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傳：變革時代的中國領導者
趙紫陽（1919 年 10 月 17 日—2005 年 1 月 17 日），原名趙修業，河南滑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他先後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等職務。趙紫陽主持了 1980 年代後期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平息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被視為黨內改革派主要領袖之一，為中國民主運動作出過貢獻。中國官方宣稱他在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中犯了嚴重錯誤，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後被撤銷黨內一切領導職務並遭受軟禁。
趙紫陽於 1938 年 2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滑縣工委書記、縣委書記，中共豫北地委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中共冀魯豫邊區地委書記，冀魯豫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桐柏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共南陽地委第一任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副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時期遭迫害，此後擔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曾經流傳“要吃米找萬裏，要吃糧找紫陽”的說法。
趙紫陽於 1980 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 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先後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之一。在任期間，他參與啟動和領導的改革運動為中國大陸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全球性的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除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外，他還積極提出並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中，中國大陸官方宣稱其“犯了嚴重錯誤”，而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免去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僅保留黨籍，但他拒絕承認錯誤，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 16 年。他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後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 2005 年 1 月 17 日在北京逝世，終年 85 歲，他的遺體於 2005 年 1 月 29 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最終其骨灰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下葬。
生平
早年經歷
趙紫陽 1919 年 10 月 17 日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有數十畝田地，是當地的一位地主，但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他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取名趙修業。1927 年，趙紫陽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1932 年 6 月在桑村小學的一間簡陋的教室裏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後由於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趙在準備這次暴動時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還對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發給農民和賣掉，其費用獻給黨組織，引起父親趙廷賓的不悅，但是他還是成功說服了他的父親。
1932 年秋天，趙父送趙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 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1935 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與同學參加了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參加了開封高中學生發動的臥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停止進行內戰，出兵抗日。1936 年，趙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紫陽。
革命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
1937 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狀態。時年 18 歲，正在武漢讀書的趙紫陽因戰爭輟學，返回家鄉組成抗日團體，1938 年 2 月趙紫陽再次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繫，之後被中共派往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同年 5 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9 月，學成回到滑縣，年僅 20 歲的他被中共委任為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1939 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
1939 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佈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一大膽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同年 6 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1940 年 6 月，任中共晉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後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 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同年 7 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雇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其滑縣建設的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至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成為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
國共內戰時期
1945 年 8 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第四地委書記兼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同年春天，中央局書記鄧小平在山東冠縣舉行的土地改革問題的座談會上特別肯定趙紫陽在滑縣的土改經驗，並將趙紫陽的經驗推廣到中央局的所有轄區，趙紫陽也因此在當時被稱為“土地問題專家”。1946 年 5 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鄧小平對身邊的人說“將來我們解放了，像小趙這樣的同志都是黨的寶貝。”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衛南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一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他堅持在土改中支持農民，對地主，根據罪惡的輕重施行文鬥、武鬥、反省三種形式輕重有別的懲罰。趙紫陽的父親趙廷賓在這次土改期間，因財產流失導致情緒受刺激，肺心病發作去世。
1947 年秋，趙紫陽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中共最終在桐柏山站住腳跟。12 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政治委員劉志堅，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桐柏區黨委副書記，趙紫陽主要負責土改工作和組織人事工作。1948 年 7 月他在平氏會議上宣佈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亂沒收，有步驟地對已分土地的地區進行復查調查工作。1949 年 3 月，為適應渡江作戰，桐柏軍區撤銷，趙紫陽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
廣東時期
1949 年 10 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1950 年，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 年 4 月，他辭去南陽地委書記的職務，南調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1965 年，趙紫陽任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同時增補的中南局書記還有李一清和金明），雖然趙紫陽從未當過中南局第一書記，但 1965 年 46 歲的他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 1966 年接替陶鑄為中南局第一書記。
土地改革
當時中共在全國建政後不久，即開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廣東當時由葉劍英任省委第一書記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並頒佈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1951 年 5 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後，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也受到阻撓。陶、趙於是向中央寫了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於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
1952 年，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土改政策。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發生逆轉，葉劍英和方方都被批評而作了檢查，他們被調離了廣東，古大存的職權也被架空。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工作，當時趙紫陽作為陶鑄的助手，從嚴從緊執行土改政策，親自批核了許多土改的決策。在當時極左的氛圍中，根據中央意見，陶鑄開展了整頓幹部隊伍和“反地方主義”的運動，造成一系列冤假錯案。
合作化運動
1953 年 4 月葉劍英上調武漢時宣佈廣東全省的土改工作勝利完成，農村的工作任務進入全力發展生產的階段。當時的趙紫陽剛剛接管農業事務，他馬上發出穩定生產關係，扭轉農村混亂的局面，保護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較顯著。不過同年 11 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隨即放棄保護私有的政策，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數量指標式的合作化運動使廣東各地農村出現了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破壞。趙紫陽對此反復強調合作化的過程中要著重於農民的互利、生產的提高，注意循序漸進。但是毛澤東卻撰文讚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批判右傾保守的路線，提出不少冒進的設想。鑒於毛澤東的權威，合作化運動按照其指示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在 1956 年秋宣佈勝利。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是受其上司陶鑄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的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近。陶鑄的轉變促成了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
反右運動
1957 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份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與劃右派的工作。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了一批知識份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份子的積極性等觀點。趙紫陽還親自制定了對高級知識份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
大躍進時期
從 1953 年開始，廣東省積極發展農業生產，開展農業增產運動，大力興修水利，開展農業技術改革，促進糧食增產。1955 年秋收，潮安縣縣委稱潮安縣成為全國第一個水稻千斤豐產縣。在 1958 年中央糧食徵購指標提高的背景下，陶鑄堅信 1958 年糧食大豐收，懷疑農村幹部隱瞞產量，陶鑄於 1959 年 1 月中旬到東莞調研後得出的結論為，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與此同時，趙紫陽到雷南縣考察後認為雷南有瞞產問題，必須開展反瞞產運動。2 月，趙上書毛澤東報告“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當即批示向全國推行，“反瞞產私分”事實上誤導了中央。在趙紫陽進一步瞭解真相後，如實向中央報告，建議政府停止“反瞞產”。但是，“反瞞產私分”造成的影響已經難以挽回。中央肯定了趙的報告，轉發各省，號召全黨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趙紫陽開始批判“共產風”、“浮誇風”，提出“按勞取酬”、“愛惜民力”、“不要愚公移山”的要求，強調按照客觀的條件和客觀的規律辦事，珍惜財力，不能單單依靠群眾熱情進行生產。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廣東在全國範圍內算是較沉著穩定、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
1960 年 3 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的趙紫陽來到南海縣一戶麥姓農家視察時，看到麥氏兩幼童兄弟為了舔一只飯勺裏的飯汁而打架，他感觸良多。趙紫陽回到省委後，一開口就對陶鑄說：“舊社會中，中國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麼？”同年年中，陶鑄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使廣東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趙紫陽負責，趙紫陽決心開始實施對各方面工作的整頓。為了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趙紫陽經常下基層調研，瞭解基層情況，他不但與地、縣、市的領導座談，也到公社、大隊座談，聽取幹部和農民的意見、呼聲和要求，幫助解決困難，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聽到哪個地方有增產的消息，他必實地察看，以總結經驗。由於趙紫陽鼓勵幹部暢所欲言，當時佛山書記杜瑞芝、專員楊德元、張勳甫，順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瀝公社陳賢芳，中山縣委謝明仁，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汕頭書記劉俊傑，惠陽書記原魯、李富林等等，都樂意與趙紫陽談心，講真話。
省委書記
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稱要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上級的正式表態使趙紫陽終於可以放手整頓，於是他著力扭轉瀕於崩潰的廣東經濟。他表明不准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要重新找回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兩大優良作風。他對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產生懷疑，他在農業上大膽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實行獎罰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生產，提高個體生產積極性。當時他向全省推廣清遠縣農民創造的“聯繫產量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模式大同小異），使廣東農村的生產得以恢復，並推行農民可保“自留地”和養小量家禽等“土地政策”，至 1963 年，廣東經濟形勢基本得到好轉。
在對外關係上，他在廣東採取較自主的對外政策，與劉鄧的“三和一少”相呼應，廣東的對外關係得到改善。如在粵港關係上，1961 年 2 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協議，解決了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在 1962 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饑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沖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提出的對策則主要強調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趙紫陽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贏得外界的好評。 1965 年初，陶鑄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自然由趙紫陽正式繼承，46 歲的趙紫陽也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上任不久，趙紫陽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圖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但這些政策被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打亂。
文革時期
文革初期
1966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武漢軍區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接替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並隨同陶鑄進京。趙紫陽曾勸說過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是陶鑄並未能聽從趙的勸告，上京赴任了。陶鑄上調中央後，趙紫陽在廣東失去了保護他的最大屏障，在陶鑄失寵之後，趙也被打倒。
一開始，廣東的紅衛兵運動雖然也在外地的影響下和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學生的帶領下有所湧動，甚至發出一些質疑趙紫陽和省委的聲音，但是由於陶鑄晉升最高層，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鑄和趙紫陽的路線，加上陶鑄力保在廣東前線的趙紫陽，所以趙紫陽尚可以盡力將風起雲湧的造反運動置於省委的領導之下。但是，形勢很快發生逆轉，陶鑄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間，沒有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反而竭力保護劉鄧和一大批老幹部，使他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激發，毛澤東也決心打倒這個“鄧小平的代理”。1967 年 1 月 4 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正式宣佈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鑄”。
陶鑄迅速被打倒了，之後上海“一月風暴”使造反派的奪權潮向全國蔓延。1967 年 1 月 21 日，“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省革聯，即紅旗派）對廣東省委進行奪權。不過這次奪權只是象徵性的，趙紫陽等人被帶到中山大學主樓，和他們談判後協議由省革聯監督省委，省委繼續處理日常事務。但是更大的一場風暴很快又來臨，激進的紅旗派掌控的省革聯和廣州軍區支持的偏於保守的東風派發生權力鬥爭乃至武鬥，1967 年 2 月 28 日，廣州軍區對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進行軍管，省革聯最終垮臺。1967 年 3 月 15 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成為全省的最高權力機構，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
黃永勝控制整個廣東之後，趙紫陽因為是“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而成為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他被羅列了“八大罪狀”並遭監護審查：
兩面三刀，打著紅旗反紅旗；
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倡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大刮單幹風，破壞人民公社制度；
用評功擺利，代替階級鬥爭，瘋狂地推行劉少奇的明左實右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打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頑固地堅持劉、鄧、陶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妄圖拒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庇護牛鬼蛇神，陶趙互保，蛇鼠一窩；
大耍象徵性奪權的陰謀；
地主階級本性不變，沉醉於發臭、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1970 年 6 月 30 日，趙紫陽和夫人梁伯琪以及兩個十六七歲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漣源縣湘中機械廠勞動，1971 年 5 月在周恩來的保護下，趙紫陽被分配到內蒙古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革委會副主任。1972 年，再度調任廣東，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
主政四川
1975 年初，鄧小平回家鄉四川考察，受文革負面效應影響，當時四川的狀況令鄧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飽受饑餓之苦，經濟上瀕於崩潰，為改變四川面貌，鄧小平任命趙紫陽主政四川，10 月趙紫陽成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1 月由四人幫掀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開展，到 1976 年，鄧小平被打倒，趙紫陽也因此受到牽連，1976 年 2 月 14 日，“四人幫”點名批評趙紫陽大搞復辟倒退，10 月四人幫垮臺，鄧小平東山再起，這為趙紫陽在四川順利開展工作奠定基礎。
在四川任職期間，趙紫陽全力投入恢復經濟，發展工農業生產。在農業問題上放寬政策，提倡發展多種經營，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政策取得顯著成果，1977 年相較於 1976 年，四川全省糧食總產量增長 10%，1978 年下半年，農村政策進一步放寬，將農民的自留地面積擴大至總耕地面積的 15%左右，並支持農民包產到戶。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廣，趙紫陽又率先在四川進行了全國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為在全國範圍內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經驗，他領導的四川與萬裏領導的安徽遙相呼應，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並取得很好效果。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萬裏；要吃糧，找紫陽。”
趙紫陽在四川進行農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探索工業改革，他在工業上實施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方針和相配套的 14 項政策使試點企業真正成為主體，釋放了企業的活力，為促進工業發展，又出臺了對新的社隊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三年內免征所得稅，對政策性虧損的產品實行定額補貼等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積極促進了四川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服務的恢復和發展。試點企業的總產值、實現利潤、上繳利潤增長幅度均有顯著提高。
改革開放
任總理和總書記
鄧小平在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將趙紫陽的“四川經驗”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樣板，並於 1977 年提拔趙紫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 年其成為正式委員。趙紫陽於 1978 年 2 月至 1983 年 6 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 年 2 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3 月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4 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 年 8 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後，出任國務院總理。1981 年 6 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黨內排名也從第七上升為第四。胡耀邦下臺之後，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於 1987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代總書記，同年 11 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8 年 4 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
推進改革
在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軍事上掌握大權的鄧小平、政治上主導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經濟上推行改革的趙紫陽，這三駕馬車順應歷史潮流，使百廢待興的中國總體上出現向好的發展勢頭。趙紫陽在價值觀上早已拋棄蘇聯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模式，在改革實踐中為市場化與私有化奠定基礎。在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趙紫陽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他促使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大膽引進並推動設立股票市場和期貨交易，他還親自主導加入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的總體設計，一步步引領中國從計劃經濟的困境邁向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坦途。西方觀察家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是歷史上最為開放的時期，許多對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鬆，允許知識份子自由表達。當時政治上雖然沒有完全實現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滿了民主氛圍。
經濟方針
趙紫陽在 1980 年 3 月 17 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開始主導中國的經濟政策，擔任總理後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職期間的經濟政策推向全國。他的經濟改革以簡政、放權和鬆綁為主導，在農村下放土地使用權和鄉鎮企業經營自主權。1980 年，趙紫陽對各省施行財政包乾制度，使地方財政利益與市場化方向保持一致，從而形成抵制計劃經濟的力量，使反對市場化改革的政治勢力難以逆轉中國的經濟改革路徑。這一改革，多年來一直遭到兩股勢力的攻擊，一是主張恢復計劃經濟的政治勢力，另一股勢力是主張集權改革的知識份子。為引進外資、創造出口，他積極支持習仲勳、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經濟特區。同時在城市進行企業改革，如 1982 年減稅讓利、1984 年利改稅、1986 年企業承包制和 1988 年股份制試驗。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生產在 1980 年代得以快速提升，農業產量、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外貿進出口總額等指數不斷增長。
1984 年是中國進入全面改革的階段，從 1984 年第四季度起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趙紫陽提出軟著陸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國經濟既獲得降溫，又沒有出現衰退。1985 年初推出的價格雙軌制是中國經濟向價格市場化過渡的開始，趙紫陽指出價格不在市場中形成的話，企業就不會有競爭力。然而大部分國企還只習慣聽從指令，對市場價格反映不靈，所以價格改革採取放調結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時放不了的先調，直至完全放開。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政策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中國政府希望恢復中華民國時期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中的席位，1986 年 1 月 10 日，趙紫陽向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秘書長阿瑟·鄧克爾第一次公開表達了這一意向，趙紫陽說如果中國在關貿總協定的地位得以恢復，中國同關貿總協定成員國間的貿易往來將進一步擴大。1988 年 9 月，在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安排下，趙紫陽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在北京會面。當年中國經濟再度過熱，主持經濟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臨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雙重問題。5 月經鄧小平首肯，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提出用五年時間每年以一定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實現理順價格、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實現價格闖關。自改革以來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7 月中國物價上漲幅度以 19.3%創下新高，8 月價格闖關的消息正式發佈後，全國出現了大範圍搶購並伴隨通貨膨脹。 上述惡性通脹是後期發生社會動盪的經濟和時代背景。價格闖關的負面效應成為 1988 年 9 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保守派勢力”攻擊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貨膨脹受挫，宣導經濟緊縮、治理整頓的保守勢力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對改革開放的前景充滿疑慮。
政治發展
1980 年代，儘管趙紫陽被一些人視為修正主義者，但他主張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國家政策的制定要聽取民意的方針卻受到國民的廣泛歡迎。趙紫陽對社會主義的定義跟中共黨內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趙紫陽認為政治改革是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考驗。他相信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進入 1980 年代後期，趙紫陽和胡耀邦共同推進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選舉，政府更加透明化，國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員對自己的錯誤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等。趙和胡還進行大規模的肅貪行動，允許對中共高幹子女，特別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蔭下發展起來的子女（即太子黨）實施調查，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政策也招致中共黨內許多掌權人士的不滿，1986 年發生學潮後，胡耀邦受到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責，一批黨內元老迫使胡耀邦辭職。趙紫陽後來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趙紫陽在被任命為總書記一個月前，接受一場美國的電視採訪時，表示自己不適合當總書記，更適合管理中國的經濟事務。當時中外已經公認趙是鄧選定的接班人。基於中國需要進行多樣化的經濟改革來刺激生產的前提，趙紫陽在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詳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並指出這一階段要持續上百年。
1986 年上半年，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 9 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1986 年 10 月， 趙紫陽提議的中央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簡稱“中央政改辦”），具體由鮑彤、嚴家其、賀光輝、周傑等人負責，並於次年向中央提交報告《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獲鄧小平認可。以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論為後盾，趙紫陽等人從目標、模式和進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戰略，提出在中國的改革目標中要實現政治體制現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題是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使中國的政治運作逐步走上程式化、規範化和制度化的軌道。在鄧小平的主導下，趙紫陽等人設計了一套破除舊體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針對舊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人治色彩濃重、政治運作和資訊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黨政事務應該分開，在此之前這種言論是一種禁忌；其次，進一步下放權力，適於地方政府決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員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敗，為建設高效穩定的公務員隊伍提供制度保證；最後，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提高政府活動的開放度，重大情況知會人民，需經人民討論，以逐步實現趙所宣導的政治開放。1987 年 10 月，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落實政治體制改革，同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
在為民間創造活動空間上，趙紫陽為知識界與工人做了許多事情。趙紫陽對民主學說持開放姿態、擅於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1983 年他與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 年他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破壞減低到最小限度。趙紫陽在策略性地儘快結束“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後，就迅速擴大新聞自由，使中國在經過 1980 年代三次反自由化運動後，還能出現一段寬鬆的輿論環境，使得中國的“新啟蒙”得以繼續。但政治改革的啟動並不順利，至 1988 年中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1989 年突發“六四事件”後，趙紫陽視危機為契機，主張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以便推進政治改革，但學生運動最後武力鎮壓收場，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嘗試宣告失敗，並被後來的上位者束之高閣。
外交政策
1981 年 10 月，趙紫陽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國際首腦會議上闡述了中國關於改革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立場。趙紫陽提倡開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以使其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趙紫陽指出中國不依附於任何超級大國，中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堅持獨立自主，對一切國際問題都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態度和對策。中國判斷是非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世界經濟繁榮。
1980 年代初，中蘇開始討論關係正常化，蘇聯主動提出舉行中蘇邊界談判。中國從安全立場出發，要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停止支持越南以及削減在中國邊境駐軍。1982 年 9 月 27 日，趙紫陽表示與蘇聯建立關係是有困難的，需要時間，蘇聯必須採取措施停止威脅中國安全，中國並不希望打蘇聯牌反對美國，打美國牌反對蘇聯，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1984 年末中蘇兩國關係逐漸改善，12 月 21 日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伊萬·阿爾希波夫與趙紫陽會晤，並簽訂貿易合作協定。但中蘇之間潛在的地緣政治上的敵對和互相猜疑並未消失。
1984 年 1 月，趙紫陽以中國總理身份對美國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期間，美國時任總統雷根對趙紫陽解放思想、堅持改革、勇於創新的作為表示讚賞，雷根表示，趙紫陽所說的“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經濟形式和常規決裂”的話是具有遠見的，被美國人民理解和讚賞。在趙紫陽到達美國之前，雷根於 1984 年 1 月 9 日簽署了一份當時被定為機密的檔。檔顯示美國有意放開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並將中國視為不結盟、但友好的國家。美國鼓勵中國繼續留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外，鼓勵中國放開極權政體，在經濟上逐步走向市場機制，繼續拓寬中國和主要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紐帶，如果上述兩個目標能夠實現的話，美國會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對中國宏大的現代化努力予以支持；美國認為一個強大、穩定的中國將逐漸有助於促進亞洲以及世界範圍內的和平。在軍事方面，美國希望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共同面對來自蘇聯的威脅，幫助中國提升軍事防禦能力，適當程度上提供民用和軍事技術的轉讓。訪問結束後，中國外交部發文指出趙總理對美國的訪問在對外政策上進一步顯示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報導與好評。通過發表講話、電視採訪、回答問題，向美國人民介紹了中國的內外政策，擴大了影響。另一方面，美國人民對中國還不很瞭解。趙總理有針對性的講話和回答問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84 年 12 月 19 日，趙紫陽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在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上，中國不再進行意識形態的擴張，對激進政體的支持亦逐漸下降，對外援助總額也不斷縮減。與經濟發展相比，雖然非洲等地區不再被視為與蘇聯外交爭奪戰的地域，但非洲仍然是中國對第三世界開展外交政策的重點地區，在外援總額下降的同時，仍然增加對非洲的援助。1982 年底至 1983 年初，趙紫陽訪問非洲，提出中國同非洲國家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趙紫陽認為中非經濟合作應擴展到雙方相互來往，而不是中國單方面援助。1984 年 6 月 11 日，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恩裏科·貝林格去世，正在挪威訪問的趙紫陽縮短行程，前往義大利出席其葬禮。多國政要也出席了此次葬禮，其中包括蘇聯高官戈爾巴喬夫。
黨內鬥爭
在華國鋒下臺、鄧小平重新掌權後，他與陳雲、李先念等在權力分配和治國理念上均存在分歧。胡耀邦於 1987 年 1 月被迫辭職後，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但是以陳雲、李先念等人為首的保守集團中意鄧力群，王震四處活動支持鄧力群，甚至當面勸趙紫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原本沒有當總書記的意願，更加願意在總理職位上繼續經濟改革，但是保守派的活動引起趙紫陽警覺，若由鄧力群接任總書記，反自由化形勢會更加嚴峻。雖然最終鄧小平在黨內的政治較量中佔據上風，趙紫陽成功代理總書記，但是陳雲勢力仍有巨大影響力。這批勢力因經濟改革出現一些問題開始質疑改革開放，認為改革搞糟了，不如重新回到計劃經濟。
從 1987 年開始，趙紫陽與中共內部反改革的教條主義勢力關係緊張，矛盾激化。保守派刮起“倒趙風”和“反改革開放風”的同時，關於趙的兒子是官倒的謠傳開始集中爆發。對此，趙紫陽主動提出調查自己家屬，而李鵬聲稱他無力阻止其子退出公司。趙下臺後，中央對其子女進行調查，但沒有查出問題。而李鵬聲稱尉健行和呂培儉查明趙的長子倒彩電、次子倒汽車牟利數千萬元。作家胡平稱這是“倒趙派”的誣陷。1990 年 6 月，王任重將調查趙的三十條材料交給趙，材料中沒有其子的官倒問題。胡平說若趙的兒子真存在官倒問題，李鵬僅在 1989 年 6 月的日記中提一句，之後卻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這與李鵬的人品和作風不符。
趙紫陽無法完全認同反自由化運動，若這場運動持續進行的話，十三大就無法為深化改革開放定調。趙紫陽為此發文對反自由化作出嚴格規定，劃定界限，明確自由化的概念為“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全盤西化的思潮”，這樣就不會重複中共過去搞運動式的混亂。在反自由化的氛圍中，保守派勢力企圖把反自由化擴大，延伸至經濟領域，黨校出現反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反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聲音。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自由化干擾是一個時期的，長遠看主要是來自“左”的干擾。鄧小平贊同趙紫陽的看法。1987 年夏，在得知鄧小平同意反左後，中宣部出現抵觸情緒，趙紫陽對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和副部長王維澄提出批評，但是趙紫陽深知中宣部的幕後是鄧力群等人。早在 1987 年 3 月，趙紫陽就曾向鄧小平提議讓李瑞環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工作，這樣就可以使下麵有些意見反映上來，中央的意見也能更好貫徹下去。鄧小平對此同意，但保守派元老陳雲反對。
1987 年，隨著中共十三大臨近，趙紫陽正式向鄧小平建議鄧力群可以進中央政治局，給他一個發表見解的地方，但是不能進中央書記處，不再負責宣傳方面的工作。這事正醞釀時，黨內老同志李銳給趙紫陽寫信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鄧力群品質不好又保守僵化，不應負責意識形態方面工作。趙紫陽把信轉給鄧小平，鄧小平批示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宣傳工作。後來，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但鄧力群最終因為差額選舉在中共十三大上落選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常委，僅當選中顧委委員。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同時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趙紫陽在十三大上定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個基本點主要是反左。這更加引起保守派的不滿，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公開攻擊趙紫陽，稱趙紫陽學習西方國家的東西太多。
1988 年 5 月 13 日，趙紫陽向思想理論界的人士指出，反自由化運動開展以來，形勢已發生變化，反自由化應該告一段落，之後主要進行日常教育。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是鄧力群控制的保守派思想筆桿子大本營，聚集了一大批反對改革開放的寫手，早在 1985 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就打算撤銷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職務，但是被陳雲擋下。胡耀邦沒有做成的事情，趙紫陽接著做，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將保守派的大本營書記處研究室以及《紅旗》雜誌撤銷。
1988 年 9 月，趙紫陽及其“智囊團”鮑彤、嚴家其等人開始利用香港媒體造勢，開展“倒鄧保趙”行動，時任《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在香港《信報》發表文章《大家長該退休了》宣傳“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計畫讓趙紫陽取代鄧小平成為真正的最高領導人。
六四事件
因應對策
1989 年 4 月因胡耀邦逝世引發學潮運動，胡耀邦的追悼會結束之後，趙紫陽對學潮運動提出的對策包括勸導學生複課，對學生要疏導，展開對話，力求緩和矛盾，不可擴大矛盾，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搶等違法行為，要依法處理。鄧小平也同意了趙紫陽這一溫和的處理對策。但在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國內當局將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刺激學生發動“四二七大遊行”。5 月 3 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 70 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有些學校已經複課。 5 月 4 日，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時強調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決問題，並認為應當通過協商和對話，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新華社發表了趙紫陽的講話。但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何東昌等人散佈“趙紫陽的講話與四二六社論精神不一致”，引發學生絕食，絕食的目的是為了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
5 月 13 日，趙紫陽在鄧小平家談到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來訪問題，鄧小平表示趙與戈爾巴喬夫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在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會晤後，5 月 16 日晚趙紫陽一開始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戈與鄧的會見是戈這次來訪的高潮，接著就講到鄧在黨內地位以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趙紫陽的原話為：
“ 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這一次北京之行的高潮。鄧小平同志自從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我們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佈，但是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還需要他掌舵。這個消息我們沒有向外公布過，今天是第一次向戈爾巴喬夫同志透露。 ”
陳希同在 1989 年 6 月 30 日作出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指責趙紫陽“利用會見戈爾巴喬夫的機會，有意識地把鬥爭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趙紫陽後來得知鄧小平的家人及鄧本人對講話非常惱怒。究竟鄧為何認為趙紫陽有意把他拋出來，要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從中挑撥，趙始終不清楚。趙紫陽對講話使鄧產生誤解表示遺憾，除了 5 月 13 日鄧小平對趙紫陽表示自己與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趙紫陽才自然而然向戈提到鄧在黨內的地位外，從中共十三大開始，在會見外賓時，他將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通報給國外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領導人已經成了慣例，而這種通報完全是為了維護鄧的地位。趙紫陽在晚年與姚監複的談話中再次解釋，他的講話並不是要拋出鄧小平，當時說重大問題要請示鄧是黨中央的決定，意在表明不是鄧小平獨斷或戀權，本想通過公開解釋來消解民間對鄧小平垂簾聽政的誤解。趙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申辯中也說這種決定在組織上是合法的。趙同時強調在此之前，鄧是信任他的，4 月 23 日趙紫陽訪問朝鮮之前，鄧有意將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讓給他。
趙紫陽還準備開宣傳會議以及登報解釋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趙的秘書鮑彤起草的內容已經準備登報，內容主要講鄧在黨內的貢獻，從而肯定鄧的地位，而之前給質疑鄧的工人代表解釋鄧在黨內地位問題時，工人代表們表示理解。然而 5 月 17 日發生的事情卻迫使趙紫陽提出辭職，宣傳會議及為鄧小平貼金文章的登報計畫因此中斷。鮑彤指出在 4 月 26 日社論發出後，李鵬在各種場合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傳達的精神是鄧小平的精神。李鵬已經把鄧小平拋出去了，根本不用趙紫陽把鄧小平第二次拋出去，趙紫陽將鄧小平拋出去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失勢下臺
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講話 5 月 17 日，鄧小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時任政治局常委的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員兼國家主席楊尚昆列席，鄧的秘書王瑞林擔任記錄。會上針對學生運動問題李鵬和趙紫陽激烈交鋒。姚依林支持李鵬，胡啟立支持趙紫陽。鄧小平最終表態反對“自由化”，要求黨內保持一致。在此次會議上，鄧小平還提出宣佈“戒嚴”，打算使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在 2005 年透露，當時同趙紫陽一樣反對武力鎮壓學生的將軍包括張愛萍、蕭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和宋時輪，他們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不能對準中國人民。5 月 18 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進行 50 分鐘的對話。但雙方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國家教育委員會要求全國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5 月 19 日，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趙紫陽於淩晨 4 時 50 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談話：我給同學們講幾句話。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你們不管怎麼樣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也不是請你們來原諒我們的，不是的。只是說，現在同學們的身體，到了現在，已經是非常地虛弱了。你們都是絕食到第六天……第七天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的話，這對身體會造成將來難以補償的損傷。這個對生命有危險，大家都知道。
我說我覺得我們現在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趕快結束這個絕食。趕快結束絕食。同學們，我也知道，你們這個絕食，是要達到你們……政府、黨對你們所提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復，但是我覺得，要滿意的答復，我們這個對話的管道還是暢通的。有一些問題，它還是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有一些譬如你們所提的性質、責任的問題，我覺得，終究可以解決，終究我們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什麼事情你們也知道，情況都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夠在已經絕食六天到七天，現在還是要堅持這一條“一定達到滿意了才停止絕食”，但是那個時候就晚了。沒法補償了。你們還年輕啊，同學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都已經老了，無所謂。國家和你們的父母把你們培養撫育上大學不容易啊，現在十九歲、十八歲、二十幾歲，就這樣子……就這樣子把生命犧牲掉啊？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啊！我今天不是來跟你們對話的，今天就是說，同學們能不能理智一些，想一想現在已經到了一個什麼嚴重的情況。你們都知道，現在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可以說憂心如焚，整個北京都在議論你們這個事情！另外你們也知道，北京的情況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這麼大的城市，又是首都，各方面的嚴重的情況一天一天在增加。同志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個事情發展下去啊，不能夠控制。造成各方面影響，你看，交通、運輸、工作、看病等等。
總之就是這麼一個心意。你們停止絕食，中國政府決不會就這樣子，就把對話的門關起來了。決不會。你們所提的一些問題，我們黨會繼續討論。事實上不管怎麼樣，這樣慢是慢了一些，事實上現在一些問題還在逐步地解決嘛。還在逐步地解決嘛。我今天就說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志們，另外說一說我的心情。希望同志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冷靜地想一想。還有組織這個絕食的同志們，你們也冷靜地想一想。這件事情可不是……在不理智的情況下，很難想清楚這個事。大家都這麼一股勁的，年輕人啊，我們都從年輕人過來過，我們也遊過行，我們也臥過軌，我也知道當時那種情況。沒有想後果怎麼樣。但事後一想啊……首先你們要冷靜地想想今後的事。現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過八天、九天、十天嗎？我說，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決的。你們就是為了要等這一天，等……回答令你們滿意這一天，你們也該早結束。謝謝同學們，就是看望大家。
趙紫陽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19 日晚李鵬宣佈了可以實施武力清場的戒嚴令，而已失去了政治權力的趙紫陽仍在做最後的努力。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事件移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解決，為此趙紫陽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立即電傳在美國訪問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回國；而溫家寶並未執行命令，將電報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否決，從而延緩了萬裏回國，使這一計畫未能實現。
天安門清場以後，由中共元老主導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於 1989 年 6 月 19 日-6 月 21 日召開，會議以批判趙紫陽為主，李鵬在報告中指責趙“分裂黨”和“支持動亂”，李先念甚至人身攻擊趙。6 月 23 日-6 月 24 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因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僅保留中國共產黨黨籍，支持趙紫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也被免職；同年 6 月 30 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江澤民成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四中全會最主要的議程是聽取審議通過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針對報告，趙紫陽做出了富有針對性的申辯。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趙紫陽申辯摘要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對，哪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複課。二．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沖行為要依法懲處。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核，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一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
我覺得，這次會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必須跟上。……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曾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的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種想法，影響著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裏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幫助！
五、我五月四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會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會。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問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事態也許會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彙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五月十六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會上我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五月四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並做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的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所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害怕因為我的認識水準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是能夠繼續共事的。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請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五月十九日淩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二天後，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學生已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九時，宣佈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佈的。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不知道了。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要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採取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來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摘我有保留意見。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繼續紛紛複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為？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內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領導人之間的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而李鵬同志報告中指摘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摘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請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做出鑒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著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美國之音引述何清漣的博客文章稱，趙紫陽被撤職後，鄧小平試圖將趙與美國索羅斯基金會掛鉤，決定將趙包裝成“美國中情局特務”，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時任副主任王任重領導一個專門小組，對趙紫陽及其子女的商業活動進行調查，只因索羅斯從《華盛頓郵報》上得知消息後，給鄧寫信指出他的基金會的中方負責人是時任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淩雲。鄧意識到，若執意捏造所謂“趙紫陽間諜案”，必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只好作罷。中共內部對趙的審查，直到 1992 年中共十三屆九中全會才結束。
後續影響
趙紫陽下臺後，其大部分親信或者同情其遭遇的改革派精英以降職、撤職或判刑的方式遭遇清洗，秘書鮑彤被開除黨籍，判刑七年；胡啟立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嚴家其、陳一咨遭通緝流亡美國；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被判刑；胡績偉、閻明複、芮杏文被撤銷一切職務；杜導正被免去新聞出版署署長職務。但在 1991 年，胡啟立、閻明複、芮杏文等人相繼複出。
江澤民成功接替趙紫陽，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江澤民在保守派勢力的支持下，與國務院總理李鵬聯合執行“治理整頓”政策，使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無奈之下，鄧小平於 1992 年年初南巡，提出“改革開放一百年動搖不得”的口號，江澤民體察上意、心生警覺，立即轉變態度、幡然易幟，執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在南巡中曾提起趙紫陽主管經濟時期的功勞，他要求時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記下自己的意見並轉告北京當局，他說：“以前的兩任總書記抓改革開放還是有功的，1983 年到 1988 年的經濟發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據傳，南巡回去後，楊尚昆和萬裏曾提議讓趙紫陽複出，於是鄧小平讓楊尚昆告訴趙紫陽，要求趙紫陽承認在六四中所犯錯誤，但趙紫陽拒不認錯；1991 年，鄧小平就曾派人向趙紫陽帶話，稱趙紫陽複出當總書記都可以考慮，前提是趙紫陽要認錯，之後鄧小平多次派人與趙紫陽聯絡，趙紫陽堅持認為自己沒錯，並要求中央重新評價六四，因此放棄複出。但這些傳聞並未見諸趙紫陽本人的回憶錄中。
由於趙紫陽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進行的主張在其下臺後成為泡影，他所擔心的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進行的扭曲型的市場經濟所容易產生的以權謀私、侵吞國家財產、行賄受賄等腐敗問題加重的現象逐步在中國變為現實，還出現種種社會弊端滋生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的現象。武力鎮壓學潮給遇害者及其家屬帶來了難以癒合的傷痛，造成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除此之外，趙紫陽還擔心武力鎮壓會產生很多後遺症，他的這種擔心也成為了現實，香港原本傾向中國共產黨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開始與中國共產黨決裂，埋下香港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不信任的種子。中國同美國的“蜜月期”結束，曾一度遭受大規模的國際制裁，被西方民主國家孤立，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在臺海關系、香港與內地關係和中國對外關係上存在，歐盟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政策至今都沒有解除。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傷痛以及海內外每年舉行的紀念活動成為中共極力回避但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與趙紫陽當政時期的 1980 年代的“主義紛呈”相比，趙紫陽下臺後，中國知識份子的生存環境發生了變化，致使中國的知識精英階層開始向現代犬儒主義方向發展，一部分知識份子要麼滿足於教育產業化帶來的實惠埋頭創收，要麼奮力爭奪“公共知識份子”的排名，吸引公眾和媒體的眼球。
遭受軟禁
被撤職後的趙紫陽一直是中國國內官方報導中忌諱的話題，趙紫陽下臺後一直被軟禁在其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富強胡同 6 號的家，他的住宅一直有人俯視在小巷牆上，門前有公安站崗，趙被軟禁的四合院所在的富強胡同入口直到趙去世一直有公安的監控攝像頭監視趙家門前的舉動。中共中央辦公廳對趙紫陽的限制有四條：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記者和外國人。
二、外出活動要警衛局派隨衛人員，可以到郊區公園散步，如要到繁華人多的地方，警衛人員可勸阻。
三、考慮到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都是外資或合資經營，打球的都是外國人或港澳人士，建議不要到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內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區。具體方案報中央批准。
1990 年 10 月亞運會召開之前，趙紫陽在昌平高爾夫球場打高爾夫球。球場的日方人員便把消息告訴了日本駐華大使館。香港電視臺還在播發消息的同時放了趙紫陽以前打球的錄影。
趙紫陽也曾多次寫信給江澤民要求解除軟禁，但均遭到江澤民的拒絕。1997 年，江澤民在訪問美國之前，為了給美國有個交代，江澤民要求中南海保健處負責趙紫陽醫療的醫生向趙紫陽提議打高爾夫球（在這之前是被禁止的），趙紫陽識破江澤民的用意，於是拒絕。中共十五大前，應“天安門母親”的請求，趙紫陽於 1997 年 9 月 12 日發出“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國共產黨重新評價六四，趙紫陽在信中說六四問題遲早要解決，不論拖多久人們都不會淡忘，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麻煩時解決好。這封信給趙紫陽帶來了更嚴厲的軟禁。趙紫陽又於同年 10 月 13 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發出公開信，信中指控對他的軟禁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趙紫陽在信中說：
“ ……自從信（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信）發出之後，我就被禁止會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從半軟禁升級為完全的軟禁了。……我作為一個黨員，就某一問題向黨的代表大會提出建議，是正常行使黨員的權利，這是黨章明文規定了的。……我不知道我究竟觸犯了什麼法律，……這樣不明不白的隨意就可以對一個人實行軟禁，可剝奪一個人的公民權利，難道不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麼？……而在我們黨早已深刻總結了過去左的沉痛教訓以後，十多年來一直強調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總書記剛剛在黨的十五大向國內外鄭重宣佈了我黨要堅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候，在中央身邊竟然發生了如此粗暴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在令人難以理解！……自從 1989 年 6 月以來，我被非法軟禁、半軟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這種被剝奪自由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對我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的身心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希望能夠早日解除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鬱的情境中度過餘年…… ” 這封信沒有帶來任何回應，完全軟禁狀態從 1997 年 10 月持續到 1999 年 12 月，之後又轉入半軟禁狀態。
趙紫陽晚年幾乎每年都有媒體傳出他去世的消息，2003 年 4 月，日本共同社誤傳趙紫陽逝世消息，2005 年 1 月 6 日的病發住院被香港《東方日報》和《太陽報》以大篇幅報導逝世，這些消息都被中國官方否認。
逝世
家人道別與中央慰問
趙紫陽曾被軟禁在距離北京王府井大街不遠的富強胡同 6 號達 15 年之久。此四合院也曾是胡耀邦的寓所。 2005 年 1 月 16 日，趙紫陽全天昏迷，病情持續惡化，1 月 17 日淩晨 4 時，腎臟功能和微循環衰竭。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前去看望趙紫陽並表示慰問。趙紫陽的五個子女依次單獨走到床前向父親做最後的傾吐。趙五軍說：“爸爸，你不僅生下了我們，也教育了我們怎麼做人，你放心，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善良、正直，我們的所作所為決不會沾汙你的名字”，很少在孩子們面前掉淚的趙紫陽眼角處流出了淚花，接著淚水流淌不止。17 日早上 7 時 1 分，趙紫陽的心臟停止跳動。同日，新華社新聞稿稱：“趙紫陽同志因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 1 月 17 日在北京逝世，終年 85 歲。”趙紫陽女兒王雁南向駐北京傳媒發短訊稱：趙紫陽安詳離世，當時家人都在身旁，並為他祈禱，又形容其父終獲自由。趙逝世後，他的子女與中共中央進行了多天溝通，因意見分歧，其子女於 1 月 25 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四點意見，意見的大概內容為，糾正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對趙紫陽所下定的錯誤結論；要求中共中央對趙紫陽長達 16 年的軟禁給予明確的說法；中共中央在趙紫陽逝世後，不發表趙紫陽的生平簡歷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這對家屬和關心趙紫陽的人是不公正的；基於父親趙紫陽生前囑咐希望儘快安息的感情，同意在一個合適的時間辦理火化和送別儀式。
趙紫陽兒女們給趙紫陽的挽聯是：
“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畢生的榮耀；
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
倡民主堅守良知兒女為你驕傲；
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