯邦德國進修，加之種種原因而錯失了良機。
不過，七年後，我的後輩同事在這項工藝專利技術的基礎上，於１９９４年開發了新產品，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對此心中頗感欣慰。
這項技術至今仍然網絡上流傳。
父親精通日語，經常閱看日語科技資料，我也曾有跟着父親學習日語的想法，但碰到文革，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學日語的念頭煙消雲散。
文革後撥亂反正，科技人員學習外語的風氣越來越濃，英語、日語成了熱門外語。此時父親已經作古，我審時度勢，決心選擇自學科技德語，希望達到父親那樣能夠熟練地閱讀科技資料的水平。懷着這一信念，我一直堅持業餘自學，並且在廣外進修，最終達到了出國德語水平考試的要求。
我有幸遇到了改革開放稍縱則逝的機遇，得到了出國進修的機遇，那時非常公平，要是通不過考試再大的背景也無可奈何，要求非常嚴格。誰知卻無故受到了單位的阻擾，儘管他們以下屬單位引進設備之名組團出國考察榮歸，而我的出國費用和單位無關，未增加單位的負擔……
好在經過努力，最終有幸來到聯邦德國大學研究所進修工作，接着又連續幾年獲得大學和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資助，儘管如此也非一帆風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真沒有想到我竟然會在德國工作、學習和生活至今。
我感恩父親給了我堅韌不拔、奮鬥不止的精神，培養並練就了我健康的體格和喫苦耐勞的精神，養成了待人寬厚的性格。
父親默默的期望和無聲的眼光，始終激勵着我努力向前。
父親在天之靈肯定在注視着我的努力，並且爲之欣慰。
我感謝我的母親，忍受着和最貼心最依賴的兒子離別的痛苦，默默爲我祝福和期待，爲我操心記掛。我一想到二老，眼睛不由得溼潤起來……
父母合葬處西山萬壽陵園
我們這一代人年輕的時候，在國內從來不知道另外有“母親節”，一直以爲“三八婦女節”即包含了母親在內，也就心安理得。
而對於“父親節”則毫無印象。後來才知道，母親節是每年５月份的第二個星期日。父親節是每年６月份的第三個星期日。它們是感恩父母的節日。
殊不知，民國時期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即被定爲法定的父親節——至今臺灣還保持這一節日。我們爲什麼沒有流傳下來，也沒有自己的“父親節”？
似乎我們生活的社會中，常人的父、母親並不重要，他們只不過是生養了你而已；還有更加偉大的“祖國母親”培養了你教育了你，應該念念不忘感恩戴德。
似乎只有高官厚爵或名人的父親才能被念念不忘，而普通人的父親則微不足道。
無論誰的父母對子女都是無私的，他們在世之時，兒女覺得父母爲他們爲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父母亡故之後，子女纔會記起他們。而在清明時節雨紛紛時，前往墓地掃墓，表達一下哀思，懷念一下父母的親情。此後則忘在腦後。特別是對父親！
子女們真正地愛過自己的父親嗎？盡到了自己一份愛心嗎？
我捫心自問，很慚愧，沒有！我的內心感到內疚……
母親在世時，我每年一次，在春節前夕，必定要回國探望，並且爲父親掃墓，無論交通如何緊張，歸心似箭風雨無阻！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見到母親時，老人家已經因腦梗而不能自由行動，坐在輪椅上。母親把我叫到身前，悄悄地叮囑：她只有唯一的心願，就是百年之後，一定要把父親的骨灰遷出一道合葬。
我毫不遲疑，立即和妹妹四處查看，終於在著名的“西山萬壽宮”附近新開發“萬壽山陵園”選好背山面水的墓地“富春苑”。陵園風景優美，猶如現代林園，中央湖光山色，墓區圍繞四周，繁花似錦林木成蔭。母親看了照片終於放下心來……
無巧不成書，僅過了幾個月，２００９年４月母親安詳辭世，我立即趕回國內，我們終於爲父親遷墓和母親的骨灰合葬在山清水秀之間。
母親無比賢惠父親無比寬厚，父母親感情融洽、相濡以沫、互相體貼、一輩子從未紅過一次臉，如今父母親團聚在九泉之下。我心頭感到無比欣慰。
值此父親節和忌日之時，我感恩父親對我的生養之恩，感謝父親對我的潛移默化和言傳身教，感謝我的品格里留下了您的烙印！
聊以自慰的是：如今父親的簡介出現在網絡上、登載在報刊裏、記錄在歷史資料中、留在在縣誌上（歷史名人況鍾也在靖安縣誌中），電視臺在父親出生地老家拍攝資料，甚至也作爲名人在墓園專欄中加以介紹（據報著名的翻譯家許淵衝先生等也在此落葉歸根）……留下了鴻爪雪泥。
今天，終於我完成了多年的心願，完成了此文。在忌日之時祭奠我的父親，以此文寄託我對父親的無盡的哀思。
我慶幸父親再也沒有人間的煩惱，再也不受世間的痛苦，又和母親團聚在“富春苑”。
我永遠懷念我親愛的父母，你們不僅生養了我們，還傳承給了我們一些主要的傳統品德。
願父母雙親在天之靈慰籍，在九泉之下安息。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日 甲辰年五月
□ 原載：《華夏文摘》２０２４年７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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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筆】
“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四）
·郭羅基·
（上接zk２４０８a）
◇ “批林”又“批孔”，坐實林彪的極右
毛澤東當然明白，批極左就是批文革，批文革就是否定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事的後一件事，即幹社會主義這件事。他也一定知道，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批極右沒有什麼說服力。林彪明明是極左，怎麼會是“極右”？批起來理不直、氣不壯。經過一年多的試探和醞釀，毛澤東把林彪和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掛上鉤，說林彪和孔子一樣，都要恢復舊秩序、舊傳統、舊制度。這還不是極右？大策略家毛澤東將“批林”從批極左扭到批極右，辦法就是“批林”又“批孔”，坐實林彪的極右。於是，“批林整風”運動轉爲“批林批孔”運動。
毛澤東是一貫反對孔夫子的嗎？爲了現實鬥爭的需要，他顧不得以往講過什麼了。毛雖經五四運動的洗禮，但他的主張與“打倒孔家店”一派不同。早在１９３８年，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４０〕這是被人們一再引用的毛的名言。次年，毛在給張聞天的信中評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說：“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但作爲片面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我們對孔子的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４１〕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演講中，甚至將“孔夫子的孔夫子主義”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並列，三個主義，都是褒義。〔４２〕他還諄諄教導幹部們要學孔夫子的“每事問”“不恥下問”。他連給兩個女兒取名李訥、李敏也是典出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３０年代，爲了“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要繼承孔夫子；７０年代，同樣爲了“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又要批判孔夫子了。所以，毛的“批孔”也是批他自己；毛髮動的“批林批孔”運動是以否定自己爲代價的。
誠如毛自己所說，總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是歷史學的研究任務，批判林彪是政治任務，將兩者糅合在一起，對歷史上思想文化的評論就變成了現實政治問題。“批孔”爲“批林”服務是爲了肯定林彪的“極右實質”；肯定林彪的“極右實質”，本來就不是爲了批林，而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後，有資格否定文革的只能是周恩來。故“批林批孔”實際上是“批周公”。
爲了“批孔”“反儒”，就要抬舉法家。在毛澤東的親自推動下，批判“尊儒反法”甚囂塵上，將中國從古到今的全部歷史及政治史、思想史、哲學史一律扭曲爲儒法鬥爭史。
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工作會議，黨、政、軍負責人２４６人蔘加。會議的內容之一是討論“批林整風”。由於“批林整風”從批極左強扭到批極右，會議除了關於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的空洞表態之外，討論毫無生氣。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毛號召大家學一點歷史，還說到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有尊孔思想，要批判。這是在中央的會議上首次提出“批孔”和“批尊孔”。隨後傳出毛的一首順口溜式的五言詩《五絕·呈郭老》：
郭老從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
崇拜孔二先。〔４３〕
起初，民間對流傳的這首詩莫名其妙，把郭沫若與柳宗元比什麼呀？毛澤東善用迂迴戰術，行動之初渾不察，一步一步，他的戰略意圖才暴露出來，等到完成了包圍，人們才恍然大悟。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澤東約談王洪文、張春橋，二人是負責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的。毛沒有談兩個報告，而是大談外交部的內部刊物《新情況》上的文章，批評外交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幾句話是針對周恩來的：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
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４４〕
周恩來對付毛澤東的辦法就是“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不料被他看穿，只得檢討。
毛又說到另一個重大問題：
郭老（沫若）在《十批判書》裏頭自稱是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還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爲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４５〕
毛澤東反對儒家的人本主義，擁護秦始皇的君本主義，即皇權主義。郭沫若自稱是人本主義，就是和孔夫子一樣。原來從郭老“崇拜孔二先”，引出郭老尊孔，而且還反法。郭老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一樣嗎？郭沫若當年可是激烈反對國民黨的。從國民黨又說到“林彪也是啊”，林彪和國民黨一樣嗎？林彪可是與國民黨打了幾十年的仗的。毛澤東總是把他的政敵推向國民黨。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他就說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毛從批評郭老“崇拜孔二先”開始，兜了一個圈子，落實到林彪頭上。但從郭沫若到國民黨，再到林彪，論證完全是武斷的。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７日，毛澤東接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又批郭沫若，說：“他在《十批判書》裏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４６〕當然是希望楊向海外擴散。
同一天，周恩來對楊振寧說：“秦始皇代表統治階級，不可以捧上天。”〔４７〕
８月５日，毛澤東向江青講述中國歷史上儒法鬥爭的情況，顯然是一種授意。他指着郭沫若的《十批判書》說：這是供批判用的。當場唸了一首近作《讀＜封建論＞呈郭老》，以供傳播：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他還說：“歷代有作爲、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４８〕
唐人柳宗元，字子厚，着《封建論》，反對周朝的封建制〔４９〕、維護秦朝的郡縣制。封建制與郡縣制之爭，在２０世紀已經沒有現實意義，疑毛澤東讀章士釗《柳文指要》書稿信手拈來。莫非寄意反對復古、反對倒退？毛澤東一貫皮裏陽秋，叫人費思量、摸不透。無論如何，柳宗元的《封建論》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沒有什麼關係。
郭沫若１９４５年出版的《十批判書》是抗日時期寫作的評論先秦人物和思想的十篇文章的結集。當時郭沫若罵秦始皇是影射蔣介石，毛澤東並沒有“勸君少罵秦始皇”，而且唯恐罵得少，希望“大罵”，因爲他是陳勝、吳廣。１９４９年，陳勝、吳廣翻身了，毛澤東有了秦始皇的自我意識，自認爲他的“焚坑事業”超過秦始皇百倍。所以罵秦始皇就是罵毛澤東，豈止“少罵”而已！經過批評“尊儒反法”的鋪墊，毛澤東亮出了心曲。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３日，他在會見埃及副總統侯賽因·沙菲時，話題轉到秦始皇。他說：
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５０〕
毛澤東批判“尊儒反法”的人格化，落實到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秦始皇和孔夫子不是同時代人，也沒有共同的爭論命題，一個是政治人物，一個是文化人物，把他們作爲歷史上的對立面，實在是牽強附會的。
毛澤東和後來的鄧小平，都喜歡在接見外國人時恣意發揮，也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侯賽因·沙菲會對秦始皇感興趣嗎？實際上他們是說給中國人聽的。
毛可以自稱“我也是秦始皇”，但“林彪罵我是秦始皇”就不行。１９７６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羣衆，有人影射毛是秦始皇更不行，被定性爲“反革命”。
但是，１９４９年以後，郭沫若並沒有罵秦始皇呀！這是毛澤東的慣技，叫作“樹立對立面”。１９５７年批“章羅同盟”，明明章伯鈞和羅隆基一向不和，毛澤東“拉郎配”，硬說他們兩個是“同盟”，不是同盟也是“同盟”。“批林批孔”也需要樹立一個“尊儒反法”的活生生的對立面，叫得響的就是郭沫若了。
◇ “批林批孔”的吼聲
“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由上而下，製造輿論。
第一個站出來響應“批孔”號召的是南方的楊榮國〔５１〕，１９７３年８月７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楊榮國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楊榮國並非投機客，他是一貫反孔的。這篇文章是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的約稿。８月３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的內刊《情況彙報》第２２５３期上看到此文，批了四個字：楊文頗好。經毛澤東批准８月７日公開發表，〔５２〕電臺紛紛廣播。８月１３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楊榮國的《兩漢時代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先驗論的鬥爭》。楊榮國一時成了“批孔反儒”的明星。
９月４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亮相（後以“梁效”行時），在《北京日報》發表《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出場就口吐火藥味：“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爲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精神武器”；他們“大肆宣揚＇孔孟之道＇，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瞄準“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除了劉少奇、林彪，當然還有別人。
９月１５日，上海的《學習與批判》〔５３〕創刊號發表“石侖”〔５４〕的《論尊儒反法》（經姚文元修改），說：“徹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識別那些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家、野心家是怎樣利用古代反動派向無產階級進攻的。”“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也是黨內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儒法鬥爭成了黨內的路線鬥爭。１０月１日，《紅旗》雜誌第１０期轉載此文。
９月２７日，“唐曉文”〔５５〕在《人民日報》發表《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紅旗》雜誌１９７３年第１２期又加以轉載。文章顯然不限於議論教育問題，說：“地主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劉少奇、林彪一向是＇孔孟之道＇的狂熱鼓吹者。全國解放以後，他們又繼承了尊孔的反動逆流。……建國以來階級鬥爭的事實表明，尊孔和反孔的鬥爭是復辟和反覆闢鬥爭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映。”
９月２８日，《人民日報》轉載《遼寧日報》的《“焚書坑儒”辨》（施丁），認爲“焚書坑儒”是反覆闢的進步措施。古爲今用，爲文革中的“焚書坑儒”唱讚歌。
１１月１日，《紅旗》雜誌第１１期發表“羅思鼎”〔５６〕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覆闢的鬥爭——兼論儒法鬥爭的社會基礎》（是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到上海向朱永嘉佈置的任務，成文後又經姚文元修改）。文章在歌頌秦始皇的同時，借批宰相、反覆闢影射周恩來。文中大批呂不韋的“折中主義”，將古代歷史現代化。文章還點了戰國末期一批宰相的名。江青唯恐別人不明白，點撥道：“這篇文章的好處，是批呂不韋，呂是個宰相。”〔５７〕《紅旗》雜誌同期發表《右傾機會主義和孔子思想》，從林彪推而廣之，“黨內歷次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也都是尊孔的”。
１１月１６日，《學習與批判》（上海）第３期發表《資產階級和儒法鬥爭》，第一次提出儒法鬥爭繼續到現在的荒謬觀點，說：“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儒法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內容和形式繼續進行着。”也是揪“現代大儒”的先聲。
“批孔反儒”，漸成氣候。這首兒歌反映了時代氣氛：“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裏藏詭計。鼓吹克己復禮，一心想復辟。紅小兵齊上陣，口誅筆伐狠狠批。”
著名電影導演謝晉在《訪美觀感》中記載了一則幽默：“在紐約唐人街的入口處，迎着我的是一尊高大的聳立的孔子銅像，我仔細一看，下面基石上刻有造像的日期，正是國內＇批林批孔＇荒唐、瘋狂的年月。華僑請夫子來紐約避難，倒也很幽默。”〔５８〕
孔夫子避難去了。“當代孔子”馮友蘭坐不住了。
◇ 毛澤東批評馮友蘭的不老實又需要他的不老實
１９５７年，在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鳴放會上，張岱年〔５９〕（張夫人馮纕蘭是馮友蘭的堂妹）副教授當着馮友蘭的面稱呼“馮先生是當代孔子”。馮先生笑納之，但不置一詞。結果，吹捧“當代孔子”的張岱年被劃爲右派分子，而“當代孔子”馮先生本人倒沒事。抗日時期，馮友蘭還以“新孔子”自居。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當代孔子”賣力地批判古代孔子來了，“新孔子”無情地反對老孔子來了。
馮友蘭命運的轉變，就在於他善於檢討、精於表態。５０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特別是在文革中，知識分子隨大流做檢討、表態是習以爲常的。但馮友蘭與衆不同，他的檢討、表態非但主動、積極，而且是有所圖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五天，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５日，馮友蘭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這是他平生第一次檢討，也是從蔣帝王轉向毛帝王的投名狀。信中歌頌中國共產黨“爲中國人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還表明自己的心跡，希望毛主席支持他重寫２０年前的《中國哲學史》。
毛主席：
在你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你們爲中國人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爲中國歷史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關係全人類四分之一的生死榮辱的一件大事，當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參加了你在天安門就職的典禮，我感受到幾日來羣衆的歡樂。一切的新氣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來的所見所聞，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說的，中國人民不但是站起來了，並且一個文化的高潮即將來臨，使中國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態出現於世界。
在參加這幾日的慶祝的時候，我於歡喜之中，感覺到十分愧悔，因爲在過去我不但對於革命沒有出過一分力量，並且在對日抗戰時期，與國民黨發生過關係，我以前所講的哲學，有唯心及復古的傾向。這些在客觀的社會影響上說，都於革命有阻礙。各方面對於我的批評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願意隨着新中國的誕生，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個新的開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國共產黨，於中國的建設中，盡一份力量。
我願意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努力工作慶賀新中國的誕生。你們對於中國的改造，不但使中國的將來已經決定，並且使中國的過去，也需要重新解釋。我計畫於五年之內，如政協共同綱領所指示的，以科學的歷史的觀點，將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重新寫過，作爲一個新編。誠如你所說的，我們不但要知道中國的今天，還要知道中國的昨日。我願以此項工作迎接將要來臨的文化高潮，並響應你的號召。
馮友蘭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５日〔６０〕
毛帝王很不客氣，１０月１３日回信說：
友蘭先生：
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此覆。敬頌教祺！
毛澤東十月十三日〔６１〕
馮友蘭對毛的答覆內心很不滿意。“主席說：‘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我想：‘我有什麼不老實’，更使我失望的是，主席沒有回答我重新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
毛早就知道馮友蘭並非“採取老實態度”的人，現在他就需要這樣的人。
毛澤東創造了“批林批孔”的時勢，馮友蘭順勢推舟；毛澤東利用了馮友蘭，馮友蘭俘獲了毛澤東。
◇ 馮友蘭的起義
《馮友蘭自述》中說：
１９７３年，批林運動轉向批林批孔運動，批孔還要批尊孔。當時我心裏又緊張起來，覺得自己又要成爲“衆矢之的”了，後來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羣衆的對立面呢？要相信黨，相信羣衆嘛。我和羣衆一同批孔批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我寫了兩篇發言稿。
可見，馮友蘭的轉變並非被迫，而是迎合。說變就變。這兩篇發言稿的題目是《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７３年第４期。這是馮友蘭所有檢討、表態中最爲見效的；而且他自己知道見效了。
在一次會議上，北大彙報批林批孔運動的情況，說到我那兩篇文章，毛澤東一聽說，馬上就要看。謝靜宜馬上回家找着這兩篇文章，回到會場交給毛澤東。據說毛澤東當場就看，並且拿着筆，修改了幾個字，甚至還改了幾個標點符號。後來就發表了。〔６２〕
看來毛澤東對馮友蘭的轉變頗感意外，否則在授意《人民日報》動員楊榮國寫反孔文章的同時，也會讓馮友蘭有所表示。得此馮友蘭的降書，毛喜出望外，命《光明日報》立即轉載。《光明日報》加了“編者按”，於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日、４日兩天連續刊登。按語中說：
他的文章中，在批判孔子反動思想的同時，也對他自己過去的尊孔思想，以及他宣揚的對中國哲學遺產的“抽象繼承法”，有所批判。這是一個進步，值得歡迎。
於是，馮友蘭就成爲“值得歡迎”的人物。按語還利用馮友蘭這個標兵對“廣大知識分子”發出號召：
從馮友蘭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進步，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取得的，也是在積極參加批孔鬥爭中取得的。我們歡迎廣大知識分子，包括過去受孔子思想毒害較深的人，積極投入當前的批孔鬥爭，在鬥爭中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自我教育，在鬥爭中提高路線覺悟，改造世界觀，努力跟上社會主義的步伐。
《北京日報》將轉載《光明日報》刊發的馮文，希望作者將兩篇合一，一次性發表。馮友蘭整理了一個新稿。結果見報時還是《光明日報》的格式，“編者按”也照抄不誤。《北京日報》的編輯，手拿大樣，向馮友蘭登門解釋：“我們原來是用你新寫的稿子，你看已經打成大樣了，可是上邊說不行，叫我們必須按照《光明日報》的原樣轉載，不能變動。”〔６３〕可見，《光明日報》的“編者按”有來頭，不得擅改。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卻說：“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時，父親在哲學系例行的政治學習會上發言（要知道，學習會是人人都必須參加的），《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又在北大老教師批林批孔會上作《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學習發言，這都是例行的小組發言，被全國各大報轉載，父親並不知情。”〔６４〕明明是馮友蘭本人交給《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被全國各大報轉載”，怎麼能說“並不知情”？《光明日報》轉載時經毛主席修改，《北京日報》轉載時上邊說“不能變動”，這些都寫在他的自述裏，怎麼能說“並不知情”？
馮友蘭對孔子的批判採用取巧的辦法，只是挑幾個有興趣的問題講一講。他說：
我不準備對孔子的政治態度以及思想的各方面（作）全面的批判，僅舉幾條我所想到的證據，以爲同志們所舉證據的一點補充。
他只是爲別人補充幾條反孔的“證據”，並沒有提供他自己何以從尊孔轉向反孔的證據。當然，檢討、表態是必不可少的：
１９５７年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以及１９６２年的紀念孔子的濟南會議，都是當時修正主義路線的復古潮流的一種表現。在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中，我宣揚“抽象繼承法”，以反抗階級分析法。在濟南會議中，我散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中關於孔子的論點，說孔子是當時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他講的“仁”有“普遍性形式”，在當時有進步意義。這都是加強了對孔子的“神化”，爲修正主義路線服務。
馮友蘭的文章寫得很生動，能吸引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批孔”的現實意義：
在漢以後的封建社會中，孔子成爲封建思想的“祖師爺”。後來袁世凱、蔣介石、劉少奇、林彪一夥，都繼續尊奉孔子。因爲他們都主張剝削有理，壓迫有理，造反無理。
馮友蘭把近代史上鼎鼎有名的惡人、壞人說成與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子一脈相承，加強了“批林批孔”的氣勢。
楊榮國的批孔是下了功夫的，採用全景式的掃描。但不免有點書生氣，就孔子批孔子，不關劉少奇、林彪的事。楊榮國沒有馮友蘭那份政治敏感，結果喫力不討好。馮友蘭還有一段動情的表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縱深發展。在中國哲學史領域內，正經歷一場新的革命。毛主席親自領導，指示方向。我年近八十，在過去搞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現在還能看見這個偉大的革命，這是很大的幸福。不但能看見，而且還能參加，這是更大的幸福。我決心照着毛主席的指示，……。
馮友蘭的檢討、表態都是有所求的，不像楊榮國，“批孔”就是“批孔”，心無旁騖〔６５〕。馮在請纓，要求參加“批林批孔”，以追求“更大的幸福”。從尊孔到反孔，實現了文革初期所誓言的“起義”。
馮友蘭後來居上，風頭蓋過楊榮國，成了當紅的“批林批孔”明星。另一個“批林批孔”明星是華中的年輕人馮天瑜（１９４２—），與楊榮國、馮友蘭南北兩個老頭遙相呼應。常有人說馮天瑜是“梁效”的成員，可見風頭之健。其實不是，他根本不是北大或清華的教師，而是華中師範學院的教師，後來是武漢大學教授。
馮友蘭還寫了７萬餘字的《論孔丘》。毛澤東特地介紹：“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書比馮友蘭的好。”〔６６〕
馮友蘭如果“採取老實態度”，就繼續做他幾十年來扮演的“當代孔子”“新孔子”；忽然變臉，以“當代孔子”討伐古代孔子、以“新孔子”反對老孔子，就不是老實態度了。但他這樣一來，撈取了“暮登天子堂”的入場卷。一個人難道不可以改變觀點嗎？可以的。事實證明，馮友蘭並沒有改變觀點，而是隨機應變。他早就說了：“若驚道術多變遷，請向興亡事裏尋。”（《贈王浩詩》，１９７２年）馮友蘭的“道術多變遷”，不是出於自己的內心，其緣故要到外部的“興亡事裏”去尋。楊榮國本來就是反孔的，由他來當批孔的帶頭人，不稀奇。而馮友蘭作爲“當代孔子”起來批判古代孔子，這才真正是“值得歡迎”的。
◇ 毛主席欽點馮友蘭
林彪葬身沙漠之後，江青以林彪專案組的名義，派遲羣、謝靜宜〔６７〕進駐林彪的故居〔６８〕，企圖在他的深宮裏搜出密謀的證據。密謀的證據沒有找到，卻發現林彪頗爲重視修身養性。謝靜宜向毛澤東報告，按批劉少奇的標準，說林彪在家裏搞“黑修養”。〔６９〕毛不以爲然，這叫“尊孔”。他善於抓住戰機，決定將林與孔捆綁在一起批。但三言兩語不足爲憑，毛要她搞個材料。遲羣、謝靜宜在清華大學找了錢偉長、陶葆楷、史國衡等幾位教授（土八路以爲，是教授什麼學問都有了，哪知錢偉長等根本不懂孔夫子），搞了一個材料，只有兩三頁紙。毛看了不滿意，他說：“清華是理工科，你們要找北大文科的教師。”還指名讓馮友蘭參加。後來搞出來的材料他滿意了，說：“你看，還是得找北大的。”果然，對馮友蘭來說，“更大的幸福”來到了！
馮友蘭以檢討、表態俘獲了毛澤東。檢討、表態能俘獲人？是的。這方面的大師當推鄧小平。林彪靠“高舉”“緊跟”擠到毛主席的身邊。“九一三”事件以後，毛知道上當了，他把林恨恨地叫作“政治騙子”。毛對斯諾說：“什麼四個‘偉大’（林彪給毛澤東上貢的四個頭銜：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所以，這一套不靈了。鄧小平就來另一套。他的哲學是“貓論”，爲人原則、扮演什麼角色，也是“不管白貓、黑貓”，時而“白貓”時而“黑貓”。文革初期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劉鄧路線，因檢討得好，獲與劉少奇“區別對待”。他還當面吹捧林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作爲毛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對我國對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夠肉麻的！
１９７２年８月，他在江西流放地聽了關於林彪事件的傳達後，給毛澤東寫信，表示對林彪“十分氣憤”，同時也表示對自己的錯誤“永不翻案”，希望安排工作。一句“永不翻案”騙取了毛澤東的信任，返京復出。“白貓”逮住了大耗子。但鄧小平畢竟不是毛澤東的對手，毛髮覺“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又把鄧再次打倒。粉碎“四人幫”以後，鄧小平梅開二度，也是源於向華國鋒的檢討。他說：“全心全意擁護華主席爲黨和國家的領袖”，“可以保證中國至少有１５年到２０年的穩定時期平安而勝利地踏入第２１世紀”。鄧小平再次復出，恢復“三副一總”（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黑貓”又逮住了大耗子。結果，華國鋒的“英明領袖”當了不到４年，就被鄧小平趕下了臺。
◇ 毛主席對馮友蘭遲到的關懷
北大校園裏盛傳“毛主席派李訥登門拜訪馮友蘭來了”。傳說不實，但可見衆人眼裏毛主席對馮友蘭何其關懷。事實是，毛主席派謝靜宜問候馮友蘭。還問：“馮友蘭有沒有足夠的地方放書？”謝靜宜立即向北大的軍宣隊傳達。
１９５７年，馮友蘭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我住的房子太小，書擺不開，有時候明知道自己有那本書，可是還得跑圖書館。”大概毛主席看到了，可能還記住了，所以１０多年後，需要馮友蘭的時候，特此垂詢。毛不知道，１９５７年提出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文革中又出了新問題。
１９５７年的時候，馮友蘭住在燕南園５４號。燕南園（還有燕東園）是原燕京大學和今北京大學的教授住宅小區，從５０號到６６號，均爲一幢一幢中西合璧的院落，園中有圓明園總管所立的兩通高大的“花匠碑”〔７０〕，環境優雅，古意盎然。園中住的都是當代的知識精英。有的大學生誓言“奮鬥二十年，住進燕南園”，作爲人生抱負。
馮友蘭嫌房子太小。北大的校長、副校長佔了燕南園的幾套大房子。６３號是校長馬寅初〔７１〕的住宅。他在城內東總布衚衕３２號有一幢花園洋房，住在北大的日子不多。燕南園５７號是副校長、黨委書記江隆基〔７２〕的住宅。５８號是副校長湯用彤〔７３〕的住宅。湯用彤去世後，由他的兒子湯一介繼承。文革初期，湯一介被打成“黑幫”。他家與馮友蘭家毗連，校外來人揪鬥馮友蘭時，常常把他拉出來陪鬥，因此他自願搬到中關園的平民區避風。
江隆基看到馮友蘭的牢騷後，非但沒有把他打成右派，而且主動提出兩家住宅對調，江隆基一家搬到５４號，馮友蘭一家搬到５７號，實際上江家的常住人口比馮家還要多。江隆基是一位懂得教育、愛護知識分子的共產黨領導人。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爲什麼？》發出反右派的信號彈以後，直到９月初新學期開學，北大的右派分子只抓了５０多人，按當時的說法，都是“自己跳出來”的。江隆基被彭真指責爲右傾，派陸平〔７４〕到北大來糾偏。到１９５７年底，又抓了右派分子５００多人，都是“深挖”出來的。１９５８年１月，根據彭真的指示，還要“補課”，再抓１００餘人。最後公佈的右派分子總數是６９９人，多出１４倍。（１９８０年，爲右派分子改正時，處理了７１６人。實際尚不止此數。當時找不到人、又無家屬申訴的，屬於“不需要處理”一類。還有“內定右派”“實質右派”“漏網右派”，實際上享受了右派待遇，而又無帽可摘、無反可平。右派總人數應在８００—９００人之間。按當時的在校人數，比例超過１０％。）北大走上了左傾的道路。實事求是地說，陸平是個能幹人，做起報告來比江隆基吸引人。但在左傾的潮流下，越能幹越“左”。周培源對他的評價是“三亂”：“亂說，亂批，亂搞。”
馮友蘭在城內也有一所大房子，地址是什剎海旁的白米斜街１１號。此處原是晚清重臣張之洞的府邸。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張之洞的後人售予馮友蘭。馮自居後院，將前院出租，租客都是文化人，出人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周培源一家住燕南園５６號。後來雖然當了校長，並沒有搬進大房子。
文革前，北大教授的住所比較寬敞，而年輕教師結婚多年依然住集體宿舍。文革中，教授們有的自願、有的被迫讓出一兩間，讓年輕教師搬進去住。也有年輕教師和職工破門而入擅自佔領的。馮友蘭家最多時入住了６對年輕夫婦，可見房間之多。毛主席發話後，馮家倒沒有什麼表示，可恨的是北大軍宣隊的頭頭，限時限刻命他們立即搬出。
毛主席還有指示：要北大領導爲馮友蘭配備一名助手，幫他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１９４９年，馮友蘭給毛主席寫信後，心中不滿：“……更使我失望的是，主席沒有回答我重新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好了，２０多年後表達遲到的關懷。軍宣隊忙亂一陣，毫無頭緒。因爲他們既沒有學問，又不認識有學問的人，只好請衆人提名單。湯一介推薦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孫長江。文革中，人民大學被撤銷，一部分人轉來北大，一部分人在家賦閒。孫正是賦閒者。軍宣隊向從人大轉來北大的教師李德良、秦錫瑜〔７５〕徵求意見，問：“孫長江這個人怎麼樣？”他們回答說：他是郭羅基式的人物。孫長江就是人民大學的郭羅基，郭羅基就是北京大學的孫長江。軍宣隊一聽就明白了，別的不用說了。此議告吹。
文革前，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一位年輕教師，名莊卬，曾爲馮友蘭的助手。馮交給莊卬的任務是找馬、恩、列、斯、毛的語錄，貼在他的書稿的相應段落。馮友蘭自詡，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是“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他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是莊卬從書堆裏找出來、貼上去的。文革中，莊卬跟着遲羣發達去了，當上了遲的祕書。他有先天性心臟病，太賣命，不到４０歲就死了。馮友蘭很痛惜，他早就想找一個莊卬的接班人。孫長江如果是“郭羅基式的人物”，我想，他決不會擔當莊卬的任務，幫馮友蘭塗脂抹粉，把他打扮成“馬克思主義水平上”的哲學家。後來，孫長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修改定稿者。此時，孫長江和郭羅基互不相識；粉碎“四人幫”後，彼此都“但願一識韓荊州”。“郭羅基式的人物”孫長江和“孫長江式的人物”郭羅基成爲至交。
軍宣隊沒有爲馮友蘭找到合適的助手，馮友蘭自己找了一個，他是１９４９年畢業的老清華哲學系的學生塗又光〔７６〕。塗又光比莊卬有學問，成就了馮友蘭晚年的著述。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說：“餘亦屆耄耋，耳目喪失其聰明，爲書幾不成字。除了四、五、六章外，皆餘所口述，原清華大學哲學系塗生又光筆受之，於書之完成，其功宏矣，書此志謝。”〔７７〕寫下這番話是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從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逝世，馮友蘭幾乎耳聾眼瞎。他自己說，著書是靠“反芻”，閉着眼睛咀嚼以往學過的東西。所謂“口述”，馮友蘭不過說個寫作意圖，寫作意圖也只是大概。查閱資料，書寫成文，都是塗又光的事。得初稿，塗又光反過來“口述”給他聽。實際上，塗又光不是“筆受之”，而是合作者。塗還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英語）譯成漢語，譯文較趙復三的譯本爲優，是經馮友蘭本人認可的。馮友蘭去世後，塗又將馮友蘭的著作編纂成《三松堂全集》，共１４卷。馮友蘭本人和馮友蘭家人，對塗又光的貢獻均估量不足，而塗又光則人不知而不慍。
註釋：
〔４０〕《毛澤東選集》，第二卷，５３４頁，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４１〕《關於＜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給張聞天的信》，引自《毛澤東文集》第二卷（１６０￣１６１頁，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１９９３）。
〔４２〕《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引自《毛澤東文集》第二卷（１８３頁，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３〕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５１卷，３８０頁，香港，潤東出版社，２０１３。江青在１月２５日大會上念過此詩。《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說，他當面問過毛，毛說：“我沒有寫這樣的詩。不知道是從何而來。郭老是從舊時代過來的人，也不至於此。”（１４０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張耀祠此說沒有旁證。所說“也不至於此”與事實不符，後來的《讀〈封建論〉呈郭老》是與此詩相呼應的。
〔４４〕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５１卷，３９０頁，香港，潤東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５〕同上，３９３頁。
〔４６〕《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冊，９００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４７〕《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６０７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８〕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５１卷，４１２頁，香港，潤東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９〕封建制的原意是分封建邦制，分封諸侯，建立邦國，藩屏天子，以天子爲共主。近代西學東漸後，中國人將歐洲前資本主義的中世紀社會形態Feudal System，Feudalism譯作封建制、封建主義。Feudal，Feudalism的詞根feud是采邑，取其表面相似之處譯作“封建”，其實歐洲中世紀的社會形態與中國周朝的社會形態大不相同。“封建”一詞，翻譯雖不確切，但在流傳中已經具有與“分封建邦”不同的含義，成爲同一詞語表達的具有不同內涵的不同概念。一個概念是作爲政權形式的封建，封建制與郡縣制相對；一個概念是作爲社會形態的封建，封建制與奴隸制、資本主義制有別。“反帝反封建”的“反封建”，當然不是反對“分封建邦”。有人說：“秦帝國是中國歷史上實行中央集權的第一帝國，它以郡縣制廢除了封建制。……秦漢以下的中國古代社會，是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是君主制度，但並不是所謂＇封建制度＇。……”（見何新的《中國古代史有待重新審視》）還有人說：“究竟是誰＇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訴讀者：——‘封建主義’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帝國主義’就是帝王制，是被孫中山推翻的；——‘官僚資本主義’？根本不存在！……”（見易中天的《重寫中華文明史》）這些自作聰明的人，以爲有了重大發現，還要“正本清源地告訴讀者”，只不過犯了一個簡單的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混淆了作爲政權形式的封建與作爲社會形態的封建。
〔５０〕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２００６。《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冊９０１頁的引文，刪去了“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兩句，而且不打刪節號。既然“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稱“我”是秦始皇是捧我，怎麼成了“罵我”？這兩句話是矛盾的，刪去了爲毛澤東遮醜。
〔５１〕楊榮國（１９０７—１９７８年），湖南長沙人，早年畢業於上海羣治大學。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致力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１９４６年７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在獄中繼續研究，後來出版了代表作《中國古代思想史》。１９４９年任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院系調整後，入中山大學，任歷史系主任。１９５６年公開黨員身份，當選爲中山大學黨委委員、常委。院系調整時，全國調整到只有一個哲學系，屬北京大學，其他大學的哲學系都被撤銷。１９６０年，中山大學恢復哲學系，楊榮國任主任。
〔５２〕《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冊，９０１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３〕名義上是“復旦大學學報”，它的編輯部設在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內，實際上是該寫作組的機關刊物。
〔５４〕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化名之一，見以下“羅思鼎”注。
〔５５〕由康生控制的、以趙紀彬爲顧問的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的化名，首見於１９７２年的《紅旗》雜誌，主要成員有武葆華、張載倫、楊福雲、黃允升等，還用過“湯嘯”“辛風”“學澤”“唐拓”等化名。從１９７３年９月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唐曉文”發表了５０多篇文章。江青對“唐曉文”視同“梁效”。１９７３年６月的天津之行，江青說：“我帶的不止是兩校，是三校，還有黨校。”
〔５６〕“螺絲釘”的諧音，取義於雷鋒的“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原爲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朱永嘉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與幾個青年教師共用的筆名，朱成爲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的負責人以後沿用之。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是１９７１年７月正式成立的，由張春橋、姚文元在北京遙控。所屬各寫作小組還用過“丁學雷”（駐地是丁香花園，意爲在丁香花園學雷鋒）、“石一歌”（包括餘秋雨等１１人）、“康立”“石侖”“史鋒”等衆多化名。從１９７３年９月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三年多的時間裏，發表了１５６篇文章。他們除了在中央報刊上發表文章，還直接控制《學習與批判》（復旦大學學報）、《朝霞》《教育實踐》等刊物。
〔５７〕《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中發〔１９７７〕３７號，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３日。
〔５８〕《文匯報》，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８日。
〔５９〕張岱年（１９０９—２００４年），字季同，河北獻縣人。胞兄張申府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介紹周恩來入黨。張岱年本人於１９８３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３３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同年應聘爲清華大學哲學系助教。１９３６年寫成的《中國哲學大綱》是他的代表作。抗戰期間，清華南遷，他滯留北平，閉門著書。１９４６年回清華。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後，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爲副教授、教授。７０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會成立，被推舉爲會長。
〔６０〕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１４卷，６３６頁。
〔６１〕《毛澤東書信選集》，３４４頁，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５９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７。收信人馮友蘭收入《三松堂全集》，見第１４卷６３７頁。
〔６２〕馮友蘭：《馮友蘭自述》，１５０￣１５１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３〕馮友蘭：《馮友蘭自述》，１５１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４〕宗璞：《馮友蘭之女撰文洗冤：父親從未寫詩吹捧江青》，人民網－文史頻道。
〔６５〕後來楊榮國在各地做報告，也不得不談林彪了：“這次，我在北京參觀了林賊的黑窩子，……他大肆宣揚孔孟之道，把孔子、孟子的言論都貼在牆上。對孔子談孝的地方一大段、一大段摘抄下來。可見他要搞法西斯政變，就要宣揚孔孟之道，一旦政變成功，就要大肆販賣孔孟哲學，所以我們要認識批孔重大意義和深遠意義。”（《批判孔子報告》，２頁，中共保定地委宣傳部，１９７４年。轉引自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３７１頁，香港，星克爾出版，２００９。）
〔６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１３冊，４９０頁，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７〕１９６９年３月，毛澤東派８３４１部隊（中央警衛團）進駐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新華印刷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針織總廠、北郊二七機車車輛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廠、北京化工三廠。從此“六廠二校”號稱“偉大領袖毛主席抓的點”。北大、清華“二校”及大批判組，實際由遲羣、謝靜宜控制。遲羣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謝靜宜任副書記；二人同時又都是北大黨委常委。遲羣（１９３２—１９８３年），山東乳山人，初中文化程度，８３４１部隊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上尉軍銜。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鬥死了教育部長周榮鑫，取而代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與“四人幫”同時被逮捕；１９８３年，被判刑１８年，剝奪政治權利４年，同年死於癌症。謝靜宜（１９３５—２０１６年），河南商丘人。１９５３年畢業於中央軍委的長春機要學校（相當於中專）。１９５９年任毛澤東的機要員。文革中，官至北京市委書記、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因爲她可與毛澤東近身，是通天人物，她的實權遠遠超過公開職務。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謝靜宜與“四人幫”同時被逮捕，法院宣佈“因坦白認罪較好，免予起訴”。時人合稱“遲謝”，兩人的罪行差不多，何以同罪不同罰？以至於官方指定的辯護律師爲遲羣辯護時都表示不服：“我認爲謝靜宜在遲羣的整個犯罪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圖，＇四人幫＇都是通過謝靜宜轉達給遲羣的。如＇３·２６＇圍攻誣陷鄧小平，就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羣傳達的，去河南馬振扶公社中學，也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羣佈置的。”李志綏的回憶錄裏有這麼一段：“到１９７１年８月時，毛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極點。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的丈夫小蘇（蘇延勳）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通過謝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祕密組織，包括＇聯合艦隊＇＇上海小組＇和＇教導隊＇，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小蘇要毛注意。毛決心南巡，乘南巡的機會和大軍區的領導人及省的領導人打招呼。”（《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５１２頁，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４。）也許算作謝靜宜的立功表現？但法庭沒有宣佈。不僅如此，謝靜宜後來還發表、出版了《在毛主席身邊》《毛主席給予我們的教育、理解和關懷》《跟隨毛主席在外地視察》《在外地視察的毛主席》等著作，好像沒事人一樣。不知何故？
〔６８〕地址是北京市西皇城根北街毛家灣１號。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此地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的府邸。林彪當上國防部長後遷來，大肆翻修擴建，佔地面積達１。９萬多平方米，建築面積１。１萬多平方米。
〔６９〕這是我當時聽北大軍宣隊的人講的，符合謝靜宜的水平。後來她卻改口說，向毛主席報告“林彪有孔孟之道的言論”，顯得有毛主席的水平了。
〔７０〕司徒雷登建燕京大學時，從圓明園廢墟移來。同時移來的還有西校門門口的一對石獅子、辦公樓門口的一對石麒麟、辦公樓前草坪上的一對華表（另一對華表被移至文津街北京圖書館。操作人員沒有學問，搞錯了，這兩處華表都不成對，但外行看不出來）、未名湖島亭的石橋、湖邊的石魚，均爲精美的藝術品。１８６０年，英法聯軍在圓明園放了一把火，但圓明園是徹底毀於中國人自己之手。幾十年中，附近農民蓋房子、壘豬圈都到圓明園去就地取材。張作霖還拉走三車皮石材到東北爲自己造陵墓。
〔７１〕馬寅初（１８８２—１９８２年），浙江嵊縣（今嵊州市）人。早年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１９１５年回國，曾任北京大學第一任教務長。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爲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因痛斥國民黨的腐敗，矛頭直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１９４０年被捕，羈押在貴州息烽、江西上饒。１９４２年出獄，仍被軟禁在重慶歌樂山。１９４６年，李公樸、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後，馬寅初拍案而起，在赴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演講聲援民主運動前，寫下了遺囑。演講中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的罪行，並說：“在場的一定有國民黨特務，你們來吧，朝我胸膛開槍吧。”他是一位英勇的民主鬥士。１９４９年後任浙江大學校長，在全國率先建立“政治課委員會”。同時，爲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１９５１年４月，任北京大學校長，向中共中央建議開展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９月以後，思想改造運動開始。１９５８年，針對大躍進的狂熱，馬寅初主張國民經濟必須綜合平衡，提出“團團轉”理論。他還主張，計劃經濟必須實行計劃生育，提出“新人口論”。１９５９年，在康生的指使下，北京大學對他的“團團轉”理論和“新人口論”進行批判，並擴大到全國範圍的聲討。馬寅初在《新建設》上發表文章，公開表示：“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衆，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爲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因爲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能拒絕檢討。”他又是一位無畏的真理衛士。１９６０年１月，馬寅初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２０年後，在平反冤假錯案時期，推翻了對他的批判。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４日，北京大學召開會議，宣佈爲馬寅初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教育部任命他爲北京大學名譽校長。他幸而高壽，多年沉冤，一朝湔雪。但他對往事已一概忘卻。１９８０年，我代表周培源校長去看望他。他問我：“你從哪裏來？”我說：“從北京大學來。”他說：“北京大學，兄弟去過。”他的第一人稱不說“我”，總是說“兄弟”。他當過北京大學校長自己都不記得了。１９８２年，“計劃生育”被定爲“國策”，宣告馬寅初的勝利。
〔７２〕江隆基（１９０５—１９６６年），字盤安，又名泮庵，生於陝西省西鄉縣豐東鄉白楊溝村。１９２５年入北京大學。１９２７年６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１９２９年９月留學日本，入明治大學，同年，因抗議日軍的侵華罪行被日本當局驅逐回國。１９３０年任中國社會科學聯合會執行委員。１９３１年留學德國，入柏林大學經濟系，任旅德旅歐華僑反帝大同盟書記。１９３６年回國，在北京、上海等地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兩次被捕。１９３８年後歷任陝北公學副教務長、華北聯合大學教務長、延安大學副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副廳長。１９５０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是實際上的第一把手。反右運動中，江隆基被指責爲“右傾”，經兩個多月的批判後，１９５９年１月，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文革中，他被甘肅省委拋出來。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被學生毆打致死。１９７８年４月，在胡耀邦的督促下，中共甘肅省委爲其徹底平反昭雪，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７３〕湯用彤（１８９３—１９６４年），字錫予，湖北黃梅人。１９１６年，畢業於清華學校。１９１８年，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１９２２年回國，任教於國立東南大學（１９２７年改稱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１９２５年任系主任。１９２６年轉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１９２７年，又回中央大學（１９４９年後更名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系主任。１９３１年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系主任。１９３８年，任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教育系主任。１９４５年，任西南聯大文學院代理院長。１９４６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１９４８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湯用彤被南京政府列入“搶救”南下的名單，他堅守不去。胡適到南京後，寫信勸說，並送機票兩張，湯用彤依然不爲所動。１９４９年１月，兵荒馬亂之際，湯用彤被推選爲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以後任北京大學副校長。１９５５年，當選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湯用彤對中國佛教史的梳理，對魏晉玄學的開掘，受到學界的推崇，代表作爲《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
〔７４〕陸平（１９１４—２００２年），原名劉志賢，又名盧荻，吉林長春人。１９３３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在北京大學教育系學習，任北京大學學生會執委、北平市學聯執委，積極投入“一二九”學生運動。抗日時期，擔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全國總隊部組織部長、華北隊部隊長，中共中央北方局晉察冀分局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冀察熱遼區黨委祕書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軍區政治部主任、華北野戰軍三縱隊政治部主任等職。１９４９年後，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委、青工部長，鐵道部政治部主任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全國鐵道工委書記。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任哈爾濱鐵路管理局（原中長鐵路管轄範圍）局長兼黨委書記。１９５４年任鐵道部副部長。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８日，被任命爲北京大學副校長，１０月２６日被任命爲北大黨委第一書記。馬寅初“辭職”後，１９６０年３月，陸平任校長。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毛澤東批發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７人的大字報，北大黨委成了“黑幫”；６月４日，《人民日報》公佈：中共北京新市委決定，撤銷陸平的一切職務。１９７５年７月，陸平重新工作，任第七機械工業部（後改爲航天部）副部長、部黨組副書記。１９８３年６月後歷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副祕書長，機關黨組副書記，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教育文化委員會副主任。
〔７５〕李是哲學系革委會副主任，秦是哲學系黨總支副書記。原北大哲學系的矛盾複雜，但矛盾雙方都有反黨委的前科，故軍宣隊一律不用，重用這兩個外來和尚。工農兵學員給李德良取了一個外號，叫作“湯司令”。我不解其意，詢之。他們反問：“你看過電影《地道戰》沒有？”“看過呀。”“那裏面是不是有個湯司令？”我恍然大悟。那個湯司令是僞軍司令，給老百姓訓話，講一句就回頭看看皇軍的臉色。李德良在全系大會上講話，講一句就回頭看看軍宣隊、工宣隊的臉色，活脫脫一個“湯司令”。
〔７６〕塗又光（１９２７—２０１２年），河南光山人，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在先秦哲學和中國教育史研究方面頗多成就，着有《楚國哲學史》《中國高等教育史論》等。
〔７７〕馮友蘭：《馮友蘭自述》，２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
（未完待續）
□ 來源：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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