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當代孔子”批判古代孔子的一出鬧劇
羅 治：風風雨雨話當年
範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選載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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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館通訊（一二五四）·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二期（zk2407b）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ＣＮＤ）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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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七月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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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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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筆】 “當代孔子”批判古代孔子的一出鬧劇 胡 平
【生逢亂世】 風風雨雨話當年 羅 治
【往事非煙】 “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選載之七） 範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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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筆】
“當代孔子”批判古代孔子的一出鬧劇
——讀郭羅基教授新著《“梁效”顧問馮友蘭》
·胡 平·
余英時先生嘗言：“如金嶽霖、朱光潛、馮友蘭等在中西哲學有很高造詣的學人，在中共政權面前竟然都變成了甘心認罪的‘思想囚犯’，真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最難索解的一頁。”
尤其是有“當代孔子”之稱的馮友蘭，在毛澤東於１９７３年發起批林批孔運動時，竟主動請纓，對“古代孔子”口誅筆伐，更是令人驚詫莫名。
郭羅基先生這本《“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第一版）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一最難索解的問題。
郭羅基說，他本來打算寫兩本書，一本是《馮友蘭在文革中》，一本是《“梁效”的興亡》，後來考慮到這兩本書內容交集重合處甚多，不如將兩者合一。
提起“梁效”，現在很多人恐怕都很生疏了，在當年可是大名鼎鼎。“梁效”即兩校的諧音，是文革後期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大批判組的筆名，在“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里名列第一，曾經獨霸文壇，主導輿論。由於梁效的文章常常最先傳達“聖意”，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在顯赫位置先後轉載，這就是當時人說的“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
誠如郭羅基所言，他是有資格評論馮友蘭和“梁效”的。因爲郭羅基和馮友蘭同爲北大哲學系教授，同事長達二十多年，對馮友蘭有切近的觀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郭羅基勇反潮流，批馮友蘭批“梁效”。“四人幫”垮臺後，郭羅基得以翻身，被哲學系師生推舉爲揭批“四人幫”與“梁效”的領導小組組長，積累和保存了一大批審查“梁效”、審查北大“四人幫”幫派體系的材料和內部文件。親身經歷，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作者非凡的眼光與見識，使得這本厚達４００多頁的書，成爲我們瞭解和研究馮友蘭與“梁效”的必讀之作。
◇ 十年文革分爲前後兩段
郭羅基寫馮友蘭，是放在文革這個大歷史之中。郭羅基對文革別有洞見。他把十年文革（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分爲前後兩段，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分水嶺，前後恰好都是五年。“前期的主題是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後期的主題是批判‘叛徒、賣國賊’林彪。批倒批臭劉少奇的時候，拉來一個外國人赫魯曉夫做陪練；批倒批臭林彪的時候，又拉來一個古人孔子做陪練。前期，文革沖天而起，高歌猛進；後期，文革盤桓迴旋，不知所終。就毛澤東本人的動機來說，卻是前後一以貫之。十年之中，有一半的時間是用來爲文革辯護，防止被人所否定。這就是‘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任務”。（郭著，第６０－６１頁，以下同）
按照郭羅基，十年文革，前五年這一段是推行文革，後五年這一段是保衛文革。九一三林彪事件標誌著文革在理論上的破產和在實踐上的失敗。林彪事件給毛澤東沉重打擊。林彪事件後，朝野上下都要求批極左。批極左就是批文革。儘管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都竭力強調林彪的實質是極右，毛本人也說林彪是極右，但是這種說法太沒有說服力。林彪明明是極左，怎麼會是“極右”？批起來理不直氣不壯。在這樣的困境下，經過一年多的試探和醞釀，毛澤東終於找出一條突圍之道，那就是把林彪和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掛上鉤。
在清理林彪住處毛家灣時，抄出了林彪讓人摘抄的語錄、讀史心得卡片和條幅，其中有孔子語錄孟子語錄；在林彪的臥室牆上掛的和在一個瓷缸裏找到林彪書寫的一個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克己復禮。”毛派如獲至寶，斷言“這就是林彪尊孔的鐵證！”並進而判定：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這還不是極右？郭羅基寫到：“大策略家毛澤東將‘批林’從批極左扭到批極右，辦法就是‘批林’又‘批孔’，坐實林彪的極右。於是，‘批林整風’運動轉爲‘批林批孔’運動。”（第８０頁）
另外，《“五七一工程”紀要》把毛澤東稱爲“當代的秦始皇”，而毛澤東又常常以秦始皇自比。於是就引出了中國歷史上儒家與法家兩條路線的鬥爭，法家代表革新，代表前進，儒家代表復辟，代表倒退。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爲一號文件發出。中共中央的通知寫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選編的這個材料，對於繼續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會有很大幫助”。並強調“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爲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於是乎，批林批孔運動正式開張。
郭羅基進一步指出：“‘批孔’爲‘批林’服務是爲了肯定林彪的‘極右實質’；肯定林彪的‘極右實質’，本來就不是爲了批林，而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後，有資格否定文革的只能是周恩來。故‘批林批孔’實際上是‘批周公’”。（第８１頁）還有，爲了批孔反儒，就要抬舉法家；兩千年的中國史被寫成了儒家與法家的鬥爭史。法家人物備受肯定，呂后、武則天都被列入法家；於是又引出了女人也能當皇帝的話題，再進而引出江青要當女皇以及一些人吹捧江青和勸進江青登大位的話題。
郭羅基對文革分期的論述，既新穎又精闢。借用這種觀點看文革，不但有助於我們對十年文革的整體把握，尤其有助於我們瞭解批林批孔運動的來龍去脈。
◇ 不是迫於壓力，而是主動請纓
郭羅基寫道：“馮友蘭時來運轉是在１９７３年。在文革前期，他作爲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反動學術權威’，戲劇性地搖身一變，成了後期‘批林批孔’的革命權威”。（第６０頁）
馮友蘭當“梁效”顧問這段歷史無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點。這裏有個問題很關鍵，那就是，馮友蘭是怎麼上的“梁效”這隻賊船？
馮友蘭之女宗璞後來解釋說：“進‘梁效’也算是北大黨委來調動的，這是組織調動，能不去嗎？不僅我父親，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應該理解。一來沒法拒絕，二來那時候認爲是黨的信任，是很光榮的。”（第４００頁）還有一些人也說，馮友蘭進“梁效”是在壓力下被迫的。
郭羅基說這完全不符合事實。郭羅基引用《馮友蘭自述》（２００４年出版）。馮友蘭說：“１９７３年，批林運動轉向批林批孔運動，批孔還要批尊孔。當時我心裏又緊張起來，覺得自己又要成爲衆矢之的了，後來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羣衆對立面呢？要相信黨，相信羣衆嘛。我和羣衆一同批孔批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我寫了兩篇發言稿。”（第９１頁）郭羅基寫到，可見，馮友蘭的轉變並非被迫，而是迎合，是主動請纓。
馮友蘭這兩篇發言稿隨即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７３年第４期。毛澤東聽說了，馬上就要看，還略作修改，然後就發表在光明日報上，還加上了編者按。在這兩篇文章中，馮友蘭批判孔子，並對自己過去的尊孔思想自我批判，更重要的是，馮友蘭不是就孔子批孔子，而是緊跟現實政治，把批孔和批劉少奇批林彪相聯繫，把近代史上的惡人壞人說成與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一脈相承。馮友蘭表態：“我年近八十，在過去搞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現在還能看見這個偉大的革命，這是很大的幸福。不但能看見，而且還能參加，這是更大的幸福。”（第９１－９３頁）
在這一點上，馮友蘭不同於當時另外兩個批判孔子的學者，一個是廣州中山大學的老學者楊榮國，另一個是武漢華中師範學院的青年教師馮天瑜。楊榮國和馮天瑜本來就是反孔批孔的。馮友蘭既然早就以尊孔著稱於世，而且名氣遠比楊榮國、馮天瑜大，現在轉爲反孔批孔，而且還能領會領袖意圖，緊密聯繫現實，無怪乎後來居上，成了當紅的批林批孔明星。其後不久，毛澤東指名讓馮友蘭參加批林批孔。接下來，“梁效”成立，馮友蘭當上顧問，就這樣上了賊船。
回顧這段過程，不能說沒有被迫的成份。如果不是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如果不是馮友蘭擔心自己作爲尊孔的典型又成爲衆矢之的，馮友蘭也不至於寫那兩篇批孔的文章。不過話又說回來，文革走到１９７３年，其力道已大不如前。在這時，唱反調依然有很大風險，但保持沉默或敷衍應付已經沒多大麻煩了。尤其是馮友蘭。１９６８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專門提到馮友蘭。毛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由此可知，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如果馮友蘭不主動請纓，或者就算身不由己上了賊船，但採取消極應付的態度，應該說是不會有多大麻煩的，因此也是不難做到的。偏偏馮友蘭很主動很積極，跟風跟得很緊，寫了大量詩文，包括迎合江青，寫詩讚揚呂后讚揚武則天；１９７６年四五運動被當局定性爲“反革命事件”予以鎮壓，馮友蘭馬上就寫了一首長詩“天安門廣場幾個蒼蠅碰壁”。
“梁效”顧問馮友蘭做得太過，走得太遠。用“上當受騙”或“迫於壓力”是無法爲之辯解的。文革後，馮友蘭自己也檢討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譁衆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僞。”（《三松堂自序》，１９８４年）
◇ 從應帝王到迎帝王
郭羅基用“一生文章應帝王”一語，解讀馮友蘭的爲人和文學。“應帝王”本是《莊子》內篇第七的篇名。馮友蘭在闡述新生活方法論的《新世訓》（首次出版於１９４０年）一書的最後一章名爲“應帝王”。馮友蘭的“應帝王”，意思就是教人怎樣爲帝王，給帝王出主意，向帝王進言，做王者師。
在蔣介石時代，馮友蘭一度近乎爲王者師。郭羅基寫到，抗戰期間，蔣介石對馮友蘭優禮有加，常請喫飯，請他到中央訓練團講學，學員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將。１９４４年，馮友蘭代表西南聯大國民黨區黨部起草了一封給蔣介石的信，要求改革政治實行憲政。蔣介石看後爲之掉淚並回信讚賞不已；後來馮友蘭到重慶，向蔣介石獻策，說要抵制馬克思主義最好是提倡正統哲學。１９４５年，馮友蘭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坐在蔣介石身旁。蔣介石口口聲聲稱他爲老師。蔣介石對他說：“大會要選你爲中央委員。”馮友蘭表示：“願爲青年導師，當了中央委員對青年講話就不方便了。”
可是到了毛澤東時代，情況就不一樣了。馮友蘭還想應帝王，但正如郭羅基所說，“應了蔣帝王，再應毛帝王，總是不大自然”。（第２頁）這和歷史上改朝換代之際，有的士人改換效忠對象的情況還不一樣。那些人只是改換了進言的對象，但是進言的那些道理大體上是沒變的。然而從蔣時代到毛時代，是價值觀的大翻轉。馮友蘭那套大道理，合蔣介石的口味，和毛澤東卻格格不入。再加上早先當過蔣介石國師這段歷史在“新社會”成了巨大的負資產，因此，爲了再應毛帝王，甚至僅僅爲了自保，馮友蘭也必須先徹底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原來那一套大道理。於是，應帝王就成了迎（合）帝王。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共開國大典後，很多知名人士給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馮友蘭也寫了一封，大意說：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很快回了信。信中寫道：“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
毛澤東對那些在他登基後才寫效忠信的知名人士恐怕大都不信任，但是像給馮友蘭的回信那樣，明白寫到“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想來也是極個別。這說明毛對馮友蘭格外不信任。從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３年，馮友蘭不知寫過多少效忠信、悔罪書，但一直未被毛接納。
那麼，馮友蘭是否如他信上所說，真心認爲他過去的思想是“錯誤的、反動的”，真心認爲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真理呢？那倒未必。不過他確實已然失去了自信。面對一個龐大的、靠武力取勝的獨佔性權力，面對一場場殘酷的殺一儆百、殺雞嚇猴的政治運動，面對席捲了小半個世界的紅色浪潮，面對共產黨那套包羅萬象、以最新科學自居的意識形態以及衆口一詞、衆口鑠金的“輿論一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只是缺少勇氣，而且缺少底氣，即缺少單獨的立場，缺少獨立的、足以和官方相抗衡的精神資源或曰精神支柱，因而到頭來自己都以爲自己真是“錯誤的、反動的”，至少也是陷入迷茫，陷入自我懷疑，失去了自信。
馮友蘭在效忠信裏說，他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中國哲學史。對學者而言，我言說，故我存在。學者需要講臺，而講臺又被共產黨壟斷。除非你順着黨的意思講，否則就不讓你上講臺，這就等於抹煞你的存在。北大哲學系有一位“海歸”教授洪謙先生，是２０世紀西方哲學重要流派維也納學派唯一的中國成員，在整個毛時代譯而不作。如他的夫人何玉貞女士所說：“洪先生回國如同‘隱居’，基本上他沒有寫文章。”——既然你不准我照我的想法去作，我又不肯照你的想法去作，所以我就譯而不作。馮友蘭不肯忍受這樣的“隱居”。他之所以向毛澤東效忠，表示願意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要就是想上講臺，顯示存在。
郭羅基在書中寫道，１９８０年，梁漱溟和美國學者艾愷交談，談到馮友蘭。梁漱溟說，馮友蘭“不是那麼本着自己相信的道理，很忠實，不隨風轉舵，不，他有點像玩世不恭。”艾愷說：“其實這一點我們西方研究中國的人都是公認的。”（第２０１頁）
是的，馮友蘭確實是玩世不恭，或曰犬儒（cynical），也就是什麼都不信。馮友蘭其實並不相信共產黨和毛澤東。例如在１９５７年，毛澤東發動整風，號召黨外人士和羣衆給共產黨提意見。不管北大黨委統戰部怎樣動員，馮友蘭就是按兵不動，一條意見都沒提。後來馮友蘭承認：“在反右運動中，我是矇混過關的。”可見他對共產黨對毛澤東並不相信。
馮友蘭躲得過反右，卻躲不過文革。文革中，作爲“反動學術權威”的馮友蘭以及一大批專家教授，和走資派即老幹部們一道，挨批鬥、關牛棚，飽受折磨。在北大舉行的萬人批判大會上，“反動學術權威”和走資派站在臺上挨批鬥，大多數被批鬥者都很痛苦，只有馮友蘭面無表情，好像在練馬步功。批鬥之後，他就做一套自創的健身運動，活絡筋骨，以矯噴氣式之僵直。文革中，北大不少人自殺，包括歷史系教授翦伯贊。前面提到，毛澤東在１９６８年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點了馮友蘭和翦伯讚的名，說“這些人是有用的”。翦伯贊沒等到聽傳達就自殺了。北大軍宣隊唯恐馮友蘭也自殺，特地派人對馮友蘭，你可不要自殺啊。馮友蘭答：“我決不自殺，自殺不是人！”湯一介先生說，文革後我問馮先生，當時幾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樣想的？馮友蘭說：“當時我什麼也沒聽見，心中默唸：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第１９－２０頁）
郭羅基說，“馮友蘭真是唯心主義到家了，他對於批鬥、抄家，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第１９－２０頁）你把侮辱當作侮辱，那就是侮辱，你不把侮辱當作侮辱，只當耳邊風，那就不是侮辱了，那就沒事了。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說她父親“身上有仙氣，就是萬事想得開”。（第２１頁）
所謂萬事想得開，把萬事都不當回事，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所執，是基於一種高度的道義信念，居高臨下，視世俗榮辱爲無物；另一種是無所執，是玩世不恭。在玩世不恭者那裏，萬事想得開，萬事不當回事，是把道義原則也一併想得開，一併不當回事的；所謂萬事皆空，是把真理、道義也視爲空的。在古希臘，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據一種道德原則去蔑視世俗的觀念，後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視世俗的觀念但卻失去了依據的道德原則。這就引出了一個始料不及的後果：既然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麼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不得的。於是乎，當不公不義的利益來到面前時，他也可以沒有什麼心理障礙的拿將過來。如果沒有當“梁效”顧問這件事，馮友蘭的玩世不恭還展示出它超脫的一面；可是有了當“梁效”顧問這件事，馮友蘭的玩世不恭就展示出它墮落的一面了。
◇ 關於作者的二三事
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講過一段故事。“六四”後，組織上對他做出處分決定，需要他本人簽字。他想來想去，最後寫到：“組織上服從，思想上有保留。”於是過了關。後來朱學勤聽他一位朋友說他在他的處分決定上就寫了三個字：“知道了。”朱學勤大爲佩服，特別後悔，恨不得再來一次。
讀《“梁效”顧問馮友蘭》這本書，我才知道，“知道了”這段故事的版權，原來在郭羅基這裏。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去世，當局展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３月４日，北大召開全校大會，而後要求人人表態，誰不表態就同誰進行“大辯論”，實際上是圍攻。當時郭羅基因病住院，哲學系工宣隊拿著文件到病牀前向他傳達，要他表態。郭羅基就說了三個字：“知道了。”工宣隊問：“沒有了？”郭說“沒有了”。工宣隊傳出去說，郭羅基對“批鄧”的表態只有三個字“知道了”。一個批鄧的積極分子對工宣隊說：“郭羅基講的‘知道了’這三個字是有來歷的，你們知道嗎？”“什麼來歷？”“過去皇上批奏摺就是用這三個字。”工宣隊恨恨地說：“郭羅基這傢伙反動透頂！”（第２４３頁）
在北大，郭羅基的硬氣，全校聞名。文革十年，郭羅基始終身處風口浪尖，期間多次挨批受壓，但從不曾認錯檢討。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北大僅有兩人堅持不表態，不批鄧。一位是北大校長、物理學家周培源，另一位就是郭羅基。
“四人幫”垮臺後，郭羅基意氣風發，先後在紅旗雜誌和光明日報發表文章，鼓吹思想解放，力倡言論自由。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郭羅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嚴詞批判因言治罪。本來這篇文章是早就寫好的，但人民日報直到１１月才發表，恰恰是在對魏京生的所謂審判剛剛結束的敏感時刻，正好戳到鄧小平的痛處。郭羅基的宏文不脛而走，而郭羅基的名字從此被鄧小平等打入另冊。其後當局下調令將郭羅基逐出北京，調至南京大學。八九民運爆發，郭羅基積極參與；“六四”後受到整肅，郭羅基狀告國家教委，開中共治下公民依法維權之首例。１９９２年，郭羅基應紐約科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赴美講學訪問，旋即被當局列入黑名單禁止回國，流亡美國至今。在流亡中，郭羅基一方面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一方面著書撰文，以８７歲的高齡完成了這本《“梁效”顧問馮友蘭》。我寫下這篇書評，謹以此表達對郭羅基先生的崇高敬意。
□ 原載《明報月刊》２０２２年１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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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亂世】
風風雨雨話當年
·羅 治·
我出生在鄭州，上小學時來到北京，１９６１年考入師大女附中初中。
◇ 原來我們的爸爸媽媽不一樣
一進學校我就聽說，某某同學在暑假剛剛和爸爸媽媽一起到北戴河療養，某某同學寒假還要到廣州從化溫泉玩呢。而我，除了家門就是校門，哪兒也沒去過。又聽說誰誰曾給毛主席、西哈努克獻過花，誰誰就是招貼畫“我們愛和平”中的小女孩原型。我自認爲自己唱歌還不錯，可是班裏不少同學都到人民大會堂參加過建國十週年演出，我除了在媽媽學校的禮堂裏扮演過出場兩分鐘的小女孩外什麼也沒參加過。同學們說着天南海北的時候，我經常是大眼瞪小眼，只有聽的份兒。
因爲我家住石景山，離學校太遠，所以我申請住校。住了校我才知道，原來有些同學是這樣生活的：夏天蓋的是毛巾被，春秋是夾被，冬天是厚被子加毛毯。而我由於家庭困難，學校批准我和上女附中高二年級的姐姐住在一起，兩人只有一牀被子——晚上我們睡通腿。媽媽對此很感謝學校的安排。那時我還沒有感覺到所謂“貴族女校”對我們的歧視，只是覺得自己跟同學們一比，怎麼那麼寒酸？我自打上了女附中後就倍感壓抑，我在小學時的優越感在這裏蕩然無存，不僅胳膊上戴的大隊長符號沒了，見識短、條件差、生活窘迫的感覺無時不壓在心頭。
慢慢地我終於悟到，這一切都源於我們的爸爸媽媽不一樣。
不少同學生活那麼優越，因爲她們的爸爸媽媽在政府部門或軍隊當幹部，她們的出身叫“革命幹部”或“革命軍人”。而我在班裏從來不願提及我的爸爸。我爸爸在１９５５年“肅反”中，因受同鄉國民黨特務頭子的牽連入獄，後來在獄中復發嚴重的精神病，半年後保外就醫。我從哥哥姐姐傳給我的要交給組織的材料中得知，他的病根是在１９４１年國民黨抓捕疑爲共產黨員的爸爸時（實際上這時他已脫黨，河南省的黨組織認爲他在黨外更便於爲黨工作），黨組織命人給他通風報信，讓他隻身一人在黑暗的紅薯窖中躲藏數日落下的頑疾。但我也知道爸爸雖然１９２４年就加入了共產黨，但後來脫黨，之後爲了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又與國民黨發生了聯繫……總之爸爸的歷史複雜，因此我的出身算“殺關管“人員，當然比黑五類還壞。爸爸從監獄出來後，派出所的警察經常光顧我家，他們看我爸爸的眼神和說話的語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從小見了警察就害怕。
１９６０年我家的生活實在太苦了，我肚子老餓，爸爸到周圍農田撿些挖剩下的紅薯尾子和菜葉什麼的給我們喫。媽媽總和爸爸爭吵，但我愛爸爸，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不覺得爸爸是壞人。他就把我當作知己，經常拉着我的手說“二幾年”在家鄉安徽省金寨縣的什麼山頭開了什麼會；“三幾年”在河南南陽搞鄉村教育，那裏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全中國都很有名；“四幾年”通過當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的同鄉救了共產黨的誰誰，如今他們在哪兒當書記、省長。我哥哥聽了經常反駁爸爸，但我從不回嘴，因爲我不懂得那些事，只知道爸爸說了也改變不了他的身份，改變不了我們家的境況。
就在１９６０年的國慶節，爸爸有好幾天沒有回家，後來我聽媽媽說爸爸死了，是在旁邊的永定河裏發現的。媽媽說我太小不懂事，沒讓我到河邊去看爸爸最後一眼，晚上我想起爸爸就在被窩裏偷偷流淚……
◇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上初中時我很單純，糊里糊塗的，只是覺得功課好品行好，就是好學生，對出身好但學習不好爲人不好的人還看不上呢！我的二姐四哥五姐（我家是大排行）功課好，他們分別在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３年考上了北京大學，我三哥功課也特別好，還是學生會主席，１９６０年卻只上了北京師範學院。聽說雖然他考得很好，但那年特別講“階級路線”，他因此無緣進入北大。
１９６４年，我又考上女附中高中後，明顯感覺空氣變了。一開學學校就組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的學習，包括學習毛主席的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同時號召同學們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深挖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根源，要求人人都要寫材料，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及自己的認識等等。學校再三的啓發誘導，並指出這是關係到對黨是不是忠誠老實的問題，是不是決心跟黨走的問題。
那時我們才十五六歲，思想純潔又簡單，不知道怎麼說好，但是爲了響應號召——一定要做黨的“馴服工具”，黨叫幹啥就幹啥，所以就拼命地搜腸刮肚，給自己上綱上線。記得有好幾個同學說：自己有名利思想，只想好好學習將來當居里夫人。不關心政治，不關心集體，這樣走下去，勢必滑到資產階級的泥坑中，滑到革命的反面，就是反革命。
我記得當時團員紛紛找非團員談話，要求明確自己對家庭的認識。每到這時我都特別憂頭，但我也要表現進步的樣子，說我爸爸革命不堅定，一到緊要關頭就叛變革命，自絕於黨和人民，是可恥的叛徒。其實我根本不清楚我爸爸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我不這樣，就是對家庭沒有認識，就是和家庭劃不清界限，就總也過不了關。
那時人們在填表格或寫材料時都極其忠誠老實，自認爲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都點滴不漏，唯恐涉嫌隱瞞歷史，欺騙組織。我也明白，我再怎麼說也不可能入團。我思想彙報寫的少，靠攏團組織不積極，我還在暴露思想時說：自己覺得不入黨不入團一樣幹革命，魯迅也沒入黨入團，毛主席不是一樣稱讚他是文化革命的主將！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在林彪的鼓吹和軍隊帶動下，全國迅速掀起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熱潮，對毛主席的崇拜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可是我剛剛看了蕭三寫的《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書中寫道：毛澤東的文科好，作文好，但數學不好。我就想，毛主席也不像宣傳的那樣神，也不是什麼都好，數學就不好，我還有點“顯擺“自己看書多似的跟班裏同學說了。實際上，此時同學之間的界限已經很明顯了，劃分的標準就是家庭出身。
記得好幾次下午下課後，教室裏立刻少了一部分人，一觀察，走的都是幹部子弟。聽說學校專門給她們開會，開展“誓做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教育。出身好但有明顯缺點一直沒有入團的同學也相繼入團了，她們在班裏的表現逐漸張揚起來，地位也在無形中上升，班裏傳出的輿論是說她們的階級感情如何如何深。出身不好的同學，壓力越來越大，這些人明顯地都夾着尾巴，小心翼翼地過着日子，覺得越來越不被信任，越來越被邊緣化。我清楚自己，入團無望，不過，我有點不識時務，心中的不快也越積越厚，有時跟團員“交心”時還說：“不是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嘛，爲什麼我們就選擇不了？”
估計就是這些向組織暴露的“活思想”，文革中給我帶來了大麻煩。
◇ 我們班的奪權鬥爭
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剛從北師大畢業的王本中老師開始教我們班數學，生動活潑的教學，總能引發我們的興趣和思考。教我們語文的劉超塵老師、教幾何的儲瑞年老師，個個都是教學有方的年輕才俊，我們有幸於這樣的“強強聯手“，１９６４年中考時我們班有２４人又考上了師大女附中高中，別的班考上本校的不超過１０人。很可能是因爲這樣的佳績，王本中老師繼續擔任我們高一、高二的班主任，爲此我和一些同學特別慶幸自己上了好學校，又遇到了好老師。
這時，文化大革命這一名詞開始出現在報紙上，各種“批判”也開始了，班裏同學和老師的關係也在悄悄發生着變化。
１９６５年下半年，我所在的高二年級有四個班，那三個班的班主任和學生班長都是好出身，老師出身貧下中農，學生班長都是幹部子弟，只有我們高二２班班主任和學生班長不是這樣。當時農村開展的四清運動波及城市以及學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使階級鬥爭的弦拉得更緊了。記得我們班的幹部子弟在學期中間醞釀改選班委會。她們說當時擔任班長的學生“家庭出身不好”，不應該當班長。她們還說，讓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當班長，是班主任錯誤的階級路線造成的，因此她們要求進行班幹部改選。
我們班主任的想法是，擔任班長的學生雖然不是幹部子弟，但也不是什麼“黑五類”，她父親就是個開了小鐵匠鋪的小業主，況且她的哥哥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現在也是革命幹部，她家算不上什麼“壞出身”，班上的學生幹部大部分已經是幹部子弟了，有一兩個不是也是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我們班主任老師還專門去請示了學校教導主任。主任說，還是再做做要求改選那些學生的工作吧，就是真的要改選班幹部，也要按照學校的規定在每學期的開始進行，學期中間沒有特殊情況怎麼能改選呢？——他們都沒有同意改選班長的要求。
班裏爲此開了會，幹部子弟質問班主任爲什麼“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當學生幹部。班主任說他努力執行了黨的階級路線。階級路線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當前班裏的學生幹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現好，所以都符合黨的階級路線。那些反對他的人說這是“物以類聚，人以羣分”，班主任老師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因爲老師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我還記得老師那時在我們班做檢討，說在哪兒摔倒了，就要在哪兒爬起來。我當時不大明白，老師怎麼就叫“摔倒了”？他那麼鑽研業務，書教得那麼好，成績是明擺着的，大多數同學都歡迎他教我們，爲什麼“紅五類“非要換掉他？再說了，我們下鄉勞動時他還奮不顧身擋住塌下的土方救同學呢，因爲出身不好就要遭受這樣嚴重的懲罰！那出身不好的人今後還怎麼活？我雖這麼想，但也不敢說，我自已出身不是也不好嗎？說出來，不是公然對抗“紅五類”嗎！這個緊箍我是時時戴着呢！
◇ 我們班的大字報
在這種緊張的關係中，文革開始了。隨着社會上的動盪，女附中的課也上不下去了。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高三年級的劉進、宋彬彬、馬德秀貼出了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接着，各種批判校領導和老師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一會兒說卞仲耘校長是假黨員，參與前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一會兒說胡志濤校長迫害幹部子弟——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就差兩分女附中硬是不收，一會兒還勒令特級教師、人大代表王明夏老師交出非法所得（就是工資）。“紅五類”們耀武揚威、精神抖擻，像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自然沒有革命的權力，我既不敢往前湊，又不敢往後撤，每天膽戰心驚、不知所措。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中午，我們班的幹部子弟突然在黑板上貼出了這樣的大字報：
這兩天，咱們班空前一致，沒有矛盾是不符合辯證法的，這完全是假象。反革命黑幫的大紅人×××及其爪牙×××，自己承認是反革命的×××，一貫陰險、兩面三刀的投機分子×××、×××，一貫仇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階級異巳分子羅治；一貫欺騙組織、處心積慮的撈政治資本的投機分子×××，一貫與組織對抗對黨不滿的小市儈××，一肚子壞水的極端利巳主義者×××，一貫仇恨革命幹部及其子弟笑裏藏刀的陰險分子×××、×××、×××等人紛紛出頭露面，上竄下跳，企圖渾水摸魚，鑽進革命左派的隊伍。警告你們，渾水摸魚是不行的，誰個真革命，誰個假革命，誰個反革命，我們心裏一清二楚！堅決橫掃一切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牛鬼蛇神！！！
毛主席的共青團員６６·６·１８
隨着用報紙抄成的大字報一張張地貼出，我的心在一點點收縮，腦子完全空白了，時間好像凝固了一般。想必同學們最初看到時也都傻了。我班孫行玲同學在她的博客中回憶大字報剛貼出的這一時刻：“我當時不在場，因爲我家離學校特別近，所以全班只有我中午能夠回家喫飯。那天飯後我一推開教室門，就見大家的目光齊刷刷地向我射過來。我不知道爲什麼今天午休同學們都老老實實坐在位子上，爲什麼這麼安靜，爲什麼表情怪異？我注意到並不是所有的同學都坐在位子上，前邊還站着幾位，一臉嚴肅，這時我更覺得氣氛異常緊張。不等我坐下，就有人以命令的口氣說，你對這張大字報什麼看法？我這才發現黑板上貼了滿滿的大字報，我看了內容，只覺得腦袋‘轟’的一聲，心臟一下抽緊了，哪裏還會思考。但在追問下又不能不說，我下意識地回答：‘我不覺得她們是反革命……’說完我立刻感到後悔。因爲我馬上遭到了猛烈的反擊，有人說我是自己跳出來的小右派，把我嚇哭了，心想別人不發言，我幹嗎讓說就說，自找倒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個出身不好的同學第一個站起來反駁我，說出身決定思想與立場，你同情她們說明你的思想和她們一樣，你爸爸是右派，所以你當然也會同情反革命。而說這話的人自已出身資本家，我當時氣得想反問‘你哪？’但在大家七嘴八舌地反駁、批判下沒有我再說話的機會了。過後我們班領導小組在同學中劃定‘左中右’，我是‘中右’，這還是經過激烈爭論，考慮到我一貫表現和當時直話直說了。而那位是‘中’讓我心中頗爲不平，不就是批我有功嗎？打擊別人保全自己。現在我可以原諒她，人在恐懼時自保也是下意識。也或我把她想壞了，可能人家就是響應革命號召，積極要求進步。”〔摘自孫行玲新浪博客《我們班的大字報》（２０１１·９·２７）。〕
文革後同班同學聚會，大家不約而同地談起這張大字報，當年被點名的同學訴說着那時的不解、驚恐、壓力、憤想，我沒想到幾個未被點名的非紅五類同學說自己更是害怕，擔憂，不知道下一刻是否就會點到自己頭上，不知道自己又會是什麼罪名。在大字報中我很“榮幸”地成爲“一貫仇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階級異已分子”，當時的壓力可想而知。大字報點了班裏１２個同學的名字，全班共有４３名同學，近３０％的人被認定是“壞人、反革命”。
當時，我們這些被點名的學生沒人理睬，我們彼此也不敢說話。我整天低着頭學毛選看報紙，或抄寫領導人和工作組的講話，所以今天留下了那本有文革記憶的“羅治筆記”。宿舍裏幾個同屋的同學都是幹部子弟，我一回到宿舍就更抬不起頭了，害怕、恐懼、壓抑、不服等各種情緒糾結在心裏。終於，６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住的宿舍門口貼上了一張大紙條，上面赫然寫着：“資產階級狗崽子不許進！”我的被褥被扔到樓道里，顯然這是把我“驅逐出境”了。我真想衝進去質問她們“憑什麼”！但轉念一想，我這樣不是雞蛋碰石頭嗎？乾脆將計就計，我不回宿舍了，反正學校也亂了。這樣，我反而解脫了。自此以後，我就整天到北大、北師大看大字報，找大學生請教。我在外面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反革命，大學生們也沒認爲我是階級異己分子，覺得這個中學生還挺會動腦筋想問題，我感到了精神的解放。
◇ 選準打擊目標
我們班一個被大字報點名的同學壓力很大，她原來是個出色的好學生、好乾部，現在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反差太大，她特別受不了！據她２００８年跟我說，６月１８日貼大字報當晚，我們班的幹部子弟又把她帶到學校禮堂去批鬥到深夜，此後她連續七天七夜沒有回家，白天打掃廁所，接受問詢批鬥，晚上和衣睡在禮堂的長條木凳上。班裏其他同學最近還告訴我，這位同學後來回家時又帶着紅五類同學抄了自己的家；爲了表示對毛主席的忠心，又怕紅五類說自己沒有資格戴毛主席像章，就把老人家的像章別在自己胸前的肉上……當她和我說起文革時撕心裂肺的樣子，我至今難忘。其實她的出身就是小業主，她在大字報上的全部“罪名”僅僅就是“校領導的大紅人”，但學習好、威信高、音體美俱佳，又是班長，幹部子弟可能有嫉妒的成分，更多的是認爲班裏大權旁落，“氣不忿兒”了。以後她每聽到誰買了房子成爲“業主＂，就感到渾身不自在，發自內心的厭惡“業主”這個詞。
後來我和這位同學結合鄧榕（原師大女附中高一１班學生）１９６７年４月５日給她爸爸貼在學校的大字報“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中所寫的內容，試圖分析我們班紅五類爲什麼要點這１２個人的名。鄧榕在大字報中寫道：“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羣衆，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指少先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麼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
我們分析，師大女附中的文革是在鄧小平的親自指揮下進行的，全校各班都貫徹了鄧小平對學生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的指示。
我們班的大字報就相當於我們班的黑名單，爲什麼點這１２個人？一是受反動“血統論”的毒害，這些人家庭出身基本是黑五類或灰五類（即父母沒有什麼歷史問題的一般職員等）；二是有幾個人就是班裏的“右派”，有言論，比如我；或者還有幾個人對待幹部子弟不那麼“巴結”，被認爲是仇恨幹部子弟；三是其中還有幾個共青團員或團小組長。剛開始我還不大明白爲什麼點這幾個人，她們其實是班裏的好學生，爲什麼和我們這幾個“另類”搞到了一起？後來經點撥才明白，她們錯就錯在不是紅五類出身，還入了團或當上了團小組長，這不就意味着你不僅鑽進了革命隊伍，居然還掌點小權，這不正說明班裏紅五類還沒都當上幹部嗎！大權旁落了呢！所以必須把這幾人搞臭，然後奪權讓你下臺。聯想到１９６５年我們班就是班長不是紅五類就要罷免班主任和改選班長，可見紅五類要接革命的班就要奪權掌權的教育，是多麼深入人心！
◇ 後話
經過了這樣一番“鬥爭歷練”，在上山下鄉的過程中，我沒和同學們一起去山西、陝西，也沒到內蒙、雲南，而是在學校和家屬委員會的一再催促下，於１９６９年３月，獨自一人回到了我的老家——安徽省金寨縣插隊，媽媽和哥哥姐姐們覺得那裏是老革命根據地，父親曾參與了她的創建，也許鄉親們不會覺得我是“狗患子”而排斥我。
文革結束後，父親所謂的歷史問題終於得到了徹底的平反。
回想我在師大女附中的八年生活，我的感情是複雜的，好的是我非常感謝母校，感謝老師，女附中真是不同尋常，女附中的老師，女附中的同學真的也與衆不同，我在這裏開闊了眼界，養成了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習慣。
我剛一入學時，學校尚無歧視我們姐妹的意思，只是後來的形勢變化，階級越來越分明，壓力越來越增大。但是這個賬應該算在誰的頭上呢？我不會算在我的老師們身上，他們受的害比我大得多，我們誰不是受害者呢？就是我的同學，包括鬥過我的同學，其實她們也是受害者，我們班好幾位紅五類同學的父母在文革中甚至文革前就遭到了嚴重的迫害，她們自己在１９６６年後也有居無定所的時候。我如今和她們的關係一般，不親也不近，其中有幾個整人的同學在１９６７年軍訓時曾給我道過歉。沒有道歉的同學，我也不會去追究。
良心發現和人性迴歸首先是對自己的精神解脫和昇華。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向誰討債，不是追究誰是誰非，而是直面歷史的獨立思考，是全民參與的真誠反思。人一輩子最重要的不是知曉標準答案，而是在於尋找和實現標準答案的過程。當你擁有了獨立的思想、正義和良知，你就可以在複雜的環境中保持起碼的獨立和尊嚴，維護人性和道德底線。
□ 來源：《北京盛夏一日——１９６６年“八五”事件：回憶思考與爭論（一）》，王本中、啓之主編，美國華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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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煙】
“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選載之七）
·範達人·
（上接zk２４０７a）
◇ 鐵窗風光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夜色已降臨，我在公安人員押解下，走出首都體育館，上了一輛囚車，坐到長凳上。此時，車內已有一人等着我，他就是我的專案組長。由於好奇心驅使，我抬頭向車窗外張望，公安人員厲聲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車內地上。約半小時後，囚車在一座舊式建築物前停了下來。大門傳達室值班人員首先收繳了我的手錶、鑰匙、人民幣和糧票等隨身物品，然後，由一名牢卒領着我往裏走。他打開一扇又一扇鐵門，陰氣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後來進入一個過道，牢卒令我站住等候，他去詢問值班人員，究竟將我關在哪個號子。此時，一名剃着光頭的犯人把我招呼到他的小號子前，我問他，這是什麼地方。“半步橋監獄，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他低聲地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聲，弄清了自己現在到了何處。這兒對我並不陌生，五十年代，我上大學時，學校曾組織我們來此參觀過，但是，怎麼也沒有料到二十多年後，我自己竟會在此充當階下囚。半步橋監獄位於北京城西南方位，與陶然亭公園相距不遠。這是一座K字形狀的建築，人們稱它爲“K字樓”。據說按國際上有關規定，戰爭期間，交戰雙方均不得轟炸對方符號形的建築物。
過了一會兒，牢卒又帶我往裏走，一直向前，然後帶進一間小牢房。這個小號子約有九平方米。由木板釘成的大統鋪幾乎佔去五平方米，其餘的地方，放着一張小木桌和一個上面覆蓋着一塊骯髒白布的馬桶。牢窗既小又高，牢門中央有個監視小孔，牢門上方懸着一盞明燈，牢卒可以不時地窺視牢房內的動靜。
由於我從首都體育館批鬥會場直接被押解而來，隨身僅穿了一套棉衣褲，既無洗漱用具，更沒有被褥鋪蓋。大約晚八時左右，牢門打開了，牢卒給我扔進來兩牀棉被，白被裏，黑被面，全新，從未用過。不過，黑被面上印着兩個醒目的白字：囚被，特別刺眼，使人不寒而慄。難道我真的成了囚嗎？同號的兩個犯人與我的心清截然不同，他們一看見新被，立刻驚呼：“這是兩牀新被，一鋪－蓋，真好！”這一夜，我雖然鋪蓋着新被，但是轉輾反側，徹夜未眠。門口那盞燈光一直照射着我的雙眼。按獄規，犯人睡覺時，頭要靠近門，這樣便於牢卒監視。當燈光直射雙眼時，即便躺在舒適的臥榻上也難以入睡，何況如今我又是入獄後的第一夜。此刻，我左右兩側的犯人均已進入夢鄉，他們大概早已習以爲常。次日傍晚，監獄隊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原來是專案組倒挺關心我的，把我的衣服、被褥、洗漱用具等一併送來了。我把這些東西拿回牢房，然後把兩條囚被還給了獄方。我不再蓋那條隨時提醒我身份和處境、深深刺痛我的囚被，心裏稍稍好受些，第二夜，才迷迷糊糊地進入了夢鄉。
囚犯平時在小號子裏解手，每日僅早晚兩次放茅，而且每間牢房只准停留五分鐘，時間一到，鈴聲響起，犯人就得立即返回牢房。可是，要在五分鐘內解完大便確非易事，如果未能辦完這椿“公務”，那麼就要回到小號子裏完成。小小牢房裏，本已空氣污濁，若再有人“辦公”，散發濃烈臭味，則會招來同牢犯人的譴責，使自己處於一種狼狽境地。因此，幾乎每個犯人都學會了在五分鐘內迅速解完大便的特技，大便前先運好氣，一到廁所，便能立即順利地了事。可是，這項技能並非一日之功。
按理，監獄應每天給犯人放一次風，使他們能在空場上轉轉，吸收一點新鮮空氣，活動一下筋骨，以確保犯人的健康。可是，我在半步橋拘留所呆了一年零十九天，放風的次數，累計起來不到十次。有時一連數月不放風，根本無視犯人死活。所以，一旦有放風的機會，犯人們均視爲恩典，興高采烈，爭先恐後擁向風場。風場四周高牆林立，中間有塊空地。這裏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爲犯人們可以得到外界很不稀罕、而獄中最爲缺少的兩件無價之寶——新鮮空氣和陽光。放風，一般只有二十分鐘，時間一到，犯人就得返回牢房。在牢房內，我有時能看到一些犯人在幹泥瓦活或搬運東西，儘管他們乾的是繁重體力勞動，但仍令我羨慕不已。因爲他們可以在溫暖的陽光中自由地呼吸，比起我們三個人擠在一個斗室中，整天直挺挺地端坐着，勝過百倍。
在我的小號子裏，有一套《毛澤東選集》和一份《人民日報》，這些是我唯一的精神食糧。每日我只能在上午九點至十點這段時間內讀報和看《毛選》因爲，只有此時我才能藉助牢房窗口透進來的光線，看清報上的小字，其餘時間光度不夠，無法閱讀。我就靠每天這一小時，從報上的字裏行間，瞭解社會上的動向。一次，我看到《人民日報》摘要轉載了《歷史研究》一篇文章，十分氣憤。它歪曲事實，無端攻擊一位老教授的史學論文旨在爲篡黨奪權效勞。他的文風與革命大批判的文章如出一轍，可見這位作者也是“文革”文風的受害者。
初進監獄那晚，正當我與左右兩個犯人默默地呆坐着時，從門窗口塞進來兩個窩窩頭和幾片鹹菜，這就是我的晚餐。如何喫得下去呢？此刻，即使擺在面前的是山珍海味，恐怕也難以下嚥，更何況是典型的牢飯呢。我一向注重營養，關心健康，即使在隔離審查期間，也一直選買最好、最可口的飯菜，從不喫窩窩頭、鹹菜之類的食品。次日晨，牢卒給我送來了早餐：一個饅頭、一碗稀飯和一個鴨蛋，這與同牢兩人的窩窩頭、鹹菜大不相同。據說，專案組考慮到我的飯量大，喫得多，爲照顧我，改爲病號飯，每月十八元的標準。所謂病號飯，即主食爲米飯、饅頭，副食中有一點肉。偶而也喫點窩窩頭，這可能與專案組爲了施壓，迫我交代問題有關。病號飯算是我享受的一項特殊待遇。此外，獄戶給我一隻熱水瓶，平時就可喝到開水，用點熱水，而其他犯人是沒有專用熱水瓶的。再有，獄方未給我剃光頭，仍然允許保留原先的髮型。這些就是我享受的特殊待遇。監獄隊長常以此來論證我與犯人不同，屬“監護審查”，還算內部矛盾，尚未上升到“敵我矛盾”。然而，事實是我這個還算內部矛盾的監護審查對象卻與殺人犯、貪污犯、強姦犯、流氓等刑事犯罪分子同榻而臥，與他們一起坐牢，喪失一切自由。尤爲令人氣憤的是他們爲我拍攝了囚照。一天，監獄隊長把我叫到一間空房內，在我的脖頸上掛了個寫有範達人三個字的牌子，拍下了一張囚照，作爲在此關押的憑證。滑稽可笑的是，此時我還保留着公職和中共黨籍，每月妻子到北京大學代我領取工資和交納黨費。這種奇怪的邏輯，實在令人費解。
在我的小號子裏，已有兩名犯人關着，其中一人名叫王振華，六十多歲，房山縣農民。他是一個會道門頭子。“文革”期間，村裏兩派發生爭鬥，便拿他來開刀，誣爲幕後挑動者，稀裏糊塗地把他關進了監獄。實際上，老頭與兩派鬥爭亳無關係，他的會道門問題也早已作過結論，後來一直奉公守法。他氣功修練達到較高水平，有時給我指點傳授，我常向他請教，得益良多。老漢在押已兩年有餘，學會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但每當談起兒子和兒媳杳無音訊時，他便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過了些日子，我們的小號子裏又來了一名犯人。他是個重罪犯，戴着腳鐐手銬，一舉一動發出刺耳的響聲，陡然增加了我們這間牢房的恐怖氣氛。我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按照獄規，犯人之間相互是不能詢問案情的，但這種規定形同虛設，很難想像，三個犯人同在一間窄小牢房內，整天呆坐在一起，互相不交談幾句。他說，原是個木匠，與人發生口角，進而上升爲惡鬥，一氣之下，舉起斧頭將對方砍死。這就是說，他是一個殺人犯。後來還聽說，他將死者衣袋內的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所以，人們說此號是謀財害命的殺人犯。我與這個殺人犯同睡一牢鋪約一個月。後來，我們牢房內又來了一個新犯人。這人年紀很輕，“文革”初期是一名中學生，紅衛兵。其父曾留學蘇聯，其母是俄國人，他具有混血兒的特徵，雖然身材不高，但卻長着深凹的眼窩和高挺的鼻樑。他洋洋得意地向我講述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爲，一言以蔽之：他打、砸、搶、奸、殺，無惡不作。這位“小將”在此關押一個月後也走了，據說去服刑了。
之後，又進來一個流氓頭子。此人曾在馬戲團工作過，會點武功拳術。他甚至向我炫耀在與人格鬥中，如何挖出對方的眼珠。最後進入我這間牢房的是一個貪污犯。其父是北京某郊區縣的副縣長，本人是做經濟工作的，主要罪行是受賄。據說，北京有名飯館的美味佳餚，他都品嚐過。說起五花八門的菜譜時，他猶如一個具有多年經驗的烹飪大師。
以上幾名，都是我的同號“獄友”。從這裏，人們不難看出，我的“監護審查”究竟意味着什麼？
後來，我發現在這個監獄裏還關押着北大其他一些人。原北大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孫蓬一就在我的隔壁，我聽到了他與同牢犯人吵架的聲音。星期日，犯人可以洗衣服，洗完之後，一個個牢房按順序拿出去晾曬。－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間北京大學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聶元梓。此時的她頭髮花白，行動遲緩，昔日“光采”蕩然無存。我從牢房的小孔中，還看見過北京市中學紅衛兵的頭頭李冬民，小夥子剃光了頭，時不時與牢卒爭吵。看到獄中有這麼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喪情緒稍稍減緩，我的心情也逐漸平靜下來。
在獄期間，我還參加過幾次“寬嚴大會”。我們當然不能去現場，而是在各自的牢房內收聽實況轉播。這種大會對一些所謂表現好的犯人減刑或提前釋放；對一些越獄犯人則加重判刑。每次“寬嚴大會”前，牢卒先訓話：“你們坐好了，好好聽！”我們就向挺挺地端坐坑沿上，洗耳恭聽“寬嚴大會”的宣判。
一九七七年底，爲什麼決定對我從嚴處理，實行“監護審查”呢？爲什麼要拿我開刀呢？對這個問題，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出獄後，我才慢慢地瞭解到事清的原委。原來是審查“梁效”一年多，未找到真正過硬的反對周總理、反對華國鋒的材料，缺乏足夠的證據爲“梁效”定案定罪。這時，上面傳下話來：北大的問題沒揭開，主要是“梁效”的問題沒揭開。清查者認爲，關鍵是我們這些“梁效”骨幹分子沒有如實交代陰謀詭計，因此決定拿我開刀，打破缺口，進一步揭開“梁效”的蓋子。在清查者看來，我是一個關鍵人物，起草過不少文章。在我參與起草的三十四篇文章中，後被定爲“擾亂全國”的文章就有多篇。但是，在我的交代中，始終沒有令他們滿意的內容，因此，他們便決定對我採取嚴厲措施。據說，當時清查者曾警告“梁效”成員：“你們要以範達人爲鑑，考慮考慮，交代不交代問題。”
我入獄後，他們便集中火力對我進行猛攻。專案組人員幾次三番到監獄來，對我軟硬兼施，威逼詐誘，無所不用其極，迫我承認反對周總理，反對華國鋒。有一次，他們將我拉到公安局的審訊大廳裏，我的專案組長等人坐在審判席上，令我坐在犯人的受審席上，搞模擬審判的把戲，製造恐怖氣氛，迫我交代。他們還威脅說：“如果你不交代，還要對你採取其他措施。”據我瞭解，所謂其他措施，無非就是上銬。銬分前銬、背銬、弓銬、腳銬等等，無論哪一種銬，都使人無法睡眠，難以進食，痛苦不堪。
聽說在我進牢房前幾小時，臨時從其他號子裏調來兩個犯人，要他們對我加以監視，以防自殺。進入監獄後，我雖然心灰意冷，但尚無輕生念頭。其實，在獄中要自盡亦非易事，因爲一切利器早已收繳。晚上睡覺前，連犯人戴的近視眼鏡和老花鏡均要放在牢房門外，以防犯人用玻璃碎片切割血管自尋短見。
我經常默誦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亞因徒〉：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也不要哭泣！
在陰鬱的日子裏，
須要的是鎮靜：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必將來臨。
心兒永遠嚮往着未來，
而現在卻當是憂鬱：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將過去。
而過去了的，
將會成爲親切的懷戀。
這一滿懷深情、富蘊哲理的詩篇，給了我力量、信心和希望。
在獄中每當夜深人靜時，我常常想到親人。患難與共的妻子由於我的問題，再次受到株連，使我深爲內疚。每當回憶起與兒子範軍的一段對話，更使我悲從心來。那時，他剛從南方姨母家返回北京，關切地問道：“爸爸，你什麼時候再回來？”我說：“下一階段可能要隔離審查，恐怕回不來了。”他緊接着又問：“九月十一日是我的生日，你能不能回來？”“不知道。”我雖然這麼說，但心裏仍抱希望，總想盡量滿足孩子這一小小的要求。結果，事與願違，我失去了一切自由。更慘的是，在坐牢期間，我的妻子每月要到北大領取工資和繳納黨費，由於家居建國門外，與北大相距很遠，擠車往返一趟，需要三、四小時之久。一次，她回家較晚，我的兒子就在陽臺上遙望着遠方，等候媽媽歸來。那天很冷，他一連數小時在室外受寒，引發了哮喘，病了一場。
在押期間，我與親屬、與外界失去任何聯繫。我的妻子曾問專案人員：“他在哪裏？我們要去看看他。”得到的是冷漠無情的回答：“暫時不能看。”這一“暫時”竟是一年零十九天。
一年多的鐵窗生涯，是我一生中一段難忘的經歷，它使我清醒，使我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真可謂受益匪淺。
◇ 走出大牆
約一九七八年秋，我發現《人民日報》不斷強調要團結大多數，要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專案組人員也不再來逼供。與此同時，經常與我談話的監獄隊長說話口氣，也比以往友善些。鑑於上述跡象，我隱隱約約地預感到還有出獄的可能。當時，我首先想到的是，萬一有一天放我出去，我那些東西怎麼拿呢？於是，我將自己一條軍綠色棉毯縫成一個長長的口袋，足以裝進我的全部家當。事後回想起來也覺得好笑，怎麼首先想到的竟是這樣一個無足輕重而又非常實際的問題呢。
一九七九年－月十七日下午，監獄隊長突然告訴我：“你把東西收拾好。”我趕緊把所有的東西：衣服、被褥、臉盆、洗漱用具和紙筆等一併裝進我那隻自制的長口袋內，扛着這個約有兩米長的怪袋，走進隊長辦公室。這時，我的那位專案組長和北大保衛處一名幹部已在那裏等着。他們見到我，一言不發，領着我穿過一道道鐵門往外走。此刻，我立即意識到可能出獄。一直走到半步橋監獄門口，值班人員退還入獄時扣留的東西后，我的專案組長才客氣地表示：“我幫你一起扛吧！”“不用，不用，我一個人扛就行。”我婉謝了他。我們繼續往前走，突然，看到不遠處停着一輛吉普車，我的夫人顧懋萱就站在車旁。此刻，我已確定無疑，將要告別這座K字樓，走出大牆。隨後，我們幾人一起上了這輛車。在車上，我和懋萱默默地坐着，雖然我們斷絕音訊已一年多，雙方均有千言萬語急待傾訴，但是，此時不知從何說起，且也不便說，因爲專案組人員仍在嚴密監視着。
途中，說起我是先回校還是先回家的問題，雙方意見不一。我們想先回家，可是，專案人員堅持要我先回系裏，我只得從命。到了歷史系，黨總支一位副書記要我談談認識。由於能走出人間地獄、重見天日、見到親人、回到北大，我心情異常激動，不禁失聲痛哭。專案組起初還要我住校，接受監督勞動，繼續交代問題，後經商量，同意我回家住。一年多的囚禁，使我體虛力乏。我氣喘吁吁地與妻子一起將那個怪袋從車站抬到家裏。軍兒在家等候已久。一年多不見，他長高了不少，童音不再，已是一名中學生了。一家人重又團聚。此時，我暫時把一切煩惱拋到了九霄雲外。那一夜，我們徹夜未眠，盡情暢談。
事後方知，我這次之所以能出獄，與當時形勢有關。粉碎“四人幫”後，出任黨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一次在講話中強調：我們與“四人幫”的鬥爭還是一次路線鬥爭，要接受歷史上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我們要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打擊個別人。他特別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孤立打擊的個別人，就是修正主義頭子。胡耀邦以與張國燾的鬥爭爲例，他說，最後我們就孤立張國燾一個人，把他身邊的警衛員都爭取過來了。一九七八年底，胡耀邦又提出“不要把那些人都關起來”。他還以原遼寧省委書記李某某爲例說“可以把他放出來”。由於胡耀邦主張以黨內路線鬥爭來處理我們這些人的問題，又提出了一個像李某某那樣的人物都可以放的具體方案，因此，北京市委、北大才放我出了獄。胡耀邦同志的寬闊胸懷和過人膽略，令人敬佩。現在，江西省共青城胡耀邦陵墓前致哀的人和鮮花終年絡繹不絕，那麼多人深深地懷念他，決非偶然。我不禁想起發生在六十年代的一段往事。當時，一批以胡耀邦長子爲首的歷史系學生祕密串聯起來，準備離開北大，走向農村。他們表示要走賀龍、卡斯特羅的革命道路，不願步翦伯讚的後塵，固守校園。他們這些思想和行動，不是偶然的，是爲了響應黨中央關於反修防修、與工農兵相結合的號召而產生的。我當時認爲他們的願望是革命的，但串聯起來立即開赴農村，似不合適，故未支持。此事漸漸鬧大。胡耀邦長子給其父寫了一封洋洋萬言的長信，論證自己到農村改造鍛練的必要性。胡耀邦看信後，邀請北大歷史系黨總支書記徐華民、副系主任許師謙和時任團總支書記的我到他家中商談此事，徵求我們的意見。我按上述想法表了態，認爲他們應在大學畢業後再到農村鍛練。胡耀邦支持我們的意見並講了很長一席話，他說，人生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間接知識爲主，社會實踐爲輔；第二階段是社會實踐爲主，學習間接知識爲輔。如果他主觀主義，不聽別人意見，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胡要我們對其子好好進行教育。回校後，我們就遵囑找這批學生一一談話，傳達胡耀邦談話的精神，勸告他們安心學習，不要貿然下鄉。此事就這樣暫時平息下來。“文革”一開始，舊事重提，竟成爲我壓制學生革命要求的罪狀。
出獄後，我在家過了一個星期日，次日一早又返回北大歷史系。起初，專案組還要我一邊交代問題，一邊參加勞動。幸虧，歷史系黨總支負責人比較注意政策，沒有執行對我含有懲罰性的措施，未讓我幹打掃廁所之類的勞動。黨總支還通知我，回原單位世界史研究室參加活動，並允許回家住。
當時，上面對“梁效”成員有“三不”規定，即一不能講課；二不能寫文章；三不能出頭露面。我的天啊！作爲大學老師，在這三條禁令之下，還能做些什麼呢？看來，唯一可做的，就是整理資料。先我回到系裏的三位“梁效”成員週一良教授、田餘慶先生和何芳川已在做資料工作。如田在整理地震史資料。我做什麼呢？研究室讓我做《沙皇俄國擴張史》一書的人名、地名中、外文對照表。
對於“三不”規定，實際上我並未嚴格遵守。我想既然放我出獄，回到系裏，我就要工作，不能喫乾飯。首先，我找到本研究室的一位同事，商量合作撰寫《俄國的農民戰爭與皇權主義》一文。文章寫好後，我們首先請教週一良教授，周先生說文章把“皇權”這個問題講清楚了。後來，我們又請中國史專家過目。他說關於俄國農民戰爭中的皇權主義問題是我們過去一直想弄清楚的問題，這篇文章在這一點上講得還是不錯的。然後，我們又徵求了幾位同事的意見，最後，便將文稿送到《北京大學學報》。當時北大學報的主編是蘇志中。他看後認爲文章寫得不錯，決定要用，不久就着手發稿。清樣印出後，北大一些人有所議論，有些教員流露出不滿情緒，他們說學報怎麼又要登範達人的文章。爲此，《北京大學學報》便與我們商量可否用筆名，我當即表示同意，旋即與合作者商定，他用“良俊”，我用筆名“紹雲”。後來，這一筆名一直延用至今。出獄後，我的第一篇文章，確切地說半篇文章，就這樣刊登在《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零年第二期上。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我的同事、世界現代史教研室的徐天新邀我給學生講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在“三不”禁令尚未明確解除的情況下，他敢於邀我講課，實在難得。我便給一九七七級學生上了三個課時，主要內容爲一九四八年捷克二月事件的性質、一九五一年斯蘭斯基案件和一九六八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上完課後，學生反應不錯。這是我在粉碎“四人幫”後，第一次重返講壇。後來，漸漸地我們可以講課，可以署真名發表文章，那“三不”禁令終於解除。我還給學生講過幾個俄國史專題，即“俄國農民戰爭”、“十二月黨人”、“沙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等。
由於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是科研，我便抓緊時間，撰寫學術論文。從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三年，每年《北京大學學報》均發表一篇我的學術論文。對此，又遭非議。北大文科教員近千人，而《學報》一年只出六期，每期版面有限，我的論文每年都見諸於《學報》，一些人發點牢騷，也不難理解。
……
從一九八零年起，我一心埋頭於學術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麼，“梁效”問題是否已經了結？否。一九八零年，當時的北大黨委書記王學珍代表北大黨委在歷史系全體教師大會上宣佈：“一、週一良、田餘慶、範達人、何芳川等同志參加‘梁效’工作是由組織派去的；二、他們在‘梁效’期間犯有錯誤，寫過錯誤文章，應以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待，進行解釋，他們個人是沒有責任的；三、週一良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田餘慶同志在學術上很有造詣，範達人與何芳川是中青年骨幹，希望他們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爲學校的教育、科研做出貢獻。”這三條的宣佈，對我來說不啻第二次解放。這裏顯示出當時的北大校、系兩級黨組織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較高的政策水平。
儘管北大黨委宣佈了上述三條，但是，“梁效”問題並未解決。對“梁效”成員最後如何處理，上面一直還在討論着，尚無定論。各種信息不斷傳來。據說，當時有一種處理方案，即遲羣、謝靜宜算“梁效”頭子，屬敵我矛盾。（遲後以反革命罪論處，被判十多年徒刑；謝被開除黨籍，發配北京郊區勞動，免予刑事起訴。）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三人算犯有嚴重錯誤；範達人、鍾哲民、楊克明、葉朗、湯一介等人屬一般錯誤；其餘成員，一律不予追究。
然而，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整黨決定稱要清查“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其中，“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是指什麼人呢？中央後來發下一份補充文件，說是指“文革”期間全國有名的寫作組中那些擾亂全國文章的炮製者。這樣，“梁效”成員重新又成爲清查重點，因爲，“梁效”寫的文章很多，影響極大。一九八五年開始整黨，“梁效”成員再度受審。幸運的是，我已於當年元月赴波蘭，也就免於捱整了。
事後得知，在國內的“梁效”成員再次作檢查，等待黨員重新登記。就在這時，上面忽然一道令下：“梁效”所有成員暫緩登記。迎頭一棒又把大家敲得暈頭轉向。原來，上面對“梁效”的清查結果不滿，認爲清查不徹底，要求重新審查。北大黨委雖強調審查已多年，問題基本查清。他們據理力爭，但依然無濟於事，只得按照上面的要求，重新組織人馬，再次審閱我們所寫的文章。據說，北大黨委在解釋中央補充文件中那句“擾亂全國文章的炮製者”時，堅持認爲那是指提供思想、授意寫作者，而執筆者僅僅是執行者，兩者有別。
查完之後，“梁效”問題升級，又拋出新的處理方案。對“梁效”成員的處分，改爲如下五個層次：
第一，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屬“三種人”，開除黨籍；
第二，範達人、鍾哲民犯有嚴重錯誤，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第三，葉朗、楊克明犯一般性錯誤，記錄在案；
第四，湯一介、胡經之等組長一級成員犯一般性錯誤；
第五，一般成員不予追究。
據說，在處理“梁效”問題的過程中，北大黨委有關領導與北京市委、中央審查小組有過幾番爭論。北大黨委力求實事求是，對“梁效”成員採取慎重、負責的態度，據實陳情，爲“梁效”成員申辯。北大黨委強調，“梁效”中有許多成員，在“文革”初期，是受打擊迫害的，他們後來成爲“梁效”成員是當時的組織派去的，他們中許多人是共產黨員，服從了組織的決定，事後均作了檢查，有的還受到一定程度的懲罰等等。北京大學黨委的一番話，可謂合情合理，但上面某些人爲維護自己的尊嚴，堅持既定方針，不肯實事求是地給“梁效”問題降調，硬性通過了上述五個層次的處理方案。
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中共北京大學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關於對範達人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全文如下：
範達人，男，一九三五年二月生，漢族，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國共產安，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學生，浙江省紹興人。一九五一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曾三次立過三等功。一九五五年到北京大學俄語系學習，後轉到北京俄語學院學習，一九五七年考入北大歷史系，一九六二年畢業，留系任團總支書記，一年後任教。“文化革命”初期被作爲“修正主義苗子”、“保皇派”受到揪鬥。
一九七三年十月經校黨委決定調“兩校大批判組”（“梁效”），任寫作小組長，臨時黨支部委員。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後集中學習、揭發、交待問題。一九七七年三月被隔離審查，同年十二月由市公安局監護審查。一九七九年一月解除監護後回曆史系工作。
經北京大學紀律檢查委員會於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討論：範達人同志在“梁效”工作期間的問題以嚴重錯誤予以結論，決定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我不同意上述處分決定，拒絕簽字，陳述了三點理由：第一，到“梁效”工作是服從黨委調動。在“梁效”寫文章並不知道“四人幫”的陰謀，以爲都是按毛主席、黨中央部署做的。我犯了錯誤，已作了檢查。組織上應考慮我當時所犯錯誤的特殊歷史條件，不應過多追究具體工作人員的責任；第二，由於“梁效”問題，我已受到三年的隔離審查、監護審查以至萬人大會的批鬥，懲罰之嚴厲已遠遠超過了我所犯錯誤的事實和性質；第三，粉碎“四人幫”十多年來，我的實際行動，可以證明我是擁護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對實踐證明已改正了錯誤的同志不應再給予處分。
◇ 爲何啓用我
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受到清查以後，不少人常常問起：“爲什麼啓用你？”對於這一點，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也許，回顧一下我的人生歷程，有助於弄清這個問題。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我生於上海市。祖籍是浙江紹興雙江溪。曾祖父範採晉中過文舉，在家鄉數十里方園內，很爲人仰慕，家門口兩根旗杆，就是因他中舉而豎起的。祖父範幼蘭是個秀才，清朝末年在京城做過小官吏。父親範亦笙原在紹興老家教書，後到上海政法大學讀書，擔任過寧波縣代縣長和某師參謀長等職。父親四十歲時病故，那時我才九歲。孤兒寡母相依爲命，靠父親留下的十二畝田和一些金器爲生。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金器已變賣一空，田只剩下十畝，已是一個破落地主家庭。
一九五一年一月，當時我在紹興中學讀初三上，年方十五週歲，積極響應政務院“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幹部學校，揮淚告別了我唯一的親人——母親。到部隊後，在三野衛生部系統學習和工作，一九五一年至五三年，由於學習、工作成績優異，表現突出，我三次榮立三等功，後因病，復員回鄉，時年一九五五。
經過三個月的刻苦備考，功夫不負有心人，同年八月我接到北京大學新生錄取通知書。到北大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後，要我學捷克語，只得從命。兩年後，由於捷克語人才過多，我便轉入北大歷史系學習。從此，我的命運與北大的風雲，緊密相連，時起時落，曲折坎坷。
“文革”一開始，我就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保皇派”遭到殘暴批鬥和長時間勞動懲罰。我之所以首當其衝地被揪出，原因之一，與我家庭出身有關。家庭出身好像一片陰雲，或隱或現地籠罩在我的頭上。記得我從部隊復員回紹興時，一位縣民政科長看了我的檔案，搖動了－下轉椅，自言自語地說：“哦，出身不好。”他沒有給我分配工作，令我回家等候。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時，我批評了一位黨總支幹部的過激言論，他不但不接受，卻反脣相譏道：“我是工人出身，範達人是地主家庭出身，他的修正主義思想比我嚴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反動官僚地主子弟是我的一大罪名。
一九六八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他們在制止武鬥、消除派性和推動革命大聯合後，開始了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其指導思想是北大“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這幅侮辱性對聯，原是歷史系一些紅衛兵在“文革”初期寫的。他們把它張貼在歷史系駐地三院門口，以攻擊歷史系的教師和幹部。後來此聯上報至最高統帥（指毛澤東——編按）處，獲得首肯，他把原文“池淺王八多”中的“淺”字改爲“深”。清隊中，歷史系又揪出了一大批。原系文革主任，由於有人指責他挑動羣衆鬥羣衆，要他站在會場前面，與牛鬼蛇神一起，接受批鬥。他難以承受這種屈辱，次日自殺身亡。一位副教授被誣爲反動小集團的成員，立即受到揪鬥。一名曾經擔任過三青團小幹部的講師，當成歷史反革命，列爲清查對象。系裏的“黑幫”和“反動權威”無疑均屬清理之列。我在這次清隊中，倖免於難，未受整肅。
此時，我便主動檢查，清理自己的思想。“文革”初期，我思想上頗爲牴觸，清隊以後，由起初的牴觸、委屈轉爲懷疑和否定自己。當時，我以爲毛澤東永遠正確，不會有錯，那麼自己就應該努力使思想和言行符合毛澤東的要求。一步步深挖下去，感到自己確有成名成家的思想，想當專家，想成學者，希望從事專業研究，不願做政治思想工作。而毛澤東強調政治是靈魂、是統帥，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走只專不紅的道路，不就是修正主義道路嗎？將我打成“修正主義苗子”並不冤枉，我還委屈什麼呢！接着，我又進一步分析錯誤思想產生的根源，心想它與自己的家庭出身、十七年的修正主義教育有關。過去自以爲雖出身官宦之家，但是，父親早逝，未受不良影響。可是，現在看來，事情並非如此。記得在少兒時期，父親就向我灌輸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四句詩，我背得滾瓜爛熟，潛移默化，對我日後人生觀的形成產生很大影響。我在全系大會上作“鬥私批修”檢查，誠懇地檢討自己靈魂深處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說到沉痛處，不禁流下了悔恨的眼淚。我的檢查稿，北大校廣播站用了四、五十分鐘，全文播放。
清隊告一段落後，北大人分兩路。大批師生到江西鄱陽湖畔“五七”幹校勞動，條件極其艱苦。一小部分人繼續留在北大，但不在校園內，而是到北京郊區進行教育改革的實踐。歷史系軍宣隊、工宣隊將我留了下來，參與教育改革的實踐。
我們先到房山縣霞雲嶺龍門臺大隊，這是北京的遠郊區，與河北省交界的山區。那裏山巒起伏，風景秀麗，空氣新鮮，我剛從城裏出來，又恰逢迴歸革命隊伍不久，因此，環顧四周，感到心曠神怡，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在農村期間，名義上我是歷史系政工組成員，但是，實際上，主要任務是行醫。這裏偏僻貧困，缺醫少藥。由於家學淵源，受外祖父和大姨母影響，我從小就對中醫中藥很感興趣，後在三野衛生部又學過一些醫藥知識與技能，加上“文革”期間，一度當逍遙派時，讀了不少醫藥典籍，學了一些醫術。凡此種種，均爲行醫準備了必要條件。當時，有關領導給了一個藥箱和不少中西藥品、醫療器械，要我當一名“赤腳醫生”。服務對象是北大歷史系師生和當地的貧、下中農兩部分。北大師生享受公費醫療，村裏的農民看病也免費。我不僅爲山村的老鄉治病，還免費理髮。我想既然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爲貧、下中農服務，那就應該完全徹底。因此，人們常見到身背兩個小箱的我，左邊一個紅十字藥箱，右邊一個理髮工具箱，足跡遍及整個山村。當時的範達人，不是範老師而是範大夫，深受大家的歡迎。歷史系在當地辦了一份小報，及時向各村各隊通報教改情況。二年級學生俞政寫了長篇通訊報導，對我加以讚揚，此稿稱我能嚴格要求自己，按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觀，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等。後來，北大要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系裏便選派我和王通訊兩人作爲代表與會。
不久，毛澤東關於教改的指示一項項傳達下來。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要從工農兵中吸收學員”。我們在農村呆了幾個月後，就返回校園。鑑於上述情況，領導上決定進一步使用我。當時一項重要任務是開展革命大批判，從思想理論上將舊教育體系、教育思想與教育理論批倒批臭。爲此，要建立專門的無產階級理論隊伍。歷史系便將我調到系的大批判組，其任務是在史學領域裏開展革命大批判。
北大黨委選調我到北大、清華大批判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我與筆有緣，寫過一些文章，是所謂的筆桿子。早在大學一年級時，我就與畢業班同學郝斌、楊立文兩人響應史學革命、寫工農兵的歷史的號召，到部隊寫過“兵”的歷史。《猛虎連史》一書便是此次合作的成果。一九六二年，我的畢業論文〈論慕尼黑陰謀〉獲得好評，是當年世界史專業唯一一篇進行答辯的畢業論文。在此之後，我還寫過一篇關於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文章，此文後在北京史學會上宣讀過。
一九七一年“批陳（伯達）整風”時，北大將文科各系大批判組人馬集中到北大南閣，限期寫出文章。歷史系有朱耀庭、王通訊和我；中文系有孫慶升；哲學系有石堅等人。要求我們寫出史學、文學、哲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批判文章。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寫出一篇批判翦伯贊“讓步政策論”的文章。
翦伯贊是北大副校長兼我們歷史系主任，是全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人們尊稱翦老，是與郭沫若、范文瀾齊名的史學大師。據說，他當過馮玉祥的歷史老師，三十年代參加中共，是一名地下黨員。對於這樣一位史學界大師級人物，毛澤東卻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召開的杭州會議上給予嚴厲批評。他說，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針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麼“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又說，以前對知識分子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許多文化部門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着實權。許多文化部門要問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吳晗、翦伯贊是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對這些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進行切實的批判。“文革”初期，翦伯贊遭到殘酷的批鬥。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澤東提出要對翦伯贊等人採取“一批二養”的政策。他說，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要解放歷史學家翦伯贊，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安排他們的工作。
隨後，北大部分地改善了翦的生活環境和條件。此後不久，翦伯贊夫婦在中央某專案組人員的威逼之下，雙雙自殺身亡。翦在上衣兩側口袋內留下兩張紙條。一張上寫着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另一張上寫着我走這一步，與杜師傅（服務員）毫無關係。據說，毛澤東獲悉後，爲之惋惜，遂決定派遣八三四一部隊儘快進駐北大，落實知識分子政策。
我們那篇批判“讓步政策論”的文章名爲批判翦伯贊，實際上主要是不指名地批判陳伯達。因爲我們後來發現陳伯達早在翦之前，就發表過“讓步政策論”。這篇文章寫出後，我就回繫了。
一九七二年《紅旗》雜誌向北大約稿，要求寫一篇〈讀一點世界史〉的文章。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有所鬆動，毛澤東要求大家讀一點世界史，以適應當時的國際形勢。那時，我剛從學校大批判組回到系裏。由於在南閣與人合作寫出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曾在《紅旗》發表。因此，系領導便要我主持〈讀一點世界史〉的撰寫工作，我便成了此文的寫作組長。爲此，我從系內調來了四、五位筆桿子，其中有羅榮渠、徐天新、張培生，組成了寫作小組。
我們一起研究、討論寫作提綱。小組中有一位成員，知識面寬、才思敏捷、筆頭也快，討論後，我便委託他起草一部分初稿，我自己起草一部分。草稿寫出後，由我執筆，幾個人再一起通稿。然後，將通稿交《紅旗》雜誌餘徵。餘看後認爲文章內容豐富，但有點龐雜，需按他的一些要求進行修改。二稿由我改寫。改好後，我請那位組員過目，他看後說：“這個稿子不行，我來重寫一篇。”一夜之間，他趕寫了出來，我將兩篇修改稿件一併交《紅旗》，由他們定奪。結果，他們選了我修改的那一篇。這篇文章，後發表在一九七二年《紅旗》第四期上，題目就是〈讀一點世界史〉，署名史軍。文章發表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放，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此文－炮打響，在全國引起轟動。《紅旗》接着約寫〈再談讀一點世界史〉，要求在第二篇文章中強調讀一點近代史。
這樣，原來的寫作組除留下我和上述那位成員外，又調來了近代史教研室的幾位教師，組成新的寫作組。這次，那位老組員發揮了很大作用，起草了初稿，我也起草了一份初稿，然後，由我執筆將兩稿通成一稿。他看了我的通槁，依然像上次那樣，表示不滿意，要另寫一稿，我則如法炮製，像上次一樣，將兩篇稿件一起送《紅旗》。這一回，《紅旗》還是選用了我修改的那一篇。
緊接着，《紅旗》雜誌再一次找到我們，要求再寫一篇，重點是寫讀一點帝國主義的歷史。這次由我獨自起草。初稿寫成後，徵求組內同志意見。大家認爲還挺好，那位老組員看後，自己又要寫一篇。此時，我對他的傲氣固執，已難以容忍，因而未同意他的打算，將自己起草的那份稿子送《紅旗》。《紅旗》認爲可以並立即採用。這就是〈讀一點帝國主義歷史——三談讀一點世界史〉。
《紅旗》還準備約寫第四篇〈讀一點民族解放運動史〉，將這一寫作任務依然交給我們。在撰寫前三篇文章過程中，我與那位組員之間產生了矛盾。歷史系工宣隊和黨總支認爲出現這種矛盾應該從思想上找原因，要我們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後來，此事竟然上綱爲兩條路線的鬥爭，我成了按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辦事的代表，而他則成爲突出個人、狂妄自大，按資產階級路線行事的人，對他進行了批判，對我則備加褒獎。其實，在工作中，出現不同想法是正常的，可是，當時一有分歧，容易上綱上線。憑心而論，他在起草前兩篇文章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此處理我們之間的矛盾，有欠公允。爲此，他與我結下了疙瘩。
鑑於上述清況，撰寫第四篇文章時，我另找了何芳川等幾位同事。這篇文章未能連續發表，直到當年十一月，《紅旗》才刊出。
上述四篇文章發表後，因我是寫作組長，又是主要執筆者之一，贏得很大的聲譽，甚至可以說，贏得了過份的聲譽。四篇文章在國際上引起反響，蘇聯有人着文評論反駁，猜測史軍是何許人。我專門收集了蘇聯的評論，寫了綜合報導。這篇報導發表在北大《國外社會科學》資料版上。不久，這四篇文章彙集成冊，譯成英、日等文字出版。隨後人民出版社還要我們對四篇文章加詳細註釋，形成新的版本，再次出版。與此同時，外地也有不少出版社將四篇文章加註出版，書名均爲《讀一點世界史》。
“文革”中，“知識無用論”盛行一時，這幾篇文章對扭轉當時那股輕視文化知識的風氣，鼓勵人們學點歷史知識，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具體主持和參與撰寫這四篇文章，我有幸作爲中國科學院考古小組成員，隨夏鼐所長途經法國巴黎，稍事逗留，後到文明古國墨西哥和祕魯進行了爲期兩個月的學術考察和訪問，參觀了印加帝國的首都庫斯科和墨西哥太陽、月亮金字塔等古代文明遺蹟，領略了絢麗多彩的拉美風光。祕魯的庫斯科大學還授予夏鼐、王仲殊和我三人榮譽教授證書。隨後不久，我被提名爲全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以上是我進“梁效”的背景和經歷，不知能否解開人們的疑團。
□ 摘自：範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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