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真相：一個神隱的時代

前天我講了關於黃埔軍校和孫中山的一段歷史。有些觀眾覺得我關於北洋的部分講得太短了，對於北洋政府當政的那段歷史還有些疑問。我那個節目主要是為了控制時長，避免脫離主題，所以做了一些省略。今天我就借會員節目詳細地再說一說北洋的故事。

首先要釐清所謂的北洋政府只是一個不嚴謹的稱呼，其實是指 1928 年前的中華民國政府。只是為了和 1928 年後蔣介石北伐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作為區分，所以後來就把它稱之為北洋政府。這段時間的總統和總理主要是由北洋系的政客來擔任，所以國民黨為了凸顯自己造反有理，就把之前的民國政府貶稱為北洋政府。

北洋這個詞是怎麼來的呢？當年袁世凱在天津的小站訓練滿清的新世路軍，這支軍隊的番號叫做北洋常備軍，所以後來袁世凱這個派系的軍閥和政客就被稱之為北洋系。

北洋政府和後來的蔣介石政府雖然都統稱為中華民國，但它們完全是一片土地上長出來的兩棵樹，區別非常大。北洋政府是以辛亥革命的臨時約法作為憲法，按照美國的三權分立的政體建立起來的。它實行總統制，有參眾兩院。不管是總統還是國會議員都是定期選舉產生的。雖然當時的民主不成熟，經常會有賄選之類的鬧劇和醜聞，但它畢竟是有選舉的。而且和美國的體制不太一樣，北洋政府在總統之下設有國務總理，這是個僅次於總統的實權職位，也是對總統的分權。所以北洋實際上是介於總統制和內閣制之間的政府。

而且北洋時代各省還有自己的知議局，也就是議會，執行完全的地方自治。所以北洋政府的中國嚴格來說是在共和的名義下，執行如今我們很熟悉的聯邦制。而國民黨時代的政府，完全是一黨專政下的威權統治，所謂的黨國。

這個時候的民國政府沒有國會，直到 1947 年在美國的催促下，國民黨才舉行了第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國會代表選舉。隔年，也就是 1948 年，才舉行了第一次總統選舉。這一屆國會直到 1991 年臺灣完全解除戒嚴之後才被重新選舉，也被臺灣人戲稱為萬年國會。蔣介石的時代也沒有國務總理，取而代之的是行政院長，一直延續到今天。地位是低了很多，只不過是總統的一個大公仔。各省也沒有了審議會，省長變成了中央任命，而不是本省來選舉。所以國民黨時代雖然也有軍閥格局，但它其實也是中央集權的另一個變種。

北洋時代的國旗是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它的國歌是《青雲歌》。蔣介石的政府，它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旗，國歌是來自於黃埔軍校的校歌《三民主義歌》。所以雖然大家都叫中華民國，但實際上嚴格來說是改朝換代了。

北洋政府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弱的中央政府，但是在它的手裡面卻沒有丟過一寸的領土，反倒是後來攻擊它的國共兩黨領土丟了不少。北洋時期很多的政治人物都是滿清末期的改革派，既接受了傳統士大夫的那種家國精神的熏陶，又經歷了現代的憲政民主的衝擊和洗禮。所以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都非常有底線。北洋內部派系林立，輪流執政，經常吵得不可開交，甚至兵戎相見。但是吵歸吵，打歸打，幾乎不會趕盡殺絕。不少軍閥爭權失敗被趕下台之後，基本上都能安享萬年。而且北洋軍閥不管是誰上台，基本上都不搞獨裁，還是按照以前的民主政體繼續施政。北洋政府近 17 年的統治，先後組成了五屆國會，基本上是沒有中斷過國會。即便是在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被鎮壓下去之後，北洋政府完全可以以合法的名義取締國民黨，但是袁世凱還是沒有取締，而是按照之前制定的選舉法繼續讓國民黨選舉。

1923 年北洋政府制定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憲法《中華民國憲法》。這個參考美國憲法，但是又根據中國的國情做了部分修改的憲法，是中國迄今為止真正意義上實行三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唯一的聯邦制憲法。它規定了總統議員的任期和選舉方式，特別是明確了中央和地方的權利劃分，規定各省的議會縣長都是由民選直接產生。上一集我講到陳炯明的時候，其實他就是依靠這個選舉方法在廣東搞地方自治。

北洋時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多元化的時代，沒有之一。社會氛圍非常寬鬆，沒有官方的意識形態，既不講共產主義，也不講三民主義。在觀念上是百花齊放，知識分子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所以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文化啟蒙運動，締造了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黃金時代。很多人現在知道那個時代誕生了大批的學術大咖，比如梁啟超、胡適、陳獨秀、陳寅恪、王國維、張太炎、魯迅等等。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時期中國的科技發展也不差。舉兩個例子，比如 1912 年的 3 月，馮儒的廣東飛行器公司就造出了第一架中國產的飛機，絕對的國際領先。那個時候全世界能造飛機的國家一隻手就能數得過來。再說，民國 7 年，也就是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急需要船舶往歐洲運送軍用物資，但是美國當時自己的造船能力不足，所以就請江南造船廠來趕造萬噸貨輪。同年的 7 月，美國政府和北洋政府簽訂了合同，確定江南造船廠為美國政府建造 4 艘萬噸貨輪，當時的合同總價是 780 萬美元。這是個天價，那個時候中國就已經能夠建造萬噸貨輪，而且還是為美國建造，你能想像嗎？

後來共產黨經常說舊社會是一窮二白，連一個鐵釘和火柴都造不出來，這是無恥的謠言。北洋時代雖然軍閥間的混戰不斷，但是都是局部衝突，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混戰並沒有。所以在寬鬆的氛圍下，中國仍然是當時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被經濟學家稱為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代。

在談論黃埔的那個視頻裡面，我還說過：北洋政府對外非常強硬，特別是對俄國，不惜開戰收復了外蒙，而且出兵海參崴，撤僑三年等等。其實不光是對俄國，北洋政府對英國這種老牌強國也非常強硬。

1914 年的時候，英國和西藏的達賴政府私下簽訂了個條約。英國人以支持西藏獨立為誘餌，把藏南地區大概 9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到了印度，也就是我們今天熟悉的麥克馬洪縣。當時北洋政府雖然控制不住西藏，但是袁世凱堅決不承認，硬剛英國。這也是今天藏南問題還是懸而不決的原因。

1917 年，北洋政府審時度勢之後，果斷加入了協約國，向德國等同盟國開戰。實際上只是派出了一點華工，並沒有派軍隊，但最終還是憑藉戰勝國的光環，出兵拿回了天津漢口等地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租界。更重要的是全面廢止了領事裁判權。另外還不向德國和奧匈帝國支付庚子賠款。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國家也被迫同意暫停交付庚子賠款。特別是作為戰勝國，中國還破天荒地獲得了德國的 8400 萬兩白銀的戰爭賠款，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主動獲得的最大一筆賠款。

另外，在 1921 年的華盛頓會議上，北洋政府還收回了日本佔領的山東，事實上廢除了 21 條。這些都是後來的歷史沒有談起來的重大外交成就。北洋政府多次成功地維護了國家的權益。但是，為什麼現在還是有很多人認為北洋政府是賣國的呢？這裡我就要重點說一說北洋和日本的關係。

北洋政府從袁世凱開始，在外交上比較明顯，也容易被人詬病的特徵就是親日。太親近日本了，很喜歡跟日本借錢，而且還給予了日本很多特權和利益。跟現在不同，晚清中國經常被日本人痛打，但是邦交最好的國家還是日本。這個就跟 1904 年的日俄戰爭有關了。

1900 年義和團之亂後，俄國就藉機出兵佔領了東北，似乎就賴著不走，圖謀東北的野心很明顯。這個時候日本已經吞併了朝鮮，他就和俄國產生了地緣上的利益衝突，而且俄國人還在旅順建立了遠東艦隊，直接威脅到了日本的本土。滿清自己是沒有力氣收復東北了，所以就想出了一個引狼博虎的計策，秘密邀請日本人來趕走俄國人，許若事成之後，把原來俄國人在東北的利益轉讓給日本。

實事求是地說，邀請別人來家裡打仗，雖然是有點窩囊，但這個事對於滿清而言確實是無賴之選。某種程度上也是賭對了，急於在東亞稱霸的日本人傾全國之力，犧牲了將近十萬人，基本上把全國的常備兵力和財政儲備都給打光了，這才贏得了日俄戰爭，替滿清保全了東北。

所以當時滿清朝野上下對於日本都有極大的好感，以日為師的高潮也正是這個時候。對於日本人而言，替滿清打仗當然不是為了當活雷鋒，犧牲如此之大，當然是要謀求一點回報的。這個回報就是在東北的特殊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北洋政府承襲滿清的政策，一開始就要背負這個歷史的債務，惹出日後的事事非非，實際上是滿清歷史遺產的影響，北洋政府根本沒有選擇。

所謂的二十一條，後來被北洋政府以各種藉口拖延，並沒有執行。而且最終幾年後，就在華盛頓的會議上給廢除了。從外交角度來說，不如實命，是個北洋時代外交成就的經典案例。但是在民間看來，但凡不平等條約，你只要簽了，名聲就不會好。普通民眾他不關心過程，只關心結果。對於政治人物的判定，往往是非好計劃的那種善惡二元論，成王敗寇，很難去考慮具體的歷史背景。

在 1919 年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特別是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轉賣給日本，這個是教科書上認定的北洋政府的外交最大失敗之一。其實巴黎和會北洋政府的外交並不失敗。北洋政府當時的外交談判團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要求，關於山東權益的收回只是其中的一點。

當時的外交談判團和列強談判之後，已經取得了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以及賠償損失等等成果，並不是一無所獲。當時的外交總長陸徵祥認為山東的權益事實上已經被日本給把控了，短期內如果不靠軍事手段是沒有辦法收回來的。如果我們不按照現在的條件來簽約，已經取得的談判成果可能都撈不到。這也是他在巴黎和會上主張趕快簽約的必經原因。他是完全站在現實權衡的角度，跟賣國根本沒有關係。

前面我說了，中國雖然是一戰的戰勝國，但是除了派遣勞工，確實沒有派一兵一卒去參戰。你在這種情況下，想要一步到位地獲得和其他列強一樣的權益，這個在當時的國際秩序下很難的，不可能天降餡餅給你。外交談判某些時候就是妥協的藝術，尤其是對於弱國而言。普通人在民族主義情緒下義憤填膺，喊喊口號容易，但是你具體操作起來並不容易。

作為五四運動中被罵得最慘的外交人員，當時的外長陸徵祥其實是北洋時代少有的專業外交官。他在滿清時代就是駐荷蘭的大使，思想非常開明。他還娶了一個比利時的太太，而且在 1905 年滿清還沒垮臺的時候，作為朝廷命官的陸徵祥，他就率先把自己的辮子給剪了。他在主政外交部期間，廢除了外交人員由高官保舉的這種潛規則，堅持選拔高學歷高素質的外交官。

當時北洋政府的外交官明確規定，凡無外語外事專業者不予授職。連袁世凱的親侄兒也因為達不到要求被迫離任。所以北洋時代的外交官是公認的中國近代平均素質最高的。中共現在的一些戰狼外交官根本沒法比。

那就是這麼專業的外交官陸徵祥，因為在巴黎和會上背負了罵名，他心灰意冷再也沒有回國，隨後就棄政從神，直接在比利時當了神職人員。

五四運動中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就是“外爭主權，內誅國賊”。這個“國賊”就包括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還有駐日公使章宗祥，因為他們都是當時負責對日外交的主要人物。但實事求是地說，他們並不是決策的人物。

當時學生們著名的火燒趙家樓，就是燒曹汝霖的住宅。但是曹汝霖跑得快，正好在串門的章宗祥就被狠狠地揍了一頓。章宗祥被學生打成了“老正當”，但是他事後主動提出請政府釋放打他的一些學生。而且涉嫌縱火被抓的一些學生在警察局裡面待遇非常好，不僅好吃好喝，當時的警察總監還專門去慰問，很快就遵從民間的輿論撤銷了這些高官的職務。

曹汝霖在被撤職之後名聲俱毀，她深受刺激，從此也不再問政，轉入了實業界。她開了一家醫院——中央醫院，也就是今天北大人民醫院的前身。這家醫院是出於慈善性質的，所有的開支都有曹汝霖去籌措，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費。

抗戰期間，曹汝霖為了堅守民族氣節，多次拒絕了日本人的高官厚祿的利誘。雖然日本人把曹汝霖看作統戰的理想人選，強行給她掛了很多頭銜，但是曹汝霖始終拒絕出山。萬分諷刺的就是，五四運動中那個參加火燒趙家樓的學生領袖梅思平，當年他罵曹汝霖是賣國賊，但是他自己後來出任了偽政府的組織部長、內政部長等職務，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以叛國罪處決。愛國青年最終還是叛了國，而當年所謂的賣國賊民族氣節剛剛的。

不光曹汝霖如此，北洋政府的高官在民族氣節上都是特別突出的。這點我重點說一下軍閥吳佩孚。1931 年 918 事變之後，已經退出政壇的吳佩孚在北京閒居，滿洲獨立之後，吳佩孚通電討伐，痛斥日本。偽稱滿洲獨立國，實為日本附庸，揚持佔領之名，英行掠奪之實。就大罵滿洲國是依附於日本分裂中國。1935 年日本佔領北平之後，又策劃所謂的華北自治，吳佩孚因為聲望高，他們就想請吳佩孚來挑頭復出。吳佩孚說：“自治者，自亂也。”馬上拒絕。

當時日本駐北平的最高層土肥原賢爾親自出馬邀請吳佩孚出山，結果還是被吳佩孚嚴詞拒絕。吳佩孚他在北京沒有經濟來源，他有個老部下叫齊燮元，經常拿錢來接濟他。但是到 1937 年，這個齊燮元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請，出任偽政府軍事總司令。吳佩孚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立馬就跟他斷絕關係：“我寧可窮，也不會要你的錢了。”

1939 年 12 月，吳佩孚在北京因為牙痛就請了一個日本的牙醫來替他拔牙，結果幾天之後就因為細菌感染引發敗血症而身亡。當時就有江湖謠言，說他是因為拒絕日本人的遊說被日本人以毒藥謀殺。

其實不光是這個曹汝霖和吳佩孚，北洋時代的那些著名政治人物，比如段祺瑞、袁克定、靳雲鵬等等，他們社會聲望都非常高，都是日本人佔領北方之後特別注意拉攏的對象。但是這些人無一例外全部拒絕。這跟為了權力到處認爹的國共兩黨的政治人物比起來，真的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北洋時代現在留在中國教科書的東西就剩一個五四運動了。大部分人所知道的文化遺產就是德先生、賽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學。但實際上真正的五四並不止於此。廣泛意義的五四運動並不是 1919 年那場學生運動，通常還包括 1915 年起以《新青年》創刊為標誌的，持續到 20 年代初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其實重點強調的是人權與科學並重，他明確堂堂正正以個人主義為前提。這個說法跟民國建立的時候，蔡元培等人提出的社會改良宣言是一脈相承的。後者提出上公德尊人權，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精神去神權之迷信。

武士運動的幹將之一胡適曾經表示過，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所以，武士運動的核心其實是人權的解放。這個概念在當時是相當的超前的，甚至可以說他比德先生和賽先生更為重要。唯有懂得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是現代文明的基礎所在，我們才能在 100 多年後，更好的解讀武士以及北洋時代的真正成就。

（本文源自油管頻道：二爺故事：https://www.youtube.com/@Tankman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