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傳奇:是是非非江澤民(下)
人呢,就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預料。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也要考慮歷史的行程。我絕對不知道我作為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把我選到北京去了。所以鄧小平同志給我講話:“中央都決定了,你來黨總書記”。我說另請高明吧,我實在不是謙虛,我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到北京來了呢?但是,小平同志講“大家已經研究決定了”。後來我念了兩首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所以我就到了北京。
上文這個片段是 2009 年 4 月 23 號,江澤民在視察中國聯合工程公司的時候說的。這段話是江澤民對自己意外當上總書記的一段感慨。他說,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努力奮鬥,但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用我們熟悉的語句解釋,就是時事比人強。
上集我們提到,江澤民在鄧小平南巡之後,果斷地站到了鄧小平的一邊,避免了像趙紫陽那樣的命運,度過了暫時的難關。然而,對他而言,權力的危機並沒有解除。江澤民當時面臨三大危機:
第一個危機就是鄧小平並不信任他。雖然江澤民表態效忠擁護改革開放,但畢竟是後起之秀,鄧小平也知道是因為槍桿子之效應,才在南巡之後暫時壓倒了保守派。因此,鄧小平也不可能把江澤民當做自己人。他對江澤民的信任,甚至還不如趙紫陽。鄧小平雖然罷黜了趙紫陽,但趙紫陽畢竟是他最看好的改革人選,只不過兩人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最終導致了不可收拾。
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員姚堅夫曾在 2004 年專門去看望趙紫陽,他透露,在鄧小平南巡之前,鄧小平曾多次派人悄悄地聯繫趙紫陽,建議他承認六四事件中的錯誤,那麼他還可以複出,甚至可以重新當總書記。然而,趙紫陽是個硬骨頭,對鄧小平的權力手段看得太清楚了,寧可被軟禁,也絕對不認錯。鄧小平無奈,只好另選目標,力推朱鎔基,多次在公開場合讚揚朱鎔基,實際上目的很明顯,就是始終不滿意江澤民。
第二個危機就是軍權旁落。鄧小平安插了楊尚坤、楊白冰兩兄弟在軍委高層,完全控制了軍權。江澤民作為軍委主席,名義上有權,實際上對軍隊事務幾乎沒有話語權。楊家兩兄弟在軍隊內部樹大根深,完全不把江澤民放在眼裏。軍委召開會議提拔降職,完全由楊家兄弟一手把控,甚至不通知江澤民。中共一向認為“槍桿子裏出政權”,誰掌握了軍權,誰就是老大。因此,只要江澤民一天不掌握軍權,就只能看人臉色,無法真正安穩。
第三個危機就是政治對手的敵對。江澤民從一個政治局委員直接當上總書記,當時比他資歷更深的高層不少。其中反應最激烈的就是總理李鵬和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李鵬是周恩來的養子,陳希同是鄧小平的人,二人都是根正苗紅。在黨內的地位一直比江澤民高。李鵬在 1983 年出任副總理,1988 年又出任總理,黨內的二把手;陳希同在 1983 年就擔任北京市市長,1988 年成為國務委員,職務上也高於江澤民。而且,李鵬和陳希同在六四事件中都是力主鎮壓的積極分子,自認為是保住中共政權的有功之臣。他們認為自己在六四之後應該被提拔,卻意外地發現江澤民從中冒出,將他們的政治位置取而代之。李鵬和陳希同怎麼能服氣呢?於是這兩位老牌的政治人物與江澤民爭鬥不斷,暗中埋雷,江澤民不得不面臨重重困難。
正是因為面臨這三大危機,當時大部分人都不看好江澤民,認為他只是個過渡人選,遲早會下臺。就在這種背景下,江澤民在他的親密戰友、首席軍師曾慶紅的謀劃下,展現了高超的權力鬥爭手腕,最終扭轉了局面。
曾慶紅之所以能最終成為江澤民的左膀右臂,與他的身份經歷密不可分。他也是根正苗紅的太子黨,父親曾山曾擔任中共內政部部長,還當過上海副市長,長期主管華東地區的財經工作。曾慶紅從小在北京長大,與許多中共的太子黨都是發小,包括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因此,他在紅二代中人脈廣泛,從小耳濡目染,政治鬥爭上也非常有經驗。
曾慶紅在 1984 年到上海工作後,一直是江澤民的下屬,可以說是江澤民的左膀右臂。在很多重大方針上,都是他為江澤民出謀劃策。江澤民在當上總書記之後,立刻安排曾慶紅出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最終接替溫家寶成為他的首席幕僚。
為了幫助江澤民穩住位置,曾慶紅分析了形勢。當時,江澤民面臨的三大危機中,最迫切也是最要命的就是軍權。因此,為了奪取軍權,曾慶紅獻上了一條離間計。
1992 年 8 月,在中共十四大前夕,鄧小平已經 88 歲高齡,病重一度傳出病危。這個情況讓掌握兵權的楊家兄弟非常不安,因為他們最大的後臺就是鄧小平。如果鄧小平突然去世,他們能否控制住軍隊就不好說了。因此,楊家兄弟在這個時候密謀了一個計畫,他們在 8 月下旬召集了軍隊的高級將領,召開了所謂的碰頭會,討論軍隊的人事問題。楊白冰擬定了一個需要提拔的百人名單,要求江澤民審批同意,因為江澤民名義上是軍委主席。
楊家兄弟的這個舉動顯然犯了大忌。軍隊將領在元老病危的時候私下串聯,決定晉升名單,這相當於謀反。實際上,這不僅威脅到江澤民,也威脅到了鄧小平。江澤民和曾慶紅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開始了離間計。
曾慶紅利用鄧小平的兩個心理弱點:一是最恨別人挑戰他的權威,二是最顧忌有人為六四事件平反。曾慶紅首先找到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告知他楊家兄弟在鄧小平病重期間私下擬定晉升名單,企圖在軍隊內部安排自己的親信。鄧小平對於任何挑戰他權威的行為一向不容忍,更何況是軍隊內部的私下串聯。
此外,曾慶紅還通過薄一波告狀,稱楊尚坤可能等鄧小平去世後,為六四事件平反。楊尚坤雖然是鄧小平的鐵杆支持者,但他在六四事件初期曾反對武力鎮壓,這使得江澤民的指控更加有力。楊尚坤是否真的說過要為六四平反,雖無法證實,但相關的言論和背後對六四事件的反思,確實對鄧小平造成了極大的心理衝擊。
江澤民和曾慶紅的精准操作,成功利用了鄧小平的心理弱點,最終導致鄧小平決定在中共十四大上罷免楊家兄弟的軍權。楊尚坤被撤職,楊白冰也被免去軍委秘書長等職務。中共軍委和各大軍區的高層也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楊家將從此基本退出了歷史舞臺,江澤民趁機提拔郭伯雄、徐才厚等自己的人,逐步控制了軍隊,消除了最大的隱患。
在除掉威脅最大的軍頭之後,江澤民對他的政敵採取了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恩威並施。
對李鵬,他採取了“胡蘿蔔”的政策,以拉攏他。李鵬也是從陳雲推上來的人。雖然他個人能力沒有江澤民強,個人成績也遠遠比不上江澤民,但論出身和資歷,那是一直在江澤民之上。
本來,李鵬在 60 世紀中,之所以如此賣力地參與排擠趙紫陽,就是以為自己可以再進一步,甚至當上總書記。沒想到,論公刑賞,沒有自己的份。自然,心裏不可能支持江澤民。然而,江澤民精准地把握了李鵬的這一點,選擇了李鵬主導三峽工程。
大家都知道,三峽這個工程從論證開始,就一直有反對的聲音。很多人認為其利弊不成正比,如今看來也確實如此。推進三峽工程的就是李鵬。李鵬從政的前半段,一直都在水利和電力系統。他一路從東北電力管理局、北京電力局、水利電力部這些部門混上來,在電力系統中利益很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水利電力這一塊就是他的“自留地”。包括後來他的兒子李小鵬、李小寧,也都在電力系統中混跡。整個中國的電力系統,都被李家所把控。所以,李鵬不顧專家反對,一心要強行上馬三峽工程,也就不足為怪了,那畢竟是他的產業。
江澤民也抓住了李鵬的這個小心思,配合李鵬,讓人大強行通過了三峽工程的決議,作為政治利益的交換。李鵬自然在行政上也只能配合江澤民,不能再反對什麼了。
而對另外一個政敵陳希同,江澤民則採取了“大棒”的政策。陳希同作為最挑事的地方諸侯,曾經是鄧小平提拔起來的。對於陳雲推薦的江澤民,陳希同當然看不上眼,跟江澤民唱對臺戲,甚至動了排擠江澤民的心思。陳希同知道鄧小平一直對江澤民不滿意,所以在 1995 年初,聯合了 17 個中央委員,寫信給鄧小平要求撤換江澤民。對於這種公開挑戰自己的地方諸侯,江澤民自然是必須要除掉了。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沒錯,就是反復利用。1995 年,北京首鋼的董事長周冠武因為爆出貪污而下臺。周冠武和陳希同以及鄧小平的兒子鄧志方關係很深。江澤民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立馬讓紀委去調查,結果導致北京市副市長王保生在 1995 年 4 月舉槍自殺。王保生自殺的事件被曾慶紅暗中鼓動媒體炒作,造成全國轟動。大大小小的黨媒都進行了報導。當年中國有句諺語:“臺上是孔凡生,台下是王保生。”就是說王保生是陳希同的直接後臺,陳希同自然脫不了干係。由於這個案子還涉及到鄧小平的兒子鄧志方,鄧小平為了保住兒子,只能放棄陳希同。最後,陳希同以受賄罪被判了 16 年。這不僅打擊了陳希同,同時也敲打了鄧家。江澤民這一招真的是一石二鳥。從此,太子黨和地方諸侯都不敢再公開挑戰江澤民,江澤民終於站穩了腳跟,成為真正的總書記。
由於中共元老院已經在 1992 年撤銷,陳雲也在 1995 年去世,此時能制約江澤民的只有風燭殘年的鄧小平。但是,在江澤民一系列權力運作下,實際上鄧小平也已經無法更改局面。江澤民說過,他在任內幹了三件大事,還有一件小事。 三件大事是:
第一,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第二,把鄧小平的理論列入了黨章;
第三,創立了三個代表思想。
而那一件小事,就是禁止軍隊經商。說實話,他的自我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江澤民在掌握實權之後,沒有拋棄鄧小平的路線,實際上從個人角度來看,他畢竟是搞技術出身的知識份子,本身並不保守。因此,從類型來說,雖然鄧小平一直不喜歡他,一直想換他,但實際上江澤民很好的繼承了鄧小平的遺志,貫徹了改革開放的路線。
比如,鄧小平提拔的朱鎔基,本來是準備用來替換江澤民的。但是,江澤民瞭解朱鎔基的人品,因為他們兩個人曾經在上海搭檔。所以,在鄧小平於 1997 年去世之後,朱鎔基還是取代李鵬當上了國務院總理。這方面也可以看出,江澤民還是有一個政治家應有的眼光,沒有因為朱鎔基是潛在的競爭對手,就一定要排擠他。而且,朱鎔基在改革中的雷厲風行,比如分稅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房地產調控、教育醫療產業化等,雖然如今看來有利有弊,但當時的推動力也是非常大的。最終能夠推行下去,也是因為得到了江澤民的鼎力支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朱鎔基這種人,可能也只能跟江澤民搭檔,才有施展的空間。
同時,在他主政期間,中國在政治上的氛圍也比較寬鬆。普通民眾在言論上有一定的自由。例如,中國的民間網路上,當時流傳了很多關於江澤民、李鵬等高層領導人的政治笑話,甚至是黃段子,尤其是關於江澤民和宋祖英段子。然而,很少有人因此被審查。甚至很多當時著名的政治反對派還可以出版書籍。我舉個例子,我當時在公安大學讀書,是我們學校團刊的主編。我曾經代表學校團委,邀請一些參加過六四的知識份子到公安大學做學術報告。當時這被認為非常正常,也沒有人反對。這些要放在今天的中國,你不要說公安大學這種政治院校,就在普通院校,那也是不可想像的。
至於他任內打擊氣功和偽科學,我覺得也體現出江澤民講科學的一面。從 80 年代開始,中國內地各種氣功和偽科學盛行,甚至出現了全民氣功熱。各種神棍和騙子橫行無忌,騙取財物,甚至得到了很多國家機構的背書。中科院院士何作修寫了一系列反氣功、反偽科學的文章,就遭到了攻擊,甚至被政府部門點名批評。江澤民為了鼓勵他,特地寫了封信給何作修,表示支持。他說:“我就不相信水能變成油。”正是在江澤民的任內,這些氣功神棍們最終遭到了打擊,這也使得他成為法輪功最恨的人。
江澤民時期,雖然在政治開明度上,比不上胡耀邦和趙紫陽,但比起後來的胡溫時期還是要好,更不用說習近平時期。政治開明度說到底,是一個領導人胸襟和眼光的體現。越是自信的人,才可能越開明;越是狹隘自卑的獨裁者,越不允許別人說話。因此,在江澤民主政的 13 年中,中國在經濟層面的改革開放得以在之前的基礎上繼續深入,GDP 年均增長 9.3%,領跑全世界,經濟總量也由原來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第六位,開始大踏步地超越西方國家,真正成為一個經濟強國。改革開放也成為中共黨內的主流共識,再也沒有人敢公開反對。
在外交方面,江澤民也可以說是中共歷史上最為務實、最為成功的一個黨魁。他年輕時多次出國考察,本身外語很好,對西方的文明有一定瞭解。他非常喜歡聽交響樂。在 1999 年的時候,甚至公開要求自己的兒孫全部學會說英語。因此,在他的任內,雖然也發生了 1996 年臺海危機、1998 年美國轟炸中共駐南聯盟大使館等重大事件,當時國內群情激昂,軍隊內部甚至立主開戰,一度幾乎要和臺灣、美國走到戰爭的邊緣。然而,江澤民還是能夠穩住局勢,沒有被民粹情緒所挾持,總是在關鍵時刻妥協求和,從未像習近平一樣搞戰狼外交。所以,中美關係不僅沒有因為這些危機走向破裂,反而得以繼續保持合作和發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震驚世界的 911 事件後,儘管當時國內是一片歡欣鼓舞,但江澤民的頭腦卻仍然很清醒。他第一時間向美國總統布希致電表示慰問和支持,中共官方至少在表面上站在了美國的一邊。這可以說是改變中美關係後來走向的關鍵性一步。它使得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極大的緩和,最終幫助中國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為胡溫時代的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所以,嚴格來說,胡溫時代中國經濟迎來了新一輪的高速發展,以及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的大幅提升,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江澤民時期搞好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奠定的。在這一點上,江澤民確實是有很大的貢獻。他體現出來的國際視野和務實的外交手腕,也是如今的新領導者根本比不上的。
這裏我還要再提一下江澤民三件大事中的“三個代表”。中共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從誕生開始就自我定位為無產階級的代表。用暴力奪取政權後,也沒有修改。這就存在一個根本上的悖論:你一方面說自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一方面又說自己代表中國人民。按照你的階級鬥爭理論,就算是中國人民,那也未必都是無產階級。你又代表無產階級,又代表全體人民,這不是自相矛盾,閻王爺騙鬼嗎?
正是針對中共這個理論上解不開的 bug,江澤民搞了“三個代表”,也就是所謂的“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起來都是空話套話,但實際上是江澤民希望從理論上把中共從一個階級鬥爭的政黨重新定位為全民黨,彌補中共理論上的 bug。但沒有配套的政治改革,這個理論實際上就是空中樓閣。至於之後胡錦濤所謂的“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理論等等,更是純粹的文字遊戲,成了笑話。
江澤民治政時期雖然言論環境比較寬鬆,但實際上政治體制改革完全處於停滯狀態。而且,江澤民為了掌握權力,站穩腳跟,走回了培植派系,加劇了黨內的老路。他大力提拔來自上海的部下,成就了全群一時的江派,比如吳邦國、曾慶紅、黃菊、徐匡迪、孟建柱、陳良宇、話劍、陳智霓等等,佔據了高層的大部分。這些人很多其實都沒有在其他地方或者說中央部門曆練過,突擊提拔是很難服眾的。不是說來自上海的幹部不好,而是作為一個主管全局的政治家,不能任人為親,只顧小圈子的利益。這樣做固然讓江澤民在很短的時間裏就牢牢掌控了權力,但帶來的惡果就是政治生態的惡化。
緊接著,胡錦濤為了站穩腳跟,也大力發展自己的團派。那麼黨內那些不屬於江派或團派的幹部,你幹得再好也沒有出路。如果拉幫結派,不顧一切去拜碼頭,才能在黨內生存,那麼還有誰願意幹實事呢?這種黨爭最惡劣的後果之一,就是選擇了無德無人的習近平作為接班人。習近平是江派大將賈慶寧推薦給曾慶紅,然後曾慶紅又推薦給江澤民的。大家知道,本來胡錦濤培養的接班人是李克強,但江派為了制衡團派,當然不願意。在自己人陳良宇倒臺之後,就提名了看上去忠厚老實容易控制的習近平。江派團派最終妥協,習近平當上了總書記,李克強當上了總理。這給今天的中國帶來了空前的災難。這一點,江澤民難辭其咎。也正是因為江澤民時期黨爭的加劇,導致中共權貴經濟尾大不掉,各大紅色家族守著自己的地盤瘋狂斂財。比如鄧小平家族擁有龐大的地產專案,李鵬家族掌握著電力系統,江澤民自己家掌握著電信產業,朱鎔基家控制著金融投資等等。為了維持政治上的平衡,江澤民只能默許權貴經濟的發展和壯大。實際上這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分都被紅色貴族以及他們家的白手套拿走了,底層人民不過是喝了一小點湯。
江澤民更大的爭議,或者說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的一點,就是他任內為了解決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特別是與俄羅斯的領土爭端,簽署了一系列導致領土損失的條約。例如 1999 年 12 月,江澤民與俄羅斯簽訂了《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續數議定書》,把中俄之間存在爭議的 344 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讓給了俄羅斯,相當於 300 個臺灣,包括塔爾魯烏爾海這種中國歷代政府都沒有放棄、明確擁有主權的領土。說實話,這些土地雖然事實上是被俄國人吞併了,但因為從國際法上講是非法吞併,只要中國不承認,那麼至少存在以後拿回來的可能。比如某天俄羅斯解體了,那是真的有可能拿回來的。但你現在簽字確認,從法律上放棄了,那就是真的永遠拿不回來了。就算將來俄羅斯解體,那也輪不到你了。江澤民簽署的這一系列協議,相當於永久性地放棄了中國的領土,慷祖宗之慨,絕了子孫之路,這是不可原諒的。
2022 年 11 月,96 歲的江澤民因病去世。當時,習近平為他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民間也有很多的悼念。畢竟,全靠同行稱托,在習近平這種人的對比下,江澤民的形象確實是很高大的。作為一個民國時代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時事求是地說,江澤民在中共的領導人裏面算是比較另類的。他通曉外語和音律,對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也有正面的評價和認知。雖然很多時候有附庸風雅的嫌疑,但毋庸置疑,他個人的素質是很不錯的。小學生和他比確實是“too young to simple”,沒法與他談笑風生。
作為技術官僚,在當政的 13 年中,雖然他沒有推行政治改革措施,僅僅在經濟層面進行了大手術,但總體來說,他不獨裁也不保守,讓中國在平穩中高速發展,深度回歸和融入國際社會,為胡溫時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他個人的施政風格比較溫和,不折騰老百姓。在六四事件後,很難得地營造了比較寬鬆的氛圍,允許知識份子和老百姓提出意見和批評,這一點是很難得的。正是因為他個人的這種風格,所以他在國際社會上也為中共贏得了更為寬闊的生存空間。他抱住美國的大腿,這一點實際上證明是非常有自知之明,也是非常正確的。
而習不自量力,大搞戰狼外交,到處為人指明方向,妄圖建立什麼人類命運共同體,結果被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聯合制裁,現在搞得經濟一地雞毛,被迫回過頭去搖尾乞和。對比之下,江澤民的確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但江澤民畢竟是中共體制中摸爬滾打出來的,長期的黨文化薰陶以及權力鬥爭的影響,使得他不可能從內心認可西方的民主、憲政。他施政的核心,實際上還是以保住中共的黨的江山為準則的。所以他的開明度和改革措施始終是打了折扣的。2010 年初,趙紫陽的老部下、前中共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書中披露了趙紫陽對江澤民的評價。趙紫陽還說過什麼?書中披露了趙紫陽對於江澤民的評價:中國不論搞什麼,首先要解決專制問題。三個代表是要堵住政治改革的嘴,是為一黨專政製造理論根據。這也是江澤民的歷史地位註定比不上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根本原因。他在經濟改革上的工具,並沒有解決中國深層次的根本問題,只是延緩了這些問題爆發的時間。而他在政治層面所採用的治國手腕,實際上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這個集權政黨的固有弊病,最終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文革的回頭路。
坦率地說,在個人能力方面,他比大多數中共的黨魁都要強,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他的認知遠遠落後,可能還不如溫家寶。當然,今天我們很多人懷念他,懷念當年寬鬆氛圍下的長者去世,以及特有的膜蛤文化,實際上也是習當政後,倒行逆施的襯托。而長者選擇習接班,註定是他一生最大的敗筆,很可能為他,也是為中共這個政黨,劃上最後的修飾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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