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活佛：逃離

阿嘉活佛：逃離

(本文根據視頻採訪整理而成，把文字很多口語及重複的地方在不改變原意的情況下進行了修改)

準備離開

阿嘉仁波切： 我在塔爾寺就是管理七年。所以我就塔爾寺開一次會。最後一次會，我就說，我們的塔爾寺的僧眾們，你們好好學習，好好修行。我是可能是最後一次開會，我要走了。說了這麼一句話，我不敢說我要逃跑。

就開完會以後呢，他們有人紛紛議論。說，我們的仁波切，可能要升官了，要到北京去了，當更大的官了。那這樣更好，更光彩，塔爾寺更有好處。他們底下是這樣傳播說的這樣。我聽說了，那個說完以後我馬上就離開了。

王志安： 那你當時讓你當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常委，甚至有更高的職務給你。你就很害怕。但實際上你本身就是當年的青海省的佛教協會的會長，也是政協的副主席。本身就是政府序列裏的官員。

阿嘉仁波切： 是的，在政治舞臺上，對。

王志安： 那為什麼說當了那個政協常委以後會更害怕呀？

阿嘉仁波切： 對呀，因為以前的那個是，就是叫你當一個政協副主席，當一個佛教協會副會長，這個就是一個很便利的條件。有這些條件以後，我更能做一些更多的事。塔爾寺的維修，什麼這個，跟中央的領導。

王志安： 那你當了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以後，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嗎？

阿嘉仁波切： 是，更不是這樣嗎？但是他這裏頭就說了一句話。他說什麼話？你要當這個班禪大師的這個經師。

王志安： 那為什麼當經師你就不願呢？不願意呢？

阿嘉仁波切： 因為這個就是我這個我不敢接受。為什麼呢？因為我不承認這個轉世。就是你認為選的那個靈童，選的那個靈童不是真正以這個佛教的這個手法選出來的。這個選了以後我自己也不信任，這個廣大的這些信眾，包括漢族在內的都不承認。你不承認的這個，我跟著這個強加於人民的這樣的一個跟這個組織，我在一起配合去，我做他的經師，我說他的話的話，那個我接受不了。

王志安： 你接受不了這個，實際上你是接受不了這個。

阿嘉仁波切： 對。

王志安： 那是當時讓你做班禪的經師，是你當佛教協會會長的前置條件是嗎？

阿嘉仁波切： 對。他說的你當這個經師的話，你的前途很會更光明吧。就是說前途更會好，你會這個當這個政協副主席，還有當，哦，政協的常委，當佛教協會會長，那你的職務可能還更高。這麼說了。

這些說了以後，那個也真選了，那個我走了以後，我到紐約的時候，在報紙上看到政協常委的名單裏，就已經有我的名字了。

王志安： 那您當時就是想離開中國，你有跟其他人商量過嗎？

阿嘉仁波切： 很小範圍，很小範圍的商量過。因為我出來的時候，我們五個人在一起。最小的是我侄子。我侄子是因為那個時候搞計劃生育。我兄弟我弟弟的第三個兒子。那個時候牧區是只能生兩個，他是第三胎。那第三胎的話呢，要不行，要罰款或者是要打掉。那我是信佛的，你千萬不能打。我就收養，我就領到我。我旁邊。那麼他呢，是最小的，他不敢說，他小孩。他那個時候才十一二歲。其他的呢，我的就是跟我一起出來的那個師傅，那一位出家人，他是我的隨緣，他也跟我三十年了都。他是呢，我說了，相當於我的徒弟。我說我要出走我就帶著你。

另一個是我的司機。當時我擔任政協副主席後，根據政府規定需要配備一名警衛。然而，縣裏和省裏在派遣警衛的問題上一直未能達成一致。對於我而言，配備一名警衛並不方便。雖然警衛的職責是保護我，但我不確定他們是否也在監視我。此外，警衛也不願意整天待在寺廟裏，因為那樣非常無聊。於是，我提議由我的司機擔任警衛。有人表示司機擔任警衛可能不合適，但最終還是同意了。

王志安： 那你的司機是蒙族人？

阿嘉仁波切： 不是，他是當地的半藏半漢吧。那麼他們就勉強同意，先暫時代替吧。就這樣，他們就經常叫到那個公安局，安全局去開個會。給他培訓。還給他發了槍來著，他有槍，就是警衛。

那麼那個警衛，他是我司機當了也十年半那個時候，他是跟著我，我跟他說了，我說我現在要走了，你怎麼辦？自己決定。他說我要跟著走，那好吧。他家剛結婚，他說他的太太也該帶著走。我說，哎呀，那這個多麻煩，人多了那個唄。他說一定要帶，那好吧。他和他太太，我的這個徒弟，我這個侄子就是我們五個人。

王志安：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沒有跟一些像你的一些長輩，或者其他人商量過？

阿嘉仁波切： 誰都沒說。包括自己家人，一個人都沒敢說。連我的長年跟我的一個秘書，就是我自己的人了，跟他都沒敢說。沒說的意思是，我不是不相信他，一說了以後他們就反對。不想讓走，多冒險。也一個是不想讓走，一個是這個是太危險的事了。

王志安： 你說的危險是指？

阿嘉仁波切： 危險就是你出不去。那個馬上會知道，抓到。就你如果要是萬一沒出去的話，把你攔下來。那就會問你到底去哪里，你幹什麼呀。那以後都不方便。

王志安： 你可能政治生命也可能會受影響是吧？

阿嘉仁波切： 受很大影響。所以我就不敢說。

最終決定出走的時候，我去了北京參加一個春季茶話會。當時中央政府經常召集我們這些宗教人士、政協委員以及常委們開茶話會。在茶話會上，我有一個徒弟，是印尼的華僑，她是個佛教徒，名字叫 Kristin，她的英語很好。

我對 Kristin 說：“我準備要出走了，你幫我想個辦法。“她非常驚訝，問道：“師父，你為什麼要出走？你在這裏不是很好嗎？你還能做很多善事。“我說：“不行，我一定要走。”

Kristin 非常瞭解中國的情況，她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也做過生意，所以她極力反對我出走。她說：“出走很危險。到了國外，你怎麼生存？這非常不安全。” Kristin 是劍橋大學畢業的，她對國外的情況非常瞭解，因此她再三勸我不要出走。但是，我已經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離開。

後來我繼續跟 Kristin 商量怎麼出走。最終決定出走的過程也很奇特。我有一個朋友住在南美。以前我跟隨班禪大師訪問美洲，包括南美和加拿大。當我們到達南美洲的巴西時，我認識了一位住在瓜地馬拉的華僑。那時，他告訴我，如果我真的想要離開，能夠走的一條通道就是通過瓜地馬拉。

當年那個華僑並沒有說這條路，而是 Kristin 後來告訴我的。她說：“如果你要走的話，可能只能走到瓜地馬拉。“原因是，瓜地馬拉和中國沒有建交，而是和臺灣建交。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相對寬鬆，很多人可以通過瓜地馬拉到達中南美洲。這樣的話，瓜地馬拉就成為了一條可能的出走路線。

王志安： 但是那你沒有簽證？

阿嘉仁波切： 去瓜地馬拉不需要簽證，因為中國和瓜地馬拉沒有建交。所以，只需要那邊有人發邀請函，再加上財務擔保，就可以買票出發。

在我決定出走時，我必須想辦法弄到邀請函。於是，我聯繫了在南美洲認識的朋友，他住在瓜地馬拉和巴西之間。我向他請求發一封邀請函，他答應了。作為在美洲生活的華人，他並不瞭解中國的這些情況。他說：“可以，師父，給你發一封邀請函沒問題。“於是他發了一封邀請函給我，只需要一封電子郵件即可，收到郵件後就可以買票出發。

當時我已經有護照，是外交護照，因為擔任省部級職務時獲得的。外交護照分為不同情況使用，我在隨班禪大師訪問時一般用外交護照，有時用公務護照。出走時，使用外交護照辦理簽證需要總理的批准，這是規定。顯然，李鵬總理簽字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另尋他路。

我決定通過瓜地馬拉，因為不需要簽證。我還在機場有朋友，我對他說我要帶家人出國一趟，問他能否幫忙。他說這非常危險，因為像我這種級別的人出國都需要國務院批准。我告訴他，這種批准不可能實現。我們一方面念經祈禱，另一方面準備好出行。最終，我們成功買到了票。

這個機票還好不是在中國買的，而是通過荷蘭購買的。有一班從荷蘭直接飛往瓜地馬拉的航班經過中國。這個機票是 Kristin 幫我買的，她通過電話訂的。這趟航班非常少，一個月只飛兩次，要麼等 15 天，要麼就得馬上走。我決定越快越好，這真是一次驚險的經歷。

王志安： 那按道理來講，你平時你在北京的活動，那不都得向那個有關部門報告嗎？

阿嘉仁波切： 我每次出行都必須報告。這次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從塔爾寺出發，到北京參加茶話會。期間沒有人干涉我的行動。茶話會結束後，還進行了金瓶抽籤。當時我請假時，他們絕對不同意，因為這個過程中央需要隨時通報情況。

金瓶抽籤完畢後，這些緊急事務告一段落，我才有了一些自由。我對他們說我要到廣東去閉關，他們也同意了。

王志安： 你是跟誰報告的呢？

阿嘉仁波切： 我是向統戰部和宗教局報告的。我告訴他們茶話會結束後，我要去廣東轉一轉。他們表示可以，我說我要去閉關，他們也同意了。

王志安： 那按道理來講，你去廣東閉關不也得要廣東的有關部門接待？

阿嘉仁波切： 他們沒有詳細詢問我的計畫，也許是他們的疏忽。於是，我們幾個人分別從不同地方集合在一起。他們從塔爾寺飛到廣東，而我和我的隨行司機則從北京飛到廣東。我們在廣東集合時，正好趕上春節，大家都放假了。接待我們的是一位老闆，不是政府官員。我也沒有通知政府官員，只是告訴他們去忙自己的過年事宜，我會安安靜靜地休息。

我對接待我們的老闆說：“我可能會休息一兩天，然後就離開了。如果不告別，就再見了。“他說：“好好好。“他們根本沒想到我會離開。

從北京到廣州，再從廣州飛回北京時，我們是偷偷進行的。我們五個人飛到北京後，入住了機場附近的一家小旅館。這是 Kristin 幫忙安排的，因為當時北京的管理比較寬鬆。我們登記入住後，Kristin 已經幫我們訂好機票，但票還沒有拿到手。

離開北京的當天早上，我們去拿票。Kristin 和我的司機負責去取票，我帶著其他人，包括孩子、司機的妻子和我的徒弟，前往機場。酒店離機場很近，但那天正好下了一場大雪，導致交通堵塞，我們非常著急。我們的航班大概是中午 12 點或 1 點，但還沒有拿到票。我們通過手機隨時聯繫，問他們是否拿到票。他們說還在堵車。

取票地點在北京的一座大樓內，我記不清具體名字了，可能是國際大廈。Kristin 和司機去那邊取票，而我帶著其他人前往機場。

我們都不再穿袈裟，而是穿了便服。我還留了鬍子，戴上黑墨鏡，仿佛變成了特務。儘管如此，我的頭髮還是顯眼，所以戴了一頂鴨舌帽。當我們到達機場時，那裏有認識我的人，其中一個是統戰部的幹部，名叫王哲毅（音譯）。他看到我時，不敢打招呼，因為他平時見到我是穿袈裟的樣子，而這次我穿便服，在熙熙攘攘的北京機場中，誰也不會特別注意到我們。

我們偷偷地等待，時不時打電話詢問 Kristin 和司機是否拿到票了。他們剛到買票的地方，那裏人很多，但運氣很好。出票處的辦公室主任還沒到，因為也在堵車，只有一個小女孩在出票窗口工作。Kristin 和司機跟她解釋了我們的情況，她很通情達理。一方面，他們要賺錢，而我們五個人的機票當時也很貴，大概一萬多人民幣。我們直接把從銀行取出來的現金交給她，連數都沒數。

小女孩收下錢後，給她的主任打電話，請示如何處理。主任問：“他們有簽證嗎？“答：“沒有簽證，去南美洲。“主任又問：“那他們有邀請書嗎？“答：“有。“於是，他們複印了我們的護照，並為我們出票。

出票後，Kristin 和司機打電話告訴我們：“拿到票了！“我們這邊非常著急，航班快要登機了，但票還沒拿到手。

當廣播裏宣佈：“去南美洲的旅客準備登機"時，我們已經站起來了，但票還未拿到手，非常緊張。隨後，電話裏傳來消息：“到了，到了，到了門口！“拿到票後，我們前往登機口。我對我的徒弟說：“現在我們有票了，我們要走了。“但為了確認順利登機，我請他查一下我們的名單是否在首都機場的系統中。幸運的是，名單上沒有我們的名字，他說：“名單上沒有的話，我們可以放行。”

他幫忙放行了，但也依賴運氣，因為他並不認識所有人，只能在某個關口幫助我們。過海關時，我們首先通過了安檢。安檢是否打過招呼我不清楚，但在蓋出境章的地方，確實有人打過招呼，蓋了出境章。

蓋章後，我們過海關時，手裏只有兩個皮箱。由於我們帶了佛像和法器，海關人員看到箱子裏有文物，感到很驚訝。我們感到擔心，但朋友進行了溝通，最終勉強通過了。

上飛機後，飛機門一直沒關，播放音樂時我們都非常緊張。我小侄子很開心地問：“我們要去哪里？“他以前坐過飛機，但現在知道可能要出國了，感到很興奮，詢問是不是去美國或其他地方。其他人都很緊張，我擔心朋友是否已將我們出賣，因為飛機一直沒飛。我腦海裏浮現出被員警拉著手銬的情景。

經過一番折騰，原來因為一場大雪，許多客人未能到達，機場因此堵塞。等到那些人上了飛機後，門終於關上。廣播通知說：“對不起，晚了幾分鐘或半個小時，現在可以起飛了。“我們這才松了口氣，飛機隨即起飛。從北京起飛後，飛機在荷蘭停了一下，第二天才到達南美洲。

到達南美洲後，我們依然很害怕。到達瓜地馬拉時，落地簽證處的管理由軍隊負責。他們經常向外來人員索要錢。簽證處按照規定，外交護照可以免簽一個月，但他們給我們的簽證僅為 15 天。我們剛出關時，軍隊人員拿走了我們的護照，並要求付錢。我們感到非常緊張，以為可能會被拒絕入境。

詢問了一些在當地的廣東人後，得知有些人可能會被送回去，我們心裏十分不安。最後，我們通過塞錢解決了問題。那時我僅有一百美元的備用金，這是在北京換的，朋友和弟子幫忙準備的。我將一輛舊賓士車交給了朋友作為交換。他們給了我一些美金，這比沒有要好。我的賓士車是徒弟送給我的，換取了一些美金。總的來說，雖然一切都很緊張，我帶著僅有的幾個包和五六個人，終於順利度過了這一關。

當時我帶著五六萬美元，都是隨身攜帶的。那個時候的檢查比較寬鬆，沒有人登記這些細節。在瓜地馬拉出關時，我儘量少給錢，只給了一百美元。然而，那些軍隊人員看了錢後，可能覺得不夠，便開始嚇唬我們。他們派了幾個軍人和一條大狗來圍住我們，我們都嚇壞了。護照也被他們拿走了，出關的過程中也接近半夜了。

經過一番折騰後，軍隊人員最終把護照還給了我們。我們幾個人都在念佛求平安。雖然心裏有些半信半疑，但最後他們還是把護照還給了我們。雖然我給的錢很少，可能他們覺得不夠，但最終還是沒有問題，我們順利通過了檢查。

出來後，我的朋友也趕到了。他告訴我們可以先在瓜地馬拉待著，我們的簽證會慢慢延續，這樣就可以在這裏暫時停留。那時我決定就留在瓜地馬拉，只要能夠離開中國就好。

離開中國就可以了

我到了瓜地馬拉以後，政協的秘書長給我打電話。他知道我的手機號碼。我接了電話，是清海省政協的秘書長，他說：“阿嘉主席，你在哪里呀？“我說：“我在南方。“他說：“為什麼這個電話斷斷續續的這樣？“我說：“信號不好。“他說：“政協開會了，兩會就馬上開了，你在哪里？“我說：“我在南方，我可能是來不了，請個假吧。“他說：“不行，你一定要來，我給你把房間都登記好了。韓玉先主席在找你。“韓玉先是我們政協主席，我是副主席。

他說：“我知道。“還通過了一次電話，之後我有點準備。到廣東的時候，我有個習慣到一個賓館拿一張信箋。我拿了信紙信箋都帶著。

到了南美洲以後，我寫了一封信。給政協主席，給政協的辦公廳。我說我在閉關，一時回不了，請個假。寫完以後，裝到廣東的信紙信封裏。我給瓜地馬拉的朋友，他們經常去中國。我說：“這封信不要從這裏寄，必須到中國境內後，貼上一張中國郵票再寄出去。“他寄出去了。

他們收到信後，據說放心了很多。當時他們懷疑我一下子不見了，是不是溜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有懷疑，我正好到了瓜地馬拉，就做了這樣一件事。

王志安： 那你當時已經到了瓜地馬拉，為什麼還要跟他們說你其實還在境內？

阿嘉仁波切： 因為當時中國的情況複雜，有很多牽連，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秘書。所以我想找一個穩妥的辦法，隱蔽起來，不聯繫任何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這樣隱蔽下去，這樣隱蔽幾天有什麼意義呢？當時人到了那一步，不會想到那麼多，當前有什麼急問題要處理，這是我的想法。

我寄了這封信。在那邊我們需要續簽。續簽時運氣不好，其他人的簽證都續下來了，半年或什麼樣的，我的卻下不來。我說：“我的護照是外交護照，必須要拿到瓜地馬拉的外交部續簽。“瓜地馬拉的外交部和中國外交部沒有關係，他要送到臺灣的外交部去。這就很麻煩了，我就等於是黑下來了

黑了以後就很緊張。一個月的簽證過期了，我們在那邊呆了兩個月。一個月後，我開始緊張了，等於是沒有合法簽證了，成了非法拘留。他們說非法拘留很危險，當地人找到這樣的人後，會抓住你，向擔保你的人要錢。他們會說：“你的人我抓到了，他是一個外交官，非法拘留了，拿出多少萬，要不然就交給什麼什麼部門處理。“所以我很害怕。在那邊呆了兩個月，心驚膽戰。

王志安： 你是怕牽連邀請你來的那個朋友？

阿嘉仁波切： 對，他們抓住我，對他也有牽連，對我也不好。Kristin 送我們到機場後就回去了，我們幾個人飛過來的。我經常打電話聯繫他，問中國有什麼動靜。他通過另一個朋友，跟國安部關係很熟，打電話問情況，說：“師父現在在哪里？安全部到處都在找你他。“這麼一說，我就很害怕。

其實兩個月沒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在我的信眾中沒有被發現。我們原來說的是如果我出境十分鐘內就會被知道。我也相信會被知道。但是運氣好，出來兩個月都沒有被發現，沒人知道我在哪里。但我還是很害怕。

王志安： 你其實在南美，他們知道了也不太可能把你抓回去。

阿嘉仁波切： 現在想是這麼想，當時沒有那麼想，沒有把握，不知道，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出逃。

Kristin 說：“你為什麼不跟達賴喇嘛聯繫？“哦，對，應該聯繫達賴喇嘛。他是我們的師父，但我沒有直接聯繫。

王志安： 歷史上見過嗎？

阿嘉仁波切： 以前見過，五幾年我很小的時候見過，那時他還在國內。50 年代的時候我還小。於是我寫信給達賴喇嘛，說：“請你幫忙，我現在在南美洲。“信通過某些途徑送達了，他收到了。

王志安： 你寄給誰當時呢？

阿嘉仁波切： 當時是通過朋友寄信給達賴喇嘛，他們去參加法會在印度，就帶過去了。達賴喇嘛看了信後，馬上通知美國的代理辦事處。他們辦事處的人馬上打電話過來，說：“你是某某某嗎？“我說：“是。“你現在在南美洲嗎？好的，我在南美洲，他們說會想辦法幫助我。

我想辦法到美國去。他們說在南美洲，我們沒辦法。我問朋友，這邊去美國，拿中國護照的到美國去容易拿簽證嗎？他說絕對沒有。他說這是第三國，你到中國去簽可以簽，你在南美洲簽，那不可能簽。你無非是長期拘留可以，而且你當時是黑下來的，非法拘留了，擔心的呀。

後來就有一天，也神奇。我們就約了要簽證。簽證的原因是什麼呢？他那邊，美國那邊就是他的代表處，我們聯繫，他說：“我們已經聯繫到一個國會議員，國會議員給你寫了一份信給那個使館。“就是美國駐瓜地馬拉使館，寫了個信，就是你可能會拿到簽證，你現在可以去拿簽證就這樣。等於美國政府提前給你打了招呼了，國會打個招呼了。那這樣就比較大膽了。但是那個信我也沒有看到，就這麼說法電話裏頭說的唄。

我們就去排隊。我平時是穿便衣，那天穿了袈裟，我們去排隊要簽證，拿著哈達，準備獻哈達。想的是在中國時，去某些地方見人要獻哈達，這是禮節。我是那麼想的，拿著哈達在門口等。後來他們說那天是一個節日，放假，說都回去明天再來。

我們準備要走，剛才通知的那個人來找我們，說：“你們幾個人是西藏來的嗎？“我們說是。他說這是個美國人，就那個使館裏的工作人員，不知道是瓜地馬拉人還是南美人。對方叫我們去見總領事，我就開心了，心想肯定有好戲。

我們去了以後，發現他們是半開狀態，不是所有的辦事都停止。有些沒有辦完手續的還在辦。我進去可能是要見總領事了，這讓我很高興。

後來情況並不是見領事，而是到窗口去排隊。我就在那個窗口排隊，前面的人很快就走了。輪到我以後，他就說：“你是？“他拿出那封信，說：“你們是某某嗎？“名字一說，翻譯確認後，對，就是美國國會議員給他們寫的信。

他拿著信問：“你們幾個人？“我們回答了。他接著問：“你們去美國幹什麼？“美國達賴喇嘛辦事處的人提前告訴我們不能說是去美國避難，這樣可能會被拒簽。雖然是國會議員寫的信，但簽證官有很大的權利，所以我們必須說是去搞研究，參加法會，然後馬上回去。

我就按照那一套說了。他問我搞什麼研究，我還做了一點準備。我說我是做瑪雅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對比，解釋了一些內容，我還笑了。

王志安： 這些準備都是瓜地馬拉的朋友給你做的嗎？

阿嘉仁波切： 不是，是我自己準備的。他們說要做準備，我自己看了一些書。我以前搞建築設計，對建築文化比較感興趣，所以也有一些瞭解。

簽證官說：“你拿的是外交官護照，你到美國去參加法會，見達賴喇嘛，你還回去嗎？“我回答說會回去。他笑了，可能覺得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因為有國會議員的信，他說：“好吧，我們就給你簽證。“於是當場就拿到了簽證。

去往美國

拿到簽證後，當時還是蓋一個章。拿到簽證後，我們就趕緊買票。買了票後，我們就飛到美國。第一天到美國，我們到了紐約。正好達賴喇嘛也在紐約參加法會。參加法會是一個最大的藉口，搞研究是另一個藉口。

我以前很想看看紐約，因為紐約在中國被稱為"大都會”。當時正好有一部電視連續劇叫《北京人在紐約》。我斷斷續續地看了一些（王啟明由薑文飾演）。紐約給人的感覺很神秘。

那天到了紐約後，心事重重，根本沒有心情看那些大樓，一點興趣都沒有。為什麼到美國還會心事重重呢？因為我是從大陸跑出來的，身份不明。最害怕的是牽連其他人，對寺廟、朋友和我的秘書造成影響。

達賴喇嘛見了我後說：“哦，40 年沒見面了。“當時我還很小。他說：“哦。“我說了一些回憶。我們見面談了兩三個小時，後來又見了兩三次，第一次談了兩三個小時，後來他又叫我去見，我們又談了一些國內的情況，他的一些情況。

他最後提到一個問題說：“你出來以後，要低調，不能到處說中國的壞話，這些千萬不能說。為什麼呢？我正在和中國談判，現在有一些進展。千萬不能讓你出來形成一個障礙。“他認為如果我高調叛逃，中國政府就不開心了，他們會質疑談判的誠意，覺得我們又跑出來一個人，這樣會影響談判。

我表示理解，說可以低調。他說：“你不是和江澤民有一面之交嗎？“江澤民和我關係還不錯。中國的很多官員我以前都認識，比如李克強，他在全國青聯時我是全國青聯，他是團中央書記，我們開會經常見面。胡錦濤，我們也比較熟悉。江澤民到塔爾寺參觀時，我接待他，我們關係非常好。

我還經常去北京看他，有時在中南海。他有時候會派曾慶紅來見我，邀請我過去。江澤民對我比較欣賞。當時塔爾寺需要維修，中央撥款，但南方發生水災，我們的撥款被削減了一部分。江澤民來塔爾寺參觀時，我誠心地向他反映了這個問題，他當時很開心，馬上點頭批了，又補了兩千萬給我們。這在當時是一大筆錢。

王志安： 我聽說江澤民還去過好幾次黃寺嗎？

阿嘉仁波切： 他說：“你和江澤民有一定關係，是不是可以給江澤民寫封信？“寫信的目的是為了在談判中起到作用，通過我和江澤民的關係建立一個更接近的通道。這是達賴喇嘛的想法，雖然他的願望是好的，但也有些天真和一廂情願。

我出逃後，已經叛逃，沒有面子再給江澤民寫信。但達賴喇嘛的話不好違背，所以我還是寫了信。信中我提到：“我不想在政治舞臺上，我也不是說反對政府。我不承認十一世班禪喇嘛，但我也不敢說。如果我能在你們談判中起到作用，我願意盡力。“信寫好後，我寄給了江澤民。

很快，中央統戰部回信了。江澤民還寫了一首詩給我。他在詩中提到他對塔爾寺的興趣，對塔爾寺的藝術，如酥油花等。他還說塔爾寺的藏文名字是"十萬佛像之淨土”，意思是那裏聚集了十萬佛像，缺的就是我。他的意思是如果我想開了，就回來。

王兆國，當時的統戰部部長，給我回了信。他表示對我的突然出走感到驚訝，並問為什麼沒有提前打招呼。他提醒我在國外要好自為之，避免亂來。如果我有回國的打算，表示我的職務和待遇都會保留。但他補充說，回到北京是可以的，但這意味著我不能再回到塔爾寺。

總的來說，回信中提到我可以長期留在北京，但並未回應達賴喇嘛提到的談判問題。統戰部還表示，如果我在財務上有困難，可以聯繫我所在的使領館，他們會提供幫助。

我將這些情況回饋給達賴喇嘛，告知他統戰部的回信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