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 23 日（2023 年 12 月 23 日），中国民法学者江平先生的追悼会上，上千人冒着严寒前来送行。然而，也有一个细节出人意料：葬礼上出现了中国两位前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和多位政界人物送的花圈。

要知道，江平是一位自称指向真理低头的知识分子。他的道德权威是在 1989 年被免职后树立起来的。此后，他一直代表着法治对公权力的制约力量。他和学生贺卫方一起公开声援被停刊的媒体，建议全国人大启动对劳教制度的违宪审查，并对重庆打黑运动中法院和检察院失去独立性提出公开的批评。

这样一位为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和宪政社会呼唤钟声的人，为何在这样的时刻以这样的方式得到缅怀呢？今天，我们请贺卫方教授一起来谈这个问题。

柴静： 在当前的情况下，既有体制外的批判者对江先生的悼念，同时有这些前国家领导人的花圈，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状态。你如何理解这种场面？

贺卫方： 所以，我觉得现在江先生这道会上的花圈，还可以稍微体现一点体制内的健全力量和民间的一种更加积极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合作。你认为这个共识是什么？希望中国真正能够让江老师所追求的这样的一种法治事业能够重新开启，我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希望吧！

江平：我想，法治的理念就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是法治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是 1948 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江平，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时候喊出的口号。1949 年新政权建立之后，他被派往苏联留学。1956 年回国后，因为张贴大字报，反对官僚主义，他被划为右派，失去了婚姻，在劳动改造中被火车压断一条腿。从此，他的人生 22 年与中国法治一起荒废。

1979 年，中国刑法第一次写入法治这两个字，江平也回到了大学任教，参与起草了被称为中国人权宣言的民法通则。在 1988 年，江平就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也就在这一年，法大老师贺卫方想要下海经商，被江平阻拦。

柴静： 他为什么要拦着你？你们当时的争执是怎么发生的？

贺卫方： 他被耽误了 22 年，担心我也最后走上了一个这样的一种不归路了，或者说将来即便是回归，已经是蓬头垢面的一个被金钱污染了的人。

柴静： 你当时对他这句话是怎么反应的？

贺卫方： 然后我就觉得，你就是不了解年轻人的苦难，所以就两个人就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吵起来。我觉得江老师你真的太过分了，你不可以这样的对待这个青年学者。现在我好不容易有这样机会你拦住我。我的生机怎么办，就是对他说的很激烈的话。结果江老师也拦不住了，就算了吧，放我走了。

柴静： 再回政法大学再找他，那是怎么样一个心情？

贺卫方： 走投无路了嘛，这个是丧家犬。然后就因为八九年的事情，自己有一些非常积极的参与，后来就被我所在的那个公司给除名了。我真的是有点投靠无门了，无可奈何之下又回到了法大，找到了江老师。

柴静： 你给我说一下那个场面。

贺卫方： 对，是江老师一看，你还是要回来吧，我就知道你走不通这条路。接着拿起办公室的电话，就打电话给在楼上的人事处的处长。

柴静： 为什么办得这么急呢？当时当刻就办？

贺卫方： 我觉得他有预感，感觉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坐不长时间了。因为在六四事件之前，他发出呼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意图是如果会议成功召开，那就意味着要罢免当时的总理。

还有那几十大法学家要求这个对学生跟学生进行对话，这些签名都有他，那些个校长都被免职，都已经被免职了，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一个校长还坐在位置上。

柴静： 他一方面他是坐在校门口，他是不希望学生出去的，甚至说你们要出去，从我身上跨过去，对，踩过去，另一方面他又公开地支持了学生。

柴静： 这看似矛盾的两个行为之间，你是怎么理解的？

贺卫方： 他作为学生的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的制度性的父亲，他觉得他有这个义务来去保护学生，减少牺牲。但是，当一旦事件发生到那种程度，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置身事外，他必须要跟学生坐在一起，站在一起。那是相当感人的一个场景。

柴静： 好像就是你回到学校两个月之后吧，他就被免职。

贺卫方： 对，是的。1990 年 2 月份，他就全校召开教师大会，司法部党组来宣布，他被免职了。

柴静： 想起那个小礼堂当时的情境，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贺卫方： 就是其实大家看着江老师在台上坐的时候，那样一种，多少有点感伤。大家知道江老师不能再做校长了，他做这个校长才一年多，他只给了 1989 年那一年毕业的学生们，包括本科生、研究生，毕业证上有他的签名。江老师，这个生命最后时刻奔走在旁边，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他的，基本上都是他这届的学生。

贺卫方： 他被免校长之前，他当校长的时候，许多人见他从来不叫他校长，都叫江老师。免职以后，许多人改口了，一定要叫他江校长，包括政法大学去做毕业典礼之后，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了，毕业典礼上一定有江校长，一定要有江校长。然后江校长的出现，是每一个学生都感到非常宽慰的一件事情。如果哪一年江老师有种种原因没参加的话，学生们会最后必须，就是集体站在礼堂里边大喊江平校长，江平校长，非常感人的场景。

江平：我真正没想到我会当上校长，我还被选进了人大，我还当了人大常委，我还当了法律委员会的副主任。然后一夜之间我又下来了，这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我也没想到有这样高的荣誉，也没想到会因此把我校长免的。大家都知道这是六四了，八九年的六四了。我想，这个六四的事情，我按我的观点来说，我当然是应该下台，毫无问题。而且我在党委会上，自己说出来跳出来说了几些话，这些话我也肯定要被撤职的。但是最后我终究没被撤职，被免职了。我在免职演说的时候，我当时说了一句话，‘相信历史，相信人民’，我以这两句话来告终。

柴静： 通常像他这样做为的人，在之后还能够延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甚至做法工委的副主任，这是很少见的事情。

贺卫方： 对，当然是很。

贺卫方： 证明那个时候的体制，其实还是它发生了大事件以后，这个体制在主动的想去修复，尤其南巡讲话以后，体制在逐渐的稍微修复一下，过去造成的巨大的创伤。

柴静： 另外，江平先生的性格，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我看有些民法学者，他在修订物权法中间，因为跟某种政治意志产生冲突，就退出了。但是江平是一直坚持到最后。

贺卫方： 还是有韧性的。他自己知道，许多事情很难一蹴而就，许多事情不可以单纯的理想主义的态度，许多的方面需要妥协。

柴静： 你看，他的性格是比较宽厚的，比较温和的，但他对你们这些带着比较活跃，然后特别有个性的学生，反而有一种一直偏爱和保护的，那么一种心情在里面。

贺卫方： 对，我觉得这是他从他的，包括年轻的时候，包括打成右派，这样一种经历，他其实特别珍惜，特别的愿意去鼓励，自己的学生后一辈子的人，都能够有一种批判精神，不要去做应声虫。

柴静： 其实他说了很多在常人看来，是犯忌的话的。

贺卫方： 嗯嗯嗯，对的。

柴静： 但是他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还能够得到一个体制的认同，这个也是我觉得挺意外的。

贺卫方： 你知道像《民法通则》这种立法，江老师贡献非常大，整个的国家立法机构里边，人都不会忘记江老师的贡献。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与他伟大的贡献相比较，这两句刺耳的话，也就容忍他说吧，就这样。

柴静： 也是，你想从《民法通则》到《物权法》，甚至到《行政诉讼法》。

基本上是这个几个里程碑的法律，把改革开放给撑起来了。

贺卫方： 对，是的。除了刑事领域之外。

柴静： 对，但是越是这样地位的人，你其实非常少的能够听到他们去如此直言不讳的讲话，对吧。

柴静： 大家都会学习有分寸吗，点到为止或者是……

贺卫方： 他就是很早就提出来了，现代民法的这样的一种制度，离不开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如果国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话，那你不可能容许包容一个现代的民法。那现代国家是什么，现代国家是一种能够有效地制约建立一种权力的制衡，能够建立一种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能够让政府的权力不至于去破坏市场，压制民权，这样的话就，我觉得对江老师来说，这特别自然，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不断地为中国的宪政呐喊，中国的人权呐喊的一个人物了。

江平：宪政社会主义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这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觉得物权法是私权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是私权发展到了这个时候，我深深感觉到中国的私权的危险，主要并不是来自另一个私权，而是来自公权力，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私权侵犯的主要的危险，是来自公权力，而来自公权力，我们有了行政诉讼法，我们有了行政复议的有关的制度，但是我们缺乏宪法的私权保障，也就是说我们还缺少宪法诉讼的这个渠道，缺少了这个渠道，等于说公民的权利，公民的财产权和私权，没有真正从法律上有一个更好的渠道来解决。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我觉得研究私权到了最后，必然要碰到公权力和宪政社会主义的问题。

2006 年 1 月 24 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因刊发关于反思中国近代史的文章被团中央要求停刊。江平带领其他 13 位有政治影响力的老人联署声明，要求主管部门重新审视《冰点》副刊，保障新闻媒体的权利。12 天后，贺卫方代表《冰点》作者起草了致胡锦涛和其他常委的公开信，签名者被称为十三少。

柴静： 我看张思之律师在回忆中提到，说是江平打电话给他，并连夜发传真要求签署。这个我很意外。您能不能把当时的情况给我说下？

贺卫方： 中山大学的袁伟世教授写的那篇文章引发了争议，最后他说：我们不能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喝狼奶长大。他的文章最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冰点周刊》被迫停刊。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都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保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法学界的人们能够迅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

柴静： 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文章里有一句话：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线恰恰在于保障，而不是给予，更不是赐予。

贺卫方： 对，这是非常基础的一种东西。这个说法非常了不起，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不仅关乎民间人民的权利，也是关系到你作为统治者的基本尊严。你是否成为一个有尊严的领导人，而不是一味的掐住民众的脖子，让民众不说话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柴静： 提出以一个公开性的名义给胡锦涛和其他几个常委的这种指名点姓的方式，是您提出来的吗？

贺卫方： 对，是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把你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去转嫁给别人。

柴静： 您希望能够以一个公民的平等的身份，来跟这个国家的治理者对话，是这样吗？

贺卫方：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其实也确实是十三老那样的一个公开性，也是我们的一种表率。就是说，你保障言论自由，包括保障其他各种各样的权利，绝对不仅仅只是对普通百姓好。其实领导人、政府的权威也在这种保障中获得更多益处。

柴静： 你写到今天这种违宪打压，落到了袁伟时教授头上，明天就可能落到任何别人头上，如同他过去曾落到刘少奇、彭德怀等各位的政治局前辈头上一样。当时你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

贺卫方： 因为我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在受到了这个国家没有法治无法无天的一种戕害，所以我们必须要建设法治。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不仅仅是你想当刘少奇一个人，在红卫兵批斗他的时候，可怜不惜地拿着一本宪法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家主席是不可以被你们这样的对待的，然后红卫兵啪一把把他的那个宪法打在地上。你这个时候还什么宪法不宪法？没有，没有法治可言。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逻辑，对于后来大家在推动这国家的法治建设的时候，会循环使用。

柴静： 我听到的传闻是说，胡锦涛最终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然后处理的结果是，像团中央的赵勇被调离了北京，对吧？但是中青报呢也伤了元气，就等于说两边都各打五十大板。

贺卫方： 这个我倒不知道，我相信签字，他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种事，他必须来去给出一个最后的结局性的处理。

柴静： 你本人会当时因为这个有职业压力吗？

贺卫方： 没有，现在想想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还是挺黄金时期的。2006 年的时候，我自己还在新西山会议之后，我当时的压力是纯粹，没有制度体制性的压力，也没有什么有关部门找我谈话。所谓的压力只不过就是可能学校的某些人觉得，哎呀，这个贺卫方又捅了一个篓子。他们老是开玩笑说，贺卫方将来能做总统，我说我是总统，我总捅篓子的那个总捅。

柴静： 当然我看这个声明的时候，我当时会想，难道江平没有回忆起来自己在 1957 年的时候同样领衔的那份声明吗？给自己惹来大祸。结果他又是领衔。

贺卫方： 所以如果说按照 57 年的标准的话，江老师也好，其他的那些老人们也好，包括我们这帮年纪轻一点的人也好，九个脑袋都被砍没了。所以江老师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去想过去的那些事，他总会觉得我们这 13 个老人还是很有力量的，你不得不尊重我们，哪怕不听取，你至少不能够说反过来去迫害我、打压我这一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信心还是应该有的，比较坚定的。

江平：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这我到处讲。有法律也不等于有法治，宪法应该建立一种至上的原则，真正的宪法至上。宪法必须要有诉讼来保障，没有诉讼保障的权利是空的权利，没有诉讼保障的权利是没有落实的权利，所以必须有诉讼才有真正的权利保障。

柴静： 就是第一次提出要废止劳教制度，应该就是在 2007 年吧？69 位学者和律师的……

贺卫方： 对，劳动教养制度其实对江老师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最沉痛的记忆之一，就是因为 57 年反右之后就建立起来了劳动教养制度，他们纯粹是思想上，所谓的思想犯，他们就被集体地在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教养，劳教制度就是这么诞生的。劳教是公安部门就可以自己来决定一个人你可以被劳教。

柴静： 为什么你们提出的这个联名的这个建议书里面不是说简单的废除劳教制度，而是明确提出要做违宪审查？

贺卫方： 国家没有违宪审查制度是不行的。因为宪法是需要守护的，你说你有一部宪法，这个冠冕堂皇权力的承诺都非常的言之凿凿，然后最后下面具体的法律都给你否定，就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宪法在灰尘中间睡大觉，下面具体的法律都是剥夺了宪法所承诺给我们的权利。

柴静： 我看江平先生也是终身在为这件事情在呼吁，是他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事。他在中共中央的修宪小组会议上就一再谈这个宪法法院，说那可不可以退而求其次，变成一个宪法委员会，后来好像确实成立了一个机构，对吧？

贺卫方： 成立了一个注册机构，地方立法登记备案的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级别基本上算是一个副部级，这是根本没有意义。

那据您所知，我们的这个副部级单位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启动过一起违宪审查？

贺卫方： 没有，睡美人还在睡觉。

柴静： 如果像你们当时说的，在法理上非常清楚，对吧？2000 年立法法已经明确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违法的事情，他为什么没有能够像 2003 年的那个收容遣送办法那么容易就被废除呢，而是拖了那么多年。

贺卫方： 劳教制度呢，是一个中国维护治安非常重大重要的一个力量，可以比较不经过法院审判就可以把人给搞三四年，然后这个权力完全是握在公安的手里边。

柴静： 2012 年的时候，我发现你们两位又重新开始，就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在谈劳教制度的事情。但这一次，江先生说得格外尖锐，我以前从来没见他用这种方式发过言。他说：12 年的违法是因为我们高层的反对。 而且他直接点名说是政法委书记的反对。

贺卫方： 哦，对，我们已经是在周永康时代。周永康时代真的是法律人的一场梦魇。真是不堪回首。当然现在说不堪回首，但现在站在今天这个感觉，好像是 2010 年前后还不坏。至少江老师还可以那么直率地批评。

柴静： 我也在想呢，当时可能周已经在政治上已经有失势的迹象。

贺卫方： 对，而且重庆的事件也开始水落石出了，这是相关联的。

（续，请看下集）

（本文源自油管频道，为方便文字阅读略有修改：柴静： https://www.youtube.com/@chaijing2023）

前段时间，海峡两岸都在不约而同地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习近平和赖清德都发表了对黄埔精神各自解读的讲话。习近平说要发挥特色优势，坚定反独促统；赖清德说，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才是真路关，否则就是假黄埔。两岸对于黄埔精神的解读可以说是南辕北辙，针锋相对。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在广州的黄埔工作，整整待了 17 年。黄埔军校所在的长洲岛就在我的辖区，它作为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我去了不下 20 次。因为每次搞接待的时候，不管是私人还是公务，大家都会去那里打卡，名气太大了。所以我对黄埔军校实在是太熟悉了，关于它的历史也读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浓缩了半部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军校，其实关于它的历史有很多被歪曲和掩盖了，以至于如今海峡两岸都在误读。所以我今天想说一说黄埔军校背后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今天讲的内容可能比较颠覆，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有些人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不要紧，且听我慢慢道来。

说起黄埔军校的建立，其实和苏俄的革命输出关系密切。列宁在夺取俄国的政权之后，秉承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一心一意搞革命输出。这自然就引起了西方国家尖锐的对立，苏俄在欧洲被全面围堵。为了打破这种被世界孤立的局面，列宁随后就在 1919 年 3 月，成立了所谓的共产国际，也叫做第三国际，打着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名义，开始策划向世界输出革命。其中的重要目标就是当时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的中国。列宁为此设立了共产国际东方支部，这个支部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1920 年 4 月，苏俄的代表维京斯基，中文名叫做吴廷康，秘密来到中国，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策划在这三个国家组建共产党。随后俄国人就找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谈组党。为什么要找这两个人呢？因为俄国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当时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很多人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出路，其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最为积极，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俄国人的支持下，1920 年 8 月，中共这个组织在上海陈独秀的家里面成立了，陈独秀被推选为第一任总书记。很多人以为中共是 1921 年 7 月召开一大的时候成立的，实际上不是。严格的说，中共成立的日期是 1920 年 8 月。因为后来陈独秀被批倒批臭，所以为了避讳中共是在他家里诞生的这个事实，就宣传成了 1921 年召开一大的时候成立。

共产党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当时在中国各种思潮涌动，政党非常多，中共只能算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党派。到 1924 年中共召开三大的时候，全国只有 432 个党员，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地下活动，掀不起什么风浪。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政党，更不要说实现夺权了。其实俄国人当时也没有指望这个亲儿子长大成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打算。

俄国人最早看上的是实力派的军阀。苏俄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岳飞 1922 年 8 月抵达北京后，跟当时的北洋政府谈判建交。但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军对于苏俄派兵占领外蒙的行径强烈批评，说建交可以，你们先从外蒙撤军。分裂中国本来就是苏俄的长远目标，而且分裂外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俄国人是肯定不会同意这一点的。和北洋政府谈崩之后，岳飞就去找到了当时军阀中实力最强的吴佩孚，想挖北洋政府的墙角，建立合作关系。吴佩孚虽然是军阀，和中央也一直有矛盾，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军阀，他知道俄国人没安好心，所以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被吴佩孚拒绝之后，岳飞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私翼的大佬，孙中山。他假借帮助孙中山搞革命的名义，商谈合作问题。当时正好在困境中的孙中山和岳飞一拍即合，在 1923 年 1 月 26 号，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孙文岳飞宣言》，以承认俄国人在外蒙驻军为代价，促成了和俄国的结盟。这个宣言也标志着孙中山开始执行联俄容共的政策。那么孙中山这个聪明人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就上了俄国人下的套呢？

孙中山这个人非常复杂，有国父之名而无国父之实。他虽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实事求是地说，推翻满清他并不是功劳最大的。因为武昌起义的时候，他一直飘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实际参与。真正的国内具体指挥革命的是黄兴，而最终促成满清倒台的最大功臣则是袁世凯。他手里面握着当时最精锐的北洋军，如果他当时决意要和革命党南北内战的话，那么很难说结果会如何。袁世凯的倒戈逼宫才是满清愿意和平退位，交出权力的根本。所以毫不夸张地说，1911 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北方最大的功臣是袁世凯，南方最大的功臣是黄兴。孙中山作为精神上的领袖，有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绝对不是最关键的。

孙中山最大的争议则是在革命成功之后，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后，南北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以宋教人为首的骨干都竭力希望以议会斗争为主，放弃过去武力对抗的这种路子。但是孙中山为了从袁世凯手里面夺回权力，还是主张武装斗争。特别是宋教人遇刺之后，孙中山多次号召武装反袁，但是他的暴力革命的思路在当时甚至得不到多数国民党党员的支持。党内都希望珍惜来之不易的共和，反袁最好在不破坏临时约法的前提下，以法律的方式去抗争。而一意孤行的孙中山为此一脚踢开了国民党，另起炉灶组建中华革命党。这个中华革命党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黑帮。因为所有入党的人都必须按手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一个人。这种有悖于现代议会政治，完全是组建黑帮的举动，让孙中山的老战友黄兴都看不下去，公开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惜出卖主权。1914 年 5 月 11 号，孙中山写信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求日本政府协助他反袁。作为回报，他夺权后将对日本开放全中国的市场，所有的日本商品销入中国一律免税。1915 年 3 月 14 号，孙中山在听说日本和袁世凯即将达成 21 条协议之后，担心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拉拢日本了，所以再次写信给日本外务省大臣，向日本政府承诺，只要日本帮助他推翻袁世凯，将会获得比 21 条还要优厚的权利。在孙中山提出的这份中日盟约草案中，总共有 11 条，实际上授予了日本人在中国军事、经济、财政各方面的特权，完全是真正的丧权辱国。日本富士国际大学的教授藤井生山在 1966 年出版了一本书《孙文的研究》，首次向外宣布了这个密约的全部内容，后来又公布了实物原件，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日本人利用孙中山提出来的这个密约，反过头来又去

敲诈袁世凯，迫使袁世凯最终统一了 21 条的部分内容。可以说孙中山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夺权，完全不顾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起到的作用非常恶劣。

孙中山之所以寄希望于日本，是因为他本人以及同盟会和日本的渊源非常深。民国刚成立的时候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军事财政方面都是依靠日本的财阀，而且很快任命了很多日本人来为自己服务，包括极力主张分裂中国，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类田良平。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袁世凯大权独揽是事实，背负骂名也是应该的，但是反袁的孙中山也确实不是什么好鸟。他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初心，为了夺回权力，到了引狼入室，出卖主权也在所不惜的地步了。实际上，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直是孙中山的特点。在政治上的节操，他还不如吴佩孚这样的军阀。

但是很可惜，日本人并不看好孙中山。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倒台之后，日本人更倾向于扶持弱势的北洋政府，保证日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所以对于孙中山的革命计划完全不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的孙中山只能把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个流氓，那就是苏俄。被全世界孤立的苏俄急需在中国输出革命，培植代理人。而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急需找到外部势力帮助自己革命，双方一拍即合，这才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登台。

1917 年段祺瑞上台后，北洋政府内部争权不断，孙中山藉机南下广州，组织护法运动。所谓的护法就是保护临时约法。此后几年中国陷入了南北分裂的状态。当时正好是一战期间，北洋政府倾向于参加英美同盟，也就是协约国，这就引发了德国的忧虑。所以德国人希望削弱北洋政府，迫使北洋政府改弦更张。他们很快就看中了一直谋求推翻政府的孙中山。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克里平在 1917 年 3 月，秘密联络孙中山，为孙中山提供了 200 万英元的经费，支持他起兵反叛。拿到这笔巨款的孙中山立刻用钱分头贿赂国会议员，让他们南下广州另立政府。最终大概有 1/3 的议员被收买，南下到了广州，于 1917 年 9 月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正式拉开了南北分裂对抗的大幕。

但是很不幸，德国很快就战败了。失去了资金来源的孙中山，又跌跌撞撞蹉跎了好几年，直到 1921 年 1 月，孙中山召集一部分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开始新一轮的暴力夺权。但是当时孙中山手里面并没有多少军队，他所能依靠的主要是广东的两个军阀，许崇智和陈炯明。许崇智是孙中山的铁杆，但是陈炯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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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这个人算是一代豪杰，他和孙中山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陈炯明 1878 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20 岁考上了秀才，26 岁入读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后回乡创办了海丰地方自治会，是中国第一批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09 年 7 月，陈炯明又当选广东省议员，积极推行各种改革社会和保障人权的议案。1911 年 4 月的黄花岗起义中，作为议员的陈炯明又身先士卒，是敢死队第四队的队长。可以看出这个人是能文能武，非常难得。关键是他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平时生活中不抽烟、不喝酒、不嫖赌。政治上主张中国要去除中央集权，实行联省自治，就是美国的联邦制。可以说是个非常有远见的政治家。当时的人对于陈炯明的评价都非常高，1920 年上海《新申报》对于陈炯明的评价是：“程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谓南北全要之模范。”大学问家张太炎赞誉陈炯明。清朝绝余诗人，于广东，弥补可得。连孙中山也夸他，不好旅社，不要叔父，吃苦捡苦，我也不如。

1918 年的下半年，陈炯明作为粤军总司令进军福建漳州。在漳州两年多，陈炯明开展了社会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他的政治理想。他大搞施政工程，完善地方选举，被称为漳州新政。

当时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个官员叫爱妮森是这么描绘漳州的：“漳州到处可见建设的现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整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城市市政也均引以为荣。”

政绩出众的陈炯明于 1920 年就任广东省省长，随即他就把他关于地方自治的这些政治理念付诸实践。1921 年 8 月，陈炯明根据北洋政府公布的地方自治条例，在广东的 15 个县首次推行民选县长和县议员。中国帝制 2000 年，这是第一次有普通的老百姓直接投票选举县太爷和县议员，而且是在 1921 年，非常空前也非常绝后。

更先进的是，陈炯明还在广东推行司法独立。民间的举报和诉讼一律移交法院来审理。比如，番禺当时有人举报选举舞弊，经过核查后，选举的结果被法院判决无效，否决了县长的任命，这个你能想象吗？

除此之外，陈炯明还在广东推行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执行一乡一校计划。他聘请了陈独秀来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以全省税收的十分之一作为教育经费，让广东的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陈炯明的地方自治当然还远不止这些。比如他还建议国家要有宪法，每个省也有自己的宪法，作为地方自治的一个根基。这些都足以看出这个人太现代太超前了。他关于联邦制的政治理念和孙中山这种为了夺权，不顾一切的帮会领袖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不可能撂到一个湖里面。所以，孙中山在广州自立为大总统开始，陈炯明就明确反对。孙中山主张北伐统一中国，而陈炯明地方自治建立联邦制的国家的主张更是背道而驰，两个人的分道扬镳也就不可避免了。

1922 年，执意要发动北伐的孙中山罢免了陈炯明的广东省省长职务，随后陈炯明发动兵变，在 1922 年的 6 月围攻广州，驱逐了孙中山。这就是我们教科书中所谓的陈炯明叛变。

后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撰写的历史中，陈炯明都被当作一个争权夺利的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叛变，背叛革命。其实真实的历史根本不是这样。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分裂，本质上是两种政治理念的对立。真正的恶人后来当上了国父，真正的好人反而成了罪人。

为了消灭和自己不对路的陈炯明，孙中山 1923 年收买了云南的军阀杨西敏，广西的军阀刘政桓以及广东军阀许崇智，联合讨伐陈炯明。但是效果并不好，毕竟军阀们各有各的利益，没有人愿意为了孙中山的权利梦想去拼死拼活。这也让孙中山觉得军阀始终还是靠不住，必须建立自己牢牢控制的直属武装。而要建立这样的武装，首先要有自己的军官队伍。黄埔军校因此登场。

此前孙中山就和苏俄驻中国的全权代表越飞有过接触。早在 1922 年的 12 月 20 号，孙中山就写信给越飞：“我在最近几个月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在实际事务中请求贵国政府的支持。我们需要武器装备、技术援助与专家等等。”下套成功的苏俄随后就在 1923 年的 1 月和孙中山达成了《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在后来汇报给苏俄的报告中是这么说的：“孙先生方面在他的党一取得中国政府的控制权，就担保承认俄国并与俄国结成联盟。”

可见啊，孙中山又是故技重施，以国家利益为筹码和魔鬼做交易。而这个正是苏联求之不得的。苏俄在 1921 年出兵外蒙，推动外蒙独立，意图分裂中国，削弱中国，为此和北洋政府关系非常紧张。这个时候挑动孙中山在南方发动战争，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挑动中国内战，这是最符合苏俄利益的。

在 1923 年的 3 月 8 号，俄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为孙中山提供 200 万墨西哥银元的经济援助以及派出军事代表团协助建立军队。此外，苏俄还提供了 8000 支步枪、15 挺机枪、4 门火炮以及两辆装甲车。正是依靠苏俄这笔巨款以及人员武器的资助，孙中山在 1924 年开始了黄埔军校的组建。

后来的历史也不需要多说了，依靠黄埔军校这批精英和骨干，国民党建立起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队，不仅打垮了陈炯明，最终还如愿北伐成功，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

当然，苏俄他不是活菩萨，作为金主爸爸，当然要对孙中山有所控制。所以“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此出台。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共，也名正言顺地渗透进入了各级国民党的领导层。比如，周恩来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苏俄派驻中国的代表 1923 年 10 月曾经私下说：“在报上我讲是国民党，但对我们而言，我讲其实是最终共产党影响力的增加。绝不能忘记，我们实际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稳定共产党，这个目标应该要永久记住。”后来周恩来在延安整风的时期曾经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他是这么说的：“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串党、串政、串军。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进去，这就是串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的政权，这就是串权；组成 7 万军队，其中要包括 2 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串军。”

可以这么说，正是依靠孙中山的名望和国民党这棵大树，本来只有 400 多号人马的共产党，这才找到了合适的寄生宿主，迎来了跨越式的大发展。从此，共产党是真正登上了争夺权力的舞台。中共的各种组织也是依靠这次合作，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的各个阶层，包括一些高层领袖，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开始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这是他们后来造反成功的重大资本。

所以，孙中山联合苏俄这个举动，固然是为国民党发动北伐、夺取政权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埋下了中共尾大不掉的祸患。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联俄其实是饮鸩止渴。短时间解决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夺权目标，但长期却是给自己喂了一碗慢性毒药。

其实这种担忧很早就有了。1923 年底，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去俄国商谈合作事宜。回来之后，蒋介石忧心忡忡。他是这么报告的：“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孙中山安慰他说：“如果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以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产党想要破坏我们国民革命，已是所不能了。”可见孙中山是多么天真。悲剧也就在这里。

3

孙中山本人从来不相信共产主义，也认为苏俄的体制不适合中国。所以他在《孙文岳飞宣言》的第一条就坚持要写：共产主义，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且他本身由于早期的革命经历，对于日本和美国更有好感，更亲近。所以一直不愿意放弃和美国与日本的联合。但是很可惜，美国和日本都不支持他的内战梦想，所以他铤而走险。明知道苏俄动机不纯，最终还是要坚持进行魔鬼交易，以为自己能够控制魔鬼，占到便宜。

实际上，和俄国人做交易的国家，历史上谁能占到便宜？谁有好下场？孙中山的引囊入食让中国直到现在都还在品尝恶果。听完我前面讲的这些，大家可能对孙中山有了更多的认识。他打着革命的旗号，为了夺权，前后和日本人、德国人、苏联人合作，每次都是以国家民主的利益作为交换，分裂国家，武装暴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再造之恩，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他当作神主牌供起来。这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没有孙中山，也就没有他们。

但严格的说，孙中山根本配不上国父这个称号。建国，他确实有份，但是乱国，他更是有份。甚至可以说，对于民国，他的罪过远远大于功劳。准确的说，他是国民党的党父，是共产党的党父，但绝对不能算是中华民国的国父。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反对了。北洋政府那么腐败，军阀凌厉，民不聊生，孙中山推翻他们有什么不对吗？这是好事。不要急，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我要为大家厘清一个事实：北洋政府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政府，它真的有后来历史书写的那么无能、那么腐败、那么糟糕吗？北洋政府通过和平协议承接满清的退位，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它的议会政治和地方自治虽然不成熟，有很多弊端，但是那是民主的雏形，是完全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期间袁世凯的复辟闹剧虽然很可耻，但是袁世凯下台之后，北洋政府是形陷而立，并不独裁，仍然具有合法性。它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实现过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它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它治理下的中国实际上是处于高度地方自治的状态。军阀割据经常内战，这是事实，但是国家割而不裂，这也是事实。没有那个军阀单独建国，对吧？这个政府因为各种军阀派系的对抗和扯皮，经常显得乱糟糟的，但是它并不无能，更不软弱。北洋政府在 1919 年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借钱出兵，派徐树珍领兵长驱直入外蒙，收回了当时宣布脱离中国的外蒙，特别是拿回了被俄国窃取的唐鲁乌梁海地区。而且还派出海军和陆军进入海参崴，在十月革命的乱局中强势撤侨，整个过程长达三年，撤侨数十万。所以俄国人对于北洋政府恨得咬牙切齿，把中国列为十四个武装干涉苏维埃的国家之一。

在北洋政府的治下，中国收回了很多外国租界的领事裁判权。在东北、山东等地还收回了路权，废除了外国的侨民特权等等。北洋政府对外不软，对内不硬。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1918 年的 5 月 21 号，北京学生听说中日两国即将签署军事协定，就发动集会游行，要求进见总统冯国璋。冯国璋不仅亲自接见了学生，而且还很耐心地一条一条拿出谈判的条约给学生们解释，证明这个谈判不是卖国条约，一直说到学生们心满意足，这才作罢。

北洋时代由于文化上没有管制，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孕育出了文化复兴、大师辈出的那种难得盛景。中国近代史上的学术大咖一大半是那个时候产生的。而同时这个时期民族工业也发展迅速，从 1913 年到 1920 年间，中国的民营工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11.9%。这个为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一言以蔽之，虽然北洋政府后来被国民党推翻，但是北洋政府在当时的中国它其实并不算坏。甚至可以说它很多方面比后来的两个政府还要好。

它之所以背负骂名，除了袁世凯搞复辟之外，就是后来推翻他的国民党以及更后来的共产党共同都把它妖魔化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大家熟悉的，认定为卖国条约的 21 条，实际上它最终成文于民国四年中日条约，总共有 13 条，其中只有 10 条跟日本的要求是符合的。袁世凯当时确定的谈判策略是：日本人实际已经得到的权利可以给他让步，日本人尚未得到的，绝对不给他。当时负责谈判的曹汝霖、顾维钧等人逐条逆争，让日本人十分恼怒。而且袁世凯在谈判中还故意把谈判的内容泄露出去，给西方的列强和国内的民众知道，引发了各方的压力和反弹。所以最终的结果和日本想要的相去甚远。和孙中山与日本人秘密签订的那个条约比起来，算是很好了。

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孙中山的北伐，中国能够按照北洋时代的那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继续走下去，真正实现陈炯明这些人的联邦制的梦想，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少走多少的弯路呢？说完了这些，我们该如何在百年之后回看黄埔呢？虽然黄埔确实诞生了很多风云人物，浓缩了半部中国的近代史，但是说实话，它的诞生本身是国家的悲剧，民族的不幸。所谓的黄埔精神，其实就是一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逻辑，根本不值得提倡和赞颂。

孙中山为了一己之欲，在袁世凯下台之后，不遵循民主之道，拒绝协商和妥协，多次悍然发动兵变来夺权，甚至不惜先后勾结外国，引狼入室。他的举动是毫无疑问的叛国。他如今成为海峡两岸都推上神坛的国父，这真的是历史莫大的悲哀。国民党 1927 年的北伐成功，推翻了合法的北洋政府，实际上是共和的挫败和倒退。他所开启的国民党威权时代，默认了所谓暴力革命的正当性。所以共产党以同样的革命口号起家，那你国民党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能暴力夺权，为什么我不能呢？

而今海峡两岸的某些近代史观，尤其是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史、殖民史，依然是高度雷同的。本质上就是来源于国共两党同样的暴力革命逻辑。它是完全脱离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核的。而今的海峡两岸依然没有脱离这种悲剧的内核。中共利用黄埔精神大谈国家的统一，台湾利用黄埔精神渲染两岸的对立，双方喋喋不休把黄埔精神拿出来各说各话，实际上对于两岸人民没有一点好处。

百年回望，中国的未来，路长夜也长。如何真正的回归百年前我们曾经有过的共和精神和民主梦想，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深入思考的话题。 （本文源自油管频道：二爷故事：https://www.youtube.com/@Tankma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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