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國際社會和中國國內對這次會議抱有不少期望。BBC在6月27日刊登了長篇分析文章，《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前瞻：推遲原因、核心議題與深層背景》，7月9日彭博社刊登文章，《中國三中全會對全球投資者如此重要》。國內很多專家學者也寄望於這次三中全會，希望中共高層能制定出扭轉中國經濟頹勢的政策。
所有這些預期，都建立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高度評價之上，但十一屆三中全會究竟是怎麼回事，很多論者其實都搞錯了，以致於如今以訛傳訛，把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神話，套到了二十屆三中全會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失控產生機遇
趙紫陽的祕書鮑彤生前認爲，過去幾十年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直被認爲是“改革開放的大會”，而這種說法不過是一個官方編造的神話，並非事實，此次會議的真相一直被掩蓋和扭曲。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完全沒有改革開放之類的字眼，實際上，它是一次失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產物，在經濟方面繼承和堅持了毛澤東路線。
提議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人是鄧小平，他起初提出的會議議程和中心議題，都是爲了配合華國鋒、李先念的毛氏經濟路線。按照鄧小平的提議，這次會議原定討論三個問題：一、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完善（當時民間的包產到戶基層試驗還未發生）；二、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經濟務虛會上的講話，商量從日本引進寶鋼所需的設備、實現鋼產量大增長，以及增加出口，爭取實現國民經濟計劃的平衡；三、討論計劃經濟的安排和執行。
這三個議題沒一個與改革開放有關。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先召開了爲期一個多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爲三中全會作準備。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出國訪問東南亞三國，不在國內。中央組織部長鬍耀邦向中央工作會議提供了多項文件，涉及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案、陶鑄案、康生誣陷案、文革期間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以及對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反省等。這些文件引起了參會者的熱烈反響，他們紛紛質疑和批評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和政治錯誤，矛頭直指高層以華國鋒爲首的“文革擁護派”。
由於其他參會者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七嘴八舌地插話，出現了一股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路線的高層政治氛圍，但這樣的氛圍並非會議主持者的初衷。鄧小平從東南亞訪問回京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的會場裏氣氛大變，這樣的氣氛有利於他進一步抓權。於是鄧小平見風轉向，安排思想開明的胡耀邦、于光遠、林澗青等人起草了一份報告，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宣講，奪取了高層政治的主導權。鄧小平的這篇講話，站位在“文革擁護派”和“文革反對派”的中間，並沒有任何改革開放的想法。
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然也就沒有經濟改革的內容，全會關於農業的決定是，“不準包產到戶”，因此是反對經濟改革的。三中全會真正的結果是，屬於“文革擁護派”的華國鋒、汪東興失勢，葉劍英、李先念保住了位置，鄧小平、陳雲得勝，而最大的贏家是鄧小平，他從原來的高層第三位，變成了握有實權的第一位。
客觀地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那次中央工作會議的失控，改變了三中全會的原定方向，而鄧小平是被失控的中央工作會議推着走的；鄧小平既然沒把三中全會開成“改革開放的大會”，當然也談不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究竟十一屆三中全會爲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什麼機遇呢？這個機遇便是，鄧小平掌握實際最高權力之後，重用了推進經濟改革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了生機。
二、改革開放四十餘年後的社會氛圍
既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結果是，上層權力鬥爭改變了原來的政治平衡，該會議的決定又對農村經濟改革持反對態度，那當下舊爲今用地重談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底該談些什麼呢？事實上，今天來談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二十屆三中全會有什麼啓示，實事求是地講，應該對比的是，當年的社會政治氛圍與今天有何不同，以及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可能再度發生失控局面。不過，這兩點，恰恰是習近平最討厭聽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氛圍，主要反映的是中共幹部和知識分子對文革和毛澤東的不滿，但會場內的批評聲音尚未廣泛地傳到民間，因此，北京以外的各省市並不知道京西賓館的會場裏發生了什麼事。當時的政治高壓繼續存在，比如，三中全會的前一年，中央指示各地在“五一”前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上海市革委會就把華東師範大學的所謂“反動學生”王申酉列名其中。這種殺害“思想犯”的政策，比今天的政治高壓顯然更嚴厲。但另一方面，當時民間順應高層批評文革的各種言論，則有一定的空間，西單民主牆上的大字報就是在三中全會前夕出現的，而且延續到了一年以後。
今天中共對民間的政治高壓，比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更強，通過社會監控系統對民間在社交媒體上的互動，管控得非常嚴厲。這種情況下，民間的社會不滿無法表達出來，但中國的大多數民衆對自己的未來卻非常焦慮，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所沒有的社會現象。
上海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嗶哩嗶哩網站的公共政策研究院和上海信息安全與社會管理創新實驗室的一個大數據混合式分析，披露了這一點。這些機構在青年網民聚集的新浪微博平臺和嗶哩嗶哩平臺上，抽取了5千多不同區域、年齡層和教育層級的活躍的青年網民作樣本，分析他們2009年以後發佈的所有網文；同時檢視了嗶哩嗶哩平臺上的近億條視頻，寫出了《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
這些機構的《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基本上每年撰寫一次，2021年的報告是首度公開，2022年的報告再度公開，2023年的報告則因數據非常負面，就不再對公衆公開了。根據這兩個已公開的報告，從2021年到2022年，中國的青年網民對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問題顯示出相當大的焦慮，2021年有焦慮感的佔49.4%；一年後這個比率上升到了77.1%，比上一年上升了27個百分點。按照這樣的速度，現在這個比率可能已經上升到95%以上了。
與焦慮感對應的是，2021年約27%的青年網民認爲，面對惡化的社會經濟環境，自己再努力也沒用；而到了2022年，認爲努力也沒用的“躺平主義者”已上升到44%，上升了17個百分點。可以假設，到了現在，“躺平主義者”可能已經佔到三分之二了。
三、路爲何越走越窄？
對中國的絕大部分民衆來說，他們只不過是政策的承受者，卻多半不瞭解政策本身是否存在問題。然而，當絕大多數民衆、特別是青年人中思想比較活躍的人，都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現狀表現出持續的焦慮時，這就說明，毫無疑問，中共的政策、路線出現了嚴重問題，導致大量經濟社會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這種情況下，如果是過去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當中的一些政策錯了，就有必要展開決策圈的討論，哪些政策錯了，錯在哪裏，應不應該糾正或改變，試圖繼續堅持現有政策的掌權者是否應當被質疑，這是今後中國的方向能否有所調整的關鍵。但是，照貓畫虎地開一個歷史上有過的三中全會，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嗎？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關鍵詞並非“三中全會”。只要上層出現希望改變基本政策方向的部分共識，又存在着重新檢討政策的政治空間，那麼，中共的任何一次全會，都可以產生如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的結果。反過來，只要中共上層不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那種少見的政治氛圍，中共再開十次“三中全會”，也無法扭轉它的政策方向。
那麼，什麼條件下才會出現中共決策圈裏重新檢討政策的政治空間呢？這個問題可以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上層政治格局，從中便能找出答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毛澤東的個人獨裁製度因爲他的死亡而失去了生命力，繼任的華國鋒政治地位不穩固，這種情況下，他需要高層多個掌握實權、又能應對國際、國內難題的高官來撐腰、配合。這就形成了毛式個人獨裁之後的集體領導統治模式。
只有當獨裁的共產黨領導模式進入集體領導模式時，上述的重大政策重新檢討纔可能發生。然而，共產黨內集體領導統治模式的發生，不在於黨章、憲法上怎麼寫，而在於現實高層政治平衡中，是否存在這樣的需要。事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的集體領導模式被證明，它並不會長期存在；因此也可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之所以當時的最高層對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發生失控，其根本原因就是毛式高層獨裁的領導模式失靈了。
今天還可能再次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時的上層政治氛圍嗎？換言之，今天還存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政治空間嗎？這可以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結果當中找到答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成了掌實權的第一人，共產黨內短暫的集體領導統治模式，被鄧小平和陳雲的“雙寡頭”統治所替代。整個八十年代，中共的領導體制是鄧、陳“雙寡頭”之下的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模式，然而，那種集體領導是假的，因爲政治局常委上頭的“雙寡頭”可以隨時更換集體領導團隊的“班長”，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就是這樣下臺的。
“雙寡頭體制”並非和諧架構，鄧小平和陳雲之間不斷髮生鬥爭。由於鄧小平掌控軍權，陳雲不能直接與鄧小平對抗、硬幹，但可以“陰乾”，即利用鄧小平的錯誤，置鄧小平於不利地位。1992年鄧小平南巡，謀劃撤換江澤民，是鄧小平玩的最後一次的高層獨裁遊戲。
鄧小平死後，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和習近平玩的都是獨裁統治，胡錦濤則因爲個人威望和地位不是鬥出來的，而是前人欽點的，因此他在高層的領導模式出現了集體領導、常委分權的樣態。但是，那種集體領導樣態，並非中共上層想要重新檢討政策方向的結果，而是胡錦濤地位偏弱的產物。若以爲胡錦濤的集體領導模式能夠延續下去，習近平會繼續胡錦濤模式、抵拒個人獨裁的領導模式，那種臆想其實毫無根據。習近平走上個人獨裁的道路，對中共體制來說，本來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必然；而這條道路的結果，就是今天乃至今後中國經濟社會問題越積越多的根本原因。
四、焦慮要怪“黑天鵝”？
中國青年人當中在互聯網上最活躍的人，文化程度不差，現在他們的絕大多數對自己的未來、中國的未來，充滿了焦慮；其中多過一半的人覺得，反正自己的前途已經完了，努力去學習也沒什麼用，只好“躺平”了。“躺平主義者”雖然表面上對社會穩定似乎“無害”，但其中少數人或許會採取針對社會治安的極端行動，這樣的現象已經開始發生了。
中國人普遍的焦慮，是擔心經濟泡沫破裂嗎？其實，他們很多人只是直觀地覺得，情勢不妙，特別是，他們看到房價不斷下滑、薪資不斷減少、就業越來越難、股市半死不活、個人的生活越來越緊。
最近中國的社交媒體上貼出了一個“2024年悲慘排行榜”，將悲慘度分爲九等。失業找不到工作，但本人還有存款，或父母給資助，屬於悲慘程度最輕的，列爲第一等；第二等是，失業+沒存款；第三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還貸壓力；第四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小孩；第五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孩子+欠債；第六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孩子+欠債+有人催還款；第七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孩子+欠債+催還款+患病醫療開支大；第八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孩子+欠債+催還款+疾病+父母生病；第九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款+養孩子+欠債+催還款+疾病+父母生病+房子被法拍。
這九等所涉及的家庭，其實大致屬於中產家庭，原來並非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到其中第三、第四、第五種情況的家庭，現在已不在少數，今後會越來越多。一旦失業，年齡又超過35歲，在中國就很難再找到工作，那後面幾等的悲慘程度，就歷歷在目了。
這些年國際上和中國流行用“黑天鵝”來描繪中國經濟面臨的巨大沖擊。“黑天鵝事件（Black Swan Incidents）”是指難以預測的不尋常事件，會引起市場連鎖的負面反應。但媒體上報道“黑天鵝事件”時，有時是把可以預測、必然會發生的事件，也混在裏面，這就造成了觀衆或讀者的迷惑。
從某種程度上講，對中國經濟而言，房價崩盤可以算是“一隻黑天鵝”，疫情也是“一隻黑天鵝”。不過，中國的財政危機、銀行危機、養老金危機、失業高潮等等，都不是“難以預測的不尋常事件”，所以不算是“黑天鵝事件”；中共點燃中美冷戰，當然也不是“黑天鵝事件”。那中國的財政危機、銀行危機、養老金危機、失業高潮、中共點燃中美冷戰等，既然不屬於“黑天鵝事件”，那是什麼？這些就是中共當局的決策和政策錯誤之不可避免的後果。
所以，中國當下社會全面焦慮的根本原因是，共產黨慣常的獨裁領導模式，導致政策很容易發生錯誤，而獨裁者又拒絕認錯，於是所有的社會經濟問題，都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法真正解決。也因此，中國人的焦慮將必然長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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