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出租屋的女孩”如何被城市吞噬
除了“逝者已矣”這樣的感嘆,我認爲在這個悲劇發生後,我們最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建立社會連結”。拉黑一些人沒問題,但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要“拉黑所有人”,不要爲自己的貧窮、脆弱而羞愧,那不是你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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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發的那篇“女孩死在我的出租屋”的文章,儘管我開始也爲它的敘事風格感到不適,但是卻沒懷疑它的真實性。
這是因爲對自媒體生存現狀的判斷。一個自媒體發佈本地負面故事,能達到10萬+閱讀而不被談話和刪除,原因只有一個——這個故事的源頭,本身就是來自警方。
當“貞觀”因爲文章閱讀量太大被刪除(我估計至少有500萬以上閱讀),發了兩篇聲明,堅持“事情是真的”的時候,我就堅定了這個判斷。因爲在當地壓力下,還能堅持“事情是真的”,答案也就只有一個,那些基本事實,都是警方認定的。
在傳播上,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幕:過去,有媒體或自媒體寫出負面,人們會想質疑公權力,警方介入闢謠,“文章不屬實”,輿論就戛然而止。這一次的“負面”,很多人質疑寫作者和發佈者,而警方卻出來回應“是真的”。
有一些專業的討論,認爲貞觀並不是“機構媒體”,作者也不是記者,沒必要像要求一篇報道那樣要求一個作者。
但是,那麼多人在乎“是不是真的”,其實也是好事。這說明這裏的人們仍然認爲“真實”不僅是有價值的,也是至關重要的——當人們以此來要求自媒體寫好“5個W”時,某種程度上表明,這裏是有多麼“渴求新聞報道”。
那篇文章的寫法受到詬病,但是如果有財新來報道同一件事,閱讀量一定沒這麼大。她(女房東,公安系統的文學愛好者)的寫法,其實是讓文章得以廣泛傳播的關鍵。
我讀了之後也感到壓抑。我沒有懷疑過女租客重要事情的真實性,是因爲我最近接觸了不少貧困的年輕人——他們喝咖啡,可能也發社交媒體,曬出良好的生活,但是事實上不僅沒有錢,精神狀態也堪憂,處在脆斷的邊緣。
坦白說,女孩的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社會,在日本,就是NHK電視臺關注的“無緣社會”的主題。在中國,這種境況更加複雜,也更艱難。
年輕人在城市裏一旦沒有工作機會,就會孤立無援,失去社會支撐,反過來這也可以理解爲什麼那麼多人考公務員;爲什麼那個女孩要考十多次公務員,因爲公務員是在權力體系工作,這就是最強的“社會連結”。
我有好幾次說過,“實在不行就找父母共渡難關,如果父母條件還可以,就找他們要點錢,能啃老就啃,不要有太大心理負擔。”最近的一次,是在一週前洪兵老師來書店分享的時候,我回答一個讀者的提問。
我這一代人(70年代後半期),在成長的時候特別喜歡“獨立性”,不要父母的錢成爲一個標誌;我父母反過來也一樣,到晚年追求不要我一分錢。
但是,那種態度不是真理,而是時代生活的“建構”。中國加入WTO後,城市有各種各樣的機會,讓你很容易“自立”,而自立的標準也很低。
現在情況大爲不同:年輕人工資不高,那個“努力就能提升收入”的人生階梯,也不再成立;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還有一個重要的層面:社交媒體創造出一種體面的、優雅的、經過大量PS的“幸福生活”畫面,這成爲一種新的束縛,也是年輕人“尊嚴”的來源,而這一切實際上都太脆弱了。
那篇文章最讓我難過的細節,是女生拿到錢(遠不及預期)後拉黑了父母,也拉黑了朋友、同學,這不是絕情,而是真正的心理困境。這種困境需要被社會和周圍的人看見,並且施以援手。但是,“拉黑”也讓被看見變得不再可能。
除了“逝者已矣”這樣的感嘆,我認爲在這個悲劇發生後,我們最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建立社會連結”。拉黑一些人沒問題,但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要“拉黑所有人”,不要爲自己的貧窮、脆弱而羞愧,那不是你的錯。
而對每一個人來說,能夠多留意周圍朋友的處境,能夠給一點點力所能及的幫助,也至關重要。我在河南鄉村長大,“不信任”是我的底色,尤其是到城市讀書之後,對各種騙術我都保持警惕,每次有人想騙點錢,我都在內心發出嘲笑。
但是,最近幾年我認識到,“信任”其實也是一種能力,有時候喫一點點虧,或者被人嘲笑天真,這都無所謂。說到底,我並不願意過“時刻保持警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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