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鄧嗣源教授對我發表的《民主的八大問題》的質疑與批評，我原不擬回覆，因爲它涉及重大問題，很難在網上用幾句話解釋清楚。更何況它只是我的書中一節（全書共有19章144節）。既然鄧教授一再邀我商榷，我也願意交流看法，還請鄧教授予以指教。從網上得知鄧教授是一位著述甚多、知識淵博的學者，雖非政治學者，但對政治問題興趣深厚，難能可貴。
鄧先生批評我對人民羣衆“輕視”，是出於個人價值觀，無可非議。但是字裏行間，我感覺他可能是受到西方“政治正確”與毛時代教育的雙重影響。在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人民”都受到政客狂熱的追捧。前者是爲了爭取選票，後者則是爲了執政合法性問題。於是人民的神聖與偉大與日俱增，達到與上帝平起平坐的地位。人們可以反上帝（如霍金）， 但不能反人民。鄧先生對人民的熱愛無可置疑，崇拜人民亦可理解。不過鄧先生與我都不是虛僞的政客，對“人民”的評價並不涉及個人目的或利益，因此完全可以從學術角度客觀探討。我的理解是，海外中國（華）人談論民主問題，並非對歐美民主特感興趣，而是意在中國。我想鄧先生也不例外。那麼就從我們最熟悉的中國人民羣衆談起。
前有法國大革命、納粹德國與蘇聯，後有中國文革。鄧先生與我都是經歷過文革的人。時間回到1966年夏秋的天安門廣場以及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如果當時中國舉行自由而公正的選舉，中國人民羣衆會投票選誰？現在有變化嗎？不要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羣衆過去兩千年都沒有多大改變，真正改變的是包括鄧先生在內的中國（及海外）精英階層。如若不信，請大家看一看湖南韶山紅旗招展、成千上萬的民衆聚集的盛大場面，對毛的崇拜可謂驚天地泣鬼神，許多羣衆跪倒在毛像前痛哭流涕。難道這還不說明問題嗎？ 毛統治中國的殺手鐧不是蘇聯式的祕密警察，而是 “羣衆專政”。毛最霸氣的一句話就是，（將他的敵人）“交給羣衆去鬥。”如果羣衆不是無限忠於毛，毛豈敢如此？當無數革命羣衆圍攻一名知識分子，當這名知識分子跪在羣衆面前可憐巴巴地“向人民投降”時，到底是這些羣衆還是這名知識分子代表了廣大的中國人民？民主難道不是人民決定一切嗎？
不要忘記，當年的革命羣衆人還在，心不死，他們如今即使不佔人口多數，也是規模巨大的社會階層。如果他們通過一人一票（民主）主宰中國命運，“羣衆專政”會不會重現？即使這些羣衆對當局不滿，怨聲載道，甚至想造反，並不是因爲他們嚮往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是因爲他們渴望出現毛澤東式的統治者，這樣就能將有錢、有知識、有權力的人再次踩在腳底下任意踐踏。鄧先生可能去國已久，但畢竟在中國長大，難道對周圍羣衆還不瞭解？（或許我找錯了對象。我並不瞭解鄧先生的背景，但相信他並非當年革命羣衆）。當然我所討論的僅限於羣衆的政治素質。平日裏與他們交往，他們爲人還是友善的。
《民主政治原理》並不是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它討論的是關於自由民主的思想與理論問題。當然中文讀者不可能不聯想到中國，並將書中分析運用於中國。書的《後記》倒是有相當大篇幅涉及中國當代政治（1978- ），其中有比《八大問題》恐怕更令鄧嗣源先生視爲驚世駭俗的觀點。我在此引用兩句：“自由-民主固然是人類社會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是它必須與良好公民素質相結合才能產生最好的效果，展示它的無與倫比的優越性。在一個民衆道德普遍墮落、腐敗與暴戾之氣瀰漫社會的國度，自由-民主不是良藥而是毒藥。” “在愚昧、殘暴的羣衆氾濫成災、形成社會汪洋大海的國度，貿然以政治民主化讓羣衆直接掌控國家權力，是國家與民族愚蠢的自殺行爲。”
這些話並非信口開河，而是出於深思熟慮。我在書中以大量篇幅、古今中外許多案例論證我的觀點。近代貶損人民羣衆、認爲人民不夠偉大的偉大人物有許多。這裏僅列舉兩位。一是孫中山，一是魯迅。孫中山在1923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在“寧爲太平犬，不做亂離王”的心態驅使下，中國人大都不贊成革命黨的行動。若以多數人意見爲準，那就只能是復辟清王朝。也就是說，辛亥革命並非是執行中國人民的意志。孫的訓政理念正是由此而來。我想鄧先生知道爲什麼魯迅被譽爲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到底是什麼思想使他如此偉大？如果不知道，請讀一讀魯迅的代表作《藥》。那些宣稱要殺革命黨、拿革命黨人的鮮血蘸饅頭喫的羣衆，難道不代表當時的廣大人民羣衆嗎？我與鄧先生一樣熱愛中國人民以及世界各國人民，我反對的只是人民中的愚昧思想與行爲。
那麼我的政治理念是什麼？我在此只能作簡要概括（文末補充）。我在書的《後記》中又說，“我們從世界上千百萬無辜民衆付出的鮮血與生命中汲取了教訓，即權力制衡比多數統治更重要。” 那麼“權力制衡”是什麼？它是共和制的核心要素。奠定美國成爲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政治制度（即1788年《美國憲法》）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要理解這一點，鄧先生不必讀我的書，讀一讀《聯邦黨人文集》就夠了。共和制之精髓（或原意）並非一人一票的人民大衆的統治（即民主制），它是社會精英階層對國家的統治。從共和制到民主制（普選制），包括鄧先生引用的美國憲法修正案，固然體現了歷史的進步。然而對歷史進步的性質、得失與後果也要分析，許多事或許要等數十年、幾百年纔看得清楚。
歷史上的所有進步都得付出代價，有時代價是極其慘重的。先別提推動歷史進步的法國大革命中，下層民衆對法國貴族與社會精英階層不分青紅皁白的大屠殺，一百多年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曾被歐洲許多左翼知識分子歡呼爲社會正義的勝利與歷史的進步，如今已灰飛煙滅。在西方，女權運動、同性戀與吸大麻的合法化、向非法移民敞開國門並予以豐厚的福利待遇、傳統家庭的瓦解、無節制的福利制、人民貪圖享受（導致生活節奏越來越慢）等等（以及中國文革中的許多所謂新鮮事物），都被許多人視爲歷史進步。說到這裏，順便插一句。西方目前從經濟到科技領域，面對中國的競爭所呈現的全面潰敗趨勢，在西方看來是因爲中國違反國際規則（如國家出口補貼等）以及中國工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與西方工人相比）。說的或許有理。但問題之根源在於西方人過度追求生活安逸，中國人不可思議的勤奮程度令西方感到驚恐。以中國的國家規模與人口，如能做到思想自由、創新能力與刻苦勤奮三者結合，確實可能無敵於天下。但問題是做不到。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長期缺乏扼殺了中國人的創新能力，這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上千年的問題。中國人缺乏思考能力也屬於民族基因問題，它與中國人的勤奮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互爲因果。西方人追求生活享受與西方對人權的尊重也是相輔相成，兩者都體現了歷史進步。
鄧先生文中一些觀點，恕我無法理解，也就無法與之商榷。譬如，他說“人民統治人民（國家）“與”人民的權力“是兩回事，那麼”人民的權力“到底是什麼權力？我說‘人民統治’乃一虛幻概念。 鄧教授說既然如此，對“虛幻的概念”進行挑戰有何意義？這就如同，我說鄧先生的邏輯有問題。鄧反駁說，既然如此，與我商榷有何意義？鄧先生又問，“因種族、宗教、文化而嚴重分裂”的第三世界國家？難道這樣的國家可以稱之爲“民主國家”？世界上確實有許多社會嚴重分裂的國家實行民主制。嚴重分裂與民主並不矛盾。鄧先生說“多數統治”是一杜撰的概念。並非如此。自由選舉中得到絕對或相對多數選票的政黨或政客獲勝上臺執政，這就叫“多數統治”。當然“多數統治”在現實世界遠比這複雜，但它絕非杜撰的概念。
另外我想借此機會答覆ZYuCannon先生向我提出的問題，即既然民主有這麼多問題，爲什麼我說自由民主將是歷史的終結，其邏輯關係是如何建立的？首先一切美好事物都有許多問題，世上無十全十美之事。它如同我們說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杭廷頓說民主制度鐵定能解決的只是暴政，其他一切問題都無法保證。民主縱然有再多問題與缺陷，它也比專制好一萬倍。這就說明自由-民主必將代表人類的未來。這是我的書的核心思想。我在這大是大非問題上立場鮮明，毫不含糊。我在《民主的八大問題》的前一節《我們爲什麼要民主？》中，對民主（對專制）所享有的無可比擬、無可取代的巨大優勢講得非常清楚。
我認爲我與鄧嗣源先生在民主問題上的意見交流是有益的，它比網上許多評論時事的政治檄文更有意義。歐洲民主是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博弈的產物，而美國民主是精心設計的產物（東歐有類似之處）。關於獨立後的美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美國國父們事先爲此做了大量的理論準備，《美國憲法》就是大致根據《聯邦黨人文集》中的文章制定的。未來中國到底應該走什麼樣的民主道路也是需要設計的。我在書中說，世界上真正的民主制度（或模式）並非僅有三種，而是有八種。到底哪一種最符合中國國情，它值得探討。西方從自由國家到自由-共和國家、再到自由- 民主國家的漫長的和平演變道路（即公民選舉權分不同階段從社會上層向社會中下層延伸），在當代已經關閉。現代國家的自由、共和與民主早已合而爲一，三者要麼全有，要麼全無（all or none），它們必須同步實現。讀者會問，既然如此，既然你對19世紀的美國共和體制如此鍾情，那麼在民主價值觀早已深入人心的當代世界如何實現呢？和平而現實的替代方案是有的。我在書的《後記》中提出了我的構想。但是我也必須指出，與當時的美國一樣，它畢竟只是一種最終邁向全面民主化的歷史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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